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天伦杯”全国政法院校辩论赛

　　好的，感谢郑博文评委的精彩点评。今天正反双方都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现，展示出了他们出众的辩才、敏捷的思维，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正反双方的辩手们。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下面我郑重宣布，经各位评委老师提议，最终攻防票正方对反方2:1，内容票正方比反方2:1。按照评委计票，正方天津大学狼队以总票数4:2获胜。祝贺正方天津大学代表队，同时也感谢反方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带来的精彩表现。

　　第13届天伦杯全国政法高校辩论赛初赛A组第二场的比赛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

　　再做一个的。你说。我们最终就是做一条完整的直播嘛。往下到达地的。这个就不说太多了。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医疗过失，是指合法职业的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违反注意义务并造成患者损害的业务过失，不包括故意伤害和非法行医。一般医疗过失本就不入刑。因此，今天真正要讨论的是合法职业中的重大业务过失。所谓除罪化，即废除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并阻断刑法第220条、第233条、第235条对合法医疗业务过失再度定罪的可能。判断医疗过失是否应该除罪化，关键要看在处理严重不负责任致人死亡的业务过失时，刑法的边际收益是否大于边际成本。基于此，我论证如下：

　　第一，医疗业务过失的可罚性不足以支撑刑罚，民事与行政责任已足以约束个人医疗行为。医疗行为充满不确定性，个体生物差异导致30%~50%的药物疗效与不良反应差异无法解释，60%的内科指南所依托的核心RCT覆盖不到30%的真实患者。与此同时，中国医生长期处于高压环境，急诊就诊量从2007年的5190万人次增至2023年的2.528亿人次。84.9%的中国医师报告高度情绪耗竭，夜间值班、凌晨急诊恰恰是医疗过失的高发场景。此时用事后结果倒推医生严重不负责任，实则是把职业风险转化成个人罪名。民法典第1218条已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院内部还可降级、降薪、解聘、追偿，医师法可给予警告、罚款、暂停执业，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民事填补与行政约束已足以产生效果。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当民法与行政手段能够达到目的时，就不应再另设刑法手段。

　　第二，医疗事故罪追诉与报道威慑会倒逼防御性医疗，最终损害全体患者的利益。目前，严重不负责任的解释仍然模糊，立案追诉标准中“严重违反诊疗规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情形”仍可把技术过失改写成刑事嫌疑。立案不仅无法弥补伤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李建案，沈阳2012年立案，2020年才二审改判无罪，八年的职业生涯与名誉损失无法弥补。温红案中民事上仅负次要责任，却被刑事追诉7年，最终才宣判无罪，职业生涯难以为继。韩杰案发生后，有急诊轮转医生表示，哪怕症状轻微，也不敢仅凭查体判断，全套CT、多学科会诊全部安排，光告知风险、签字写病历就耗掉整整3个小时，唯恐稍有不慎日后会被认定为疏漏。医学界调研数据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出于对纠纷和追责的恐惧，曾实施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措施包括过度检查、回避高危处置和风险转诊。然而，对人民网医疗投诉平台的有效记录的分析显示，过度检查和治疗是患者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占比18.2%，在全部原因中排名第三。追求未受过强制检查越多，转诊越多，费用越高，患者损害就越大。

　　反方四辩：首先确认你的态度：你是觉得无论是用医疗事故罪第335条，还是用233条一般过失致人死亡罪，都不要处罚医疗过失行为，对不对？都不要？

　　正方一辩：都不要。

　　反方四辩：好，所以我确认你的态度是：医生无论犯了怎样的过失，都不要处罚。这是第一个问题的态度。那凭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例子，是一个医生混用针头，导致5个人，其中包括两个孕妇患了HIV，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要罚？

　　正方一辩：我告诉你的是用民事和行政对他进行惩罚，而且民事惩罚力度要加大。

　　反方四辩：所以7个人得了艾滋，你告诉我他跟杀了7个人有什么区别？凭啥刑罚不用罚？

　　正方一辩：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本身自己的行医经验，然后犯了过错，那可能也是医院的结构性问题……

　　反方四辩：打断一下。规章你写得很明白，医生不能混用针头，而他明确违反了这个规定，是他疏忽大意的过失。所以在你方看来，你方不要罚，可是我方觉得明明有很强的可罚性，这是你方需要回应的部分。往下走，你方觉得医生不用罚，是因为他事出有因、他很高压，对吧？

　　正方一辩：我们觉得这是一整个医疗机构的结构性问题。最后应该让医疗机构去担责，民法的赔偿也该让这个医院来。

　　反方四辩：我国现在刑法里面有这个玩忽职守罪。按你的想法，警察也很高压呀，每天面对那么多神人，警察却还要入刑。你方按你的逻辑，是不是警察也要去……对，每天面对那么多神人，警察却还要入刑。你方按这么算的话，是不是警察也要这个入罪化，那给警察判这个玩忽职守罪？

　　正方一辩：警察和医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目前在医生这部分，我们发现很多点在哪里？是因为大众对警察信任度其实很高，所以如果你让他上路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把警察戏称为条子，很多人在调侃警察。所以我觉得警察跟医生都面临着很严峻的职业情况，可是为什么你只举到了医生的困境？我方不理解你后面的解释。

　　反方四辩：最后一件事情，你知道刑法里面不仅有自然人犯罪，还有单位犯罪吗？你讲讲单位犯罪是什么？你知道医疗事故现在只有自然人犯罪，没有单位犯罪吗？也就是说，医院跟它的主要负责人、它的院长是不用被处罚的。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如果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你就要去处置医院，而不是到医院自己来好好……所以我方都觉得有结构性问题，可是我方觉得既然结构有问题，就把结构拿下来，用刑法来处罚。结构是反一场的。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我国刑法中过失的判断标准不在于行为是否故意，而在于对结果的心态，即医师对患者伤亡结果有无希望或放任。因此，今天讨论的医疗事故罪，应是最高检与公安部对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标准。而除罪化，依张明楷教授在《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中的界定，即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故今天正方的立场是将医疗过失彻底出罪，反方则主张维持现状。

　　我方论证如下，第一，医疗过失入罪既能统一医疗事故中的定罪标准，完善司法体系，又能惩治严重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医生，保护公民法益，维护社会公平。就统一标准而言，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冉指出，我国采取独立罪名模式，有利于区分医疗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为司法提供清晰的操作规范。事实上，在医疗事故罪出台前，1981年至1993年间，6家媒体报道的64件医疗刑事案件中，涉案罪名涵盖过失杀人、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等9种，另有5例罪名不明、审判定性混乱、量刑随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亦指出，刑法修订前，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缺乏专门罪名，不利于严格执法。

　　就保护法益而言，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指出，刑法应具有回应性，是法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河南吴某案中，医生未按规范做皮试，将青霉素800万单位注入患者体内，致其过敏性休克死亡。宁夏李蒙网案中，执业助理医师跨区违规实施抽脂手术，无术前评估、无手术记录、无用药处方，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时亦未及时抢救，最终导致梁某某抢救无效死亡。若医疗过失同罪化，不仅损害司法公正，更会放纵恶劣过失，消解刑法作为公民最后防线的功能。

　　第二，维持入罪，方能将医院、单位及主管人员纳入医疗事故罪的责任主体，矫正现状下个人责任过重的问题。所以，我方建议，效仿刑法第139条的消防责任事故罪和第135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将医疗机构和主要负责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增设单位犯罪。本案争议源于2024年韩杰医生案民事判决中，法院酌定医院承担25%的赔偿责任，赔偿146万元，刑事判决却仅有韩杰一人担责，显然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比例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黄芳教授指出，单位过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个人过失，对个人尚且定罪量刑，对单位更应如此。而今医疗机构通常仅承担罚款、停业整顿等较轻的行政责任或医疗事故赔偿；而若医疗事故仅行政处罚，将进一步弱化医院的责任，如此裁判显然偏颇。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医疗过失不应除罪化，谢谢。

　　正方四辩：同学，如果今天拿着机枪在路上扫射，即使扫射掉了几个罪大恶极的人，你应该也不支持吧？

　　反方一辩：这是故意杀人。

　　正方四辩：不，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入罪，可能会放掉某一些HIV那样的你方的案例。

　　反方一辩：我方承认这样的弊害，可我方觉得不应该让更多像韩杰、冯红、李建雪这样的人蒙受不白之冤，这是第一件事情。

　　正方四辩：第二，我确认一个前提，现在的医疗资源应该是不足的吧。

　　反方一辩：不是，你别急，韩杰绝对没有蒙受不白之冤。我方的立场是：

　　正方四辩：现在的医疗资源是不足的吧？

　　反方一辩：对，我方可以讲。

　　正方四辩：那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医生根据个人临床经验尽量减省的检查程序，在现状下应当是合理的吧？

　　反方一辩：不一定，因为医生有自己个人的判断。比方说我今天咳嗽、胸痛，去找医生，医生看到我症状，觉得我有可能是肺癌早期，给我开一个诊疗，查出来查不出来，我都觉得这个医生其实也挺尽责的。

　　正方四辩：对，之后医生根据这个患者肾疼，因为他有既往的肾结石史，所以开了肾结石药，可是他没有做更多的B超跟CT检查，结果漏诊了多囊肾破裂出血，漏了。那你觉得以后医生应该怎么办？

　　反方一辩：不是，你要给我举证那个案例当中的具体情形，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你那个案件我不太了解，至少在我方今天的案件中，不止60个案件都是像提示这个病人做皮试。我方也支持医生根据症状采取更好的、更减少的判断方式。在现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过度检查会进一步带来医患矛盾的升级。

　　正方四辩：我往下请问，你即使今天不入罪，应该也有惩罚吧？

　　反方一辩：不对，不对。今天的罚都是你按照流程应该做，但是那些医生没有按照流程做。我们觉得是说，即使今天没有关系，过失这件事情也应该有惩罚吧。

　　正方四辩：并行不悖吧。就像今天我过失杀人，我有罚款，有行政处罚，也不影响我入罪。

　　反方一辩：那你入罪的边际效益在哪儿呢？

　　正方四辩：什么叫边际效应？就是我今天因为没有做皮试，违反了操作流程，我害死了一个人。从法益上来讲，我损失了他的生命安全。为这个，我就应该入罪啊。

　　反方一辩：该赔赔，资格证该吊销吊销。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入罪的话，比如说李建雪12年这个立案，20年才二审无罪，8年完全能够毁掉一名医生的职业生涯。所以我承认某些你刚讲的弊害。可是像这样的医生，我方觉得不要让他寒心，要保护他们。先讲到这里。

　　我方现在解释一下法律本身不合理的地方，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医生的场景和警察场景不一样。

　　第一件事，医疗本身具有偶然性。刚刚说了，有一些适用于某些人的医疗方法，它不适用于其他人，而这种情况是医生本人无法判断的。比如在2017年的罗云案当中，法院认定急诊手术本身就有明确指征，而且在救护过程中也完全符合规定，只不过医生没有发现患者肾脏有一种0.1%会额外突发的先天畸形，叫马蹄肾。因为没有判断出马蹄肾的肾脏畸形，采用了最普通症状适用的手段把这个人致死，于是他就被判刑了。这是医学的偶然性，你不可避免。医生在对您进行施救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而疏忽，导致你的死亡，可能这件事情在所谓的玩忽职守当中。

　　第二件事，这个法律本身的适用和实际的医疗场景是脱节的。我刚才前面也讲过，现行的医疗资源是严重不足的，那就依赖医生第一时间做主观的无经验判断，而不是只要你来了就给你开一堆CT、一堆B超。这种过度医疗不符合医生的利益，也不符合患者的利益。

　　刚刚讲了很多皮试。那头孢皮试在卫健委的公开建议当中已经明确指出，头孢皮试可以不做，头孢皮试的有效性在科学上没有得到确认，但这件事情可做可不做。在2012年到2025年44宗医疗事故罪当中，也有10起左右的案件，正是因为头孢没有做皮试，而导致该医生被判刑。所以，这种与实际医疗场景完全脱节的法律，我方也认为它不应该存在。

　　就是我方认为这条法条本身不应当存在。而且对方刚刚讲的，警察的职务是守备，不面临这样的情形。

　　我方认为像肾结核这样的高危病人多查一点对病人是更负责的情形。所以我刚才给你看现状，现状下对于医疗过失行为的判罚恰恰是非常准确，宽严相济。对方跟我说，只有某一些像HIV这样的案件，可是，现状不是这样的。自1997年医疗事故罪设立以来的判决案例分析指出，从97年到21年，年均审结的医疗刑事案件约为3.2件，有九成以上的案件都是违反禁忌或过敏试验规定、用药错误或过量、擅离职守、违反规程等显而易见的单纯失误。

　　被判的案子长啥样呢？是能开展全麻手术的美容院做全麻手术，HIV患者抽血时，O型血输成B型血致人死亡，青霉素不做皮试致人死亡，手术前不清点纱布，然后缝合时也不确认，把纱布落在病人身体里致人死亡。那避免这种事情真的不需要你是个多么有名、多么厉害、多么妙手回春的医生，是个正常医生就行。所以刚刚那篇论文的作者还专门提醒一般的医生，不用紧张，一般是不会被指控的。

　　你告诉我，在我刚刚举的那些案例中，偶然现象客观来说，刑法不仅有谦抑性，更重要的得有回应性。对于严重侵害他人生命法益的行为，刑法就应该做出回应，这才是大众对于刑法的期待。

　　往下，我方的持方恰恰能帮医生。警察也很忙，偶然性不是你的借口。警察也有偶然性啊，罪犯有多穷凶极恶，手里拿啥武器我也不知道。玩忽职守罪可以被废除吗？飞行员的规范手册也有十几万字，遇到的天气鸟撞场景的偶然性也很大，所以重大飞行事故罪也应该被取消吗？所以很忙、有偶然性都不是出罪的借口。

　　说实话，让医生牢记高致敏药物前要提示，开刀缝合前把纱布数量清点一下，对医生的要求真的这么高吗？没有吧，我方给你举证。冰草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医疗犯罪刑事化将导致六成医生的责任意识更严格。恰恰是刑法有这样的威慑力，典型案例很有警示作用。你是跟死神打交道的人，这样的小错误就应该谨慎谨慎再谨慎。或许我方给你论证，为什么现在医院这个主体应该被纳入单位犯罪，这才是个医生。

　　正方三辩：同学你好，这个刑法，它应该要有可预见性。其实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做出这个行为之后，有没有可能被发现，可以对吧？

　　反方三辩：对啊，我觉得现在挺可预见的，就好像我们说的90%都是违反明确的操作规程。那个本子上就这么写的，你不做青霉素皮试，你不做手术前要点纱布，你不点测艾滋病要换试管，你不换，然后导致那么多人感染艾滋病；要换血管，你不换，然后导致那么多人感染艾滋病，我觉得他挺可以预测的。

　　正方三辩：好同学。那你知道内科指南的RCT其实是基于标准人群的，但是标准人群的RCT只对实际患者的情况有30%的覆盖，多出来的那70%是不是全都要靠医生的自由裁量？这个时候如何预见自己的一个治疗决策，到底是不是可能会违反刑法的？

　　反方三辩：有没有可能他的手册也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要做什么检查，多出来部分你自由裁量就好了。法院不会因为你在多出来的部分自由裁量就判你的罪。

　　正方三辩：是，手册写得清清楚楚，就挂在那个诊室的墙壁上，测HIV要换试管你不换，我觉得这东西挺可以预测的吧。

　　反方三辩：HIV这些弊害我方说了，这些弊害我方完全承担。但比如说那个给人换肾的医生，他可能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没有判断出来，这个特例，他基于这个内科的指南去操作，没有判断出来，这个异位症切除之后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他如何预见？当他的指南去操作没有判断出来，这个异位症切除之后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他如何预见当时所做的那个手术的操作，可能会给他带来在刑法上面的这个处置？

　　正方三辩：我说句实话，你做手术想要做一下CT吧，那是我的肾命。哎，我都被你切了，我直接被你切死了。你告诉我可是你这个是特殊情况，我觉得你的这个论证非常的不合理。不是，首先他肯定做CT了。

　　反方三辩：而在现实情况之中，医疗环境和医疗的这些病情本来就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性。一个医生是没有办法去预见，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手术决策或者治疗决策，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

　　正方三辩：就比如说，韩杰如果要遇见一个无疝气病史的肠梗阻患者，他可能就会出现疝的可能很高。我告诉你，韩杰，韩杰的同事都提醒他了，你去做一下指检，他说：“哎呀，这个小孩没有疝气病，不查。”所以。

　　不是我顺着你的例子问你好了。医学界的报道很明确地指出，谭杰医生当时自己供述，他的同事罗某还提醒了一下他，你要去做一下指检，检查一下他的疝气，但他看到小孩也不痛苦，他连摸都不愿意摸一下他的腹股沟，你觉得这合适吗？这就好像我去医院发烧，有可能是因为我感染了登革热，但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了，医生说，你不用查登革热了，这有什么问题？

　　可是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写在操作手册上，所以我接着往下问你好了。你今天发烧去医院，医院让你验个血怎么了？对呀，谁没验血？可是医院也说你得查一下登革热，但是医生就觉得你其实不用查登革热，因为你肯定不可能是这个病，这有什么问题？这不是很常见的医疗场景吗？

　　我跟你说的是，小儿疝气是常见病，肠梗阻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医学规范。所以我截到这里，我接下来问你的这个防御性医疗，我让你感冒了，我让你验的血，防御在哪？这有什么问题？要查登革热也是每个人应该知道的医疗规范啊。可是大家就是觉得可以不用查，因为想要不那么防御性医疗，给你省点钱，给患者省点时间，这有什么问题？

　　可是，就是在你一方这样苛责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医生可能会下意识地对肠梗阻精神紧绷。比如说，把这个孩子在3家医院做完了CT、血常规，仍然轮流拉上4位主任轮番查房，重做超声，光是告知风险、签字写病历，就整整耗掉3个小时。这哪是你要看到的情况吗？

　　我必须要说一下，我方可以给你举证。肠梗阻是常见病，小儿疝其实也是常见病，查指检、查腹股沟是必备操作。你给我举证，给感冒查登革热是必备操作。我接着就问你好了。今天用检查确认病情是现在医学的基本模型。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叫防御性医疗？不是，这个就是广东整个地区都要去查的。

　　可是问题在于，今天的医保DRG，如果医生想要更谨慎一点，给你多做一些检查，那就有可能会超过这个项目原本可以报销的额度。多出来的这一部分钱全部都要医生自己来承担。你让医生如何面对这个纠结的境况呢？

　　你是广东呀，你也说了，他是广东，对不起，是广东，可是广东也可以，对不起，是广东。好的，谢谢。

　　在韩杰案之后，江苏一位内科医生在夜班收了5个月大的肠梗阻患儿，瞬间精神紧绷。哪怕孩子已经在3家医院做完心殖协商会，他依旧拉上4位主任轮班查房，重新做超声、告知风险、签字、写病历，之后就整整3个小时。

　　民工医疗事故罪带来的过度医疗的危害，你先别急，韩杰，我马上跟你聊。你给我举证有没有？现在是任何一个医生因为感冒没查登革热被判医疗事故罪了，你快举吧。

　　所以我方告诉你的事实是，医学建议就是现在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如果非要按手册上一步一步走，还不如按医生凭经验判断，对患者和对医生可能都更好。所以你们能不能回答我，这种过度医疗的情况怎么办？

　　你看，你方也举不出来，所以我方刚刚举证过了，9成以上都是没有，就是违反了操作规定。然后我来跟你聊韩杰。但在案件事实当中，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指出，就在这个CRT里面，小儿急性腹痛就应该把衣服撩起来排查一下。查体，不查这个，判他有重大责任有什么问题？

　　对，所以这个写病历、病历后3小时的弊害，你们不打算承担？比方说9成的操作问题。可实际上，头孢早在医学界认为皮试是没有作用的，卫健委的建议也指出头孢不需要做皮试。为什么2012年到2025年44起案件当中，有10起案件是因为头孢过敏不做皮试而导致被判刑的？

　　不是法不溯及既往呀。如果头孢后面被证明不用做皮试了，那就不做了，我们就把这块拿掉。但是青霉素应该做皮试，这点你方还不否认，所以我方继续来跟你往下聊。

　　现在那些医生觉得被判得重，是因为单位没有被纳入处罚。所以今天把医院这个主体纳入处罚，是不是也可以解决医生的问题？

　　头孢皮试早就被证明是无效的了，可是医生在凭自己经验做出判断的时候，只要被治死的患者还是可以。反过来说，你没按这个传统指南，这个指南和现行的医疗已经完全脱节了。再说你要惩罚医院的事情。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国家现在的民事赔偿是远远不够的？像美国，一起医疗事故案件可以赔上亿美元，而中国或者只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民币。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升民事赔偿的方式，把医院纳入进来？

　　所以，我给你方举证，现状在医院确实罚得太轻了。2025年医疗损害纠纷的民事案件中，只罚10万元以下的案件超过了半数，大多数还可以通过保险解决。而公立医院一年的营收97.6亿元，如果不纳入刑罚的话，这些处罚对它有什么威慑力？

　　如果你的民事赔偿从现在的几十万延伸到像美国一样的上亿人民币、上亿美元，我相信对医院的威慑力会大大增强。

　　其实，您方想要聊的事情无非就是觉得所有的案件都是活该，都是他们自己犯的错。可实际上，我也给你举证了，有韩杰，有罗明，这样在医疗场景当中是可以被理解的案例，为什么你一定要觉得它有可行性，存在法律上的可能性？

　　等一下，你方一边跟我说要赔更多钱，一边跟我说医生都好害怕防卫性医疗。你方要赔更多钱的立场不会加剧防卫性医疗吗？不会加剧医疗资源的不足吗？你方自己考虑一下用哪个口径吧。

　　为什么加钱对医生的影响小？是因为钱是医院承担的呀。而医生被判刑了，他的孩子考不了公，那是多大的恐惧。且不论防卫性医疗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是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命题，我方发现如果你方也坚持要加钱、要加赔偿金的话，跟你方防卫性医疗这个立场本质上是矛盾的。

　　我继续往下讲，而刑事罚金是不能被保险的，这样才能让医院更不违法。比如说，可以倒逼医院进行合理排班，加强规培，院长坐下基层看看，这是更有利于医疗体系的发展的。

　　我方也承认现在医生挺累的，用这样的刑罚让医院把排班弄弄好，我方觉得也不错。而且刑罚上确实有类似的增加，比如说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在06年修法的时候，直接增加了负责的主管人员，这个主体效果也很好。所以在这个加主体，包括刑罚法制方面，具有可行性。

　　因此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常见的情况，就像一个医生自己表达的一样。如果他是儿科医生，设身处地地讲，如果我是韩姐，也有可能会漏查腹股沟。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几例肠梗阻的腹股沟，肠梗阻的斜疝嵌顿疝就更少了。更何况疝气的肠梗阻也不是儿内科的专科疾病，通常都是外科来看，所以基于惯性思维就有可能会漏查，这就好像查发烧的时候不会习惯性地去查登革热是一样的。所以我方觉得，在一个医生没有办法预见自己的行为是否可能会被判刑的情况之下，刑法的可预见性就消失了。这条法律应该被删除。

　　而更进一步说实在话，我方完全愿意承受，从这个法条设立至今，整个这个法一共才判了80多起案例。我方愿意承受未来再发生80起这样案例的弊害，也希望能够不要再寒医院护士的心，寒这些医务人员的心。为什么？因为这是整体的制度性困境。对于医生来说，他要面临的是2024年刚刚改革完的医保DRG项目，它的意思是说，你去看一个病，它被当作一整个项目来进行结算。如果医生今天想要更谨慎一点，给这个患者多做一些检查，那么超额的部分就要由医生自己来承担。可是如果今天他不去做这些超额的检查，就有可能会背上刑罚的罪过，所以最终就导致一个医生陷入到了两难的困境：多开检查，防御性医疗就会被罚款；少开检查就有可能会担责，就有可能会受到刑事的处罚。

　　我方觉得这只会让医生陷入无限的纠结，让整体的医务环境变得更差。当医生不得不用防御性医疗来进行自保的时候，患者也会怨声载道，花更多的钱，花更多的时间。医生在PTSD中只会让整个医患关系陷入到负向循环。我更加担心这个罪名砸到我身上，进行了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患者又不开心，然后进一步加剧医患关系，这才真正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反而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患者会遭受到这个不好的对待。医生自己整。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所以你的态度就是：这个法因为会误伤一个韩杰，所以那些人的肾，那5个HIV的病人，他们都不用管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误伤韩杰。我们先不聊韩杰有没有被误伤。那是不是在你看来，因为误判了一个呼格吉勒图，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个法删掉？为什么？因为判错了呀。我真的不能够理解，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直接给你讲这个韩杰案。你说韩杰是因为误诊被判的，不对。我们看到医学界的报道非常清晰地指出：韩杰明明有同事提醒他，你查一下腹股沟，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那个小孩看起来多痛苦啊。我们没有要求你查出来，我就要求你看一下，看一下这么难吗？所以我不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

　　第二件事情，你方那么担心防御性医疗，我就真的不能够理解了。你方说，那我们给医生打包票，我们让医院承担更多的医疗责任，那这不是加大了或者说加剧了更多的防御性医疗吗？进一步我给你举证：在防御性医疗问题当中，犹他大学调查了2000年以来17份关于防御性医疗的研究，发现医生自己都说不清防御性医疗是什么，他能够举出来的唯一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做剖腹产。为什么？因为防御性医疗就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现代医学本来就是要靠检查来判断结果。进一步我还可以给你举证：在美国，当我们把医师的责任调低，这三个州调低了，这三个州他们的医疗CT使用率、他们的医疗强度都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为什么？因为防御性医疗和我要担什么责任根本没关系。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你今天一直在说压力很大，为什么医生压力很大？因为医院隐身了。但你帮医生脱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我方发现，如果你通过单位犯罪强制医院负起责任来，他才可以改善排班，才可以解决医院医生面临的问题。

　　不是担心韩杰一个案判错，我担心的是韩杰案的后续影响，老险感是不是正好起。

　　你方自己的原话，因为医生有惯性思维，所以不用担责。那我查HIV的时候，那么多年，扎针不换试管都没出事。HIV病人就那一个，可能是就算他倒霉吧，青霉素过敏，我就没见过几个。我今晚好累呀，不查问题也不大吧，无非就是死一个人。但是我效率更高了呀。这是你方所说的医生面对人命时应当更加谨慎的态度，这是你方自己说的，对不对？

　　我方当然承认存在一些很糟糕的案件，可是我方也告诉你了，医学本来是有偶然性的。像罗宇那种，他判断不出这个疾病是不是被误判，我方觉得绝对是无妄之灾。我方担心的绝对不是韩杰的一个案件。我方担心的是韩杰案的后续影响。在医疗圈里有一个名词叫韩杰综合征，讲的就是很多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现在产生那种应激心态：医生就是治病，对吧？还是自保免责？

　　所以，你不觉得防御性医疗是伪命题？那只要肠梗阻来医院，就给你先写3个小时病历，你愿意啊？所以对于常见病而言，我们有固有的规范。那不是偶然性，那是医疗中的必然性，你要遵守必然性。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往上打，你告诉我医生可以灵机一动。我想问，如果你灵机一动，比如你把我这个患者治成了一个HIV，我想问患者不会丧失他自己的预见性吗？你觉得医生要预见患者，为什么没有预见性？你讲的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操作。

　　当然医生不该犯，犯了也该罚。我方从来没有说不该罚，民事和行政法就够了，您方举证为什么还要多加一层刑法？因为如果你把我治成HIV，我都哭诉无门，我就要防卫性看病了。我今天这个医院看一眼，那个医院看一眼，不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吗？所以这部分至少这些特别违反重要规定的病例，我方觉得应该罚，罚得特别好。

　　我继续往下问你，比方跟我说，现在有很多医生因为韩杰综合征，有没有可能韩杰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医院担了85%的责任？那在刑法里，医院隐身了，把医院纳入之后，医生是不是就没那么害怕了？

　　搞错针管和搞错血型当然该罚，可是你方从头到尾没有举证过要把它纳入刑法的必要性。而我方今天告诉你，民事和行政法就足以起到威慑的效果，未来也不会发生更多的恶性事件。而今天你方很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医生的自由裁量在这个过程中被判定为有罪，这是不是您方需要去承担的弊害？

　　如果有威慑，为什么他们还要搞混这管？为什么还要像你方那样灵机一动？看不到威慑在哪里，你要举证。最后往下问的是，现实之下，刑事责任里面，单位是隐身的。我方倡导把单位纳进来，把你那个院长，把你那个疏于管理的医院系统，为什么不是能够多做医院倒逼、医院梳理，把管理完善，把监管变得更有利的一方？为什么你那个一方能做到，那大家就不敢去那个医院看病了。这可是一个被刑法判过刑的医院，是不是更加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而从1979年这条刑法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总共才出现了80多起案例。我方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让刑法继续来限制它，只要靠民法和行政法就足够了。而更进一步，比如说今天很多医生如果已经患上了韩杰综合征，一想到有一个肠梗阻的人过来，我就要给他开3个小时的病历，这难道是你方想要的对于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过去有一个2000年，有一个案子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跟他的一个护士，那个护士擅离职守了，那个院长跟他一起打麻将。你看这样疏于管理的措施，不配给这个院长判一个刑罚吗？不应该因为这个刑法，这个刑法只要存在就会伤害到像韩杰、像温红、像李建雪医生这样的良心医生，他们要用自己8年的职业生涯来兑换这个刑法本身的制度性漏洞。

　　而我刚刚也讲了，现在医生面临的是一个制度性的困境。医保的DRG，这一方面让他们靠自己的工资来填补患者治疗的费用，然后刑法同时又会在各个方面让你去进行更为全面、更为谨慎的审查。这个时候两者的冲突，你让医生怎么选？

　　所以你告诉我，宁可错判也不能放过啊，宁可放过也不能错判。

　　是我刚讲的，为什么那些患者要因为你一个残疾、那三分几个、二十个人、那几个个例而丧失了患者生命权的保障？我们觉得不应该。所以他要有立法，只是判的时候要更精细，这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而不是直接不判了。

　　这是你的什么带不来的？所以我说一下，你也觉得单位要被处罚，而我们觉得刑罚是对单位最严厉的处罚，所以单位要闹，但非得不也得证往下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拿掉这一款不罚医生，群众会有怎样的态度？

　　法不是越严越好。我方也从未放过这些玩忽职守的人，他们也要被民事法和行政法来进行追责。可是当制度性困境存在的时候，今天医生面对着医保DRG和现在刑法这样的纠结，你让医生怎么做？

　　我没懂，如果你说一条人命都用民事和刑事啊，民事和行政就可以的话，那刑法对于生命法益侵害的回应，你方还要不要？那是不是故意杀人的？你放心，放下，只要他事出有因，也可以不用刑法判了。你是这意思？你给我举证杀人？

　　对，所以我方看到那些HIV的案件，那些把纱布留在肚子里的案件，他确实没有故意。但是，过失致人死亡也是要判刑的。这方面的论证，其实过失致人死亡，你也不打算删，已经替我方论证成功了。

　　我继续往下问你，法是要有安定性的。在现状下，其实一个医患关系特别紧张的时代，如果突然今天有一条法律，告诉大众，我们要把这条法删了，不再惩罚医生、医院了。你觉得，不再惩罚医生了，大众会对医生是什么样的看法？医患关系是怎么变坏的？医患关系恰恰是由你的严苛刑法带来的。医生的防御性医疗导致了患者觉得我每次一来你就开这么多检查，你是不是故意赚我钱啊？导致了医闹，医闹越闹医生越好，这才是医患关系的本质，而不是那个患者担心医生草菅人命，对吧？

　　因为我方看到辩友已经告诉你的是，当你提高了那个刑罚之后，反而那个医疗的不良症状率提高了，就有可能告诉我们的是，在现状之下，医生开的是必要的一些正规流程。你凭什么讲这个东西都是过度医疗，凭什么你就不用查？我方有数据来证明，现在85%的医生都进行过防御性医疗，所以现状下大家都开始防御性医疗。

　　老百姓觉得你再多收我的钱，再多收我的时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在广州去看病的时候，我就普普通通的压力性发烧，要我查甲流、乙流、新冠和登革热，请问给我多花这一部分钱和多浪费的时间，是不是对于患者的一重伤害？

　　我说句实话，查出来了，你骂他；没查出来，你骂他防御性医疗；查出来了，你说他华佗在世。所以你现在来告诉我台湾大学法学论坛的研究，就告诉大家，51.7%的人相信的是什么，民众相信的是什么？是让检察官来调查，比较能够知道真相。他们想要真相，让他们用检察官调查一下，是不是更能够满足民众的期待？

　　对呀，所有普通的患者都像我一样。如果你查好了，你是华佗在世；如果你查错了，我就要判你刑。所以我方觉得今天应该把医生保护起来，让他们不要被这个刑法去惩罚，才能够保护更多的像韩杰、李建雪和温红这样的医生。

　　今天所有人都相信你要用刑法才能够带来公正，然后你告诉全社会，今天医生不用被刑法判了，你猜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天，是不是又有哪个高官的儿子当医生犯了错？你觉得大家对于医院系统的信任还会存在吗？

　　你要查这件事情，在民事诉讼当中，医院的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也是倒置的，是医生自己要向法院证明自己没有医疗过错。而且是民众不幸。

　　而且，当医生真的治死人的时候，他内心状态其实就是极其复杂的。比如说，小红书上面一个医学生就记录自己第一次值夜班，他送走患者的经历。他虽然知道生离死别已经是寻常，但还是非常唏嘘不已。一个内科的医生去描述检查患者大出血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有肾上腺素飙升，而且创伤持续了整整一年。大部分的医生都是医者仁心。

　　我方讲，七个人得了HIV，你方说没关系，你要承担。我方讲，有很多人轻微过敏，没有做皮试，过敏性就会死掉，你说你能承担；我方讲，有很多院长跟医生一起去打麻将，把患者害死，你能承担？你凭啥能承担？你用什么给他们负责？我就没明白你这些利害认定的理由是什么。你顶多告诉我有人被错判了，那是司法适用的问题，或者有没有错判。你发现没有任何指向，你只告诉我说罚得有点过，那轻罚点不就完事了吗？所以立法是一码事，司法怎么办？司法的具体适用是另一码事；司法怎么办？司法的具体适用是另一码事。你从来没有管过、问过被罚这些人的正当性。这是你第一部分，你没法承担这些侵害。

　　这部分你如果有两条出路，你告诉我说医生太累了，为什么？第一是他们有惯性思维，这么多病人，这个惯性思维影响很常见。凭啥常见呀？你是一个为人治病救人的职业，你告诉我说，因为你习惯了，所以我这次忘打针了，这次我忘提示了。你凭什么对患者说这句话？患者是来让你救他的，不是让你用惯性思维把他带入到别人的路径。每一个患者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不能亵渎医生这个职位。这是第一部分。

　　但是你告诉我说，医生别灵机一动，那些规程是死的。可是你从来没有举证，哪个判决罚的是你自由裁量的部分。法院讲得很清楚：我罚你，是因为你违反了明确的规程，所以才罚你。所以你帮所有人，无非是在扣一个帽子。你想的是，如果他预防性医疗了，如果他过度诊疗了，你告诉我这是不好的。可是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举证：一个医生做过这种方法，是这么被判的。所以你用扣帽子的方式，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是第二个部分：医生要敬畏心。

　　所以往下走，你告诉我说医生很委屈，这不委屈吗？去年，结合那个4+2的董小姐，本科伪造一个成绩单，然后就来给你治病了。今年，那人先弄了offer，学医，连那个X线都插不进去。这些人给我治病，这不委屈吗？这才是来求你治病的人，这是带着多大的压力来医院的，你知道吗？大家都生过病，我相信这个东西不用多讲。我不是讲你告诉医生可怜，可是这你有考虑过吗？你没考虑过。

　　而现在是你方忽略了刑罚的增量是什么。你告诉我行政罚够了，我方觉得恰恰不够：钱罚得再多，可是不济于赔偿。医生是有保险的，第三人责任险、职业保险，所以医生在赔偿上没有多少。我方觉得刑罚能做到一个增量，为什么？我给各位一个常识：刑法的罚金是不能被保险所分摊的。所以这部分增量是刑法所能带来的，是医生跟医院所要承担的。而这部分才能真正告诫这些医生、督促医院去改善医疗系统。其实，这个职业抱有更强的敬畏心，对患者负更多的责任，是一个真正的职业逻辑，而这才能让医生真的负起责任。

　　我这个地方也不打你方那个说法。您说是把几个亿给你，那个风险要到了，你的理解是什么？所以到最后，我方觉得要回应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双方在问的是什么？在问的是刑法的谦抑性到底要怎样解释。也就是说，刑法是最后的手段，能不动用就不动用。可是“最后手段”这四个字，从来不是刑法不处罚的理由，而是它必须补充的理由。因为它是最后的救济，所以在民事赔偿不足以抚平伤痛、刑事罚金不足以对应损害的时候，它不能缺席，它必须出手。所以谦抑讲的不是最后不出手，而是到了最后不能不出手。

　　一百多年前，贝卡里亚告诉我们：刑罚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威慑，每一次刑罚都是社会在重新确认自己仍然相信什么。当法律对重大的医疗过失保留否定评价的时候，它真正昭告天下：生命并不是一份可以评价的合同，也不是一份能为保险对冲的保单。解决这种折算，哪怕是在医院、患方来讲，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刑法要不要回应是一码事，要怎样回应是另一码事。你方要处理的是怎样回应的问题。正方假设，因为司法的适用还不够精细，就投鼠忌器，这是一种反法制的立场。法律应当是积极的，而反方愿意保有一点乐观主义的底色。我们想要尽己所能去雕琢每一个法条，而这个雕琢的目的一定不是束缚医疗服务，而是因为这是立法者与公众的表态。人在医院里面死于非命，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