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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首先是陈词环节,有请正方一辩,开言及时。
各位评委,各位辩友,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在还有30分钟就要坠毁的飞机上,应该讨论的并非是否制造恐慌,而是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我们是否仍然承认人作为主体的权利。我方将从个人、他人以及社会三个方面展开论证。
第一,对自己而言,叫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确认,是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体现。已有研究表明,人类面对死亡时对生存的恐惧并非死亡本身,而是生物恐惧心理理论指出,个体无法理解或参与自身命运时,会产生更强烈的存在性焦虑。而当一个人被叫醒告知即将发生的事情时,他仍然是一个知情的行动者,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生命的认知整合,去思考、去选择以何种方式面对风险。
其实这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信任个体具备面对真实的能力至关重要。当我们承认个体具有理性,可以承担终极信息的接收,而不是替其做隐含的、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是否有资格知道真相的选择。这种结构一旦被合理化,就不仅仅存在于这30分钟的极端情境中,而会延伸到更多领域——比如医疗告知风险信息、公共决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怕对方害怕而不告诉其死亡的真相,明天就可能因为“为你好”而不告诉更多真相。因此,这个选择背后不仅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我们是选择一个允许个体在真实中做出反应的社会,还是一个习惯用善意替他人做选择的社会?叫醒并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在最极端的时刻,坚持和践行不剥夺个体面对真实的权利,不期待他人完成最后的决定。
第二,对他人而言,叫醒是赋予每个人完成意义表达的机会,是对社会关系和情感责任的尊重。从心理学上看,人人在面临生命风险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未完成情绪,包括未说出口的话和未表达的情感。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会在个体心中形成巨大创伤。而告别行为,无论是一句话、一段留言还是一条信息,都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能够帮助个体完成情感整合,减少焦虑和遗憾。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嵌入在家庭、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叫醒他人,不仅是对个体负责,更是对这些关系负责。让人有机会告别表达、修复未竟关系,本质上不是制造恐慌,而是避免关系突然被切断,留下个体遗憾,造成关系网络中的情感创伤。我们获得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表达权,而是整段关系完成意义的可能性。
第三,从社会层面来讲,这体现的是一种更成熟的死亡观和社会心理结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并非因为知道死亡而崩溃,而是因为无法理解和整合死亡而产生存在焦虑。当个体接近终点被叫醒时,会启动意义构建机制完成自我叙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恐惧。也就是说,清醒面对死亡反而更有助于心理稳定,而不叫醒看似减少恐慌,实则是一种回避性防御,通过信息剥夺来延迟问题,却无法真正消除焦虑。从长远来看,这种逻辑一旦被接受,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倾向:当面对不可接受的现实时,我们习惯去隐瞒,而不是承认个体面对真相的能力。
综上,对自己而言,这是人格尊严的确认;对他人而言,这是表达权的保障;对社会而言,这是成熟死亡观的体现。因此,我方认为应当叫醒大家,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对方辩友好,首先与你方达成共识,你方是否承认飞机还有30分钟坠落是一个结果,已经无法逆转、无法改变?
是。
那么也就是说,死亡是现在飞机上每一个人的终局,对吗?
对。
所以死亡是现在每个人的终局,是我方与你方达成的共识。那么第二点,您方刚才提到了知情权,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您方觉得您方调集他人告知这个信息,不是对他人知情权的保障吗?
是。
如何体现这个保障?那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就有知道这个信息的权利,有权去选择做下一步的行动。
不知您所说的是有权选择可以获取,或者可以不获取这个信息。请问,您告诉他,凭什么保证他人自己选择听不听?
但是,你还是把这个信息强加给了他人。所以说,您不是对他人知情权的保障。好这一点,我们放过,下一个问题。您方说在这短暂的3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所有信息的整合及自我判断和论证。首先第一,在这短短30分钟之内,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对现在形势的一个判断,以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面对这个结局时,我可以选择去比方说给我喜欢的人去发一条告白信息,或者给我的爱人去发一条告别。所以您方认为您方可能在那个情况下能做到,所以您方就认为他人也能做到对吗?
我方的问题中已经提到,在极端情境下,人在生命终点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未完成情绪。
嗯,好的好,也就是说,其实您方也是将您方的个人意愿强加在他人身上对吗?好,这个问题我方便稍后再向你们总结,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剩13分37秒,反方时间剩15分59秒。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陈词。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辩题:在还有30分钟坠毁的飞机上要不要叫醒大家?其实在真实的案例中,如果距离坠毁仅剩30分钟,飞机的高度会下降到3000米以下,空乘也会提醒各位乘客做好撞击准备,尽力疏散或者救援乘客。但正是因为这个辩题在现实里不成立,我们才可以把它抽象出来,指向一个更本质的选择:在一个必死的结局面前,要不要叫醒沉睡的大家,让大家去直面这个痛苦。对此,我方的观点是不要叫醒。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
第一个层面,知情权的边界。当知情不能带来价值,强行赋予就是一种霸凌。我方承认知情权本身很重要,但前提是这份知情真的能带来实际价值。那么,这30分钟的知情权到底能带来什么呢?在短短的30分钟之内,在几千米的高空之上,这份知情权能赋予的行动空间几乎为零。你强行把大家从睡梦中拉扯出来,强行把这份知情权塞给他,你甚至不知道这份权利对他有没有价值。这就是我方所说的知情权霸凌,以你自己的标准,替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做了这个决定,你不是在尊重他,你是在满足你自己的道德感。
第二,人道主义的守护。温柔地离去,是最后的温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面对突发致命且无法逃脱的威胁时,本能的反应不是冷静的告别,而是僵住、尖叫、崩溃。更关键的是,恐慌是会传染的,一个人的尖叫能引发一片恐慌,一个人的崩溃能让所有人绝望。因此,出于人道主义,我们选择不叫醒,不是剥夺他们的选择,而是不忍心他们在生命的最后30分钟还要经历一场明知结局的恐惧。不叫醒是我们站在他们和恐惧之间,用沉默替他们守住的最后的安宁。
第三,价值的选择。清醒的痛苦是一种凌迟,糊涂的安宁是生命的自我防卫。今天这个辩题归根究底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你认为在面对死亡时,应当选择清醒的痛苦还是糊涂的快乐?我方认为,在不可动摇的必死结局面前,清醒的痛苦或许恰恰是一种对心灵的凌迟。我们不否认痛苦确实可以磨砺人,但是对方辩友也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住这份被磨砺的痛苦。而我方选择的糊涂,不是逃避,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防卫机制,是人在面对无法承受的残酷时,心里本能为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线。人生难得糊涂,糊涂不是不敢面对,而是在与死亡和解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更温柔、更不伤人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在必死的结局面前,不要叫醒,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太在乎。我们选择不叫醒,是守住知情权的边界,是人道主义的温柔守护。正是在清醒的痛苦与糊涂的安宁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我们能给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谢谢大家。
感谢反方一辩,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好,首先在开始之前我们也达成共识,就是今天的情境下,即使我们不叫醒他,他在死前一定会醒。这个你方认可吗?
不认可。
好,那我方给你数据,医疗数据表明,由于应急性应激唤醒,当个体感知强烈威胁,如剧烈烟火、失重、撞击前症状的情况时,交感神经迅速激活,一定会使人从低唤醒状态迅速转化为高觉醒状态,也就是说从医学上讲,只要是正常的睡着的身体状态,在死前你一定会醒。今天我们在对比的不是说我是在安乐死,还是说清醒着死。我方对比的是这30分钟我要不要清醒,我方对比的是在死前30分钟清醒,还是死前30秒清醒而已。最后那个面对死亡的痛苦,无论是你方还是我方都无法避免,所以在此可以不做讨论。
再来,如果说最后我们把30分钟的恐惧压缩成了最后三十秒,会不会使他更加无力,更加彷徨,更加痛苦?
来,您方要谈现实,我方就跟您谈现实。我方在刚开始就提出了,如果距离坠毁仅剩30分钟,那么不管是空乘人员还是机长或者其他任何的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们一定会先提醒乘客,叫醒乘客,让他们进行撞击准备或者救援疏散他们。而且,我方也有数据证明,如果还剩30分钟的时候,这个飞机里的氧气其实只能供给10~15分钟,也就是说,乘务员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提醒乘客们戴上氧气面罩。所以这个辩题本身在事实里就不成立。您方不要用这些医学数据把我们拉到这个层面,这个辩题就没有意义了。
OK,可以。嗯,那我们进行,也就是说,在今天在对方辩友看来,今天这道题是完全的虚幻的一道辩题。也就是说,最后在你方看来,如果我不再给大家,就是直接让大家睡到死亡。这个命题是一个抽象的命题,他要讨论的不只是这一个情境,不局限在飞机上面,或者不局限在现实里。OK,可以。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今天对方辩友是否认可在这道辩题里,这道辩题讨论的前提是我目前还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我还有理智去考虑我叫醒他们对他们的价值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他们的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我还是一个理智的人对吧?
这个选择的前提就是本人正具有进行价值抉择的能力,因此在我方看来,目前讨论的前提是我还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OK,如果你不叫醒别人,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会干什么?
我会替他们守护最后的安宁。
站在那发呆啊,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事要干嘛,不要给我一个假大空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你要你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方的这个辩题里头,并没有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只是说现在这个选择,所以我不明白您方要讨论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是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讨论是否要叫醒别人的时候,在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的时候,难免存在自我行为的代入。因此,我希望你告诉我,如果你不选择叫醒其他人,那么在这30分钟里,你会想干什么?
我会想干什么?我想干的事情有很多,没有必要一一罗列啊。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可能会想很多事儿啊,就是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这里可能都有。也就是说,你还是有尚未完成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吧?那每个人都会有,也就是说,对方今天站在一个非常所谓的人道主义、非常道德高尚的角度去告诉我说,你还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不交给其他人,因为我怕他们害怕,我不给予其他人去做这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权利。
不是您方刚。您方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他们现在处于睡着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睡梦中的人他是没有感知的,对不对?我们确定他已经不知道这个危险即将来临,那么他却在睡梦中,他会有我马上要死了,我这30分钟一定要回忆什么吗?不会有这种情况吗?不会有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想着我马上要死了吧?
OK,这个点我们后续再做讨论,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剩10分59秒,反方时间剩12分55秒。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有请正方二辩。
我方第一个概念就是知情权,我们的概念中并没有可以选择地一点,我始终认为人应当知道真相。对方辩友刚才说到了这个30分钟内,如果我们叫醒身边的人,他们会恐慌,他们会慌乱。那我想告诉他们的是,我们拥有的是30分钟,而不是30秒。如果在前面30秒的时候叫醒所有的人,那大家会觉得很慌,我要死了,但是我们有30分钟,我想对方辩友可能低估了30分钟的含金量。在30分钟里面,我们完全可以经历一个从慌乱到平静再到坦然的一个过程。那换而言之,有了这30分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对方辩友刚才说了,叫醒别人是替人做选择。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我不叫醒他,是不是他做选择呢?如果我不叫醒他,他连做选择的机会都没有,这难道不是替他做了选择吗?正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他,他有30分钟来安排自己生活的时间,可以去给亲人打个电话,可以去给爱人发个消息,可以去安排自己人生最后最体面的30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机会,30分钟里他什么都没有,就只剩虚无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人道主义,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是愿意在生命的最后30秒里知道自己要死,还是在最后30分钟里知道?这是人道主义吗?只有猪狗才会在生命的最后30秒才知道自己会死了,而所谓的人道主义,应该给人足够的尊重。如果一个将死的人不知道自己将死了,像一个猪狗一样就走向死亡,他是作为人吗?我想应该不算吧。那我还想请对方辩友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人做选择呢?我们说人的生命应该是有始有终的,我们可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到来,也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离去,这才是正确的死亡观。
所以我方重申我方的三点观念:首先对自我来说,叫醒身边的人是对自我完整性的尊重,我们应该有始有终的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应该知晓死亡,而不应在沉默中死去。有了30分钟,我们可以向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其实是给他人的。有了最后30分钟,我们可以交代一些事情,像我们的父母,像我们亲人,像我们妻子,交代我们最后的遗愿。可以说出一句没说出口的道歉,一句对不起,一句谢谢你。那我觉得人性的光辉恰恰是在这里,一句话的力量就足够了。那么第三点就是社会层面,对方辩友也谈到了人道主义观念。那我想说,人道主义应该是对死亡的一种接受,正确的死亡观不应该是畏惧死亡、逃避死亡,在睡梦中悄然离世,而应该是接受死亡、正视死亡,在清醒中面对死亡。
好的,那感谢正方二辩,有请反方三辩对正方二辩进行质询。
好的,感谢大家。请问对方辩友,您方今天是否在替人做出选择,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的身份去赋予他知情权?
对方辩友,我要提出的是,不告诉他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做出了选择没有啊,我们没有选择,完全不告诉他。如果命运此时让他醒来,他会知晓这一切。命运没有让他醒来,我为什么要充当那个所谓的干扰因素,一定要让他醒来呢?您方其实我方没有剥夺他的知情权,反而是您方在强行赋予知情权,难道不是吗?
对方辩友,我想提问,就是您方无法反驳我,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请问您将这个飞机上的人都叫醒了以后,你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是看到大家哭喊无助抱怨,还是说给亲人打个电话,然后一直在说我马上就要死了,我30分钟之后就要死了,还是说99%的人一起合力把这个飞机修好,您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想看到一个亲人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您想看到一个亲人之间的和解,那请问您看到亲人之间的和解,您认为这个人他是在一个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选择吗?
对方辩友,对方辩友觉得做出答案比空卷要好。您方第一,您方无法反驳我方,第二,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方认为无论怎么样做出回答总比空白卷要好。您方认为他是理性的吗?我方认为做出答案总能比空白卷要好。您方没有正确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您方认为此时如果我说我能给家长打个电话,我坦然的面对我的这一生,那么我就是理性的。那么我先告诉您,根据心理学家约翰里奇给出的数据,人在面临这种坠机这种巨大的冲击的时候,比如说坠机、地震这种巨大灾难的时候,只有10%的人才能保持所谓的理性。有80%的人都会恐慌,还有10%的人是会做出一些不正当的行为的,可能他会哭喊,会叫唤,甚至他可能会说,那我就拉着所有人跟我一起现在去死吧。所以我们既然说保持理性的人占少数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所谓糊涂的快乐?
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选择,而您方让他们睡着正是剥夺了这种选择权。
首先,首先是陈词环节,有请正方一辩,开言及时。
各位评委,各位辩友,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在还有30分钟就要坠毁的飞机上,应该讨论的并非是否制造恐慌,而是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我们是否仍然承认人作为主体的权利。我方将从个人、他人以及社会三个方面展开论证。
第一,对自己而言,叫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确认,是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体现。已有研究表明,人类面对死亡时对生存的恐惧并非死亡本身,而是生物恐惧心理理论指出,个体无法理解或参与自身命运时,会产生更强烈的存在性焦虑。而当一个人被叫醒告知即将发生的事情时,他仍然是一个知情的行动者,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生命的认知整合,去思考、去选择以何种方式面对风险。
其实这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社会是否信任个体具备面对真实的能力至关重要。当我们承认个体具有理性,可以承担终极信息的接收,而不是替其做隐含的、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是否有资格知道真相的选择。这种结构一旦被合理化,就不仅仅存在于这30分钟的极端情境中,而会延伸到更多领域——比如医疗告知风险信息、公共决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怕对方害怕而不告诉其死亡的真相,明天就可能因为“为你好”而不告诉更多真相。因此,这个选择背后不仅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我们是选择一个允许个体在真实中做出反应的社会,还是一个习惯用善意替他人做选择的社会?叫醒并不是制造恐慌,而是在最极端的时刻,坚持和践行不剥夺个体面对真实的权利,不期待他人完成最后的决定。
第二,对他人而言,叫醒是赋予每个人完成意义表达的机会,是对社会关系和情感责任的尊重。从心理学上看,人人在面临生命风险时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未完成情绪,包括未说出口的话和未表达的情感。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会在个体心中形成巨大创伤。而告别行为,无论是一句话、一段留言还是一条信息,都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能够帮助个体完成情感整合,减少焦虑和遗憾。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嵌入在家庭、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人。叫醒他人,不仅是对个体负责,更是对这些关系负责。让人有机会告别表达、修复未竟关系,本质上不是制造恐慌,而是避免关系突然被切断,留下个体遗憾,造成关系网络中的情感创伤。我们获得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表达权,而是整段关系完成意义的可能性。
第三,从社会层面来讲,这体现的是一种更成熟的死亡观和社会心理结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并非因为知道死亡而崩溃,而是因为无法理解和整合死亡而产生存在焦虑。当个体接近终点被叫醒时,会启动意义构建机制完成自我叙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恐惧。也就是说,清醒面对死亡反而更有助于心理稳定,而不叫醒看似减少恐慌,实则是一种回避性防御,通过信息剥夺来延迟问题,却无法真正消除焦虑。从长远来看,这种逻辑一旦被接受,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倾向:当面对不可接受的现实时,我们习惯去隐瞒,而不是承认个体面对真相的能力。
综上,对自己而言,这是人格尊严的确认;对他人而言,这是表达权的保障;对社会而言,这是成熟死亡观的体现。因此,我方认为应当叫醒大家,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有请反方四辩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对方辩友好,首先与你方达成共识,你方是否承认飞机还有30分钟坠落是一个结果,已经无法逆转、无法改变?
是。
那么也就是说,死亡是现在飞机上每一个人的终局,对吗?
对。
所以死亡是现在每个人的终局,是我方与你方达成的共识。那么第二点,您方刚才提到了知情权,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您方觉得您方调集他人告知这个信息,不是对他人知情权的保障吗?
是。
如何体现这个保障?那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就有知道这个信息的权利,有权去选择做下一步的行动。
不知您所说的是有权选择可以获取,或者可以不获取这个信息。请问,您告诉他,凭什么保证他人自己选择听不听?
但是,你还是把这个信息强加给了他人。所以说,您不是对他人知情权的保障。好这一点,我们放过,下一个问题。您方说在这短暂的3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所有信息的整合及自我判断和论证。首先第一,在这短短30分钟之内,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对现在形势的一个判断,以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面对这个结局时,我可以选择去比方说给我喜欢的人去发一条告白信息,或者给我的爱人去发一条告别。所以您方认为您方可能在那个情况下能做到,所以您方就认为他人也能做到对吗?
我方的问题中已经提到,在极端情境下,人在生命终点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未完成情绪。
嗯,好的好,也就是说,其实您方也是将您方的个人意愿强加在他人身上对吗?好,这个问题我方便稍后再向你们总结,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剩13分37秒,反方时间剩15分59秒。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陈词。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辩题:在还有30分钟坠毁的飞机上要不要叫醒大家?其实在真实的案例中,如果距离坠毁仅剩30分钟,飞机的高度会下降到3000米以下,空乘也会提醒各位乘客做好撞击准备,尽力疏散或者救援乘客。但正是因为这个辩题在现实里不成立,我们才可以把它抽象出来,指向一个更本质的选择:在一个必死的结局面前,要不要叫醒沉睡的大家,让大家去直面这个痛苦。对此,我方的观点是不要叫醒。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
第一个层面,知情权的边界。当知情不能带来价值,强行赋予就是一种霸凌。我方承认知情权本身很重要,但前提是这份知情真的能带来实际价值。那么,这30分钟的知情权到底能带来什么呢?在短短的30分钟之内,在几千米的高空之上,这份知情权能赋予的行动空间几乎为零。你强行把大家从睡梦中拉扯出来,强行把这份知情权塞给他,你甚至不知道这份权利对他有没有价值。这就是我方所说的知情权霸凌,以你自己的标准,替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做了这个决定,你不是在尊重他,你是在满足你自己的道德感。
第二,人道主义的守护。温柔地离去,是最后的温柔。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面对突发致命且无法逃脱的威胁时,本能的反应不是冷静的告别,而是僵住、尖叫、崩溃。更关键的是,恐慌是会传染的,一个人的尖叫能引发一片恐慌,一个人的崩溃能让所有人绝望。因此,出于人道主义,我们选择不叫醒,不是剥夺他们的选择,而是不忍心他们在生命的最后30分钟还要经历一场明知结局的恐惧。不叫醒是我们站在他们和恐惧之间,用沉默替他们守住的最后的安宁。
第三,价值的选择。清醒的痛苦是一种凌迟,糊涂的安宁是生命的自我防卫。今天这个辩题归根究底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你认为在面对死亡时,应当选择清醒的痛苦还是糊涂的快乐?我方认为,在不可动摇的必死结局面前,清醒的痛苦或许恰恰是一种对心灵的凌迟。我们不否认痛苦确实可以磨砺人,但是对方辩友也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住这份被磨砺的痛苦。而我方选择的糊涂,不是逃避,不是懦弱,而是一种防卫机制,是人在面对无法承受的残酷时,心里本能为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线。人生难得糊涂,糊涂不是不敢面对,而是在与死亡和解的过程中选择了一种更温柔、更不伤人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在必死的结局面前,不要叫醒,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太在乎。我们选择不叫醒,是守住知情权的边界,是人道主义的温柔守护。正是在清醒的痛苦与糊涂的安宁之间选择了后者,这是我们能给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谢谢大家。
感谢反方一辩,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好,首先在开始之前我们也达成共识,就是今天的情境下,即使我们不叫醒他,他在死前一定会醒。这个你方认可吗?
不认可。
好,那我方给你数据,医疗数据表明,由于应急性应激唤醒,当个体感知强烈威胁,如剧烈烟火、失重、撞击前症状的情况时,交感神经迅速激活,一定会使人从低唤醒状态迅速转化为高觉醒状态,也就是说从医学上讲,只要是正常的睡着的身体状态,在死前你一定会醒。今天我们在对比的不是说我是在安乐死,还是说清醒着死。我方对比的是这30分钟我要不要清醒,我方对比的是在死前30分钟清醒,还是死前30秒清醒而已。最后那个面对死亡的痛苦,无论是你方还是我方都无法避免,所以在此可以不做讨论。
再来,如果说最后我们把30分钟的恐惧压缩成了最后三十秒,会不会使他更加无力,更加彷徨,更加痛苦?
来,您方要谈现实,我方就跟您谈现实。我方在刚开始就提出了,如果距离坠毁仅剩30分钟,那么不管是空乘人员还是机长或者其他任何的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们一定会先提醒乘客,叫醒乘客,让他们进行撞击准备或者救援疏散他们。而且,我方也有数据证明,如果还剩30分钟的时候,这个飞机里的氧气其实只能供给10~15分钟,也就是说,乘务员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提醒乘客们戴上氧气面罩。所以这个辩题本身在事实里就不成立。您方不要用这些医学数据把我们拉到这个层面,这个辩题就没有意义了。
OK,可以。嗯,那我们进行,也就是说,在今天在对方辩友看来,今天这道题是完全的虚幻的一道辩题。也就是说,最后在你方看来,如果我不再给大家,就是直接让大家睡到死亡。这个命题是一个抽象的命题,他要讨论的不只是这一个情境,不局限在飞机上面,或者不局限在现实里。OK,可以。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今天对方辩友是否认可在这道辩题里,这道辩题讨论的前提是我目前还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我还有理智去考虑我叫醒他们对他们的价值观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他们的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我还是一个理智的人对吧?
这个选择的前提就是本人正具有进行价值抉择的能力,因此在我方看来,目前讨论的前提是我还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OK,如果你不叫醒别人,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会干什么?
我会替他们守护最后的安宁。
站在那发呆啊,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事要干嘛,不要给我一个假大空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你要你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方的这个辩题里头,并没有讨论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他只是说现在这个选择,所以我不明白您方要讨论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是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讨论是否要叫醒别人的时候,在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的时候,难免存在自我行为的代入。因此,我希望你告诉我,如果你不选择叫醒其他人,那么在这30分钟里,你会想干什么?
我会想干什么?我想干的事情有很多,没有必要一一罗列啊。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可能会想很多事儿啊,就是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这里可能都有。也就是说,你还是有尚未完成想要去做的事情,对吧?那每个人都会有,也就是说,对方今天站在一个非常所谓的人道主义、非常道德高尚的角度去告诉我说,你还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不交给其他人,因为我怕他们害怕,我不给予其他人去做这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权利。
不是您方刚。您方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他们现在处于睡着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睡梦中的人他是没有感知的,对不对?我们确定他已经不知道这个危险即将来临,那么他却在睡梦中,他会有我马上要死了,我这30分钟一定要回忆什么吗?不会有这种情况吗?不会有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想着我马上要死了吧?
OK,这个点我们后续再做讨论,感谢双方辩手。在本轮环节结束后,正方时间剩10分59秒,反方时间剩12分55秒。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有请正方二辩。
我方第一个概念就是知情权,我们的概念中并没有可以选择地一点,我始终认为人应当知道真相。对方辩友刚才说到了这个30分钟内,如果我们叫醒身边的人,他们会恐慌,他们会慌乱。那我想告诉他们的是,我们拥有的是30分钟,而不是30秒。如果在前面30秒的时候叫醒所有的人,那大家会觉得很慌,我要死了,但是我们有30分钟,我想对方辩友可能低估了30分钟的含金量。在30分钟里面,我们完全可以经历一个从慌乱到平静再到坦然的一个过程。那换而言之,有了这30分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对方辩友刚才说了,叫醒别人是替人做选择。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我不叫醒他,是不是他做选择呢?如果我不叫醒他,他连做选择的机会都没有,这难道不是替他做了选择吗?正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他,他有30分钟来安排自己生活的时间,可以去给亲人打个电话,可以去给爱人发个消息,可以去安排自己人生最后最体面的30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机会,30分钟里他什么都没有,就只剩虚无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人道主义,那我想请问对方辩友,你是愿意在生命的最后30秒里知道自己要死,还是在最后30分钟里知道?这是人道主义吗?只有猪狗才会在生命的最后30秒才知道自己会死了,而所谓的人道主义,应该给人足够的尊重。如果一个将死的人不知道自己将死了,像一个猪狗一样就走向死亡,他是作为人吗?我想应该不算吧。那我还想请对方辩友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人做选择呢?我们说人的生命应该是有始有终的,我们可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到来,也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离去,这才是正确的死亡观。
所以我方重申我方的三点观念:首先对自我来说,叫醒身边的人是对自我完整性的尊重,我们应该有始有终的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应该知晓死亡,而不应在沉默中死去。有了30分钟,我们可以向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其实是给他人的。有了最后30分钟,我们可以交代一些事情,像我们的父母,像我们亲人,像我们妻子,交代我们最后的遗愿。可以说出一句没说出口的道歉,一句对不起,一句谢谢你。那我觉得人性的光辉恰恰是在这里,一句话的力量就足够了。那么第三点就是社会层面,对方辩友也谈到了人道主义观念。那我想说,人道主义应该是对死亡的一种接受,正确的死亡观不应该是畏惧死亡、逃避死亡,在睡梦中悄然离世,而应该是接受死亡、正视死亡,在清醒中面对死亡。
好的,那感谢正方二辩,有请反方三辩对正方二辩进行质询。
好的,感谢大家。请问对方辩友,您方今天是否在替人做出选择,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的身份去赋予他知情权?
对方辩友,我要提出的是,不告诉他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做出了选择没有啊,我们没有选择,完全不告诉他。如果命运此时让他醒来,他会知晓这一切。命运没有让他醒来,我为什么要充当那个所谓的干扰因素,一定要让他醒来呢?您方其实我方没有剥夺他的知情权,反而是您方在强行赋予知情权,难道不是吗?
对方辩友,我想提问,就是您方无法反驳我,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请问您将这个飞机上的人都叫醒了以后,你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是看到大家哭喊无助抱怨,还是说给亲人打个电话,然后一直在说我马上就要死了,我30分钟之后就要死了,还是说99%的人一起合力把这个飞机修好,您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想看到一个亲人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您想看到一个亲人之间的和解,那请问您看到亲人之间的和解,您认为这个人他是在一个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选择吗?
对方辩友,对方辩友觉得做出答案比空卷要好。您方第一,您方无法反驳我方,第二,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方认为无论怎么样做出回答总比空白卷要好。您方认为他是理性的吗?我方认为做出答案总能比空白卷要好。您方没有正确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您方认为此时如果我说我能给家长打个电话,我坦然的面对我的这一生,那么我就是理性的。那么我先告诉您,根据心理学家约翰里奇给出的数据,人在面临这种坠机这种巨大的冲击的时候,比如说坠机、地震这种巨大灾难的时候,只有10%的人才能保持所谓的理性。有80%的人都会恐慌,还有10%的人是会做出一些不正当的行为的,可能他会哭喊,会叫唤,甚至他可能会说,那我就拉着所有人跟我一起现在去死吧。所以我们既然说保持理性的人占少数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所谓糊涂的快乐?
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选择,而您方让他们睡着正是剥夺了这种选择权。
以下为ai总结(感谢来自 刘圣韬 学长的精彩ai prompt!基座大模型为豆包。)
针对刚刚三位小节提出的,也就是三面小学提及的事情,我方方才是不尊重他的。因为您方认为,最后的几十秒钟弥补不了之前人生所欠下的那些。那我请问,假设你的父亲病危,你会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吗?按照您方的逻辑,您方就不会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因为没有意义,花那么多时间、投入那么多成本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最后什么都得不到,父亲还是会死去。但现实恰恰是无数人选择一定要回去见自己的父亲最后一面,因为这是对于死亡的尊重,作为一个人,对死亡结束的一种认可。并不是说意义价值要在这里考量,爱他就是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您方所说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我方重申一下,我们并不是说最后一面没有价值,而是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既然他已经睡着了,为什么要强行把他叫起来?又有多少人,在所谓的最后一面时,其实已经想好了要见父亲最后一面。那现在你只有30分钟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回归您方所谓的坦然面对呢?
首先,我跟对方澄清一下,今天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命运已经给了机会,这个机会在于今天的辩题。我们已经答复,同时下次辩题是你在选择要不要给他品牌的机会。我方已经反复重申,无论你要还是不要,都会有人购买,所以这点没有必要再讨论。
还有一个,我们来构设一个情景:今天有人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讨厌你,我恨死你了,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就上了飞机。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想在临终前跟他妈妈道个歉?您确定这代表的是大多数吗?
对方辩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同样要反问。如果我是一个乘客,我当然希望那个人能尊重我的意愿。可是,我的意愿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代表那个人,那个人代表的是飞机上所有乘客的心理吗?你要用统计学中的个体去代替统计学中的大多数吗?那我刚就强调了,今天你的决定,无论是叫醒还是不叫醒,都会有人不满意。因此,今天讨论的是你的态度,是你对于生死观的考量,不是他会怎么想,考虑这个没有意义。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只是想证明有一些决定只有那个时刻能做,即使是临死前的一句话、两句话,对于活着的人仍然会有价值。这个价值有多大,这个价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你这个人决定的。因此,我方才会要说,我要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这个人去做出你自己的选择。
那我要请问您,现在如果还有3分钟,你把他叫起来了以后,他要跟他妈妈说什么呢?“妈妈对不起,但是我现在快死了,我还有30分钟就要死了”,然后让他妈妈一起跟他去接受最后30分钟,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煎熬吗?您方不明白吗?这是您个人的选择。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他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甚至这种反应构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方之所以反复强调,告知他即将死亡是在赋予、是在保障他的个人主体性,你有选择决定你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死去,而不是在睡梦中被人决定了要糊里糊涂地死去。
其实,我们双方本质上来说都是在替人家做决定,因为我们知道睡着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做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损失最小的决定,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叫醒他,是在主动改变这个事情。你们在事情上面加了一个变量,而不叫醒是不介入,他的睡着不是我们造成的,你只是没有去打扰这条河流。但是我方从二辩已经强调了,就是相比于白卷来说,我方更愿意填出答案,哪怕这个答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我方觉得我方一辩的论证已经很明显了,爱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爱的收获能大于我的恐惧。
您方刚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您方说“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反正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了”,那么现在您方真的是不需要对您所做出的这个选择去负责的吗?然后您方就问我说“我告诉我妈妈我错了”,这样又是,那您方是不是又考虑了对方的一个选择了?您方是不是在偷换这个概念?
来,我们不聊动机了,我们聊结果吧。如果我们不叫醒他,这件事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结束?所有人都睡了,然后嘎嘣一下,大家都没了。如果我叫醒他会存在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因人而异,有人会回忆自己的人生,有人会向父母做告别,也有人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留恋,只想最后看一眼外面的蓝天。这一个事情是由个人的性格与个人的人生观决定的。因此,我方一直在坚定地强调要把这个选择权交还给个人。
对方辩友今天是不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所以我根本啥也不做?就按您方说的控卷和扣分或者加分的卷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不做投资,或者我做投资可能有80%,甚至您方说50%的亏损,对不对?我们现在大众倡导的是什么?不要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你很有可能受到的是负面的效益,你没有办法自己确定能获得正面的收益,那我就根本不要做事,所以您方想通过负收益来谈论生死观的价值吗?而现在是您方在以收益来谈论生死观。您方认为我现在只要做,只要做了就行。那么您方到底在弥补的是什么呢?到底是遗憾吗?还是你心里误以为的别人想要弥补的遗憾了?
但是如果您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达成不了,那么您方能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这30分钟不要了,我们直接死去没有区别。我再跟您重申一下啊,现在是90%的人都会做出所谓的叫醒这种行为,只有10%的人会理性,那么您是要为了那10%的人去伤害那90%的人吗?那各位不要再聊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点了。这一点是由这个人的主体性决定的,是由这个人的价值观决定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是,我觉得你该不该有权利走向自己的主体性,而我方觉得我是正。
首先对于今天的问题,我感觉您方就是在以一种所谓的糖衣炮弹去裹挟您方的观点,您就是以一种您方认为自己是天使的馈赠,其实你就是一种撒泼的恶趣味的游戏。你认为你赋予他知情权了,我赋予他自由了。其实社会中如果更多的是您方这样的人,我可能会感觉到害怕,为什么会有一种“我什么都给你了,我所有都给你了,然后你做出的选择是你的,你是自由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当您做出了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的知情权已经没有被尊重了。因为他不管想不想知道,他都必须得知道的。
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叫做不打扰,我方选择不叫醒,是想选择不打扰他最后的宁静,也不打扰他最后的选择。反而是您方面强行地赋予他这个权利。如果您方就说,我们今天不为结果论,我不管他自己个人想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么也就是说,您不对您所做出的选择负任何的责任。也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我作为上帝视角的人也好,或者我作为一个不想独自去面对死亡的人也好,我要把大家喊起来,大家跟我一起,跟我一起害怕,一起尖叫,一起甚至所谓的去弥补你们想象中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想要去弥补的那个遗憾。
自由辩论环节结束,再次感谢双方辩手。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首先有请反方四辩。
对方辩友,主席还有各位评委,再次重申我方观点:还有30分钟坠毁的飞机上不要叫醒大家。
最冰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叫醒大家,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航空领域的常识告诉我们,50米以上高空失控的飞行器,正常救援几乎为零。从民航客机到军用战机,无数的飞机都印证了飞机坠毁通向死亡的终点。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架飞机上,叫醒从来不是救赎,而是添乱。所谓的告知真相,不过是把一个无法改变的绝望强行塞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他们在尖叫、崩溃与无边的恐惧里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不是尊重,而是残忍,这更不是人道,只是满足叫醒对方后自己如圣人般的道德情结,将善意摧毁。
所以,在死亡已然写就的终局里,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去守护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真正的人道主义从来不是强迫一个人清醒地直面死亡。我们今天所说的好的死亡,其核心从来都不是直面死亡,而是让每一颗生命都能安宁有尊严地走向终点。医学上的好的死亡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无痛无恐、毫无遗憾地离开。就算我们不会叫醒沉睡的绝症病人,告诉他们你还有30分钟就要离开,因为我们知道,比起清醒的痛苦,安宁的沉睡才是对生命最后的尊重。
而我们今天仅仅讨论的是飞机吗?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当前早已注定,当我们无力改变时,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清醒的痛苦,还是守护那个难得的糊涂?什么是清醒的痛苦?它不是我们以为的认清现实、直面问题,而是在无力改变的中局里被强行撕开所有滤镜,直面最残忍的真相。就像在医院里面对晚期绝症的病人,拿着冰冷的报告,却不得不清醒地看着他日渐衰弱,被病痛反复折磨,却无能为力。清醒的痛苦让你我看清了真相,却改变不了结局,只能在反复的自我拉扯里消耗掉所有的希望与快乐。而对方辩友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将这种痛苦强行塞进飞机上的每一个人手里,让他们在30分钟里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我必死无疑”的事实,把最后的人生耗在尖叫、崩溃与无边的恐惧中,这不是直面,更不是自欺欺人和麻木不仁,而是在无力改变的东西里守住最后一点体面与温柔的权利。
就像我们会给身患绝症的老人说“没事,这只是小毛病,很快就好”,让他在最后的时光也依然能够笑着吃一顿饭,安心地睡一个好觉。对方辩友说,你认为死亡已经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结局。那我想请问,在您方眼里,难道一个人在死前遭受非人的折磨和他平静安静地离开结局是一样的吗?不,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偶尔会刻意避开那些只会带来焦虑的负面信息,这不是懦弱。因为我们知道,快乐本身就需要一点善意的滤镜。你我并非不知道真相,而是选择不被真相裹挟,选择守护自己和他人最后的安宁。
而今天,我们不叫醒飞机上的大家,就是在守护这种糊涂的快乐。或许他们此刻正在做着回家的美梦,想着孩子的笑脸,想着爱人的拥抱,想着落地就能见到想见的人,至少此刻的他们是平静的。而我们不叫醒他们,就是让他们带着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柔,平静地走向终点,不用在最后的30分钟里被死亡和恐惧撕碎所有的希望。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辩题里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事情。对方辩友总是在教训大家,可以让大家好好地与所爱之人告别。我们今天暂且不论在这短短的30分钟内,大家如何从极度惊恐再到稳定情绪,再到安心告别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今天只是想借此提醒所有人:临死前才说出那句“我爱你”才是真正的懦夫,别把那句我爱你一直拖到无法开口的那一刻,别把那些想做的事一直推到明天再说。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总觉得还有机会去做,那些没说出口的爱藏在心里,把想陪伴的时光留给以后。可我们漫长的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这仅剩30分钟的飞机,有太多太多意外都告诉我们了,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对方辩友的逻辑好像只有这30分钟的飞机,不是的,除了这三十三十分钟的辩题,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除了死亡以外,所以那些你以为来得及的告别,可能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那些你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爱,可能再也没有讲给对方听。所以别人等死亡来敲门,才想到要好好告别,等到痛无法挽回,才后悔没有珍惜当下。
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死亡前那30分钟的呼号,而是活着的时候就毫无保留地去爱,去陪伴。真正的不留遗憾,也从来不是临死前的一句我爱你,而是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认真地过,用力地爱。到此,这场辩论的旅途也终于接近尾声,在场的各位经历53分钟,最后终于要在3分钟后结束本次飞行。幸运的是,这架飞机终将平稳落地,不过我们也不必着急,请慢慢回想,去允许自己找出那些未能说出口的爱,落地之后去勇敢地拥抱自己,热爱他人。人生这场旅途,毕竟我们不当实验结束。
感谢反方四辩,有请正方四辩。
在前方对方三位辩友那里,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辩友今天谈论这套辩题是想向这个社会倡导什么。终于在四辩环节听到了,四辩说我要好好过好每天,我要把握每一个当下。各位,为什么你人生前半段的每一个当下都要把握,这30分钟你就不把握了?好奇怪,好矛盾。这在我方看来,我前面的所有人生,我都要好好把握的同时,即使我到临死了,我还要努力地践行我的价值,我还要努力地把握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点余晖。在我方看来,你方这个态度完全是矛盾的。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医生要不要告知和今天我告不告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告知一个人病情,如果他有好的心态,可能可以多活两个月,这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今天告知他这一小段时间的恐慌,价值好像没有这么大,这就是区别。而且对方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好像几乎一直没有申论,对方的态度就是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也什么都没有,只要不要给我痛苦。对方没有任何的利好,对方只是觉得我方不够好而已,很奇怪啊。
然后从价值判断上来看,对方已经承认了睡着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痛苦而已。但在我方反复强调,此刻的平静毫无意义,但我坚定地相信,这个时候我做出了一些弥补的行为,对活着的人一定会有意义。即使我前面说过1万次“我爱你”,我也会觉得在我临死前继续对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对妈妈来说,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会有一点点的慰藉,这是我方前面一直在强调的,是对活着的人的意义,你方一直没有做反驳。你刚才告诉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给活人留下点什么的,OK,但是这就已经明确了我们两方态度上的差异了。对方的态度是装死的态度,今天只要我什么都不知道,只要不让我面对残忍现实,怎么样都可以,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囫囵吞枣,就这样没有任何知觉地把我这一辈子结束掉就可以。
但在我方的观点看来,即使今天我留下点什么的可能很小,即使今天我留下点价值的可能很小很小,我方也要作为人,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去争取这留下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价值。这样一种价值对于我方是重要的,这样一种价值在我方看来是决定了我何以为人的。
今天这道辩题讨论了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真相的话题,我觉得你有没有资格去面临真相。对方辩友在一个人都快要死了,你还要不告诉他真相,你到底是在保护他还是在否定他?我方始终坚持,一个人或许会恐惧,但人不仅仅是情绪的承受者,更是意义的建构者。正因为终点无法改变,所以人如何走向终点的把握才是最后的尊严。我方拒绝用恐惧去剥夺一个人面临终点的机会,我们更愿意相信恐惧之外人仍然可以完成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未说未尽之言、确认重要关系、给自己一个交代。因此,今天发现是真正的分析不在于结果,这也就是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当死亡来临时,我们是选择沉睡地被带走,还是清醒地走到终点?
我们承认,一个个体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或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是由命运宣告死亡,还是自己宣告死亡。这段生命是被结束还是被完成,这就是我方所坚持的,我们要赋予生命最后的选择权。
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陈词,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请大家稍事等待,有请各位评委商讨比赛结果。
针对刚刚三位小节提出的,也就是三面小学提及的事情,我方方才是不尊重他的。因为您方认为,最后的几十秒钟弥补不了之前人生所欠下的那些。那我请问,假设你的父亲病危,你会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吗?按照您方的逻辑,您方就不会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因为没有意义,花那么多时间、投入那么多成本去见父亲最后一面,最后什么都得不到,父亲还是会死去。但现实恰恰是无数人选择一定要回去见自己的父亲最后一面,因为这是对于死亡的尊重,作为一个人,对死亡结束的一种认可。并不是说意义价值要在这里考量,爱他就是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您方所说的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我方重申一下,我们并不是说最后一面没有价值,而是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既然他已经睡着了,为什么要强行把他叫起来?又有多少人,在所谓的最后一面时,其实已经想好了要见父亲最后一面。那现在你只有30分钟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回归您方所谓的坦然面对呢?
首先,我跟对方澄清一下,今天不是没有给他机会,命运已经给了机会,这个机会在于今天的辩题。我们已经答复,同时下次辩题是你在选择要不要给他品牌的机会。我方已经反复重申,无论你要还是不要,都会有人购买,所以这点没有必要再讨论。
还有一个,我们来构设一个情景:今天有人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讨厌你,我恨死你了,我要离家出走”,然后就上了飞机。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想在临终前跟他妈妈道个歉?您确定这代表的是大多数吗?
对方辩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同样要反问。如果我是一个乘客,我当然希望那个人能尊重我的意愿。可是,我的意愿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代表那个人,那个人代表的是飞机上所有乘客的心理吗?你要用统计学中的个体去代替统计学中的大多数吗?那我刚就强调了,今天你的决定,无论是叫醒还是不叫醒,都会有人不满意。因此,今天讨论的是你的态度,是你对于生死观的考量,不是他会怎么想,考虑这个没有意义。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只是想证明有一些决定只有那个时刻能做,即使是临死前的一句话、两句话,对于活着的人仍然会有价值。这个价值有多大,这个价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你这个人决定的。因此,我方才会要说,我要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这个人去做出你自己的选择。
那我要请问您,现在如果还有3分钟,你把他叫起来了以后,他要跟他妈妈说什么呢?“妈妈对不起,但是我现在快死了,我还有30分钟就要死了”,然后让他妈妈一起跟他去接受最后30分钟,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煎熬吗?您方不明白吗?这是您个人的选择。每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他会有不一样的反应,甚至这种反应构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方之所以反复强调,告知他即将死亡是在赋予、是在保障他的个人主体性,你有选择决定你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死去,而不是在睡梦中被人决定了要糊里糊涂地死去。
其实,我们双方本质上来说都是在替人家做决定,因为我们知道睡着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做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损失最小的决定,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叫醒他,是在主动改变这个事情。你们在事情上面加了一个变量,而不叫醒是不介入,他的睡着不是我们造成的,你只是没有去打扰这条河流。但是我方从二辩已经强调了,就是相比于白卷来说,我方更愿意填出答案,哪怕这个答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我方觉得我方一辩的论证已经很明显了,爱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爱的收获能大于我的恐惧。
您方刚才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您方说“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反正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了”,那么现在您方真的是不需要对您所做出的这个选择去负责的吗?然后您方就问我说“我告诉我妈妈我错了”,这样又是,那您方是不是又考虑了对方的一个选择了?您方是不是在偷换这个概念?
来,我们不聊动机了,我们聊结果吧。如果我们不叫醒他,这件事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结束?所有人都睡了,然后嘎嘣一下,大家都没了。如果我叫醒他会存在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因人而异,有人会回忆自己的人生,有人会向父母做告别,也有人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毫无留恋,只想最后看一眼外面的蓝天。这一个事情是由个人的性格与个人的人生观决定的。因此,我方一直在坚定地强调要把这个选择权交还给个人。
对方辩友今天是不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样,所以我根本啥也不做?就按您方说的控卷和扣分或者加分的卷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不做投资,或者我做投资可能有80%,甚至您方说50%的亏损,对不对?我们现在大众倡导的是什么?不要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你很有可能受到的是负面的效益,你没有办法自己确定能获得正面的收益,那我就根本不要做事,所以您方想通过负收益来谈论生死观的价值吗?而现在是您方在以收益来谈论生死观。您方认为我现在只要做,只要做了就行。那么您方到底在弥补的是什么呢?到底是遗憾吗?还是你心里误以为的别人想要弥补的遗憾了?
但是如果您方什么都不做,什么都达成不了,那么您方能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这30分钟不要了,我们直接死去没有区别。我再跟您重申一下啊,现在是90%的人都会做出所谓的叫醒这种行为,只有10%的人会理性,那么您是要为了那10%的人去伤害那90%的人吗?那各位不要再聊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点了。这一点是由这个人的主体性决定的,是由这个人的价值观决定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是,我觉得你该不该有权利走向自己的主体性,而我方觉得我是正。
首先对于今天的问题,我感觉您方就是在以一种所谓的糖衣炮弹去裹挟您方的观点,您就是以一种您方认为自己是天使的馈赠,其实你就是一种撒泼的恶趣味的游戏。你认为你赋予他知情权了,我赋予他自由了。其实社会中如果更多的是您方这样的人,我可能会感觉到害怕,为什么会有一种“我什么都给你了,我所有都给你了,然后你做出的选择是你的,你是自由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当您做出了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的知情权已经没有被尊重了。因为他不管想不想知道,他都必须得知道的。
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叫做不打扰,我方选择不叫醒,是想选择不打扰他最后的宁静,也不打扰他最后的选择。反而是您方面强行地赋予他这个权利。如果您方就说,我们今天不为结果论,我不管他自己个人想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么也就是说,您不对您所做出的选择负任何的责任。也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我作为上帝视角的人也好,或者我作为一个不想独自去面对死亡的人也好,我要把大家喊起来,大家跟我一起,跟我一起害怕,一起尖叫,一起甚至所谓的去弥补你们想象中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想要去弥补的那个遗憾。
自由辩论环节结束,再次感谢双方辩手。最后进行总结陈词环节,首先有请反方四辩。
对方辩友,主席还有各位评委,再次重申我方观点:还有30分钟坠毁的飞机上不要叫醒大家。
最冰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叫醒大家,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航空领域的常识告诉我们,50米以上高空失控的飞行器,正常救援几乎为零。从民航客机到军用战机,无数的飞机都印证了飞机坠毁通向死亡的终点。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架飞机上,叫醒从来不是救赎,而是添乱。所谓的告知真相,不过是把一个无法改变的绝望强行塞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让他们在尖叫、崩溃与无边的恐惧里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不是尊重,而是残忍,这更不是人道,只是满足叫醒对方后自己如圣人般的道德情结,将善意摧毁。
所以,在死亡已然写就的终局里,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去守护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真正的人道主义从来不是强迫一个人清醒地直面死亡。我们今天所说的好的死亡,其核心从来都不是直面死亡,而是让每一颗生命都能安宁有尊严地走向终点。医学上的好的死亡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无痛无恐、毫无遗憾地离开。就算我们不会叫醒沉睡的绝症病人,告诉他们你还有30分钟就要离开,因为我们知道,比起清醒的痛苦,安宁的沉睡才是对生命最后的尊重。
而我们今天仅仅讨论的是飞机吗?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当前早已注定,当我们无力改变时,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清醒的痛苦,还是守护那个难得的糊涂?什么是清醒的痛苦?它不是我们以为的认清现实、直面问题,而是在无力改变的中局里被强行撕开所有滤镜,直面最残忍的真相。就像在医院里面对晚期绝症的病人,拿着冰冷的报告,却不得不清醒地看着他日渐衰弱,被病痛反复折磨,却无能为力。清醒的痛苦让你我看清了真相,却改变不了结局,只能在反复的自我拉扯里消耗掉所有的希望与快乐。而对方辩友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将这种痛苦强行塞进飞机上的每一个人手里,让他们在30分钟里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我必死无疑”的事实,把最后的人生耗在尖叫、崩溃与无边的恐惧中,这不是直面,更不是自欺欺人和麻木不仁,而是在无力改变的东西里守住最后一点体面与温柔的权利。
就像我们会给身患绝症的老人说“没事,这只是小毛病,很快就好”,让他在最后的时光也依然能够笑着吃一顿饭,安心地睡一个好觉。对方辩友说,你认为死亡已经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结局。那我想请问,在您方眼里,难道一个人在死前遭受非人的折磨和他平静安静地离开结局是一样的吗?不,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偶尔会刻意避开那些只会带来焦虑的负面信息,这不是懦弱。因为我们知道,快乐本身就需要一点善意的滤镜。你我并非不知道真相,而是选择不被真相裹挟,选择守护自己和他人最后的安宁。
而今天,我们不叫醒飞机上的大家,就是在守护这种糊涂的快乐。或许他们此刻正在做着回家的美梦,想着孩子的笑脸,想着爱人的拥抱,想着落地就能见到想见的人,至少此刻的他们是平静的。而我们不叫醒他们,就是让他们带着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柔,平静地走向终点,不用在最后的30分钟里被死亡和恐惧撕碎所有的希望。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辩题里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事情。对方辩友总是在教训大家,可以让大家好好地与所爱之人告别。我们今天暂且不论在这短短的30分钟内,大家如何从极度惊恐再到稳定情绪,再到安心告别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我们今天只是想借此提醒所有人:临死前才说出那句“我爱你”才是真正的懦夫,别把那句我爱你一直拖到无法开口的那一刻,别把那些想做的事一直推到明天再说。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总觉得还有机会去做,那些没说出口的爱藏在心里,把想陪伴的时光留给以后。可我们漫长的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这仅剩30分钟的飞机,有太多太多意外都告诉我们了,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对方辩友的逻辑好像只有这30分钟的飞机,不是的,除了这三十三十分钟的辩题,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除了死亡以外,所以那些你以为来得及的告别,可能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那些你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爱,可能再也没有讲给对方听。所以别人等死亡来敲门,才想到要好好告别,等到痛无法挽回,才后悔没有珍惜当下。
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死亡前那30分钟的呼号,而是活着的时候就毫无保留地去爱,去陪伴。真正的不留遗憾,也从来不是临死前的一句我爱你,而是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认真地过,用力地爱。到此,这场辩论的旅途也终于接近尾声,在场的各位经历53分钟,最后终于要在3分钟后结束本次飞行。幸运的是,这架飞机终将平稳落地,不过我们也不必着急,请慢慢回想,去允许自己找出那些未能说出口的爱,落地之后去勇敢地拥抱自己,热爱他人。人生这场旅途,毕竟我们不当实验结束。
感谢反方四辩,有请正方四辩。
在前方对方三位辩友那里,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辩友今天谈论这套辩题是想向这个社会倡导什么。终于在四辩环节听到了,四辩说我要好好过好每天,我要把握每一个当下。各位,为什么你人生前半段的每一个当下都要把握,这30分钟你就不把握了?好奇怪,好矛盾。这在我方看来,我前面的所有人生,我都要好好把握的同时,即使我到临死了,我还要努力地践行我的价值,我还要努力地把握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点余晖。在我方看来,你方这个态度完全是矛盾的。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医生要不要告知和今天我告不告知到底有什么区别。医生告知一个人病情,如果他有好的心态,可能可以多活两个月,这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今天告知他这一小段时间的恐慌,价值好像没有这么大,这就是区别。而且对方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好像几乎一直没有申论,对方的态度就是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也什么都没有,只要不要给我痛苦。对方没有任何的利好,对方只是觉得我方不够好而已,很奇怪啊。
然后从价值判断上来看,对方已经承认了睡着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痛苦而已。但在我方反复强调,此刻的平静毫无意义,但我坚定地相信,这个时候我做出了一些弥补的行为,对活着的人一定会有意义。即使我前面说过1万次“我爱你”,我也会觉得在我临死前继续对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对妈妈来说,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会有一点点的慰藉,这是我方前面一直在强调的,是对活着的人的意义,你方一直没有做反驳。你刚才告诉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给活人留下点什么的,OK,但是这就已经明确了我们两方态度上的差异了。对方的态度是装死的态度,今天只要我什么都不知道,只要不让我面对残忍现实,怎么样都可以,就这样慢慢的,就这样囫囵吞枣,就这样没有任何知觉地把我这一辈子结束掉就可以。
但在我方的观点看来,即使今天我留下点什么的可能很小,即使今天我留下点价值的可能很小很小,我方也要作为人,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人去争取这留下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价值。这样一种价值对于我方是重要的,这样一种价值在我方看来是决定了我何以为人的。
今天这道辩题讨论了两个话题,第一个是真相的话题,我觉得你有没有资格去面临真相。对方辩友在一个人都快要死了,你还要不告诉他真相,你到底是在保护他还是在否定他?我方始终坚持,一个人或许会恐惧,但人不仅仅是情绪的承受者,更是意义的建构者。正因为终点无法改变,所以人如何走向终点的把握才是最后的尊严。我方拒绝用恐惧去剥夺一个人面临终点的机会,我们更愿意相信恐惧之外人仍然可以完成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未说未尽之言、确认重要关系、给自己一个交代。因此,今天发现是真正的分析不在于结果,这也就是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当死亡来临时,我们是选择沉睡地被带走,还是清醒地走到终点?
我们承认,一个个体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或许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是由命运宣告死亡,还是自己宣告死亡。这段生命是被结束还是被完成,这就是我方所坚持的,我们要赋予生命最后的选择权。
感谢正方辩手的总结陈词,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请大家稍事等待,有请各位评委商讨比赛结果。
以下为ai总结(感谢来自 刘圣韬 学长的精彩ai prompt!基座大模型为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