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业大学第三届“资环杯”大学生辩论赛院级挑战赛

　　各位评委老师、对方辩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方认为，社会舆论对公众监督的正向作用更大。下面开展我方立论。首先明确概念：公众监督是普通大众对公权力、公共事件、企业行为的质疑、举报与追问；社会舆论是社会平台汇聚而成的公众意见，具有大众性、公开性、自发性、多元性与时效性。我方判断标准是舆论能否落实公众监督。至于情绪化的问题，可依靠法治与平台规则管控，不能掩盖其核心价值。

　　第一，舆论形成外部约束压力，保障公众监督切实见效。公众监督常遭遇拖延、冷处理，舆论的公开关注促使相关方回应、落实整改，让监督不再流于形式。如烟台胖羚羊螺蛳粉后厨曝光事件，后厨卫生问题经网络曝光引发舆论热议，店家公开监控并致歉，监管部门同步介入核查。若无舆论介入，仅凭消费者的反馈，很难推动商家主动整改、监管快速处置。公众监督不是写在纸上的权利，舆论就是让这个权利落地的桥梁。

　　第二，舆论聚合个体微弱声音，为弱势群体打通公众监督的声音通道。公众监督本就不易，残障群体缺少发声、举证的能力，个体诉求往往石沉大海，而舆论能够让他们的困境进入公众视野。如保定水泥店残疾老人无偿工作20年，博主曝光残疾老人长期无偿劳作的视频。视频全网发酵后，多部门迅速介入，安置老人并帮助寻亲，涉事老板被依法刑拘。舆论替弱势群体撑开了监督的口子，成为官方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桥梁，是他们获得救助的关键外部通道。

　　第三，舆论不止于解决个案，更推动制度补漏，实现长效公众监督。舆论监督不止处理单一事件，更暴露社会治理盲区，推动整治完善，实现监督一片、治理一片、完善一域。如唐山打人事件，在舆论高度关注下，案件迅速彻查追责，杜绝包庇。这场全民舆论监督，直接推动了全国社会治安、夜间治安、公共场合扫黑除恶整治升级，把个案的监督转化为全社会治安水平整体提升。

　　我方并不否认社会舆论存在信息失真、情绪化的弊端，但这是配套机制不完善带来的可控的负面作用，不是舆论本身的属性。谣言可以被澄清，偏激言论可以被规制。我们不能因为舆论偶尔失控，就否定其赋予亿万普通人监督的重大意义。舆论或许有杂音，但必有其深入之功；议题被看见、被讨论，本身就是监督进步。

　　综上，舆论让普通人的监督看得见、推得动、扎得深，正向价值在宏观上不可替代，负面影响有限可控。因此，我方坚定认为，社会舆论对公众监督的正向作用更大。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感谢对方一辩的精彩发言。我是反方一辩，我方观点是：社会舆论对公众监督的负面干扰更大。

　　首先明确定义：公众监督是以事实为依据、理性开展的质疑与检举，追求客观真相；社会舆论是大众情绪、观点交织形成的公共意见。我方判断标准为：看它是否更容易破坏公众监督的客观性，阻碍监督价值的实现。

　　第一，舆论自带情绪化特质，容易裹挟事实，扭曲公众监督。公众监督的核心是证据和真相，但舆论常常先放大情绪，提前站队定罪，碎片化情绪与碎片化信息快速传播。大家还没核实完整事实，就跟着舆论声讨，等到事情反转，伤害已经造成，监督从理性求证变成了盲目道德评判，背离了监督本来的目的。

　　第二，舆论存在羊群效应，压制独立思考，削弱监督的理性基础。当网络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浪潮，不同意见很容易被埋没、攻击，不少想要理性监督的人被舆论裹挟，放弃核实证据，跟风站队。公众监督总该是多元理性的探讨，舆论却常常把它变成非黑即白的站队，让独立思考难以立足。

　　第三，舆论容易被流量自媒体刻意引导操控，异化监督方向。部分自媒体为博取热度、点击，编造信息、带节奏，人为制造舆论。这种被操控的舆论会误导大众，让监督矛头跑偏，甚至借监督之名造谣抹黑，使公众监督沦为流量博弈的工具。

　　对方辩友刚刚提到，舆论可以扩大监督的影响力。但影响力扩大不代表就是正向关注；理性的公众监督依靠证据与独立思考，而非喧闹的舆论。喧闹的舆论只是放大声音，同时放大偏见与分歧。

　　综上，舆论裹挟事实、消解理性、易被操控，这都说明社会舆论对公众监督的负面干扰大。我方立论。

　　正方二辩：请问对方二辩，你方觉得舆论干扰大，那么我们应该对舆论监督是加强规范还是直接取消？

　　反方二辩/三辩：对方辩友提到，如果泥沙俱下，一定是洪水。我们共同认为，舆论能够引起关治乱世机会的变，变成很快有负面干扰和正常作用的大小，也对于公众监督这个多元的声音来说，骂声不等于监督，但是其目的也不等于重礼。如果公众监督只是靠骂声来推动的话，那不仅是公众监督的悲哀，而且是法治的悲哀。

　　正方二辩：请对方正确回答我们的问题。舆论的干扰大，是我们对舆论监督是要加强规范还是直接取消？

　　反方二辩/三辩：在舆论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在法治，不管是法治的平台还是人文的平台上，都应该加强这一块的管理，进行一些方面的加强。

　　正方二辩：对方既然选择了规范而不是取消，那说明对方也承认舆论本身有不可替代的正向价值。所以请问，舆论和不实的信息被澄清和辟谣，依靠的是不是同一个舆论传播渠道？

　　反方二辩/三辩：对于您刚刚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承认应该对公众舆论进行一部分的加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在这些方面让公众的声音压倒了法律的声音。

　　正方二辩：也就是说，舆论既能传播错误信息，也能传播真相、完成自我修正，对吗？

　　反方二辩/三辩：对。

　　正方二辩：那您方只统计它传播谣言的坏处，就不纳入它辟谣纠正的现实价值，这样比较公平。请问对方是否需要继续回答我对于您刚才的问题？

　　反方二辩/三辩：我觉得您刚才的观点，我相信的应该是后面长问的。因为我觉得是负面干扰更大。因为在这一块上，在真相从未被法律机关查询出来的时候，社会舆论有可能会去逼死一个人。然而这样的事情，我想应该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一件小事。

　　反方二辩：我想问对方三辩，如果今天的网络舆论往往被营销、自动水军或极端情绪裹挟，请问，当一个买着热搜的资本和10万被煽动的网民在网上声讨一个人，这是公众在监督，还是乌合之众在私设公堂？

　　正方：你好，我方认为，如果你们可以被煽动，那么说明个人的辨别是非能力是低的，这毕竟是舆论本身的负面作用。

　　反方二辩：如果舆论需要靠平台的流量、限流和官方通道才能恢复秩序，那到底是靠舆论监督，还是要靠公权力进行纠偏？这难道不恰恰证明，舆论本身及其所导致的负面干扰是极其巨大的吗？

　　正方：你好，公共监督并不代表公共审判。网上的舆论只是让我们有一个发声渠道，而非真正的审判平台，不是一个法庭。监督的作用并不能取代法庭判案的作用。

　　正方：您方认为被煽动、10万网民被煽动，就是把这个结构已经确定了的话，那就是舆论平台和法律平台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舆论是到达法律平台的一个途径。

　　反方二辩：请问正方是否需要继续回答？

　　正方：第一，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当一个人辨别是非能力高低是有区分的，就算不网暴，当一个人青红皂白不分，然后情绪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那么就算没有您方所说舆论的负面作用，这些个体会通过其他方式走向其他负面的道路。我认为堵不如疏，如果仅仅因为一小部分人利用了舆论，然后利用这个平台，什么限流或者是买流量的，这个遭受了一些违法的攻击或者违法行为，而忽略受益的千千万万人民得到的好处，那么就认为其负面作用更大。那么，您方至少甚至没有做到少数服从多数，犯了一下什么错误。

　　正方三辩：请问对方辩友，网暴造谣这些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行为？

　　反方：我们说到的网暴和这些行为，确实带有一定的情绪化。为什么情绪化？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舆论。那我想请问你们对舆论的定义是什么？

　　反方：我们所说的舆论，它的一套运行逻辑就是首先要煽动你的个人情绪。这非常容易造成越过程序，然后直接定罪，脱离监督；舆论非常容易倒逼仓促结案，牺牲调查的严谨性。那请问你如何回答？

　　正方三辩：还是请正面回答问题。网暴造谣这些行为本身是不是违法行为，而非我们并没有提到情绪化的问题。

　　反方：网暴造谣不一定是违法行为，因为网暴造谣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并非违法行为。

　　正方三辩：请端正“违法行为”与“网络造谣”这两个概念。那请问这些行为——您方认为网络造谣首先是一个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法条，但我们暂时没有研究特别多。那请问，违法这些行为的根源是否源于人的主观和体制？

　　反方：它首先是源于人的主观，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主观看待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请对方端正，请勿混淆“违法行为”和“舆论”这样的概念。

　　正方三辩：但现实中大部分人无主观恶意，也无这些行为。请问您方用极端方案来论证整体负面作用重大，是这样吗？

　　反方：首先，我方承认少数舆论事件确实需要推动，但它不能等同于主流事件。还有更多事件里的舆论催生造谣。

　　反方三辩：我想请问对方辩友，我们需要出台大量法律、平台规则去约束造谣广告，没错吧？如果舆论的正面作用更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这么多资源去管控它的负面影响？管控成本本身不就是舆论负面干扰的有力证据吗？

　　正方：因为它有负面影响，所以才需要管控；需要管控才更证明它的正向意义更大。如果负面意义更大，那么说明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应该存在。比如器官捐献，中国法律不允许捐献给无关系陌生人，仅限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如果全面放开，一定会有灰色产业。但是因为生命价值更大，也就是正面作用更大，所以才要用严谨再严谨的法律来框住这一条。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值得被推进、正面作用更大的时候，才会用法律去框定它。

　　正方：当负面作用更大却还要推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荷兰的新兴产业、外国的大麻合法化产生了后续的问题，所以我国的做法是明令禁止这些。当负面作用更大时，这个现象或者制度理应被淘汰；当正面作用更大时，这个机制才有继续推进的必要。

　　正方：而且，舆论的正向意义就是，您方刚刚也承认了少部分的广告行为。那么，当用少部分极端的广告行为、造谣等问题来定义这个负面影响更大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不太合理的，最起码并没有一个有力的论证来明确说自己的论点。

　　正方：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少数的个案伤害，能不能直接抵消成千上万民生问题被曝光的整体收益？有正面个案，但不能以偏概全，整体作用更大。监督是有证据、有程序的，舆论不能只看情绪和流量，底层逻辑本来就是冲突的。我们用的是理性监督，而不是热度的审判。

　　反方：你说的是少部分。既然你已经说了是少部分，它就不能代表大多数，不能用来证明整个法律程序、程序的底层逻辑。

　　正方：刚刚您方也一直在强调反转和广告这些坏事，但这些都是个别的极端案例。我们为什么要用少数的特定案例去定义整个舆论的影响？我觉得您方很好地论证了我方观点，我方就是觉得不能用少数来以偏概全。

　　正方：可是您方刚刚问我的是为什么要少数和多数的一个问题。我想您应该想表达的就是用少数来证明多数的问题。少数个案的伤害就是网暴伤害，能不能抵消成千上万民生问题被曝光、不被曝光整改的普惠收益？也就是说，大部分民众有这个收益的时候，您方所说的网暴、造谣等少数个人的伤害能不能抵消这些？

　　反方：我方刚刚说的是以少数个案去争多数。我能再听一遍您刚刚问的问题吗？

　　反方：少数个案伤害能不能直接抵消成千上万民生问题被曝光整改的普惠收益？我想先可以肯定一下，是不能的。但是公众监督本来就是需要多元的声音。然后您方说的少数个案用来抵消的话，倒逼出来的效率，往往是为了平息舆论而去草草进行一个结案的过程。这样迎合舆论而做出来的处罚，对于正义的践踏，我想公众监督应该也是大部分人不会同意的。毕竟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众人的狂欢中，也没有一个理性的公众监督是能够幸存的。

　　反方：在我们有纪委、有法律的前提下，舆论只是一个报警器。如果报警器响了，我们就去抓小偷；但您非要说报警器的作用比警察的枪强，这不是本末倒置的问题吗？如果报警器响了之后，您去抓小偷，是想着用报警器抓他，还是用警察的枪去抓？这两个问题不是报警器本身的问题，报警器不能抓人。

　　正方：那如果说报警器能抓的话，警察干嘛都去多用报警器抓，对不对？

　　反方：对，我的意思是，公众舆论只能作为一个报警器的作用，用来作为一个警示，提醒我们这里有坏人，我们要去抓这个坏人。

　　正方：但是您不能来说……您方已经在承认我方观点了。就是说，舆论监督起到报警器的作用，不正是因为舆论让这件事变得更重要，所以才来解决这件事，让个案变成公共事件，从而使公众监督的权利得到实现吗？

　　反方：我补充一点，这是因为报警器响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哪里有缺陷，我们需要补哪里。如果报警机制好，我们知道哪里有缺陷，社会制度哪里需要完善，哪里需要补缺，那我们怎么完善社会制度？所以，确实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正方：所以，公众监督非常重要。

　　反方：您方刚才说的报警器比喻，是有事件发生，但一定是正常的事件发生吗？它不一定是轰动性的事件吗？我方只是说，如果这个报警器响了的话，也就是说，比如那些后厨脏乱差就是315事件。315事件只有当人们在网上的时候，有一个公共途径，其中一条途径是公共舆论；通过这一条途径曝光之后，然后用法律法规来判决。而且，您方刚刚说了一个用舆论裹挟着结案的案子，请问您方有具体论证吗？

　　反方：对于这个案子，我想之前在抖音上非常火爆的粉色头发女孩事件，应该是大家广为人知的。这个女孩最终是被网暴致死的。我想说的是，网络舆论往往是先开枪后审判，信息是碎片化的，甚至是被营销号剪辑过的。如果在真相大白之前，舆论就已经完成了审判，就是刚刚我提的报警器概念：报警器响了之后，大部分人已经对她完成了一个心理上的审判，然后导致那个人已经死亡。那么请问，如果这种舆论被资本和水军控制之后，造成了本末倒置，干扰了真正的公众监督，那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办？

　　正方：请问您方说的那个粉色头发女孩，这是一个案子吗？有官方通报说她被判了几年吗？然后说这个只是一个事件。也就是说，网暴导致她受到了伤害，并不能说因为舆论的裹挟导致法院判案时有失偏颇，导致她受到伤害。您所说的舆论，国家就是通过合理的、基于事实进行公众监督，而不是通过舆论。舆论没有事实吗？舆论一定有事实吗？

　　正方：我方认为舆论有少部分不实信息，这是一定的吗？确认……那这些就不是由一些商业化进行推动什么？

　　正方：这个商业化是否与今天辩题无关。今天的辩题是公共监督的负面影响，跟商业化不是一个问题。

　　正方：我觉得对方辩友一直在以偏概全。像粉色头发女生，假如说一个小小个案，虽然我们已经对她造成了那一个人的那种伤害，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我们要对后续所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正的监督，让所有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虽然已经造成了伤害，但是我们的公正监督的现象是更大的，为了避免后续更多的人遭到伤害。

　　正方：我再补充一下，还是因为您刚刚的论点中提到判案的问题。我暂时并没有查到因为网络舆论而导致判案有失偏颇的这些案子。而且哪怕有网暴之后导致粉色头发女孩身亡的这些事件，我与我方二辩论点一致：网暴后的这些伤害是需要弥补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经历试错阶段。而且毛主席曾在《实践论》中谈到，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够达成的，主观想法不符合客观规律，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也就是说，主观恶意的造谣想法或者网暴想法不符合我们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也就是说，网暴导致人身亡的案例，人们可以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修正认识，往往要经历多次失败才能把握客观规律。

　　对方辩友的精彩发言结束了整场辩论。对方从头到尾都在讲如何能够扩大曝光。在对方所提到的事件中，我们并不能一定确定其曝光是否就等同于正面作用更大。公众监督的核心目标是客观公正，依法查清事实真相。我方一辩在开篇立论中确立了标准：何者更容易破坏监督的客观性、阻碍监督真正价值的实现，何者的影响就更大。而社会舆论恰恰从根源上摧毁了公众监督的三大核心：事实、理性和公正。因为舆论情绪化颠倒了监督的事实基础。公众监督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真相为核心；而舆论天生就情绪化优先、市场化优先，网民往往注重于道德的考量，偏重于激情的宣泄，只要得到更多的认可，就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舆论。

　　其次，舆论具有羊群效应，诱发了对监督独立理性的破坏。真正的公众监督是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理性质疑；而舆论制造从众浪潮，压制了意见，绑架了思想。

　　第三，舆论可以被他人所操控，彻底异化监督的本质。对方说新时代告诉我们的是，舆论具有正向作用，而今天辩论比的是负面影响作用更大，还是正面影响作用更大。

　　第四，公众监督追求的是长久稳定公正的社会秩序，舆论所带来的是冲突、失真、失控的网络喧嚣。不以事实为基、不以理性为辅、不以公正为本的舆论，只会干扰、破坏以及损毁公众监督。我方坚定认为，社会舆论对于公众监督的负面干扰作用更大。

　　此外，对方辩友忽视了社会舆论极易造成的媒介审判或者舆论审判，直接破坏了公众监督的闭环。公众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问题解决、还原真相、维护法治。但是，社会舆论往往是在事实尚未澄清之前，就提前给人定性，即先给当事人定罪。比如一些反转的新闻，舆论先行狂欢，当事人社会性死亡；等真相大白时，舆论早已散去，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更可怕的是，这种舆论倒逼会导致执法和司法机构为了迎合民意而偏离法治轨道。对方一直在说法律，而我们的辩题是：社会舆论对公众监督的负面干扰更大，还是正向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