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复盘 / 2026.11.21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新生杯辩论赛

我们说的队 对阵 亘古长青队

01

元信息与比赛结果

比赛的起点,以及最后的答案。

正方

我们说的队

当今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VS双方对阵
反方

亘古长青队

当今中国,不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比赛日期
2026年11月21日
录音实录
13 个环节已收录

比赛结果

AI 提取

赛后结果整理完成后,将在此处展示。

02

辩论透析

沿着论点,看看双方如何走向各自的结论。

比赛摘要尚在整理,完成后可查看思维导图。

03

评委透析

从评委关注的问题,回看这场比赛。

这是 AI 总结,不完全代表真实

本场暂无可展示的评委概括。

04

辩论实录

保留现场的声音,也保留论证展开的过程。

按比赛顺序查看录音、精修转写与环节摘要。
01

正方一辩 · 开篇陈词

已精修

精修实录

  当今中国,青少年普遍出现信息时代最深的认知早熟与社会行为成人化特征,犯罪低龄化问题显著。从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后……到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半女童后,警方能出具的只是一纸撤案决定书。我们看见……但法律的回应却滞后了。判断是否应该进一步下调,要看……以及下调能否有效遏制犯罪……。

  据此,我方主张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需满足相关判刑标准,并辅以主观恶意追责的制度,即若该未成年人做出犯罪行为时出于主观恶意,则需根据具体情况与情节严重程度追究其刑事责任。

  首先,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显著,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够填补法律惩戒空缺,有其现实需求。当前,家庭教育缺失与青少年心理保护相互叠加,大量未成年人已经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却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逃脱法律制裁。武汉儿童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杨健指出,当下部分孩子已出现与年龄不符的成人化言行,认知表达远超真实年龄,这种现象是低龄未成年人具备实施暴力犯罪的主观……辨认能力。2019年大连案中,13岁的蔡某某将……中遇强奸未……连捅……刀将其杀害。当我们还在……传……我虚……此事,等大人出门才动手,是……自己差两个月14岁是明知专挑……看见的地方是自控……2025年,最高检追诉核准12~14……严重暴力犯罪近24人,而实际发生的……恶性案件远超24人。大量案件因年龄不足无法追溯,受害者权益无从保障,社会正义无法……,同时……又能……家庭社会加强教育,可以有效预防……犯罪。

  现行法律将12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能力,未满12周岁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2024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半女童,因作案时未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向青少年传递了犯罪成本极低的错误信号。进一步讲,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对……未成年人接收到的信息无法被有效净化,价值观进一步被扭曲。再来看教育层面,仅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就是发了31809份教育监督……书,家庭教育失职已然成了难以管控的普遍现象,但当低龄犯罪真实发生,又面临专门……场所不足2.8万……给对10万人的需求的严重……矛盾,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多重机制同时失效的情况下,急需一股强制力倒逼他们加强完善。这股强制力就是刑罚。教育为主,刑罚为辅……重要。但教育失效,刑罚变成了必不可少……,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

环节摘要

重要概念定义

  • 主观恶意追责制度:若未成年人做出犯罪行为时出于主观恶意,则需根据具体情况与情节严重程度追究其刑事责任。

判断标准

  • 判断是否应该进一步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要看低龄犯罪问题是否显著,以及下调能否有效遏制犯罪。

分论点与事实佐证

  1. 分论点1: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够填补法律惩戒空缺,有现实需求
    • 主张:当前家庭教育缺失与青少年心理保护相互叠加,大量未成年人已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却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逃脱法律制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填补这一空缺。
    • 佐证:
      • 武汉儿童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杨健指出,当下部分孩子已出现与年龄不符的成人化言行,认知表达远超真实年龄,具备实施暴力犯罪的主观辨认能力。
      • 2019年大连13岁蔡某某杀害10岁女童案中,蔡某某明知自己差两个月满14岁,仍选择隐蔽地点作案,体现出主观认知与控制能力。
      • 2025年最高检追诉核准12~14周岁严重暴力犯罪近24人,而实际发生的恶性案件远超该数量,大量案件因年龄不足无法追溯。
    • 与判准的关系:直接回应了“低龄犯罪问题显著”的判准前提,说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针对现实犯罪现状的必要举措。
  2. 分论点2:现行法律的年龄规定向青少年传递了犯罪成本极低的错误信号,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纠正这一问题
    • 主张:现行法律将12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能力,未满12周岁实施严重暴力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让未成年人误以为犯罪无需承担后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明确法律边界。
    • 佐证:2024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半女童,因作案时未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 与判准的关系:回应了“下调能否有效遏制犯罪”的判准,通过提高犯罪成本,减少未成年人因无知而犯罪的情况。
  3. 分论点3:家庭教育、专门矫治场所等配套机制失效,刑罚可作为强制力倒逼相关主体履行责任
    • 主张:当前家庭教育失职普遍,专门矫治场所供给严重不足,教育为主的模式失效时,刑罚成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
    • 佐证:
      • 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制发31809份教育监督相关文书,体现家庭教育失职的普遍性。
      • 专门矫治场所床位不足2.8万,对应10万人的需求存在严重缺口。
    • 与判准的关系:进一步支撑“下调能有效遏制犯罪”的判准,说明在其他机制失效的情况下,刑罚是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强制手段。
02

反方四辩 · 质询 · 正方一辩

已精修

精修实录

  那刑事责任年龄具体定在几岁?为什么一定是10岁?因为当今中国的研究显示,10岁及以上的儿童……

  那下一个问题问你,如果有低于10岁的孩子犯下了恶性案件,你方还要不要追责?

  我方有恶意补足制度。

  你方有恶意补足制度,但你方的设立原则就是基于个别案例的情绪性回应,而非社会的普遍现状,没有拿出一套适用于所有低龄犯罪儿童的措施。而今天,反方将会给大家适用于所有低龄儿童的措施。好,下一个问题,除了改年龄线,您方还有什么别的措施呢?

  那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吗?我方是在改革意见的基础上补足了恶意追责措施。

  那您方给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包括两件事情的吗?改年龄以及你说的恶意补足。

  是的。

  那您方今天要改年龄,是因为您方认为低龄恶性犯罪,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用立法来强制解决的程度吗?

  是的。

  那12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024年是34人,2025年是降到了24人,不对,2024年是34人,2025年降到了24人。同期,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1416周岁犯罪人数下降了13.4%,是近五年来首次下降。那整体趋势向好的情况下,您方为什么觉得仍然严重呢?

  请注意,你方给出的下降,也是有12~14周岁的儿童下降7.6%包含在内的。这是基于2021年已经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的。

  那好,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立法注重教育为主、感化为主,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案例,法律上不予立案。所以,我方今天既然承合了立法原则,要进一步强化教育。

  好,那我问你,惩治12岁以下,但罪错儿童,主要是因为他主观上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无知故犯的吗?

  这件事情当然也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方才会主张要对他实施刑罚。而北师大的研究表示,儿童认知能力尚未成熟,青少年人很多犯罪源于非理性的冲突。所以你方怎么区分他是主观的,也还是儿童天生带有的冲动性的?

  我方双方举证的荆州案、大连案以及邯郸案都是有主观恶意的点的,您方承认吗?

  哦,不好意思。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实证调查中说明,家庭教育不当是家庭教育不当导致,观念淡漠以及学校教育的缺陷才是主要原因。家庭因素所占比最高,您方下调年龄,把最小的孩子关进去,能弥补家庭……

  什么要这些同时都出现了?

  当然需要配套的措施。

环节摘要

对话流程

争点1:正方主张的刑事责任年龄具体标准

  • 发言1(方别未标明):“那刑事责任年龄具体定在几岁?为什么一定是10岁?因为当今中国的研究显示,10岁及以上的儿童……”

争点2:低于10岁儿童犯下恶性案件的追责方式

  • 发言2(方别未标明):“那下一个问题问你,如果有低于10岁的孩子犯下了恶性案件,你方还要不要追责?”
  • 发言3(方别未标明):“我方有恶意补足制度。”

争点3:恶意补足制度的设立合理性

  • 发言4(方别未标明):“你方有恶意补足制度,但你方的设立原则就是基于个别案例的情绪性回应,而非社会的普遍现状,没有拿出一套适用于所有低龄犯罪儿童的措施。而今天,反方将会给大家适用于所有低龄儿童的措施。”

争点4:正方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外的配套措施

  • 发言5(方别未标明):“好,下一个问题,除了改年龄线,您方还有什么别的措施呢?”
  • 发言6(方别未标明):“那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吗?我方是在改革意见的基础上补足了恶意追责措施。”
  • 发言7(方别未标明):“那您方给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包括两件事情的吗?改年龄以及你说的恶意补足。”
  • 发言8(方别未标明):“是的。”

争点5:低龄恶性犯罪是否严重到需要立法强制解决

  • 发言9(方别未标明):“那您方今天要改年龄,是因为您方认为低龄恶性犯罪,已经严重到了必须用立法来强制解决的程度吗?”
  • 发言10(方别未标明):“是的。”

争点6:未成年人犯罪数据趋势是否支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 发言11(方别未标明):“那12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024年是34人,2025年是降到了24人,不对,2024年是34人,2025年降到了24人。同期,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1416周岁犯罪人数下降了13.4%,是近五年来首次下降。那整体趋势向好的情况下,您方为什么觉得仍然严重呢?”
  • 发言12(方别未标明):“请注意,你方给出的下降,也是有12~14周岁的儿童下降7.6%包含在内的。这是基于2021年已经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的。”

争点7:我国未成年人立法原则的适用

  • 发言13(方别未标明):“那好,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立法注重教育为主、感化为主,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案例,法律上不予立案。所以,我方今天既然承合了立法原则,要进一步强化教育。”

争点8:惩治12岁以下罪错儿童的核心依据

  • 发言14(方别未标明):“好,那我问你,惩治12岁以下,但罪错儿童,主要是因为他主观上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严重无知故犯的吗?”
  • 发言15(方别未标明):“这件事情当然也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方才会主张要对他实施刑罚。而北师大的研究表示,儿童认知能力尚未成熟,青少年人很多犯罪源于非理性的冲突。所以你方怎么区分他是主观的,也还是儿童天生带有的冲动性的?”

争点9:未成年人犯罪案例的主观恶意认定

  • 发言16(方别未标明):“我方双方举证的荆州案、大连案以及邯郸案都是有主观恶意的点的,您方承认吗?”

争点10: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际效果

  • 发言17(方别未标明):“哦,不好意思。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实证调查中说明,家庭教育不当是家庭教育不当导致,观念淡漠以及学校教育的缺陷才是主要原因。家庭因素所占比最高,您方下调年龄,把最小的孩子关进去,能弥补家庭……”

争点11:配套措施的必要性

  • 发言18(方别未标明):“什么要这些同时都出现了?”
  • 发言19(方别未标明):“当然需要配套的措施。”
03

反方一辩 · 开篇陈词

已精修

精修实录

  2021年刑法新规,将特定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至12周岁。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是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手段,并且需要针对特定的情况进行审查决定。本规定表明,仅仅依靠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并没有完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罪错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建设,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展开系统性预防和矫治。这表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区分不同的情况,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情况整体较好,2025年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比大幅下降9.84%,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初次作案连续两年大幅下降,12岁以下儿童实施严重暴力犯罪极为罕见。因此,我们应该以预防为主,判断要不要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要看儿童是否在科学上具备责任能力,并且是否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首先,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缺乏科学依据,儿童辨别能力和控制力尚未成熟,难以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判断其是否存在故意行为是极其困难的。有研究显示,儿童的抽象认知能力尚未成熟,很多犯罪行为源于非理性的冲动。对于12岁以上孩童,我们很难区分他的行为是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还是孩童式的模仿、情绪冲动下认知偏差导致的莽撞。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加大对低龄儿童的关注,引导尽早预防不良行为。如果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将不同认知水平的孩子进行羁押改造,将会导致严重的交叉感染,因为原本的孩子会在里面学到更专业的犯罪技巧,再加上是终身的犯罪标签。

  其次,真正的短板在家庭监护和前期的监管,而非低龄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调查显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人群88%来自于问题家庭,40%由于放纵型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监管的缺失,滋生了其不良行为的出现。我方替代政策不在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在于让干预更快更准更实。第一,将干预起点前移到严重不良行为的阶段,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对不负责的家长进行依法追究。村委会居委会应该定期盘查和督促,建立学校中的早期发现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出现。第二,完善专门矫治的补救机制,一是在审批上压缩周期,借鉴赣州社会共享系统,将评估审批全程线上化,把周期统一压缩到一天,抓住黄金干预期。二是在矫治上个性化建立动态电子档案,科学量化对症下药。第三,完善社会帮助与受害者补偿,家庭和社区监管缺位时应先落实国家监护和社会救助补偿,并激活国家的司法纠正程序。

  综上所述,法律的真正目的不只是惩罚,更是挽救与矫正,不仅要有人道手段,更要有人道主义的温度。

环节摘要

重要概念定义

本段未明确提出专门的概念定义。

判断标准

反方明确提出:判断要不要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要看儿童是否在科学上具备责任能力,并且是否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分论点与事实佐证

  1. 分论点1: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缺乏科学依据,儿童辨别能力和控制力尚未成熟,难以承担刑事责任
    • 主张:儿童的抽象认知能力尚未成熟,很多犯罪行为源于非理性的冲动,难以区分其行为是理性选择还是孩童式的模仿、情绪冲动下认知偏差导致的莽撞,贸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导致羁押改造中的交叉感染和终身犯罪标签问题。
    • 原文使用的材料:引用研究显示儿童抽象认知能力尚未成熟,犯罪多源于非理性冲动。
    • 分论点如何服务于判断标准:从科学层面证明儿童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责任能力,不符合“儿童是否在科学上具备责任能力”的判准。
  2. 分论点2: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短板在家庭监护和前期监管,而非低龄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 主张: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家庭教育和社会监管缺失,应通过前移干预起点、完善专门矫治机制、落实国家监护与社会救助等替代政策解决问题,而非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 原文使用的材料: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调查显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人群88%来自问题家庭,40%源于放纵型教育;借鉴赣州社会共享系统将评估审批周期压缩到一天的实践案例。
    • 分论点如何服务于判断标准:证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针对犯罪根源解决问题,不符合“是否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判准。
04

正方四辩 · 质询 · 反方一辩

已精修

精修实录

  心理学家阿尔伯特通过实验证明,儿童可以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尤其是攻击行为进行模仿学习,这就是社会学习理论。那我问你,现在10~12岁的小孩,他们全员上网,短视频暴力内容随处可见,他们是不是很有可能快速学会这些暴力手段,模仿恶性行为?

  确实,这个就是我所以说的,所以你也承认了,他们会模仿恶性行为,所以互联网时代的庞大信息,它就有可能导致一些10~12岁小孩去学习恶性手段。

  第二点,你会认为当下的家庭教育管怎么样?

  当下的家庭教育大部分是一种缺失的,所以才我方数据显示,最高人民法院数据,2021年到2023年,22.94%的低龄恶性事件都出自于留守及其他代庭。这就是当下代庭缺失之下有见识,所以它也会导致低龄未成年人来犯下恶性案件。这就是我方今天告诉大家的第一个点。当互联网的不良信息渗透,家庭教育缺失,这些原因都在提醒我们进一步来降低刑事责任,来解决犯罪低龄化。

  第二个问题,我方第一辩刚才举个例子,这是援江少年,他作案后,换下血衣,藏匿刀具,用母亲的手机来模仿云戏,给班主任发警假短信,对外就甚至谎称母亲是自杀。这只是他的一时冲动不懂事吗?

  并不是,他这个是家庭矛盾,他有他父母对他,他有暴力,他的回事,他就是冲动不懂事,他已经具备了辨人能力。

  这续问,这次我继续问你,这些邯郸杀人案,金酒杀人,这些小孩,他明知这些行为会夺走他人生命,触犯刑法,但是他还要继续实施,事后甚至懂得利用年龄来满足他是来免责。他是否已经具备了控制能力?

  而你方举证的这个案例已经满了12岁,他已经是在这个限制机制下已经生效了,然后我们……

  他们已经满了12岁,他已经是在那个现行机制下已经生效了。然后我们要论证的是进一步降低,不能拿你看大里来这动分,甚至刚才那个我说的这个人少年,他已他们这部分10~12岁的低龄未成年人,他已经具备了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符合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

  第三点,当今互联随着时代和互联网发展,生小孩认知能力是不是在提升?

  认知提升并不代表他们那个控制力成熟。

  他们怎么这那我认知能力和辨认和控制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认知是他的是他的思想上,但是控制是他,他可能在那个当下那个情况下,他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

  这两个能力不能说百分百的相等,至少他们已经有很大的交集,所以我方第三个点,随着低龄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提升,相应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应该在小以上进行。

环节摘要

对话流程

争点1:10~12岁未成年人是否会模仿网络暴力内容实施恶性行为

  • 发言1(方别未标明):引用阿尔伯特的社会学习理论,提出10~12岁儿童全员上网、随处可见暴力短视频,大概率会模仿恶性行为,互联网不良信息渗透是低龄犯罪的诱因之一。
  • 发言2(方别未标明):未直接回应模仿问题,转而提出家庭教育缺失是低龄恶性事件的重要诱因,引用最高法数据:2021-2023年22.94%的低龄恶性事件出自留守及代际家庭,主张应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解决低龄犯罪问题。
  • 发言3(方别未标明):未回应家庭教育相关主张,继续追问10~12岁未成年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以沅江少年杀人案为例,质疑其作案后藏刀、伪造现场、谎称母亲自杀的行为是否仅为一时冲动。
  • 发言4(方别未标明):未直接回应沅江少年的行为定性,提出该案件属于家庭矛盾引发,涉案少年具备辨认能力。
  • 发言5(方别未标明):未回应家庭矛盾的定性,继续追问邯郸杀人案、金酒杀人案中的未成年人事后利用年龄免责,是否说明其已具备控制能力。
  • 发言6(方别未标明):提出上述案例中的涉案人员均已满12岁,属于现行刑事责任年龄机制的覆盖范围,不能作为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论据。
  • 发言7(方别未标明):未回应案例年龄的限定,主张10~12岁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符合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

争点2:低龄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提升是否等同于刑事责任能力提升

  • 发言8(方别未标明):提出随着互联网发展,低龄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正在提升,主张刑事责任年龄应相应下调。
  • 发言9(方别未标明):回应认知提升不代表控制力成熟,无法给出辨认与控制能力的具体判断标准。
  • 发言10(方别未标明):未回应控制力的判断标准问题,主张认知能力与辨认控制能力存在较大交集,认知能力提升意味着应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05

正方二辩 · 驳论

已精修

精修实录

  好,我们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要对应考量的是会造成什么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对象几乎也都是未成年人,特别是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受害者,甚至需要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进行权益的比较。

  法律对未成年人加害者的过度保护,就是对未成年人受害者的伤害,无法弥补受害者家庭受到的伤害。

  对方辩友应该回答我,当一个低龄儿童恶意杀人时,受害的儿童真的应该用生命为他的错误买单吗?

  如果不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案的受害者的家人甚至不能用追诉的方式保障权益。加害者没有付出代价,受害者的权利却被漠视,有网友说他都没明天了,加害者却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法律到底是保护受害者还是加害者?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对正义的追求。我们不能忽视群众追求正义的情感。我方认为不处置这样的犯罪,是不利于进一步维护社会对法律的威信和信任的。

  首先,当下已有部分儿童具有了成熟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比如还是儿童主犯的十三岁的张某某,犯罪动机是谋财害命,由于平日的怨念,得知被害人家里有一千块钱,见钱就起了杀心,提出杀人分钱,这是非常冷静,充满恶意的判断。

  同时,作案后,张某某和李某没有丝毫慌乱,是用提前挖的坑埋尸并平整地面,随即分赃一百九十一元,并指使马某某砸毁手机卡,丢弃手机,销毁线索,三人作案后第二天,甚至照常去上学,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冷静与缜密。这起案件展现了低龄未成年人令人不寒而栗的能力与反社会特征。以上的细节体现了他们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正方愿意承认,大多数十二到十四岁的少年,没有这种能力。可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本身就是极少数发生的事件,这种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立法,不是针对一般事件的立法,而是针对特殊事件的立法。

  所以我们下调刑事的最低年龄,不是会影响到一般的十到十二岁小孩,而是在一个非常年幼的杀人犯出现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依据?

  在正常的政策中,我们提出了恶意追责制度,及如果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严重恶意,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处理,就算是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也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正方二辩首先提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需考量其影响,指出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受害者几乎都是未成年人,需要比较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权益;主张法律对未成年人加害者的过度保护,是对未成年人受害者的伤害,无法弥补受害者家庭的创伤。
  2. 随后正方二辩追问:当低龄儿童恶意杀人时,受害儿童是否应当用生命为其错误买单;提出若不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受害者家人无法通过追诉保障权益,加害者未付出代价、受害者权利被漠视,这种情况会损害社会对法律的威信和信任,不能忽视群众追求正义的情感。
  3. 接着正方二辩举例论证当下部分儿童已具备成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十三岁的张某某作为儿童主犯,因谋财害命的动机,得知被害人家里有一千块钱便起杀心,作案后与同伙用提前挖的坑埋尸、平整地面,分赃一百九十一元,指使他人砸毁手机卡、丢弃手机销毁线索,作案次日照常上学,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冷静与缜密,具备法律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4. 正方二辩补充说明,大多数十二到十四岁的少年没有这种能力,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本身是极少数事件,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立法是针对特殊事件的立法;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会影响一般的十到十二岁小孩,而是为应对非常年幼的杀人犯提供法律依据。
  5. 最后正方二辩提出配套的恶意追责制度:如果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严重恶意,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处理,就算是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也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06

反方三辩 · 质询 · 正方二辩

已精修

精修实录

  你的意思是你认为这些小孩犯罪是故意的,对不对?故意的就应该抓起来?

  那么我想问,2023年8月30日,湖北公安村12岁男孩杀害同村女童案,是因为这个女童和他的妹妹争吵,他想让这个女童消失,在此过程中,他父母并没有进行干预和制止,放任结果才导致悲剧的发生。那可能就不符合我方这种故意的定义。所以这需要由司法机关去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我方主张的是在放任的第一时间用家庭教育去修复,而不是说等悲剧出现再用你方的司法刑罚去掩埋。所以说,你方的前提是这个行为一旦对所有的地方都兼顾得到,但是我国发达地区的司法力量不一样……

  但是在这个案子过程中,他父母是不是没有进行家庭的管教,而是一直在放任?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家庭教育的缺少而导致的铁证吗?

  是。那么你方所说的这个故意就只是表象,他的家庭教育的长期缺失和放任,才是酿成悲剧的真正推手。所以我们需要从根源上去强化教育,引导这些小孩,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好,下一个问题。你方今天执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威慑这个小孩,有这部分目的,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如果已经真的出现了这么坏的,我们觉得你是在威慑他们。可是2023年湖北十堰发布的案例中,初中毕业的化名小东因盗窃入狱,但在刑满释放后,他再次重操旧业。您方怎么解释?

  盗窃入狱不符合我方1014岁的判定,那么我方1014岁的判定只有……但是你方所说的10~14岁,是不是比这个人更小,他更不理性,容易被误导,所以他才需要我去引导教育。所以说,您方的这个政策标准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后续的导师教育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本身的错误。

  好,下一个问题。你方觉得当这些孩子送进监狱或者关押所,他们能避免和其他罪犯的接触吗?

  少管所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们只针对杀人和致人死亡这种小孩。

  更难被……这种小孩可塑性强,所以他的环境中一定会产生交叉感染。你方为了惩罚那些极少数的恶性案件,让大量孩子面临彻底边缘化,再犯率飙升的风险,这样您方算过吗?

  首先我们不会有大量的孩子进来,因为在2020年……期间,我们上一次讲……

  既然没有大量的孩子会进来,那么这些剩下的,甚至这些孩子,他就是要通过不断地走矫治,我帮去改正,去引导他们向上。但是真正应该怎么……

  我方不反对教育,但是不能只有教育。

环节摘要

对话流程

第1轮交锋:低龄犯罪的核心成因及对应解决路径

  • 提问/主张(反方):询问正方是否认为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多为故意,故意就应抓捕追责。
  • 回应(正方):以2023年8月30日湖北公安村12岁男孩杀害同村女童案为例,该案是因女童与男孩妹妹争吵,男孩希望女童消失,过程中父母未干预制止、放任结果发生,不符合反方所说的故意犯罪定义;主张应在放任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用家庭教育修复,而非等悲剧发生后用司法刑罚处置;同时指出我国不同发达地区的司法力量存在差异,反方的政策前提无法在所有地方兼顾落实。
  • 追问(反方):该案件中父母未进行家庭管教、长期放任,是否是家庭教育缺失导致犯罪的铁证。
  • 回应(正方):认可该事实,提出故意只是表象,家庭教育长期缺失和放任才是悲剧的真正推手,需要从根源上强化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第2轮交锋:降低刑龄的威慑目的是否成立

  • 提问/主张(反方):正方主张降低刑龄有威慑低龄犯罪的目的,以2023年湖北十堰发布的案例为例,初中毕业的小东因盗窃入狱,刑满释放后再次重操旧业,询问正方如何解释。
  • 回应(正方):盗窃入狱不符合己方提出的10-14岁未成年人的适用判定,10-14岁的未成年人比小东年龄更小,更不理性、容易被误导,更需要引导教育;认为反方的政策标准无法解决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后续导师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认识自身错误。

第3轮交锋:低龄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矫治场所是否会产生交叉感染与边缘化风险

  • 提问/主张(反方):低龄未成年人被送进监狱或关押所,能否避免和其他罪犯接触。
  • 回应(正方):少管所有区别,己方只针对杀人和致人死亡的低龄未成年人。
  • 追问(反方):这类未成年人可塑性强,所处环境一定会产生交叉感染;正方为惩罚极少数恶性案件,让大量孩子面临彻底边缘化、再犯率飙升的风险,是否核算过相关后果。
  • 回应(正方):不会有大量孩子进入,提及2020年相关数据但表述未完成。
  • 追问(反方):既然没有大量孩子进入,剩下的孩子需要通过不断矫治改正、引导向上,但真正的解决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
  • 回应(正方):己方不反对教育,但不能只有教育。
07

反方二辩 · 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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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所说的韩娜案,就算孩子已经达到12岁,可以依法判刑。而且,一个是有期徒刑,有一个是有期,一个是无期,还有一个是被强制送的专门矫治的地方。

  您方今天要强调的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可行性。

  而且,对于刚才你方所说的湖南杀母案啊,他其实那个人,他是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压抑环境,而去杀呢?即使降低年龄,他也无法改变现在的源头。

  而今天反方看到呢,这些低龄犯罪的案件,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也共情着汹涌的民意。但是跳出情绪,我们要看到民众深深关心的是什么,公众的真实诉求不是为了报复那些低龄犯罪儿童,想要的是安全和正义,是未来这样的出现也不再发生,让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受到法律的影响。

  证明是一种虚假的……只是给大众一种惩罚了就安静的错觉,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刑事程序,真正导致他们犯罪的家庭教育缺失,社会法制道德的引导的不足并没办法解决。

  现行的12岁的刑事责任已经能够守住极端恶性的底线。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对前期不良行为的约束。

  其次,我方刚才已经表明已经有更成熟可落地的替代政策,且更加稳妥,一方面是不用额外花那笔钱。学校社区矫治场所本来就是在我们只是把发现处理的流程优化,早点干预孩子的问题,并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和补救。

  另一方面也不会给孩子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升学就业以及在社会中的相处等。我方用矫治的方式教育引导,减少孩子再犯的可能,而反方主张降龄孩子在处理实则有后患,一旦更加给孩子以后在升学就业的处处碰壁,易被社会孤立,还可造成更高的反弹率。

  所以我方坚持当今中国不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年龄责任。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回应正方援引的低龄恶性犯罪案例:针对正方提及的韩娜案,主张即便涉案行为人达到12岁,依法可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被送入专门矫治场所,仍属于刑事处置范畴;针对正方提及的湖南杀母案,主张该案行为人系长期受家庭暴力压抑而犯罪,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法改变家庭暴力这一犯罪源头。
  2. 澄清公众诉求:主张公众对低龄犯罪案件的核心诉求并非报复犯罪的低龄未成年人,而是追求安全与正义、避免同类案件再次发生,让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受到法律的正向影响。
  3. 反驳降低刑责年龄的效果:主张降低刑责年龄仅能给大众“已完成惩罚、可恢复平静”的错觉,将涉罪未成年人送入刑事程序无法解决家庭教育缺失、社会法制与道德引导不足等导致犯罪的根源问题。
  4. 主张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主张现行12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能守住极端恶性犯罪的处置底线,当前更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前期不良行为的约束与干预。
  5. 提出替代方案并论证其优势:主张存在更成熟可落地、更稳妥的替代政策,无需额外投入资金,仅需优化现有学校、社区矫治场所的发现与处理流程,尽早干预未成年人问题并对已发生的犯罪事件进行补救;该方案不会对未成年人的升学、就业及社会交往造成负面影响,通过矫治教育引导可降低未成年人再犯率;而降低刑责年龄会导致涉罪未成年人未来在升学、就业中处处碰壁,易被社会孤立,反而可能造成更高的再犯反弹率。
  6. 总结立场:重申当今中国不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08

正方三辩 · 质询 · 反方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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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四辩阐释过,现在孩子接触的信息更丰富,他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没问题吧?

  对。

  好的。那么对于一个认知已经成熟到足以判断杀人放火是严重错误的孩子,我们的法律仍然觉得他不懂事,所以不应该负刑事责任这种旧标准来对待他。这种认知和法律的错位会带来什么后果?

  ……现在只是把他送进去,那你后出来……

  好的,我来帮你解释。现在孩子都已经不傻了,此时他会意识到我懂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我不想做,毕竟法律认为我不懂,所以我犯罪也不用承担严重的后果。所以教育会在孩子不用负责的认知下失去重要……

  好,希望向同学请教你,同一个行为发生在12岁生日的前一天和后一天,难道因为我立马满了12岁我就会突然变聪明吗?不会啊,所以我们发现当下的区分制度是很机械的。他只机械的划分了12岁以上的孩子,但是法律不允许这个视情进入刑事审查,你方打算怎么解决10岁以上……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强制性的专门矫制措施。

  你要抓住强制性,就像那个那个案例,它已经进入3~3年了以后,我们检察机关实际调研发现,这种强制的矫治措施在实行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系统性缺陷。所以你方的方法其实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好,第三问题,向同学,你认为当下的教育是有效的,对吧?

  这是有效的。

  所以当下的教育是有效的。

  对。

  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案子在做,2018年,我南京的11岁孩子就拿妈妈的管道……刑事案子的发生之后,警方只让他承担了非刑罚的处罚,交给监护人看护,你方打算怎么去教育他?

  我方已经是说了嘛,他是专门的小有军事化的关系,就像我方有一个例子是北方的同学,大家很清楚,实际上这样的人很难教,而不是没有人教他,根本听不进任何道理。这点你会否……

  我有案例,就是已经连续60天……学校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事效果了,当此时你他告诉我说一个明确告诉他,他这个年龄进行犯罪一定能进监狱的教育,和单纯说这件事情不对的教育,哪个更能阻止犯罪?

  难道说您方进监狱就一定有震慑效果吗?

  而我不能看到这些效果,因为我看反说的是,孩子从来不缺的是外在的教育,而是让教育真正被听得进去的法律支撑。如果只说教育不对,这样不好,但是不给出严重的后果,那么这样的教育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其实我在问你们深圳……我先到这里。

  老师,这个孩子其实对法律观念很薄弱。

环节摘要

对话流程

争点1: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提升与现行法律的错位

  • 发言1(正方):“现在孩子接触的信息更丰富,他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没问题吧?”
  • 发言2(反方):“对。”
  • 发言3(正方):“那么对于一个认知已经成熟到足以判断杀人放火是严重错误的孩子,我们的法律仍然觉得他不懂事,所以不应该负刑事责任这种旧标准来对待他。这种认知和法律的错位会带来什么后果?”
  • 发言4(反方):“现在只是把他送进去,那你后出来……”
  • 发言5(正方):“现在孩子都已经不傻了,此时他会意识到我懂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我不想做,毕竟法律认为我不懂,所以我犯罪也不用承担严重的后果。所以教育会在孩子不用负责的认知下失去重要……”

争点2: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机械性

  • 发言6(正方):“同一个行为发生在12岁生日的前一天和后一天,难道因为我立马满了12岁我就会突然变聪明吗?不会啊,所以我们发现当下的区分制度是很机械的。他只机械的划分了12岁以上的孩子,但是法律不允许这个视情进入刑事审查,你方打算怎么解决10岁以上……”
  • 发言7(反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强制性的专门矫治措施。”
  • 发言8(正方):“你要抓住强制性,就像那个那个案例,它已经进入3~3年了以后,我们检察机关实际调研发现,这种强制的矫治措施在实行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系统性缺陷。所以你方的方法其实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争点3:教育有效性与法律支撑的关系

  • 发言9(正方):“你认为当下的教育是有效的,对吧?”
  • 发言10(反方):“这是有效的。”
  • 发言11(正方):“所以当下的教育是有效的。”
  • 发言12(反方):“对。”
  • 发言13(正方):“那我们来看,这个案子在做,2018年,我南京的11岁孩子就拿妈妈的管道……刑事案子的发生之后,警方只让他承担了非刑罚的处罚,交给监护人看护,你方打算怎么去教育他?”
  • 发言14(反方):“我方已经是说了嘛,他是专门的小有军事化的关系,就像我方有一个例子是北方的同学,大家很清楚,实际上这样的人很难教,而不是没有人教他,根本听不进任何道理。这点你会否……”
  • 发言15(正方):“我有案例,就是已经连续60天……学校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事效果了,当此时你他告诉我说一个明确告诉他,他这个年龄进行犯罪一定能进监狱的教育,和单纯说这件事情不对的教育,哪个更能阻止犯罪?”
  • 发言16(反方):“难道说您方进监狱就一定有震慑效果吗?”
  • 发言17(正方):“孩子从来不缺的是外在的教育,而是让教育真正被听得进去的法律支撑。如果只说教育不对,这样不好,但是不给出严重的后果,那么这样的教育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 发言18(反方):“老师,这个孩子其实对法律观念很薄弱。”
09

反方三辩 · 质询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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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今天一直在辩这一零恶性案件,令人愤怒,来强调公犯育责任。我方不否认恶性案件,但是也不是说被客宽容,但零我们的零容忍不是等于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更不等于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路。

  对方一直没有回答,第一,他这我们的时间策略嘛,你们一直在说现金政策有问题,所以你们需要去降低年龄,然后用这个法律去兜底。但是,因为你们降样低,这个法律去兜底,那么我们老师、家长其他社会方面对这个小孩的关注是不是更少了?那么这些小孩以后的教育引导,就是他们发展的方向是不是更更加不被不被关注,不能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说到他的现在网络信息太多,所以这些小孩被恶意引导。但是就是因为网络网络信息太多,他们的辨别能力更不强,他们接触到的复杂信息更多,他们不断的受影响,所以才使他们,所以才使他们能够变得更难去判断,所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借助教育引导去帮助他们。

  还有一个损益比也许更高,要对方主张法定为孩子更近形式监济轨到,但他监并从来都不是有效的审卡,它是成本更高效更差的路径。首先,教社区小师的从犯罪最低至0.21%,可先进型的重犯率却高为8%,那么。对方却是在用更高的财政成本和更高的交叉感染风险,和更高的再犯的概率,去换一个已经被判定无效甚治反反效的威慑,这叫是不是浪费啊?

  还有,对方始终没有回答问题,是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个谈的案件,他们到底是让观众最后让到对一象的是希望这个小孩以后不再犯,为什么小孩教育他是他是既能变成人身自由的强制力,同时也能让观众看到他被管管住了。你们降临不是只满足惩罚这一个符号,却放弃了有效这个治理目标。

  而我方,我方通过这个小师教育,不仅对外面世件的容忍,也不放弃对每一个低龄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们也是可以让低些孩子孩子获得挽救,让他们不被推上更更好的道路,让他获得更多的教育,谢谢。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反方首先提出,己方不否认低龄恶性案件令人愤怒,但认为零容忍不等于只能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实现,也不代表降低刑责年龄是有效的治理路径。
  2. 反方指出正方未回应:若通过降低刑责年龄让法律兜底,是否会导致老师、家长及社会对低龄未成年人的关注减少,进而影响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引导,阻碍其向好发展。
  3. 反方针对正方提出的“网络信息繁杂导致未成年人被恶意引导”的观点回应:正因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受复杂信息影响大,才更需要通过教育引导帮助他们,而非降低刑责年龄。
  4. 反方进行损益比较,主张降低刑责年龄并非有效路径:引用数据称社区矫治的再犯率最低至0.21%,而监禁刑的重犯率高达8%;认为降低刑责年龄会带来更高的财政成本、交叉感染风险和再犯概率,却只能换来被判定无效甚至反效的威慑,属于资源浪费。
  5. 反方指出正方未回应:低龄恶性案件公众期待的是让孩子不再犯罪,而非仅满足惩罚的符号;降低刑责年龄只实现了惩罚符号,却放弃了有效治理的目标。
  6. 反方提出己方主张:通过社工教育,既不纵容恶性案件,也不放弃对低龄孩子的教育挽救,帮助他们走上更好的道路。
10

正方三辩 · 质询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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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今天跟我们说成本高,虽然修法和执行需要投入成本,但相比于社会安定,这样的成本投入绝对是划算的。并且当法律介入并有效降低犯罪之后,司法机关无需再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研判这些模糊的案件。前期教育人员也因为有了法律这个抓手而降低了执行成本,所以对方即使在社会成本上的比较有增有减,我方也并非要承担巨大的厉害。

  同时呢,司法机关的执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下沉的,那么同时我们这种小时候。听了多少种这种教育,对您方来说,您方真的听进去了多少呢?

  而且具体化、个性化的方案需要更多的成本,因为他需要主案的研判。从教育效果上讲,这种临界的矫治效果很差。这种驻马店郊线的检察院只有两到三名的检察官,由于他们受制于办案的压力,他们难以投入精力去开展这种小学教育。所以,您方的这种小学教育是在基层是缺乏相应的人才,同时专业是不足的。

  其次,我们在看你方提到一个交叉感染,我方说不会有交叉感染,因为我方觉得足够害坏的小孩,他在监狱里就不会出来了,所以不讲坚性的坏人,我方也认为这小孩就不应该放出来。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真实性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威慑力只能由法律带来?互联网信息良好,自己青少年是一张白纸,被污染之后,这种柔性化的教育措施很难以对抗这些污染的信息。而又因为法律缺乏明确的代价和惩罚去劝导孩子,所以孩子做出一些不当行为的时候,他们不会害怕。因为法律不管,所以他们不听。并且中国的教育本身就缺乏对孩子生死观的教育,所以呢,当违规成本极小的时候,任何的教育都必然失效。

  再来看解决那个问题,既然根源是认知和法律的错位,那么我们解决的起点就是要下降这种年龄。只有当年龄线下降之后,法律才能对严重的危害行为给出明确的惩罚威慑。如此建立,有了威慑,教育才不再是一种通通的劝导,而伴随着违法必须追究的明事后果。孩子认识到代价真实存在,这种劝阻才能真实的生效。

  回到政策上讲,我方的方案搭配互联网的传播,能更好的向大家传递犯罪自有代价的思想,进而能够回应更多民众的期待和需求。大连13的男孩杀害10岁女士抛尸,但他只负责了民事赔偿,没有进行刑事的惩戒。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上……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回应反方提出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本高的质疑:主张修法与执行的成本投入相较于社会安定是划算的;法律介入有效降低犯罪后,司法机关无需耗费大量精力研判模糊案件,前期教育人员也能借助法律抓手降低执行成本,因此社会成本的增减对比下,己方无需承担巨大成本。
  2. 质疑反方提出的基层教育方案:主张司法机关执法需要大量专业人员下沉,反方提及的日常教育实际接受度低;具体化、个性化的教育方案需要更多主案研判成本,且临界矫治效果很差;举例驻马店郊县检察院仅有两到三名检察官,受制于办案压力难以投入精力开展小学教育,指出反方的小学教育方案在基层缺乏人才、专业不足。
  3. 回应反方提出的交叉感染质疑:主张己方方案下足够恶劣的小孩在监狱里不会被释放,不讲坚性的坏人也不应该被放出来,因此不会出现交叉感染。
  4. 论述威慑力的来源:主张互联网信息环境下青少年如同白纸,被污染后柔性化教育措施难以对抗不良信息;法律缺乏明确代价和惩罚时,孩子做出不当行为不会害怕;中国教育本身缺乏对孩子的生死观教育,违规成本极小时任何教育都必然失效。
  5. 阐述己方方案的核心逻辑:主张问题根源是认知与法律的错位,解决起点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年龄线下降后,法律才能对严重危害行为给出明确惩罚威慑,让教育不再是空洞劝导,而是伴随违法必追究的明确后果,孩子认识到代价真实存在,劝阻才能生效。
  6. 阐述己方方案的社会价值:主张己方方案搭配互联网传播,能更好向公众传递犯罪自有代价的思想,回应民众期待与需求;举例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抛尸案,指出该案中凶手仅承担民事赔偿、未受刑事惩戒(发言此处未完成)。
11

自由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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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小孩的犯罪行为全部判刑,可以判他无期,可以判他有期徒刑,对方不要扣这个帽子。

  然后,对方应该跟我解释,我国有10余万需求的矫治教育,但是只有8.8万的供给,你们怎么解决?

  我国对矫治教育的需求是10余万,但是只有2.8万的供给,怎么解决?

  那这说明我们需要不断补充完善,来推动矫治教育更好地发展。

  那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成本就很高了呢?

  你知道吗?你把这些都投入到监狱对小孩的管教上,那么你所说的难道是不好吗?

  我方认为您方所说的矫治教育都是一些犯罪后的弥补,请您方解释,在我方所说的深圳14岁男孩杀害同学这个案件中,事前教育您方怎么在事前阻止他犯罪?

  首先对于成本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有的矫治场所本来就是存在的,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设。我们只是把发现处理的流程优化而已。

  请你方回答我的问题,怎么通过事前教育来阻止他犯罪?

  我方也说过,将干预提前到严重不良行为阶段,强制经过家庭监护,对失职的家长进行依法追究。

  对方刚刚一直没有回答,2.8万的供给和10万的需求,你方怎么去满足这个供给不平衡的问题?所以你方的矫治教育从资源上无法支撑。

  但是你方所说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也在提供成本?那是不是也增加了成本?你所说的矫治教育,虽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但是它的成本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高,专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足够的。我方的数据是2021年只有24人被判处监禁,2025年更是更低,您方怎么说这个成本会比你方的更高呢?

  你方所说的未成年人监狱,一年的预算是要上亿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矫治教育即使投入高成本,一年判24个小孩进监狱,怎么可能比矫治教育的成本更高?

  所以我刚刚也证明了你方说的矫治教育,我们需要10万,但是只有2.8万,这是一种严重不足,所以对方的政策是不具解决力的,因为他们的资源不足。

  但是我方也没有全部把人关到监狱,需要送矫治教育的,我们当然就会送。所以我方也认为矫治教育该做,但是一定要配合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你方也说每年只有二十四个人,那你方用少数的案例去打普遍的政策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每年会有上千万的小孩去杀人吗?我方给的前提是,在1014岁的小孩犯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罪行,才能入刑。这是现在刑法的规定,只不过把年龄下调到1014岁。

  我方已经给出了论证,而你方都不回应。

  10到14岁的小孩,对法律的认知很低,在法律认知很低的情况下,你方怎么去判断主观和客观的杀人呢?

  您方一直在说矫治教育有用,但是如果矫治教育之后,他还是屡教不改,您方怎么处理?

  赵某10岁杀人,被国家强制送进了专门的矫治教育场所。李某一开始被判了9个月,9个月之后,因为在里面表现好,降到6个月,降到6个月之后,他后来还因为成绩好考上了优秀的高中。屡教不改的情形,我们的矫治教育怎么处理?

  你说到后来矫治不了,那法律也一定矫治不了。所以在邯郸案中,主犯被判了无期徒刑,因为法律认为他没有改造好。可是这个主犯的年龄已经经过了审判,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降到10岁、11岁,也应该是同样的处理。

  那你这个并不能论证你降到10岁之后就符合要求,因为你的例子一直都是12岁、13岁以上的。那我方这里有一个案例,广西的两名不满12周岁的女孩踩踏婴儿致死,这种极端的恶性案件,你怎么处理?

  这个案件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所以导致她犯下这种恶性案件。所以我们第二个论点就是,刑罚能够倒逼家庭和社会加强教育。

  你方通过刑罚,那么是不是在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方面的投入减少了?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导他呢?你把他关到监狱,他就一定能够改造好吗?

  我方不反对家庭教育,我方是主张刑罚倒逼家庭教育。请对方听明白我们的问题。

  我方刚刚已经讲过了,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国家进行救助和监护干预来解决。

  在深圳学生杀害同学的案件中,这个学生在动手之前,专门去查了邯郸案中未成年人的判决结果。请问他此时查的是法律本身有威慑力,还是这个威慑力能不能管住他?

  我们今天的辩题是在12岁的基础上,你方也说了以10岁为例。所以说,他本身看的是法律有没有威慑力,还是这种威慑力能不能管住他。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未成年人,关注的当然是怎么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引导教育,让他们走上更好的道路。所以你方也没有回应我刚刚的问题。

  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给他们所有人判刑,而是把判断他应不应该受到责罚的理由,从固定的年龄数字变成事实的判断。你方认为年龄判断和事实判断哪个更合理?

  那你方也说了,不是把所有人都判刑,只有极少数的人需要通过这种方式。那么12岁以上的人是不是也是极少数呢?你只需要付极少的成本去调整。

  我方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年龄这一个标准就一刀切否定所有小孩入狱的可能,因为真的会存在一个小孩要干这种坏事,而且他确实主观恶性很大,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审判他。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审判所有人,而是把审判他们的权利从一个空洞的年龄数字,变回一个能够服众的事实判断。

  对方一直在给出一个不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需要我们的法律机关去做好的。

环节摘要

对话流程

争点1: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会对所有犯罪未成年人判刑

  • 发言1(方别未标明):“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小孩的犯罪行为全部判刑,可以判他无期,可以判他有期徒刑,对方不要扣这个帽子。”

争点2:矫治教育资源供需缺口如何解决

  • 发言2(方别未标明):“我国有10余万需求的矫治教育,但是只有8.8万的供给,你们怎么解决?”
  • 发言3(方别未标明):“我国对矫治教育的需求是10余万,但是只有2.8万的供给,怎么解决?”
  • 发言4(方别未标明):“那这说明我们需要不断补充完善,来推动矫治教育更好地发展。”
  • 发言5(方别未标明):“那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成本就很高了呢?”
  • 发言6(方别未标明):“你把这些都投入到监狱对小孩的管教上,那么你所说的难道是不好吗?”

争点3:事前教育能否阻止恶性未成年人犯罪

  • 发言7(方别未标明):“我方认为您方所说的矫治教育都是一些犯罪后的弥补,请您方解释,在我方所说的深圳14岁男孩杀害同学这个案件中,事前教育您方怎么在事前阻止他犯罪?”
  • 发言8(方别未标明):“首先对于成本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有的矫治场所本来就是存在的,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设。我们只是把发现处理的流程优化而已。”
  • 发言9(方别未标明):“请你方回答我的问题,怎么通过事前教育来阻止他犯罪?”
  • 发言10(方别未标明):“我方也说过,将干预提前到严重不良行为阶段,强制经过家庭监护,对失职的家长进行依法追究。”

争点4:矫治教育资源不足是否导致其政策缺乏解决力

  • 发言11(方别未标明):“对方刚刚一直没有回答,2.8万的供给和10万的需求,你方怎么去满足这个供给不平衡的问题?所以你方的矫治教育从资源上无法支撑。”
  • 发言12(方别未标明):“但是你方所说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也在提供成本?那是不是也增加了成本?你所说的矫治教育,虽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但是它的成本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高,专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足够的。我方的数据是2021年只有24人被判处监禁,2025年更是更低,您方怎么说这个成本会比你方的更高呢?”
  • 发言13(方别未标明):“你方所说的未成年人监狱,一年的预算是要上亿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矫治教育即使投入高成本,一年判24个小孩进监狱,怎么可能比矫治教育的成本更高?”
  • 发言14(方别未标明):“所以我刚刚也证明了你方说的矫治教育,我们需要10万,但是只有2.8万,这是一种严重不足,所以对方的政策是不具解决力的,因为他们的资源不足。”
  • 发言15(方别未标明):“但是我方也没有全部把人关到监狱,需要送矫治教育的,我们当然就会送。所以我方也认为矫治教育该做,但是一定要配合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争点5:用每年24人被监禁的少数案例论证是否合理

  • 发言16(方别未标明):“你方也说每年只有二十四个人,那你方用少数的案例去打普遍的政策吗?”
  • 发言17(方别未标明):“你的意思就是说,每年会有上千万的小孩去杀人吗?我方给的前提是,在1014岁的小孩犯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罪行,才能入刑。这是现在刑法的规定,只不过把年龄下调到1014岁。”
  • 发言18(方别未标明):“我方已经给出了论证,而你方都不回应。”

争点6: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判断主观与客观

  • 发言19(方别未标明):“10到14岁的小孩,对法律的认知很低,在法律认知很低的情况下,你方怎么去判断主观和客观的杀人呢?”

争点7:矫治教育后仍屡教不改如何处理

  • 发言20(方别未标明):“您方一直在说矫治教育有用,但是如果矫治教育之后,他还是屡教不改,您方怎么处理?”
  • 发言21(方别未标明):“赵某10岁杀人,被国家强制送进了专门的矫治教育场所。李某一开始被判了9个月,9个月之后,因为在里面表现好,降到6个月,降到6个月之后,他后来还因为成绩好考上了优秀的高中。屡教不改的情形,我们的矫治教育怎么处理?”
  • 发言22(方别未标明):“你说到后来矫治不了,那法律也一定矫治不了。所以在邯郸案中,主犯被判了无期徒刑,因为法律认为他没有改造好。可是这个主犯的年龄已经经过了审判,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 发言23(方别未标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降到10岁、11岁,也应该是同样的处理。”

争点8:广西不满12周岁女孩踩踏婴儿致死案如何处理

  • 发言24(方别未标明):“那你这个并不能论证你降到10岁之后就符合要求,因为你的例子一直都是12岁、13岁以上的。那我方这里有一个案例,广西的两名不满12周岁的女孩踩踏婴儿致死,这种极端的恶性案件,你怎么处理?”
  • 发言25(方别未标明):“这个案件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所以导致她犯下这种恶性案件。所以我们第二个论点就是,刑罚能够倒逼家庭和社会加强教育。”
  • 发言26(方别未标明):“你方通过刑罚,那么是不是在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方面的投入减少了?怎么能够更好地引导他呢?你把他关到监狱,他就一定能够改造好吗?”
  • 发言27(方别未标明):“我方不反对家庭教育,我方是主张刑罚倒逼家庭教育。请对方听明白我们的问题。”
  • 发言28(方别未标明):“我方刚刚已经讲过了,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国家进行救助和监护干预来解决。”

争点9:未成年人犯罪前查询判决结果,法律是否具有威慑力

  • 发言29(方别未标明):“在深圳学生杀害同学的案件中,这个学生在动手之前,专门去查了邯郸案中未成年人的判决结果。请问他此时查的是法律本身有威慑力,还是这个威慑力能不能管住他?”
  • 发言30(方别未标明):“我们今天的辩题是在12岁的基础上,你方也说了以10岁为例。所以说,他本身看的是法律有没有威慑力,还是这种威慑力能不能管住他。”
  • 发言31(方别未标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未成年人,关注的当然是怎么让未成年人更好地引导教育,让他们走上更好的道路。所以你方也没有回应我刚刚的问题。”

争点10:年龄判断与事实判断哪个更合理

  • 发言32(方别未标明):“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不是给他们所有人判刑,而是把判断他应不应该受到责罚的理由,从固定的年龄数字变成事实的判断。你方认为年龄判断和事实判断哪个更合理?”
  • 发言33(方别未标明):“那你方也说了,不是把所有人都判刑,只有极少数的人需要通过这种方式。那么12岁以上的人是不是也是极少数呢?你只需要付极少的成本去调整。”
  • 发言34(方别未标明):“我方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年龄这一个标准就一刀切否定所有小孩入狱的可能,因为真的会存在一个小孩要干这种坏事,而且他确实主观恶性很大,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审判他。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审判所有人,而是把审判他们的权利从一个空洞的年龄数字,变回一个能够服众的事实判断。”
  • 发言35(方别未标明):“对方一直在给出一个不存在的事实,但是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需要我们的法律机关去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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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四辩 · 总结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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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从头到尾一直在讲有孩子犯了罪,刑事责任年龄就要降。但是对方始终没有回答,法律把这条线放在那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信号非常明确,教育第一,惩罚为辅。2021年法工委的原话是极其慎重的,非常有限制,有条件的微调,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他是在回应极端案件划出一条例外条线。例外之所以是例外,是因为这条线本来就不该被用上,最重把问题归结为年龄限还不够低。

  那对未满12周岁的孩子,刑法真的能科学评价他吗?北师大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个年龄段辨认和控制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受冲动,模仿家庭的不良影响,主方可以极难为例,判断他是在恶意犯罪,还是在长期失管、受暴、被暴力、被教唆后做出的反应,连其他责任能力都难判断,正现换来的不是更精准的正义,而是更高的误判风险和标记化代价。

  第一,低龄恶性案件本身就是极少数,为极少数极端案件,把整整个低龄群体纳入自杀风险,收益低而且代价高。邯郸案、湖南案、荆州案,我承认每一个都让人痛心,但你想一想,一个13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杀人?他是天生就坏吗?还是说第一次逃学的时候就没有人去管?第一次施暴的时候学校没有干预,第一次夜不归宿时家里人就没有去找他?

  对方方案是把现在谋下化,让更小的孩子也被关出去。可年龄改的再低,能变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吗?能变出一所专业的小学学校吗?不能法律可以降低入学的年龄,却降不出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而且把低龄孩子推入了群,他系统腰间化和交叉感染的风险更高,回归社会也会更难。

  而对方要的是威慑和惩罚,而这种威慑的前提是行,是这个人能够理性的计算路果。而低龄未成年人恰恰是最不擅长这件事的群体。用一个对成年人都不稳定的机制去吓唬孩子,这不是立法,这是凭运气。

  最后对方说矫师教育和这年龄是不矛盾的。如果说不矛盾就能成为修法的理由,那刑法随时都可以去干呀,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能不能同时做,而是哪些事情更优先去做。

  2021年,那条修法的腿已经迈出去了,第一条腿正在加强,到2025年11月,全国建设专门学校430所,专门小的教育场所316个,是2023年底的近3倍。这条路刚突出的样子,对方就要把立法资源再分一块去改年龄线。

  更关键的是,您方说的这样的年龄的理由是威慑,可是并没有实战证据表明进一步降低最低形事年龄能够成功威慑犯罪。现刑法已经在生效。最高点追溯的年12到十十多岁的严婚暴力犯罪是24人。这24个人现行团管住了,还大案的主犯判了无期徒刑。最终拿一个现行班已经管住的24人来论证年龄线需要整体下调。这不是病情,这是本末倒置。

  年龄在中间本来就不是暴力犯、暴力犯罪的导件,法律化年龄线也不是为了给犯罪留后门。我们不应该等悲剧发生后找一个足够小的孩子来承担,而是要求在悲剧发生前,让家庭、学校、社会、司法都起,都负起责任,让下一个孩子根本走不到那一步,让孩子不成为加害者,更不让他们成为受害者,都上。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反驳正方核心逻辑:指出正方仅以存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为由主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未回应设定刑事责任年龄线的立法目的;引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2021年法工委“极其慎重、非常有限制、有条件微调”的立法表态,说明2021年针对极端案件的例外性修法不代表普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例外条款的存在不意味着年龄线本身需要下调。
  2. 论证低龄未成年人不具备刑法科学评价的责任能力:引用北师大研究指出,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尚未成熟,行为易受冲动、模仿、家庭不良影响等因素驱动,难以准确判断其行为是恶意犯罪还是长期失管、受暴、被教唆后的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带来更高的误判风险与标签化代价。
  3. 指出低龄恶性案件是极少数,普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收益低、代价高:以邯郸案、湖南案、荆州案为例,主张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是早期家庭、学校、社会的干预缺失,而非刑事责任年龄过高;降低年龄无法补全家庭教育、专业矫治资源的缺口,反而会因低龄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系统带来交叉感染风险,提升其回归社会的难度。
  4. 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威慑作用:主张威慑的前提是行为人能理性计算行为后果,而低龄未成年人恰恰不具备这种理性计算能力,用对成年人都不稳定的威慑机制约束未成年人缺乏合理性。
  5. 反驳“矫治教育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矛盾”的观点:明确讨论核心是立法资源的优先投向,而非二者能否并行;引用数据指出,2021年修法后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专门学校建设,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已建成专门学校430所、专门教育场所316个,规模为2023年底的近3倍,当前更应优先投入资源完善早期干预与矫治体系,而非分散资源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6. 指出正方论证本末倒置:主张现有刑法已能管住极少数低龄恶性案件(如当前追溯的12至十多岁严重暴力犯罪仅24人,相关案件主犯已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有实证证据证明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能有效威慑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线不是为犯罪留后门,更应在悲剧发生前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共同履职,从根源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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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四辩 · 总结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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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整场辩论的核心并不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规模,而在于一个根本性问题:当10~12岁的未成年人以预谋、残忍的手段犯下极端恶性罪行,当家庭监护、网络治理、矫治教育等多重防线同时失效,法律是否应当继续保持沉默?

  首先,对方反复强调10~12岁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可湖南益阳11岁少年弑母后伪造信息掩盖行踪,他们的犯罪动机充满恶意,具备完整的作案、掩盖、逃避的行为链条,懂得利用年龄规避惩罚,这正是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现实印证。若我们继续维持现有年龄界限,把高危少年交给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矫治体系与教育体系,代价需要由潜在的受害者以及社会对司法的信任来承担,也剥夺了这些犯罪少年认识自己行为必然后果的机会。这类事件的恶劣影响并不止于个案本身,还严重动摇了法律制度的根基与社会安全感。当极端恶行无需承担相应责任,便会诱发模仿犯罪。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正是向外明确释放信号:极端恶性犯罪不论年龄,都要承担相应后果,以此倒逼家庭履行监护义务、学校落实法治教育、社会补齐预防短板。

  其次,对方辩友说,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实现矫治。2026年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5年间从0.5万人增长至10.2万人,年均涨幅16.6%。大量案件背后,暴力少年中留守儿童占比颇高,近七成暴力犯罪未成年人接触过网络不良信息。对方辩友寄希望于修复家庭环境、整治网络、完善分级矫治教育,这样的希望固然很好,可家庭环境与网络环境的修复需要漫长时间,甚至作用较小。如今专门学校的数量远远不够,且本身也被批评为缺乏实效性,被研究指出存在引导不足、手段单一、矫治效果有限的缺点。前述弑母少年被安排进入专门机构接受为期3年的矫治教育,但后期并没有公开权威的结果,也无法证实矫正已经取得成功。这恰恰说明,单纯依靠事后矫治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不能默认矫正就一定能够成功,而极端恶性犯罪却不会等待制度慢慢完善。所以从速度和时效的比较下,法律的震慑效果一定是更快的。

  我方提倡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绝非对低龄群体大范围适用刑罚,更不是放弃教育挽救。我方主张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在10~14岁期间内,需同时满足四条标准,方可恶意追责。因此,我方绝非主张重刑,而是主张精准量刑定罪。在我方标准下,也不存在过度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

  最后,我想说,一个社会的底线从来不取决于多数人的常态,而在于面对最极端的问题时法律的选择。刑事责任年龄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整个社会对正义底线、生命价值的选择。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并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不畏惧挽救犯错的孩子,但绝不姑息极端恶性的犯罪,让罪行得到应有的追责,让生命得到应有的敬畏,让正义不被年龄裹挟,法律才能既守住温情,也守住人间的正道,这才是时代该有的态度。综上,我方坚定认为,当今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环节摘要

论述流程

  1. 正方四辩首先明确本场辩论的核心问题:当10~12岁未成年人以预谋、残忍手段犯下极端恶性罪行,且家庭监护、网络治理、矫治教育等多重防线同时失效时,法律是否应当继续保持沉默。
  2. 针对反方提出的“10~12岁孩子心智尚未成熟”的观点,正方四辩以湖南益阳11岁少年弑母后伪造信息掩盖行踪的案例反驳,主张该类未成年人具备完整的作案、掩盖、逃避行为链条,懂得利用年龄规避惩罚,是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的现实印证。同时提出,维持现有年龄界限会让潜在受害者与社会司法信任承担代价,也剥夺了犯罪少年认识行为必然后果的机会;极端恶行无需担责会诱发模仿犯罪,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可释放“极端恶性犯罪不论年龄都要担责”的信号,倒逼家庭、学校、社会履行相关责任。
  3. 针对反方提出的“可通过教育体系实现矫治”的观点,正方四辩引用2026年数据:未成年人犯罪5年间从0.5万人增长至10.2万人,年均涨幅16.6%;大量案件中暴力少年里留守儿童占比颇高,近七成暴力犯罪未成年人接触过网络不良信息。其主张家庭与网络环境修复周期长、作用有限,且专门学校数量不足,存在引导不足、手段单一、矫治效果有限的缺点;以弑母少年矫治后无公开权威成功结果为例,说明单纯依靠事后矫治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法律的震慑效果在速度和时效上更快。
  4. 正方四辩澄清己方立场:并非对低龄群体大范围适用刑罚,也不放弃教育挽救,而是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0岁,10~14岁需同时满足四条标准方可恶意追责,属于精准量刑定罪,不存在过度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
  5. 最后正方四辩升华价值,主张社会底线取决于面对极端问题时的法律选择,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不是无底线纵容,法律应既守住温情也守住人间正道,因此坚定认为当今中国应该进一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