尊敬的主席及各位辩友：

　　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显示，高密度城市有三个标准，即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和建筑密度。像深圳、上海等城市便是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以及建筑密度都相对较高的高密度城市。虽然疫情已被控制，但疫情产生的长期影响依然存在，后疫情时代的概念也由此延伸。就如武汉大学王立主教授所描述，后疫情时代就像一个人大病初愈，有许多地方需要恢复。而健康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经济、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健康。所以判断在何种城市生活更健康，关键要看哪种城市更能解决疫情创伤。因此，我方从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高密度城市可以刺激消费，推动消费结构转变，拉动经济增长。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消费贡献率从 62%下降至 41%，消费结构发生转变，消费欲望也有所下降。可见，疫情过后，刺激消费和转变消费结构乃是当务之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增大，有助于放大聚焦效应，提升消费需求，带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其背后的机制在于，高密度条件解决了疫情期间产生的无能力购买和不愿意购买的问题。在上海，政府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打造消费型街道。而在购物密度和消费活力调查中，二者呈正相关。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就业机会更多，能够实现更高的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难以催生对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也难以支撑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只有在人口密集度提高后，产业企业分工才能明确和深化，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深圳的就业人数为 1245 万人，而资房就业仅有 97 万人。由此可见，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多样化，消费需求更加旺盛。所以，相比于低密度城市，高密度城市更能刺激消费。

　　第二，高密度城市生活更具活力，能够治愈人们在疫情中遗留的恐慌和焦虑，提供安全感和精神满足。疫情之后产生了群体性后遗症，也就是所谓的创伤后遗症。相关研究显示，疫情与消极心理和 PTSD 的显著增加有关，其症状表现为对突发事件的恐惧和娱乐需求的匮乏。而大城市的资源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感以及精神需求，缓解人们的心理问题。相关论文表明，人口密度和医疗资源呈正相关，因为高密度人口地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从而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增加和优化配置。比如北京市建立了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的科技特殊反应体系，有利于为人们提供面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感。而在低密度城市，往往防控体系不健全，医疗资源也相对匮乏，这更加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并且，由于高密度城市的更新和经济驱动机制，伴随着发达的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迪士尼美术馆等通常出现在高密度城市，以此满足人们的审美体验和社交互动，从而解决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

　　以上便是我方观点，谢谢！

　　反方：我确认一下你有没有看错题目，题目应该是让我们探讨大家的健康问题，对吧？ 　　正方：是的。 　　反方：那你论述讲那么多消费意愿干嘛？ 　　正方：首先我们谈论的是后疫情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经济最终作用于个人。经济方面，我买很多包并不代表我身体一定好，但是城市经济需要发展呀，那跟健康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没听到您的论证，所以在这方面的议论本身是个悖论。我下面请教一下，根据反方的论文显示，大家在国际上对于人口密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也就是一万五，一万五每人，15000 人每平方公里以上的叫做高密度城市，这应该没有歧义吧？ 　　正方：这个标准过度简化了，因为城市内部存在多种不同的密度区域。 　　反方：那你觉得什么叫做高密度城市？ 　　正方：我们我方这边设置的是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以及城市建筑。 　　反方：你的意思就是说密度要越高越好，对吧？ 　　正方：我们并没有这样说。 　　反方：并且你又要动态，又要有标准，你是怎么论证出你的观点的？ 　　正方：我们就是通过综合的考虑。 　　反方：就像你说在哈尔滨、东北，他与所谓的综合考虑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到目前为止，如果你列不出来标准，正反双方的持方就没有区别，而标准我给你了 15000，你如果有对冲，你后面可以争 5 万或者 5 万啊。 　　反方：你说医疗资源本身和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对吧？ 　　正方：是的。 　　反方：根据华东政法大学提出的人口密度较大，因此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量大，带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人员，就能提高优化配置。由于它的内容逻辑是因为需求大所以医疗设施更好，对吧？ 　　正方：是的。 　　反方：人少的地方对于医疗没有需求吗？ 　　正方：有需求。 　　反方：但是你刚说那个城市刺激的经济，从而推动我们的技术更高地发展，我在做第二个举证，这个印度的人口密度应该比冰岛的人口密度大多了，印度的在纽约的医疗设施评分只有 41，而冰岛有 97，我请问一下为什么？ 　　正方：嗯。 　　反方：那不就好了吗？所以本身看经济跟所谓的消费量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

　　谢谢两位辩手，下面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为 3 分钟，有请。

　　在后疫情时代中，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自身方面的考量，这取决于个人的因素；二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城市的经济条件以及医疗设施和医疗相关职业。而高密度城市和低密度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有明确的标准。在世界地理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明确指出，当城市人口密度达到 15000 人每平方公里时，被称为高密度城市，低于 15000 人每平方公里的城市，则为低密度城市。

　　其一，相对于医疗设施方面，人们通常会认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代表着更繁华的经济，也就意味着有更好的医疗资源。然而，以全球 195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针对 32 项评估指标计算出具体医疗质量和可及性心理指数（简称 HHQ），结果显示人口密度前十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位于 HHQ 排名前十。期刊《地理科学》中的论文则指出，人口及所有产业活动相对过于集聚，会产生拥堵、环境污染等外部性，进而降低收益水平，且随着集聚规模扩大，集聚不经济现象将会日益凸显，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可能会超过集聚经济产生的正向收益。换言之，城市的高密度这一特性反而会拉低经济增长。

　　其二，对于个体的健康。在华东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三位博士关于“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关系的一般规律性的探索”中提出，人口密度存在阈值，为 15000 人每平方公里，超过这个阈值的城市，消极效应会超过经济效应，致使空气污染增加，生理健康降低，心理压力增加，心理健康受损。在低密度情况下，人们对于小汽车的依赖较低，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市空气污染。然而在高密度情况下，高密度意味着人口、社会经济活动、交通出行等一系列潜在空气污染源的集中分布，加之密集的建筑不利于空气流通，这将更容易形成污染物集聚区，致使空气污染加剧。由于高人口密度伴随着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资本降低的问题，进一步会导致居民幸福感降低，心理压力上升。在基于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发现较高的人口密度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具有降低作用，并认为作用机制可能包含降低邻里融洽程度、增加居民精神压力和减少人均活动设施等。而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的论文中，在相对密集的地区，比如武汉、台湾，在这 8 年中国密度与机械管财政等发病权重相关，高密度地区相对密集。

　　感谢反方一辩，下面由正方四辩进行质询，反方一辩时间为 1 分 30 秒，规则同上，有请正方四辩。

　　正方四辩：对方辩友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苹果和一瓶药。对于普通人来说，苹果的维生素更高，更健康，可是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药材是能够让他恢复健康的。所以我们达成了共识，双方都可以简单比较利弊，我们必须讨论如何通过密度来解决疫情后留下的问题，让国家更加健康。等一下，我先打断你啊。比如在英国伦敦附近的卫星城，有许多居民工作日会住在伦敦，只有休息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卫星城，那么卫星城在工作日的时候人口密度也会相对较低，对吧？我先把前面那个问题解决好，那个苹果和一瓶药的比方最好是相对于活动环节。我们达到第二个论点了，我方观点认为健康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经济健康和生态健康。那么我问你，天津的城市密度数字为 4000，其市区达到了 2 万多，那么通过你方的标准，天津应该是个高密度城市还是低密度城市？

　　反方一辩：请问这个天津的数据是来自 2028 年之前，还是 2023 年？百度百科没有显示，如果是在 2023 年之前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是错误的，不能再用，因为这是后疫情时代，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之前的数据都不能应用在时代变动之中。我方认为您的观点不重要，我们的辩题是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所以您用之前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片面的概念。您不是还会一直强调在后疫情时代这个背景下，所以国家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片面的概念。在疫情中，国家经济受损严重，国家的规则其实没问题。所以经济应该作为我们的首要考虑标准，对不对？经济是国家首先应该考虑的，个人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经济还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健康，人好，但是我没有钱，有钱才能保证健康。接下来……

　　我阐述几个观点，时间为 2 分钟。中国小康网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大家在健康方面担心的问题排名前几分别是癌症、心血管疾病、抑郁症。在国际城市规划的期刊论文中，基于上海、武汉等高密度城市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和心血管疾病、癌症发病率呈正相关。换言之，高密度城市中的人群相较于低密度城市中的人群，慢性病和癌症发病率更高，这是高密度城市本身对人群身体健康的损害。而在《世界地理研究》的期刊论文中指出，一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在 9000 以下。《地理科学》的期刊论文同样告诉我们，当城市处于高密度语境时，城市的消极效应会大于积极效应。在高密度建筑群、高密度的车辆和人群影响下，会导致城市环境污染增加，呼吸道疾病概率增大。同样，高密度的交通噪音污染、有限的活动空间会给居民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当我们去一些小城市旅游，漫步在乡间小道中，会感到轻松自在，而到单位上班挤 1 号线、2 号线时，被人群挤上地铁，这种压力如何缓解呢？

　　好，我方解释一下，以万五作为高密度城市的标准是不合理的。首先，这个标准设定情况忽略了很多实际的因素。第一，城市内部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密度区域，使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城市内部的这种多样性。比如，香港城市密度只有 1300，但其内部很多市区的密度都达到了 2 万多。第二，城市人口密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随着城市发展变化，人口密度也会随时改变，现有的 5%分布点可能无法捕捉这种动态，而中国社会特质报告告诉大家，因人口流动而导致的密度变化的过程也应该加以讨论。第三，按这个标准，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会是澳门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更健康，这样的讨论没有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结合疫情带来的损伤来探讨如何恢复健康。疫情之后，大家收入降低，消费心理也发生转变，在舆情影响下，消费支出方面，大家更倾向于把钱存起来以规避风险。而论文研究显示，人口密度对地均收入的影响为正。实际上，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 10%，地均收入水平增加 7.1%，这种经济效应恰恰适合解决疫情遗留的问题。而高密度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提高消费，恢复经济活力。首先，高人口密度会带来更细化的社会分工，支撑更多的经济产业的出现，带来更多的岗位，提高居民收入，让居民有能力消费。其次，高密度下更多的人口需求也促进了商品种类和质量的不断优化，促进供给侧改革，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换言之，就是解决疫情带来的没能力买和不愿意买的问题，以此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回升。如果后续正方不能证明低密度城市更有利于促进经济，那正方就要承担整个国家经济萎靡带来的弊端。并且，高密度城市的就业率更高，高密度区域更容易形成就业中心，这种就业集聚效应使得高密度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时间完毕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完为止，由正方先行发言及计时开始。

　　正方：研究显示，人口密度对地区收入的影响为：认知城市人口密度每增加 10%，地均收入水平增加 7.1%，这个数据是常识，对吧？高密度城市必然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以复苏经济。那低密度城市是怎么复苏经济的呢？我问一个问题，经济和我们这个辩题有关系吗？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的经济受到创伤，需要去恢复。经济的创伤与健康有关系，健康分为多种，包括经济健康和心理健康。若给不出举证来证明能恢复经济，那后续就要承担一个国家经济萎靡的弊端。我进一步举证了，研究显示高密度区域更容易形成就业集聚中心，这种就业集聚效应使得高密度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没有问题吧？比如在上海人口最多的浦东地区，其分工细化，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产业链，汇聚了大量的金融人才，高效推动了产业进步。

　　反方：我进一步请教，15000 作为高密度城市的标准，是否过度简化了呢？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常说的资料显示，没有哪个市整体是高密度城市，而是市的某个区。城市内部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密度区域，这个单一的阈值怎么体现全市内部的多样性呢？这是分区的，比如说长沙市的芙蓉区等各区。而且，城市人口密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您又是怎么证明的呢？如果它是个动态变化的指标，那我们没把它衡量好。如果说一个城市一直是动态的，春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说，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15000 在这个城市或其他城市的标准，是根本没有讨论意义的。

　　我认为，要评价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本质上应包括经济健康、政治健康和生态健康。首先，我们之所以要探讨经济，是因为其本身就在国家发展的评价标准之内。其次，我进一步解释为何要讨论经济，因为疫情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创伤，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恢复经济来推动国家发展，然而，您似乎忽略了国家的经济创伤，反方应通过就业和生产端来恢复经济。我想问您，您说现在大城市存在许多慢性病，这与疫情有何关系？二辩。实际上二者并无太大关系，您的论述根本没有论证疫情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切题地探讨后疫情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恢复什么、解决什么，您根本没有在这里恰当举证。是不是在高密度城市里存在人口需求的增加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国小康网在后疫情时代的调研中，根据其采访发现，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是癌症、心血管疾病、抑郁症。后疫情时代，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在健康方面担心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的健康需求，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疫情增加了人们对于癌症的担忧。实际上，在正方的观点中也给大家解释过，由于人口需求的增多，带来了经济动力的提升，提高了资源的丰富率。比如说在某个四线城市，刚出现疫情时，短短几天内就有几百人感染，该地区成为全国高风险感染区，全国高风险感染区共有 170 个，此地就有 103 个。而在北京等城市，疫情来临后，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公共防御体系进行防御，这种情况相对较好。

　　但是您的观点中，健康应涵盖经济、心理、身体等方面。在此需要打断一下，世界上通常以每一万至一万五千平方米作为高密度标准。您认为高密度城市的标准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城市内部存在多种不同密度区域，您的看法过于单一。接下来一个问题，期刊中提到，在大数据模型和样本所具体表示出的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HAP）人口密度前十的排名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上榜。请问您认为高密度城市医疗资源更好的论证依据何在？人口密度较大，对医疗的需求相应增加，但女方也并未否认我方所举的人口密度高的城市不等同于医疗资源更好、更优等，且更有利于我们所说的健康这一观点。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国家大学教育故事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高密度城市的消极教育影响远大于积极教育，您方是否有相应的求证，二辩？广东中考大学的研究显示，人口密度较大，因此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量大。所以您方是否也肯定高密度城市本身所带来的弊端呢？然后，根据同济大学、纽约大学教授助理的发现，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与正向关联及机构并不存在，提高人口密度会增加空气污染，您方是否认可我方的举证？第一点，您方也承认在高密度城市中会面临一些困境，高密度城市不利于人们的相应健康，对吧？那么根据 24 年 11 月份的国际城市规划显示，随着种群密度的提高，各群种中人的心理压力会不断提高，您方对此是否有相关的回应？但是高密度城市拥有更好的医疗设备和心理咨询。

　　谢 10，我最后再解释一遍您那荒谬的定义。您的定义告知大家判断城市的密度要看 15000 的人口密度，然而中国社会科学报告表明，城市密度这一概念和人口密度本身存在区别。城市密度是一个更为立体的概念，例如还包括人口的流动、建筑的密集及高低程度。所以若您要用您的标准，您必须向大家解释由人口流动量带来的这种动态变化应如何判断，以及区域量的不协调又要如何评价。况且，不管今天是否打算用这个标准，正反双方讨论的并非是否要去往澳门，我坦白讲，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本身毫无意义，不必再继续了。接下来，我给大家用一个小小的模型来解释双方论证的事情。我给大家讲两个小镇的故事，有两个小镇，一个叫做 A 镇，一个叫做 B 镇。两个小镇都从疫情中恢复。A、B 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措施，A、B 镇认为低密度更好，所以他们将人群分流化，城市的模型朝着低密度的模式发展。过了一年，疫情虽控制住了，人人都待在家里，可整个小镇的经济极度萎靡，失业率极高。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没有人聚集在一起就业，也没有人去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最终这个小镇彻底破产，居民彻底失业。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小镇。正常的人员来往，仍旧是以高密度的形式，就业运营上的居民更有能力消费，经济得以回升。所以整个小镇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医疗体系上，整个小镇居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这便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经济的提升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小结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 1 分 30 秒，反方三辩开始发言。

　　首先，关于正方的观点，我方始终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生活在低密度的城市更加健康。在后疫情时代这个比较突出的点上，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是不断增强的。人口密度高并不等同于医疗资源更加优等，人口密度前十的国家没有一个位于 Haq 排名的前十。冰岛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3.7 人，而健康程度却达到了 97.1。所以，对方论证的高密度城市更好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其次，对于个体健康，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讲，高密度城市难以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密度过高会使城市空间紧张，引起新型污染，同时直接作用于环境压力，如空气污染、噪声污染。比如台湾和上海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心脑血管、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呈正相关，高密度城市对于人的生理有重大伤害。在心理方面，高密度城市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充分发挥，增加居民的精神压力，不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当我们去一个小城市旅游时，我们总会觉得轻松自在，而在大城市，比如为了上班要挤在地铁上，心理压力可能会不断增加。由此可见，高密度城市的消极效应远远大于它所谓的积极效应。

　　反方三辩的小结：

　　在最期待且最激烈的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双方各有 4 分钟时间，正反双方交替发言，双方辩手均不可打断对方。一方发言完毕，即视为另一方计时开始，由正方先开始发言及计时。

　　正方提出高密度会有污染、噪音污染、慢性病，且质疑这与后疫情时代的关系，还指出在后疫情时代应首先解决疫情相关问题。反方询问正方提出的低密度能解决疫情问题的手段和设备。正方认为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和健康有关，而辩题是讨论生活在高密度城市还是低密度城市更健康，不能是国家生活在城市里。反方解释讨论城市密度与健康的原因，一是城市发展的实际呈现趋势，若经济不健康，如大家没钱花，基本供应无法解决，本质就是不健康；二是正方后续解释了经济健康可作用于人，经济健康提升会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城市资源设施越来越好，人的身体才会更健康。

　　反方质疑低密度如何提供设备解决疫情问题，并演示了和平性大定义。反方认为国家生活在城市本身不符合常识语境，不应纳入考量。反方质疑正方所说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正相关，以厦门和上海为例，说明一个城市需合理规划和资源配置才能提升经济。反方还指出经济发达会吸引人口内迁，所以是经济高导致人口密度高，而非人口密度高导致经济高。根据世界地理期刊研究，人口密度过高会导致地方经济负收益。

　　反方提到正方举证城市每公里平方的人口增加数千人，居民会有额外的 0.4%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以及全市印度每增加 11%，平均收入增加 7%。反方用上海和厦门的例子进行拆解，并表示若正方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健康不重要，需承担经济问题的风险，且正方的观点不具备普适性。反方认为正方所说的因果关系存在问题，上海经济更好是因为其合理利用人口密度优势，促进金融产业发展。

　　反方指出评判高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的标准，刘博士以杭州为模型研究出的标准为一万五，国家地理对高密度城市的区分也在 15000 这个数字，并解释了为何 15000 这个标准不可用，认为正方的判断标准不正确。反方提到疫情来临后，很多人产生应激障碍，如对突发事件产生额外恐惧，询问正方如何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同济大学和纽约大学基于上海的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为 18000 人每平方公里时，空气质量会明显下降，且超过了一万五。反方认为正方提出的数据和心理论证无法合理解释疑问，且提出通过合理资源配置和更高水平资源可保障人们面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感。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发现，在高密度城市中，人们的主观幸福度低，心理压力大。研究显示，城市规模越大，患抑郁症的患病频率越低，且高密度城市可提供社会环境，减少负面情感和缓解消极情绪。反方质疑正方从资源设备安全性缓解创伤后遗症，与解决心理压力和抑郁症无关，无法起到对冲作用。

　　反方再次询问正方的标准，指出正方认为 15000 以上的城市太少，但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人口密度都在一万五以上，而国家平均标准密度只有 100 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排名第一的人口密度城市是深圳，其密度为 7000，中国只有澳门达到正方所谓的标准。反方解释疫情产生的心理机制是孤独感，疫情时经济波动，人们失去社交，娱乐需求转变，大城市能提供更多选择和文化设施满足新需求。反方解释一万八的由来，指出当细化到社区时，会发现许多城市的部分区域在一万五的标准以上，如天津河西区、长沙芙蓉区，而反方的调研是基于标准性的调研，认为正方的标准存在问题，以上海的社区为例，说明不能将整个上海囊括在一起判断是否为高密度城市。

　　反方四辩·总结陈词

　　首先，我要指出正方观点的荒谬之处。比如，一个简单的询问“你爸最近身体还健康吗”，不能被曲解为询问“你爸最近有没有钱”，这种理解是不合理的。而当从国家视角来概括这道题目时，就变成了“国家在城市生活更健康”，这显然是错误的。城市是一个大的概念，国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活在城市中，这种讨论是不合理的。

　　其次，是标准问题。全世界的人、所有的地理学家都公认一万五是一个标准，而正方却不承认。正方认为人群会有流动和变迁，但他们无法举证出任何一个高密度城市在某个时间点不再是高密度城市。比如，说调研了上海，又说武汉跟高密度城市的情况，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城市的密度是会变化的，这样所有的数据都不能被套用，而评委判票需要有明确的标准，不能按照正方一意孤行的想法来。

　　最后，关于利好和避害。正方只强调了高密度城市会变得有钱，因为人口密度高所以变得有钱，进而医疗设施好。但我举证了多个数据，健康评分前 10 名和人口密度前 10 名没有一个对应得上。例如，印度是人口密度第 5 名，其评分只有 41 分，而冰岛整个国家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三个人，其评分却是 97 分，是世界最高。所以，高密度城市带来经济发展的这种心理并不具有普适性。根据世界地理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地方的人群密度过高时，其消极效应会远远大于积极效应，经济会下行。反方也举证了高密度城市对经济的伤害，以及对健康的伤害，如心理压力增大、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病风险更高、抑郁症以及空气污染更严重等。在许静学博士的论文中明确提到，标准是 15000，反方的标准是 1500 高密度以上。当达到这个标准时，高密度城市必然会对大家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对于心血管疾病、癌症的发病风险也更高，对于抑郁症、空气污染等方面也更为严重，是更不宜居的。而相对于 15000 以下的一些城市，其经济效应是积极效应远大于消极效应，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居民，他们的幸福度更高，身体更健康。

　　关于数据，对方的数据评定仅为 2015 年的数据，且以此作为一篇论文，而正方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城市内部存在多种不同密度区域，使用单一的标准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城市内部的多样性。城市人口密度是动态变化的指标，城市的发展变化会导致人口密度随之改变，静态的 5%分布点可能无法捕捉这种动态，而中国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因人口流动而导致的密度变化过程也应予以讨论。

　　谢谢主席，对方精心策划的是一场骗局。首先，对方未解决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然而从就业率及供给侧质量方面来看，高密度城市更有利于恢复经济。若不解决当下经济问题，那么疫情后消费上的创伤及经济的萎靡，便是对方必须承担的弊端。

　　本质上，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最终会作用于居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换言之，这最终也有利于个人健康。进一步来说，我们发现高密度城市的资源更有利于人们恢复疫情留下的问题，不能单纯比较高密度城市和低密度城市的工作压力。若要解决疫情留下的后遗症，就必须了解疫情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的背后成因。我方的疫情论文表明，疫情给人们心理带来创伤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性的疫情，人们会对突发事件产生不确定性和恐惧，更惧怕死亡。而高密度城市不断发展并提供完备优质的医疗资源，本质上是在为大家提供安全保证。换言之，高密度城市在告诉大家，未来无论遇到何种危险，都有足够好的技术来解决问题，这能够给人们提供安全感。第二，经历疫情后，我方论文发现人们的娱乐需求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简单的娱乐需求到现在人们迫不及待出门，需要从事更加新颖的娱乐活动。比如，小城市虽有 KTV、电影院，但大城市有更多的美术馆、商圈、商场和演唱会，这是大城市丰富文化设施带来的好处。

　　辩题为：后疫情时代，在高密度城市生活更健康 vs 后疫情时代，在低密度城市生活更健康

　　环节为：评委点评

　　因为我先从这道题的时代背景来说，正方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起码知道具有时代背景。问题在于，既然都在关注时代背景，且探讨的是生活的健康，一方面想要讲客观的东西，包括政治、经济、生态等，另一方面又把落脚点放在道理上，认为这些东西对生活健康有好处。所以，你们的论点在两个层面上都有涉及，但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反方和正方都提到让人觉得生活更健康与有钱没钱有关，退一步讲，今天在讨论经济上的健康时，通常说的是财富状况的健康，也就是有没有钱。这件事与城市的经济、货币的恢复等，我觉得中间存在差异，像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东西。若要将它们与辩题联系起来，难度较大。

　　接着说这道辩题，我认为高密度比较好的原因是它有更常用的定义，即人多的地方。对于正方来说，核心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样算更健康。我们通常认为健康包括身体健康，所以正方若能找到给健康下定义的指标，会更有说服力。比如人口的平均寿命，我曾查过数据，2021 年和 2020 年，全国平均寿命最高的城市是苏州，超过 80 岁。若能拿出这样一个大家都能看出来的指标，那么论证更健康的难度就会降低。

　　反方在场上提到的一些影响生命的因素，如发病率、城市的内力、幸福感、空气污染和压力等，没有一个能从原理上证明与辩题的核心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论点部分，正方在场上的核心内容较少，一个是情感偏好，对于反方来说，似乎有些东西是既定的。比如举印度的例子，说高密度且没钱。虽然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像北京、上海、厦门等都是高密度城市，不能简单地比较正相关或不相关的逻辑关系，而应将数据放得更宏观些。一个高密度的城市，更可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不是一个全是贫民的小城市。

　　正方的第二部分讲到，在高密度的生活中，社交方面会让人更有安全感等。而反方在医疗水平、发病规则、系统相关性、空气污染和压力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生活不错，但并不完全没有问题。学生也需要很多实践经验。我们应该思考，像上海、广州、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到底是高密度城市还是其他，要明确判定的依据。这道辩题讨论的是后疫情时代在哪个城市生活更健康，是高密度城市还是低密度城市。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思考什么是生活。

　　我觉得反方的观点比较简单，疫情后人少，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就更低，这个逻辑虽然单一，但我能听懂。而正方的概念比较抽象复杂，不够接地气。最终，人生活在高密度城市还是低密度城市，各有优劣。经济往往坐落于高密度城市，应该将一些政策和专业联系起来，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个城市或某个人口的经历。

　　这道辩题存在庞大的数据纠纷，场上除了学长解释的两个方面，大家对于数据的熟练度是需要统一的。我认为正方意识到后疫情时代这个时间节点是好的，但没有把时间节点落实，没有讲清楚在疫情期间的具体经历和感受。而反方虽然提到了经济方面的优势，但没有抓住这个情景，在讨论在高密度还是低密度城市生活更健康时，缺少一个主语，应该把健康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清楚，包括经济、心理、生理等。这道辩题的根本分歧在于谁更健康，而不是密度本身。在自由辩论中，正方提出了一个流动的判断指标，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指标对其立场的佐证，也没有对反方不科学的划分做出进一步举证。

　　这道辩题所缺少的主语应该进一步描摹，可以是后疫情时代的每一个人。应该用更多的数据去描述，比如经济状态、心理状态等。感谢邀请我来看这场比赛，也感谢作为评委的机会。接下来我将宣布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本场比赛的最佳选手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