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有利于社会公正

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不利于社会公正

　　回答方时间不记录。有请好，谢谢各方辩友。那我现在向您请教，您方认为反对日本人讨论会导致患者有悖论，对吧？

　　嗯，是的。那是“事出有因”讨论一定会导致加害者有“阶段论症”的，是“事出有因”讨论并不一定会导致，但是它会“不一定”。那你刚刚跟我我们这案例的贵州溺子女婴，还有我们分析当地重男轻女观念、地域环境这些原因，有在指责作为受害者的女婴吗？你不能用片面的案件来告诉我这件案件没有受害者有利论啊，你就一切都没为这是片面的案件。但是呢，你方也承认这是不一定会导致受害者有结论，好，那我方今天鼓励大家把焦点放在“事出有因”的讨论上，是“事出有因”不一定从受害者身上找，还有可能从社会环境、当地观念身上找的，就是你方。如果想要以“事出有因”会导致“有罪论”这个阶段来跟我论证，那你方必须要向我证明“事出有因”一定会导致“有罪论”，所以才会危害公正。

　　那我来问你第二个问题，司法机关在判决和判案时会讨论“事出有因”后做出判罚，你光认为这也不利于社会公正了。我方认为是网民的讨论这一方面，大众的讨论，一定舆论会裹挟司法判决。当然司法如果经过了公正的调查，那么我认为官方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违背这个。

　　好，那您方也认为我们司法机关对“事出有因”的讨论是有利的社会公正的，既然利好的方已经正常时间到，感谢双方的。

　　我方认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不利于社会公正。论证如下：

　　第一，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和降低犯罪心理门槛模仿增加模仿犯罪的概率，破坏社会公正根基。讨论“事出有因”本质上是对加害者犯罪动机和原因的追溯与关注。这种关注往往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转移到了行为合理性上，会产生两种严重后果：一方面降低了潜在犯罪者的心理负担。当社会热衷于为犯罪行为寻找合理解释时，犯罪的心理门槛自然降低，增加某种犯罪的可能性。美国犯罪学三大学说之一“差别接触理论”指出，当个人在特定情境中，接触到倾向犯罪的合理化解释多于不犯罪的定义时，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增大。1999年，美国学生迪伦以报复校园霸凌为旗号，持枪进校杀害12名学生和1名教师。案发后10年间，美国发生21起模仿性枪击案件和53起预谋枪击案件，造成89人死亡。迪伦的“报复校园霸凌”目的甚至得到了舆论的共情和支持，这种对“事出有因”的讨论降低了潜在犯罪者的心理门槛，催生了模仿行为，极大破坏了社会秩序与安定，不利于社会公正。另一方面，舆情可能影响司法独立，裹挟法庭判决。药家鑫案已说明存在舆论裹挟法庭判决的先例，而在后来的李天一案中，其辩护律师也试图借助舆论影响来减轻法庭判决。根据加里·贝克尔的理性犯罪理论，当犯罪成本降低——无论是定罪概率降低，还是可能遭受的刑罚减轻——违法概率都会相应提升。我们越是讨论“事出有因”，越是在给潜在的犯罪者传递“犯错总是有原因的，社会会理解”的信号，这无疑会降低犯罪成本，增加社会风险。

　　第二，大众讨论往往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大众对加害者行为动机的过度关注和共情，可能演变为“受害者有罪论”，造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同样不利于社会公正。首先必须意识到，互联网时代大众讨论具有非理性、不客观的特征。根据复旦大学关于天津港爆炸案的研究显示，98.1%的网友讨论都是情绪化表达，其中包括很多质疑阴谋论的声音，理性陈述仅占1.9%。这种非理性讨论背后是大众情感的过度放大和对复杂事实的简化，往往使个体行为背后的生存性原因被忽视，甚至误导公众判断，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对加害者犯罪动机的过度关注，可能与加害者产生某种“共鸣”，且往往容易演变成对“为何是该受害者”“为何对该受害者犯罪”的讨论，甚至演变成“受害者有罪论”。北京大学核心论文对3000多篇杀妻案件的讨论分析发现，对案件的归因往往存在“洗白男性而指责女性”的倾向，将懒惰、虚荣等标签加之于女性，以此为男性开脱。空姐性侵案后，中国传媒大学统计了108篇探讨案件及其原因的文章，其中55%的文章将受害者的婚姻与“年轻貌美”“身穿空姐制服”等因素关联。这些讨论本质上是在为加害者开脱和宽容，将犯罪责任部分转嫁给受害者，对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这本身就损害了社会公正。

　　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不利于社会公正。谢谢。

　　对方一直在讨论舆情，称现在的网络非理性语言攻击并非互联网讨论的主流。首先，我们查找了《中国网络诚信发展报告》显示，94.5%的网民极度注重内容的真实性，当发现自己的内容是虚假的，80%的网民会立刻删除、撤销或跟进修正信息。同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桂勇教授的研究显示，96.9%的网民讨论是针对事件本身就事论事的。因此在当今互联网平台，大家参与讨论的初心都是基于客观事实，想把案件问题聊清楚。

　　第二，对方认为舆情干扰司法公正，辩友称讨论犯罪动机就是干扰司法。但事实上，我方倡导的正是让大家了解加害者具体的“事出有因”的动因，这才能真正维护并监督司法的公正性。对方认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必须被禁止”，但舆论场和互联网永远存在。不讨论只会让我们陷入“故事化”“标签化”的揣测，这只会让对政府的误会根深蒂固，越陷越深。

　　比如说“张扣扣案”，如果不讨论他的加害动机，人们往往会脑补他是“为母报仇的孝子”，进而质疑法院判决不公，认为“杀害仇人是对的”。但在对他的加害动因进行客观讨论后，我们发现他的动机并非简单的“为母报仇”，而是他认为母亲当年是因与人互殴致死，自己对此不满、心理扭曲，才杀害了相关人员。讨论清楚后，社会评价才趋向公正，也维护了法院的公正判罚。恰恰是“塌方堵嘴”的行为，让大家质疑官方、怀疑政府，无法达成共识。我方主张的从来不是干预司法，而是通过讨论让公众明确理解司法，去监督司法。

　　就像“昆山反杀案”，正是通过对“正当防卫”的充分讨论，才能让于海明从“重罪”改判为“正当防卫无罪”，并推动刑法第20条的修订，让法律回应民意，实现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让人民群众更信任政府，维护法律权威。更进一步，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能让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并解决那些诱发加害者行为的深层原因。

　　下面进入盘问环节，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二、四辩，共计时1分30秒，回答方时间不记录。质询方可以任意时间打断被质询方，被质询方不得反问。

　　有请正方三辩。好，对方辩友，请问对方辩友觉得，如果讨论加害者是否“事出有因”，会导致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那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应该讨论加害者“事出有因”吗？

　　反方二辩：特别不是这样啊。讨论一定会给加害者带来“二次伤害”吗？为什么一定会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因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和对受害者的再次曝光，这点是一定分不开的。

　　正方三辩：比如说在一个家暴案中，一定会对受害者进行再次曝光吗？比如说于海英拐卖儿童案，请问我们有人会去再次曝光这个儿童的身份，或者再次去讨论这个案件吗？

　　反方二辩：不知道可以详细阐述下他的案件吗？

　　正方三辩：我不是不了解，比如说余华英拐卖儿童案，这就很明显。怎么你方对“事出有因”的分析产出的案件毫无了解？比如说余华英拐卖儿童，是一个人把孩子拐卖到偏远地区。那请问，有人会因为分析这个案件之后，对“事出有因”的部分去怪责，而去对这个儿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吗？

　　反方二辩：你方所认为的对“事出有因”的讨论，并非是一种客观性的舆论伤害，而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到了加害者身上。我们对受害者的同情，从对受害者处境的想法，会因为对“事出有因”的舆论讨论，从而转移到加害者身上，这对受害者的处境是一种极大的不公。

　　正方三辩：您方刚刚所说，我们因为讨论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加害者身上。那请问受害者的“曝光”在哪里？

　　反方二辩：因为很简单，你通过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考虑，比如说你就会觉得加害者是因为穷，加害者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不好，从而觉得他的犯罪是在这个方面。恰恰是这种，恰是因为没有充分讨论就进行草率的分析，但是网友的“讨好”对方辩友。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你有权打断我。好在这个具体的案例问你，您方如果要保护受害者，那所以就不讨论吗？那是不是于欢案中，应该也要保护那个被于欢杀死的受害者，不去讨论于欢杀害的是不是“事出有因”？

　　反方二辩：我认为是的。

　　正方三辩：好，那也就是说，按照您方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不讨论，让于欢维持原本的一审判决，就是无期徒刑就好了？那这样的处理是公正的吗？我们正是经过讨论，才能让二审从无期徒刑变为5年有期徒刑，从而使他得到公正判决。

　　好再问你方，你方刚刚所说“对被害者的定义是主动对大家造成伤害”，那请问如果我有天开车不小心撞到你，把你撞死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不算加害者？

　　反方二辩：2辩。如果您算加害者，那您方说的不是主观故意呀，不是无意的呀，那这个为什么算加害者？按照您方的定义，因为您是主动做了一个事情去伤害对方，所以是加害者。我方对加害者的定义其实在于有故意伤人动机，你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主观故意和无意的区别在哪里。所以，也就是我们认为，只要对他人造成伤害就是加害者了。

　　正方三辩：嗯。

　　反方二辩：好在进行具体的案例问你，您方如果要保护受害者，那所以就不讨论吗？那是不是于欢案中，应该也要保护那个被于欢杀死的受害者，不去讨论于欢杀害的是不是“事出有因”？

　　正方三辩：我认为是的。

　　反方二辩：好，那也就是说，按照您方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不讨论，让于欢维持原本的一审判决，就是无期徒刑就好了？那这样的处理是公正的吗？我们正是经过讨论，才能让二审从无期徒刑变为5年有期徒刑，从而使他得到公正判决。

　　好再问你方，你方刚刚所说“对被害者的定义是主动对大家造成伤害”，那请问如果我有天开车不小心撞到你，把你撞死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不算加害者？

　　反方二辩：2辩。如果您算加害者，那您方说的不是主观故意呀，不是无意的呀，那这个为什么算加害者？按照您方的定义，因为您是主动做了一个事情去伤害对方，所以是加害者。我方对加害者的定义其实在于有故意伤人动机，你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主观故意和无意的区别在哪里。所以，也就是我们认为，只要对他人造成伤害就是加害者了。

　　对近小读时间两分钟，经过刚才的交通，对方辩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蓝图，他可以通过师出有名的讨论来实现社会公正的美好蓝图。但是很遗憾，这个图景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基础上的。

　　首先，对方假设了大众的讨论是理性的，是经过自己思考从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我们现实是什么？在这个碎片化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场里面，劣趣共情远比重情更能带来流量。这后将害者事出有因的深度剖析传到我们的大众层面，会变成什么呢？我们最直接的效果往往不是反思，而是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合理化以及窃密，这直接冲击了我们司法公正的预防功能。

　　第二，对方假设了我们讨论是可控的，他们一再以为舆情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传播的，但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何对动机的追溯总会去滑向对受害者的口吻。因为人性本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选择而做出的事情，舆论是不可被控制的，但它会被引导。当这种不可控的因素被恶意引导到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们所说的社会公正该何去何从？一旦事出有因成为了舆论焦点，那就会有人对他进行操控，对他进行判决。我们见过太多的案例，加害者的团队散布片面信息去引导民意，干扰司法。统治和法治社会的基石是罪行法定而非情有可原。一旦舆论能左右判决，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舆论定罪的无辜者。

　　其次，您光说了于欢案促进了法律正当防卫条款的适用率，其实是因为于欢案及其家属的上诉，法院法官再次进行了搜寻人证、物证，从而查明了事实，这些都在刑事判决书上都有记录。您一带一强调网友舆论的作用，希望您之后能拿出相关权威的报道，说明到底是哪位大法官听取了哪位网友的建议，从而给他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查案。

　　因此，对方所说的理性讨论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假设，在现实语境中，这种讨论必然滑向简单归因、谴责受害者、为犯罪开脱。因此，我方坚决认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不利于社会公正。谢谢，感谢东方。

　　先准备好的图表或字板，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开篇立论，时间为3分30秒。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评委、对方辩友、各位观众。

　　加害者是造成他人权益受损害的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是公检法机关和大众依据案件事实，对加害者作案原因与动机进行的探讨。而社会公正则是让裁决过程和结果合乎公众的朴素正义观，让每个人得其所应得，失其所因失。基于此，我方将从以下两方面论证，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如何利于社会公正。

　　第一，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有助于促进事件本身的公正解决，实现事件解决的程序与结果正义，有利于社会公正。在司法层面，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是还原事件真相，实现公正裁决的关键。例如，在于欢案中，只有充分讨论了于欢是因母亲被非法拘禁、受到极端侮辱的“事出有因”，才能将其区别于主观恶意极大的故意杀人犯，将无期徒刑改判为更合理的5年有期徒刑。换言之，如果不对于欢的“事出有因”进行充分讨论，他可能会被判处故意杀人罪，反而危害社会公正。在社会层面，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还有助于社会评价公正。例如在张扣扣案中，正是有了对张扣扣“事出有因”的讨论，公众才不再脑补他为母亲复仇的“热血”动机，进而认识到他其实是因不满社会秩序、出于法外报复才进行杀人，并将舆论从“生子当如张扣扣”的热血赞扬，转变为“他的经历很可怜，但他手段仍不正义”的冷静客观评价，维护了法律原本的公正判决。因此，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有助于还原事件的完整真相，使我们冷静看待与评价加害者，以理性的姿态促成司法结果与过程的公正，继而利于社会公正。

　　第二，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有助于发现进而解决引发加害行为的更深层问题，从而预防类似破坏社会公正的加害行为，有利于社会公正。一方面，对于“事出有因”的讨论能发现加害者背后的观念问题。如在贵州溺死女婴案中，如果不对父亲溺死亲生女儿的“事出有因”进行讨论，公众将无法认识到当地仍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问题，这样的恶性事件才会重复上演。只有当我们讨论了加害者的“事出有因”，才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溺婴者从重处理的条例出台，使类似事件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对于“事出有因”的讨论，还能发现加害者背后的制度或结构性问题，进而推动系统性变革。在外卖员撞飞交警案中，只有对外卖员“事出有因”进行讨论，才能够发现其背后的操作动机——公司算法不合理的隐性问题，进而使平台调整算法，减少事故。再如江西农民杀害村长事件中，只有对农民“不堪农业税重负”这一“事出有因”进行讨论，才能让社会意识到农业税负担过重问题，最终促进农业税取消，让农民和政府不再对立。因此，正是对加害者作案原因的讨论，才能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制度或观念问题，推动社会系统性变革，在根源上减少类似不利于社会公正的事件发生。

　　综上，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有助于还原加害者的加害动机，维护判决的过程与结果公正，并让大众深挖案件背后存在的更深层社会问题，预防类似破坏社会公正的行为。因此，这有利于社会公正。

　　感谢正方一辩的精彩发言。接下来。

　　对方辩友，您提到了于欢案在今天辩论的语境中，是已经默认了于欢是加害者，所以这个案例才可以用来支持警方的观点。那么请问对方辩友，警察枪杀绑架人质的杀人犯，警察算不算加害者？
　　不算啊。
　　好，那么这一点就已经与贵方的定义产生了矛盾。贵方对“加害者”的定义是：只要造成了他人损害，那么他就算加害者。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请问贵方的论点中，“促进法律发展”是具体指促进立法环节，还是促进司法环节？
　　哦，我刚刚回答了刚刚的问题。警察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公正的机关，是在履行职责，而罪犯已经危害了社会公正，其个人权益不应被过度强调。

　　请问您方说法，公众的讨论可以促进行业发展，是促进立法还是司法？
　　都促进了。
　　对啊，因为一个是立法，我刚刚提到的贵州溺死女婴案，是因为溺婴者的行为，最终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完善。

　　那么请问，如果出现了司法案件，比如于欢案中，一审判决是无期徒刑，但经过公众讨论后，您的意思是网友的讨论可以被纳入司法审判的一环，影响司法程序吗？如果是这样，司法程序的独立性何在？
　　时间到。

　　时间任意辩题，时间同样为1分30秒。质询方可以任意时间打断被质询方，不得反问。有请反方三辩。

　　我方现在认为，通过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能够推动社会背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请问，只有群众讨论犯罪这一条路径，群众是否能看见社会结构性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并非如此。社会讨论犯罪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还有其他途径。

　　要告诉您方的是，不仅您方的利好很小，随时可能被更能减少伤害的途径替代，而且其存在很大坏处，容易引发犯罪。

　　好的，下一个问题。美国路易杀保险大众探（注：此处原始文本可能存在信息缺失或误写，暂保留），大众讨论中认为犯罪杀人的原因是受害者为“护不人”（注：此处原始文本可能存在信息缺失或误写，暂保留），应该把陆毅杰无罪释放。您方觉得这种讨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吗？不正是因为大家没有对其进行“事出有因”的讨论，所以才会导致网友在陆毅案件结案后广泛转发一个“CEO暗杀名单”？根据“差别接触犯罪理论”，这会显著降低犯罪心理门槛。您方是否认为这有利于社会公正？显然不利于。但这恰恰说明，正是因为没有进行“事出有因”的讨论，类似事件才会真实发生。

　　在打着报复校园霸凌旗号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10年间，美国发生了21起模仿校园枪击案。所以对方辩友无法回应这一问题吗？

　　下一个问题。一个案件出现后，大众既讨论谁是加害者，又讨论“事出有因”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大部分讨论是基于事实证据，还是自己的主观臆想？

　　我先回答您方上一个问题：挖掘原因和寻找真相，不要转移话题。现在问你，大众讨论是基于事实证据，还是会产生其他影响？以重庆长江二桥公交车案为例，大众根据一段不清晰的现场视频，就断定女司机是肇事者并对其进行网暴，后来官方澄清加害者并非女司机。您是否觉得这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

　　这正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基于事实根据进行讨论。那么，这样的讨论究竟是利于社会公平正义，还是使得社会风气越来越污秽呢？

　　进行讨论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讨论的方式。您方也说了“不分青红皂白”，这是因为没有经过理性分析。你们如何保证讨论是理性的？我们在讨论过程中聊原因，原因会被越聊越清楚，我们会越来越知道真相。但在官方澄清加害者并非女性后，群众仍然不信，连加害者和受害者都分不清，你怎么指望他们进行理性讨论呢？

　　双方二辩进行对辩，时间间隔各1分30秒，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双方即时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用完为止。

　　正方二辩率先发言：好，对方辩友，如果我们今天不对加害者的事出原因进行广泛客观的讨论，社会公众只靠简单的减刑公告和法院的一些判决结果就自行脑补、揣测加害者的动机，然后就得到了自己的评价，这样难道有利于社会公平吗？我认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他们对加害者的“事出有因”，应该是一种基于大量证据和调查得出的结果，而非主观揣测。

　　我方问对方辩友，在美国模仿枪击案中对“情有可原”的讨论，我们会是震慑潜在的犯罪者，还是他会觉得“我也有苦衷，我犯罪是有理由的”，从而强化他们的犯罪心理？当然是震慑。所以说，您方也承认，如果不对“事出有因”进行客观讨论，单靠公众自行揣测的弊端，您方无法解决。您方只告诉我司法机关会如何做，却不说公众的讨论应该如何引导。

　　就比如说在张扣扣案件中，正是因为一开始我们缺少对“事出有因”的讨论，所以网民只能根据减刑通告就自行脑补，认为他是为母复仇、行侠仗义，甚至说出“生子当如张扣扣”这样的评价，难道这真的有利于社会公正吗？对方辩友说了，社会公众的评价是片面的，是他们自己揣测、脑补的，这是极度不客观的，而且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您觉得这样的讨论是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吗？

　　其次，我方想强调，我们的讨论核心是寻找犯罪的合理性。那么，根据给您补充一个理论吧，叫“差别接触理论”。当犯罪者大量接触到犯罪的合理化解释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利用犯罪去解决现有的问题。因为当你成为谋杀案的犯罪者时，你所在乎的并非是立法和司法，而是有没有人跟你共情，有没有站在你同一战线的人。

　　对方辩友，我没有听懂您举的例子，但是您也承认，在张扣扣案中，大家充分讨论了他“事出有因”，但具体是什么因？您告诉我的是公众的讨论，包括一些无端的舆论指责，确实让事情得到了片面的理解。但当我们对“事出有因”进行具体讨论后，发现他所谓的“为母复仇”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对社会不满。于是，社会对他的评价才回归理性。

　　如果法庭上不对加害者的犯罪动机进行充分的讨论，陪审团也不去探究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您方怎么保证司法的程序和结果公正呢？您觉得法院对一个案件的审理会如此草率和不客观吗？法院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案件搜集和讨论，这远比公众所知道的线索和证据要完整、客观得多。

　　好，我们继续说。您方之前所说的于欢案，于欢案的司法难道是因为公众的干预吗？难道不是因为司法机关接受了于欢家人的调查申请，进行了更客观的取证，从而做出公正的裁决吗？您方认为公众影响司法纯属无稽之谈，不对呀。在这个案件中，正是因为一审法院对他“事出有因”的讨论不充分，才导致错判无期徒刑。对方辩友不能解释，所以说，只要大家一起把于欢案背后他母亲受到非法拘禁、极端侮辱的原因讨论清楚，才能真正得到公正的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二审在经历了充分的讨论之后，做出了合理判决的原因。

　　所以我方认为，公众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与司法机关的工作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感谢双方的精彩发言。

　　好，今天的主题是针对大众讨论是否理性，我方前面已经给出数据：94.5%的人认为对其调整更不涉及内容真实性，96.9%的网民更强调事件本身。对方所说的“我们当众会理现的数据”何在呢？我方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这个数据。

　　其次，关于“受害者责任”这个问题，对方反复强调讨论受害者责任会对受害者造成伤害。我方已经回应过：首先，有因果关系的经历不一定要从受害者身上找原因。例如于欢案中涉及拐卖儿童，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受害者身上找到动机。其次，深挖加害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让我们发现背后的社会制度或理念问题，这是在预防未来的受害者。比如我方今天提到的“贵重女婴”问题，你方在论述中认为讨论不清，而我方认为正是因为讨论了该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落后的重男轻女理念，才促使相关部门和政府改变农村地区歧视女性的风俗和理念，从而预防了下一次类似案件的发生，这正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然后最后我发现，如果你去讨论加害者的动机就判刑，才会导致加害者的破税，这时候才是真正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比如说张扣扣案，如果没有讨论其动机，公众可能一直觉得判定结果不合理，认为“张扣多么正义”。在这样的舆论场合中，我方不想看到的是，当公众真正关注其背后动机时却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反而觉得“他是被杀害的，是受害者”，从而维护了某种扭曲的“正义”，这实际上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也偏离了社会公正的讨论方向。

　　请反方三辩进行半场小结，时间也为1分30秒。

　　辩论进行到这里，对方始终是会用“民意正义”这样宏大但空泛的口号混淆视听。他们认为只要司法和立法不符合他们眼中的正义和真相，就可以把自己放在高位，以声量和舆论把社会塑造成所谓公平正义的能量。

　　但是我方已论证大众是非理性的存在，没有能力也不可能通过对案件申诉人的讨论让社会推向公正的方向。

　　对方强调不想以改变司法审判为目的，是试图经营一种理解，实际上太理想化了。在现实案例中，他的偶犯、从犯和自首情节全部都是被法律认可的。但是迫于网友的声讨，仍然被判处死刑。最终这件事情被定性为量刑过重，而舆论会影响判决，这现象会被有些人利用。例如，吴英案中的辩护律师就计划操纵舆论，试图让当事人逃脱法律的惩罚。

　　群众呢？在没有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将判断案件的标准基于道德情感，忽视司法程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司法，以实现内心期待的裁判结果。

　　而且，讨论清楚就意味着解决吗？对方不停的提溺死女婴案例、提到农民不贪税收，最终在促进和讨论之间，这两个是有断裂的，没有数据和衡量的标准。你去看这个事情是否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我方同样已经阐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并非群众的上街或加大舆论讨论就可以推动的。

　　男女形成贫富差距这种问题是全球性的课题，仍然要依靠政府机关的查证和执行，而且带来的关注度更是能对学术研究、新闻报道等更多理性的方式轻易取代。

　　但是下一步就是难以承受的，比如说对受害者的不公正，我方予以论证，杀害者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或者会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福州大学女生的曝光时间到，请停止发言。感谢双方三辩，接下来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辩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

　　有请评委，对方辩友在刚才的陈述中，谈到了内容，但很遗憾的是，其间还是暴露出了许多漏洞。首先，对方辩友关于网络不适合讨论某件事情，现在这件信息对方的案件这一点，是缺少客观数据的。对方一直在用某种方式为在座所有人描绘了一个某种蓝图，而我方就给出了许多的数据案例，所以在网络上公众讨论这一点上，讨论的客观性不足这一点是被我方拿下了。

　　其次，对方一直声称讨论可以解决问题，而实际上呢，您方并没有体现出这两者之间具体有什么联系，讨论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到底是讨论解决问题，还是最终由法律的法官再次收集、调查案件、搜集人证物证，然后才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您看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接下来，我再梳理我方的立场。第一，过度讨论会在犯罪者的心理层面降低其犯罪门槛，助长模仿犯罪，动摇社会秩序的根基。正如我方一辩所言，一旦公众讨论热衷于对加害者寻找合理的动机，其焦点就会从犯罪行为的恶劣性转移到犯罪行为的可理解性。所以在认知层面，这会潜在地降低犯罪者的心理负担。例如，某案例中，对犯罪行为动机的分析竟然会推生出实质性的模仿悲剧，这也印证了某理论所揭示的，将犯罪定义在社会之中不断被合理化，犯罪者实施犯罪的倾向便会显著增长。

　　而在制度层面，一旦此类舆论形成声量，就会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因此，所谓“加害者是否有权被讨论”，实则是社会为罪恶被理解埋下了伏笔，从而会滋生模仿恶果。

　　第二，现实中的大众讨论具有显著的情绪化与非理性特征，非但无法理性追溯成因，反而极易因滑向受害者有罪论而造成二次伤害，损害个体公正。我方二辩明确指出，在某新闻事件的公众讨论中，高达98.1%的言论为情绪化表达，理性的声音微乎其微。这并非特例，而是网络舆论场的结构性特征。更重要的是，对加害者动机的过度关注，极易异化为对受害者的无端指责。就像北京大学与中国平安大学的研究分别显示，在某类案件的舆论中，公众屡屡将犯罪归因于受害者所谓品行与外貌。

　　各位评委及对方辩友，让我们来看清现实：当舆论热衷于为加害者寻找“事出有因”的时候，正义其实正在被悄然偷换概念。古希腊神话中，法律女神忒弥斯左手持天平，右手持代表正义的剑，作为奥林匹斯秩序的守护者与缔造者，她的双眼却始终蒙着。正是因为不看世间的因果与偏见，单纯依据事实与证据断案，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社会公正的基石是法律这条不容动摇的底线，对底线的每一次模糊，都是对罪恶的一次纵容。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斩钉截铁地宣告：罪恶就是罪恶，悲剧不可以成为暴行的通行证。让我们把目光从加害者身上移开，去照亮那些在黑暗中无声哭泣的受害者，去夯实那条能让所有善良者安心行走的法治之路。因为这才是社会公正最坚实、最温暖的体现。谢谢大家。

　　4分钟由正方开始发言，发言辩手发言结束，关闭麦克风视为发言结束，即另一方开始发言与计时的标志。另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若有间隙，累计时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序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用完，另一方可继续发言，也可向主席示意放弃发言。请正方开始发言。

　　好，谢谢。您方例，在李征平案中，大家一开始并没有讨论“师出有因”，主观觉得这是后妈虐待孩子，觉得6个月刑期太少了，对李某口诛笔伐。你方不会认为这也促进了社会公正吧？你方都说的是网友在没有得到全部消息的时候进行了讨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果，那就片面地证明，已经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话题和观点。很多公众的讨论都是因为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消息，消息的获取方式和传播导致了非常不理性的结果。

　　我会告诉你，310未成年人埋尸案之后，讨论留守儿童的人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毫不犹豫说出要废除未成年人保护法，杀害那几个小孩的“疯狂妄友”。其次，在空姐被害案中，55%的归因指向了受害者年轻貌美；在杀妻案的报道中，70%的舆论指向了女性虚荣懒惰。请问您光口口声声说的这个理性讨论，难道就是在这个碎片化的网络世界，用这种反转内幕、制造爆款的故事去吸引眼球吗？

　　好，在此案中，大家一开始是没有考虑到“熊孩子”因素，没有讨论“事出有因”，这不是您方所说的“乱讨论”造成的。第二，潘升跟梁安娜都是境外诈骗团伙的犯罪成员，如果不对“事出有因”进行讨论，您方是建议被骗入伙的潘升和明知故犯的梁安娜同罪同罚的作案吗？这种讨论并不是要通过这样的案件来进行。像诈骗案已经是一个全国关注的事件，大家都将目光聚焦在上面了。难道这件事情一定要通过对加害者“事实表面”的讨论，才可以被大家看见吗？

　　其次，对方刚才说我方并没有给出数据，那么我现在就给出数据。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和数年的推测，数据显示在互联网平台上，包含更多道德和情感词汇的虚假信息，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更多、更远、更广、更深入，被转发的概率高出了70%。由此可见，谎言、虚假信息在传播速度上对真相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公众讨论的主流声音是由真实信息还是由虚假信息构成的？我想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再给一个数据，根据复旦团队在一辩稿中已经非常明显地指出，98.1%的人在上网的时候，是带着明显情绪性的观点上网的，而非客观陈述事实；只有1.9%的人是客观陈述事实。所以您认为这样的网络环境，它能够将事实真相还原吗？这是您方一辩的观点，所以我们才要鼓励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将网络舆论重新回归到对社会公正的理性探讨，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公正。

　　好，我再问一下，您方一辩所说的，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一定会影响司法判决，你方可以举例吗？

　　一定啊。我们刚刚的观点是，对讨论影响不了独立思考的判决，所以你们讨论是无意的。就您刚刚所说，是一定会影响司法判决，所以这个是不利于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结果的体现。然后您刚刚说受害者有罪论，那难道就是如果我受到了伤害，我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也不要报警，我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忘掉，这样我才不会被伤口二次揭开，不会再受到伤害？报警，我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忘掉，这样我才不会被伤口二次揭开，不会再受到伤害。您方认可这个观点吗？

　　当然不认可。你如果受到伤害，你第一件事应该是寻求司法和政府机关的帮助，而不是说我就把它忘掉。这个是在偷换概念了。而且我想回应您之前这个问题，您方这个94.5%的网民数据是怎么来的？样本数量、衡量标准是什么？好，中新网调查报告显示，96.9%的调查者更注重内容真实性，并且调查者选择当发现信息虚假时会立即撤销、删除和更正。并且我方还有最终数据，复旦大学社会教授研究显示，96.9%的网民讨论事件是根据事件本身进行理性讨论，仅有3.1%是发表非理性的情绪化言论。您方所说的数据是网络空间的整体样态，而我方所说的数据恰恰是更符合我们今天辩题的针对“讨论”本身的数据，这点您方怎么解决？

　　首先回应一下您方一辩的意见，我方的论点一直都是在公众的讨论无法影响司法以及立法，司法立法是通过司法机关经过一定系统性、科学性的调查，从而做出的选择。您方没有好好听我方的问题。其次，我方刚提出的公众讨论的理性问题，你方并没有给我们正面的回答，请您方回答一下网友是怎么做出理性讨论的？我方给出了几个事实，都说明了网友的讨论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以及个人色彩的。再其次，您方的中新网数据，我们不知道您方数据得出的方式是什么，是问卷调查还是锁定特定人群进行调查？我方的所有数据及论点都是基于一定的事件和客观事实进行的，给你们给出的事实和数据，所以请您方继续论证。

　　其次，我们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是随处可见的，并非是需要这种“犯罪讨论”去展现的，所以我想问问讨论到底如何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前一步肯定是发现问题，对不对？发现问题一定要经过群众。对于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好，我方没有说发现问题一定需要讨论，但我方认为讨论可以促进发现问题，从而促进解决问题。我方认为，讨论对于问题的促进作用远远小于它的危害作用，讨论可以使犯罪行为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而你所说的关注度只是在改变基础上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烟雾弹”，你去赌这个关注度能引起一定的司法效应，这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发言。因为在无数种案件中，只有少数案件的讨论引起了关注度，而且这个关注度很多一部分并非来自“事出有因”的讨论，而是源于对犯罪行为的谴责。请您方不要主观揣测警方的言论，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首先第一，你们说民众舆论无法影响司法权，无法影响司法，确实，它会干预司法，让法官在自由裁量的时候考虑民众的意见。如果法官不考虑民众意见，难道不是更危险吗？第二，我们认为这是社会观念的转变，民众认为法官应考虑社会舆论，拥护法律，这难道不也是促进社会公正吗？

　　同样的，对您方说的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讨论，我们一定发现不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讨论，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讨不讨论，而是在讲讨论内容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的利益与社会公正，而不是讨论本身的利益与社会公正。对方一直在说这个讨论不好，那个讨论不好，但他讨论的不是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所以对方这个论点推导是有一定问题的。

　　还有就是对方一直来说受害者有罪论的问题，那难道如果我受到了伤害，我不去报案、不去上诉，我就无法获得公平正义吗？在报案、上诉的过程中，我肯定要被询问，加害者的动机法院也要讨论，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所以这样是有利于社会公正的。而且你看刚刚对方一辩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你方一辩说有些媒体会散布舆论从而干扰司法，而你方二辩又说我方觉得舆论不会干扰司法。这到底请问舆论到底会不会干扰司法？我们之间讨论到底会不会影响司法判决？我方认为是会的，但是影响到判决是我们基于“事出有因”的理性讨论，而不是无根据的猜测。

　　时间到，停止发言。

　　面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方一直在强调，讨论应分为司法层面和公众讨论。对方辩友在司法层面的两项讨论仍有一定道理，我方先予以认可。

　　接下来看公众层面讨论。第一个核心问题在于今天网络讨论的样态。对方辩友一直在强调大家不想上网好好讨论，都是来发泄情绪的。但我方已经给出过很多数据，近两千名网友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八成的人都关注案件事实，并且理性发言。

　　第二个分析问题，对方认为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对司法是有害的。但我方认为，只有对加害者进行深入讨论，民意和司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让司法更具公信力，也让民意更接近法律精神。比如出现了个案，因为讨论才发现原本法律存在的问题，《刑法》第二条才被唤醒，推动了司法的进步。另一方面，当大家都关注案件事实，而不是单纯讨论动机之后，反而会让评论区趋于冷静，理解司法判决结果维护的法律权威。所以说，司法和舆论的讨论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三个核心问题在于讨论“事出有因”到底会不会让加害者脱罪。对方认为讨论“事出有因”就是在寻找借口，等于为加害者开脱责任。但事实上，任何一起案件中，司法机关都不会因为公众高喊“为什么判死刑”而妥协，判决该怎么判还是会依据事实和法律。就像贵州“四女婴案”，公众讨论最终揭露了重男轻女的陋习，但加害者并未因此逃脱故意杀人的罪名。

　　第四个核心分歧在于受害者有罪论。对方在一辩时已经承认，杀害者的动机可能不一定会导致受害者有罪，但在后续辩论中又否认了这一点。但对方始终无法证明讨论一定会导致受害者有罪的结论。而我方看到的是，如果不去讨论事实和原因，反而可能让受害者“有罪推定”的空间存在。比如当一个女性受到伤害时，如果我们不去公开讨论“性侵”，并最终认定加害者犯罪的真实动机源于其自身观念的扭曲，那么“穿得少、出门晚”这种偏见就会一直潜在在那些加害者身上。这些偏见不会被发现和关注，受害者的冤屈也无法昭雪。只有把目光聚焦在加害者的动机上，把他犯罪的个人、心理、社会原因都查清楚，才能真正革除这样的偏见，还受害者公道。

　　最后想要强调一个价值：在法治社会，想要惩罚一个加害者很简单，想要解决一个案子也很简单。我们大可以不深入讨论，只是按照已有的法条办案。但是为什么我方今天坚定我们要追问那一句“为什么”？这不是在为谁开脱，而是因为下一个悲剧很有可能就藏在那个“为什么”的答案里。我们讨论原因从来都不是为了原谅已经发生的恶，而是为了阻止尚未发生的恶。

　　就像一条河流，社会公正就像一条河流。如果我们不去审视上游为何被污染，只去治理下游的混浊，就像对方说的只关注案件本身，对加害者个人进行判案，那么真正的公正永远都不能实现。所以说，我方今天是在倡导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健康，而对方实在是在说如何让这个社会看起来没毛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