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认为，加害者是指基于故意或过失实施加害行为并造成危害结果的人。例如，遭受家暴的女性在忍无可忍时伤害丈夫，其行为性质仍属加害行为。需要明确的是，"事出有因"与"情有可原"存在本质区别。根据词典解释，"事出有因"仅表明事件发生存在客观原因，而"情有可原"则指从情理层面存在值得谅解之处。因此，判断讨论加害者事出有因是否有利于社会，需从个案公平审判与社会观念进步两方面考量。

　　首先，在个案审判中，探讨加害行为的成因是准确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法官需通过分析行为是否存在固定原因，判断罪与非罪及刑罚轻重。例如，女子因不堪家暴伤害丈夫的案件中，法院会考量受害者存在明显过错、加害者事出有因等因素，对加害者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事出有因是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加害者的主观恶性程度与再犯可能性，也是刑法规定的酌情量刑情节之一。《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

　　其次，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能够反映民众朴素的正义期待，为法律维护正义提供多元视角，进而推动法律完善与社会观念进步。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提出的"犯罪原因三元论"指出，犯罪是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对事出有因的讨论，恰恰揭示了加害行为背后的动机成因及深层社会法律问题。

　　以昆山反杀案为例，尽管行为表面符合危害行为构成要件，但司法机关考虑到其行为系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主观故意，最终通过正当防卫制度认定无罪。正是民众对该案事出有因的广泛讨论，促使司法机关回应民意需求，推动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同样，于欢案作为中国正当防卫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明确了对非法拘禁等持续侵害行为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这一突破正是源于对案件事出有因的深入探讨，最终推动了法律的完善与社会公平观念的进步。

　　在这场辩论中，对方辩友一直在强调对加害者所谓人性的讨论可能促进社会公正。然而我方坚决指出，这种过度强调和不当讨论非但不能促进，反而将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并且让受害者在无形中遭遇二次伤害。我方始终坚定的评判标准是，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其核心在于清晰的责任认定、有力的法律惩戒以及对受害者权益的绝对保障。偏离这三点，任何对于加害者的理解都可能沦为不公的默许。

　　对方辩友反复强调，理解加害者的成因有助于预防犯罪和实践人性化司法。然而我想请问对方辩友，难道社会公正的实践要以模糊犯罪的本质为代价吗？难道我们预防犯罪的方式只有对加害者的讨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制度方面健全社会保障、加强法治教育吗？

　　第一，对方辩友混淆了理解社会问题与为犯罪行为开脱的本质区别。我方认为，贫穷、教育缺失或对方辩友所提及的家暴等，均属社会宏观治理范畴，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绝不能将个体犯罪行为的责任转嫁或淡化。一个成年人选择伤害他人时，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如果事出有因可以成为减轻甚至逃避惩罚的理由，那么法律的严肃性何在？公平正义又何在？

　　第二，对方的论点是对受害者权益的无视。当媒体和公众将焦点转向犯罪分子的"可怜身世"时，无辜受害者的血泪与痛苦却被压在讨论边缘。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应有的关注和同情，甚至可能面临"对方也有苦衷应该理解"的道德绑架。这不仅是情感伤害，更是对法律与道德公正性的公然挑战。我们强调对加害者的惩戒，既是为了告慰受害者，也是为了警示潜在的加害者：社会有底线，法律有红线，违背者必受严惩，这才是对受害者的最大公正。

　　第三，过度强调加害者成因会削弱法律的威慑力和社会道德底线。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的有效性，而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确的信号传递——犯罪必受惩罚。如果事出有因成为减刑甚至脱罪的"尚方宝剑"，法律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当人们认为可以通过讲述自身经历来规避或减轻惩罚时，谁还会敬畏法律、坚守道德？这无疑是鼓励投机、瓦解诚信，最终将社会推向失信的深渊。

　　因此我方认为，对加害者的讨论即便存在一定必要性，若脱离对个人责任的坚守、对受害者权益的保障、对法律威严的维护，那么它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公正，反而会成为割裂社会共识的双刃剑，侵蚀我们赖以生存的公平正义。我们应当坚决打击犯罪、严惩不法，同时在社会层面努力解决深层问题——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议题，应分开推进。

　　首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在您方看来，社会运行中是法律占据主导责任，还是道德占据主导责任？法律和道德是否同等重要？我想明确的是，二者谁占的比重更大？或者说在社会公正中，谁更具有约束性？

　　法律。好的，看来对方辩友在这点上与我方达成共识，即法律更具有主导性。

　　刚才对方辩友提到了昆山案，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在您所说的昆山案中，您认为谁是加害者？加害者原本就不是他本人，而是对他造成伤害的人。这个...抱歉，请允许我再确认一下，你们认为这里的加害者是谁？

　　就是那个案子里的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没关系，我直接问：一方是龙哥，另一方是被送上法庭的人，您认为谁是加害者？在昆山案中，稍等一下...就是在昆山的反杀案中，龙哥原本是实施不法侵害的人，而另一方采取的是正当防卫措施。虽然他实施了防卫行为，但因为他不是主要犯罪者，所以警方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将龙哥杀害了？那我请问，谁是受害者？是龙哥还是杀掉他的人？

　　您可以自己解释，我们刚才已经举过例子，龙哥已经被杀了。那请问杀害他的人是加害者，还是龙哥是加害者？其实您可以具体解释一下，龙哥为什么会被杀掉？是因为他实施了不法行为而被杀，还是因为对方故意杀害他？这个需要您具体说明一下。

　　对方辩友，这是您方提出的例证，我只是向您方求证这个点。您方不能明确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不再在这个点上继续追问。

　　您方刚才提到，我想再请问您方一个问题：您觉得社会运行中，是要保证个人公正，还是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社会运行中，需要保证社会的运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证个人的公平公正。不能为了社会运行而舍弃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主要是为了保证个人公正还是社会运行？二者是否可以兼顾？

　　嗯，好，感谢反方同学。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我方立场是：不应更加强调犯罪事件中加害者的成因。对方辩友的立场看似悲悯，实则混淆了对于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模糊了惩戒与教育的界限，最终将动摇社会公正的基石。

　　首先，我方对于本场辩论的评判标准是：若对加害者成因的强调能够实现清晰的责任判定、明确的法律界定，并有利于受害者权益的保障，则可视为符合社会公正。换言之，我们评判的是哪种立场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震慑潜在犯罪、抚慰受害者创伤，从而指向一个更有序、更安全、更公正的社会。

　　我方要明确的第一点是：过分强调加害者的成因，会模糊犯罪行为的性质，并传播错误的价值观。我方认为，强调"事出有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导向"情有可原"或"值得从轻"的认知偏差。当社会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他为什么犯罪"而非"他做了什么"时，就会削弱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这种认知软化最终会侵蚀法律的威慑力，因为它为违法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特殊解释。在这种强调模式下，向社会传递"情有可原"的信号，可能诱导部分人将自身困境作为犯罪的正当理由，最终助长而非遏制犯罪。

　　第二，过分强调加害者成因是本末倒置，混淆了社会治安的侧重点，无助于真正解决犯罪问题。即使深入了解每个罪犯的成长轨迹，也无法改变他们已经犯下的罪行，更无法直接阻止新的犯罪发生。真正能有效降低犯罪率的，应该是健全的法制、公正的执法和有效的社会帮扶体制，而非事后对个体犯罪诱因的过度解读。如果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媒体聚焦都放在探讨加害者是否"事出有因"，那么用于帮助受害者走出阴影、完善社会福利、加强青少年教育等更具建设性、更直接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被忽视。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在犯罪事件中，我们不应该更加强调加害者的成因。探讨社会问题、完善社会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但这种探讨必须在法律的庄严性、惩罚的公正性和受害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否则，我们所建构的将是一个对恶性宽容、对受害者漠视、对社会秩序有害的环境。对于文明社会而言，这绝非我们追求的目标。

　　感谢。

　　进入对辩环节，双方各4分钟，由正方先发言，一方发言未结束，另一方不得打断，有请。

　　让我再说一下。你方二辩刚才讲的是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可以请你重新说一遍吗？我方强调的是，过分强调加害者成因是对受害者及家属的二次伤害。比如，若我因失手错杀一名毒贩被法院判刑，如果不对此事进行事出有因的讨论，即便大家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又该如何解释？

　　首先，我国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关于正当防卫的定义，以及若一审判决存在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框架内的申诉途径解决，这与所谓对加害者社会原因的讨论并非同一范畴。你方能否念一下法律规定的原文？是关于正当防卫的吗？你刚才提到的内容中的“S”是什么？

　　好的，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款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什么事？对不起，你刚才说话了吗？正当防卫在法律中的解释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

　　好的，我了解了。继续下一个问题，有些人会以故意制造恩怨或其他理由，引导他人对其实施伤害，进而利用该事件敲诈他人。此类敲诈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在你方观点中，是否同样不需要讨论事出有因？

　　首先，我方需要明确，你方所论证的案例在法律中均有明确规定。例如你方提到的敲诈相关行为，法律已有具体条款约束。其次，请问对方一个问题：我方现在有这样一个案例，药家鑫案中，原本他被判死缓，但97%的网友投票认为应判死刑，最终法院在舆论压力下改判。这是否属于对法律程序的任意介入？

　　什么叫做对法律正义程序的限度？我不太明白，他究竟犯下了何种错误，引发公众如此强烈的恨意，以至于非要判处死刑？其次，我继续问你，以韩某某、曹某某敲诈案为例，如果敲诈行为是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事出有因且未超过必要限度，法律是否会认定为敲诈罪？若不讨论事出有因，是否会导致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忽视？此外，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能否通过广大民众提供的多元视角，在网络上反映出来，帮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事件原貌？

　　例如家暴案件，通过不同人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还原事件真相，进而推动法律完善，促进司法公正。

　　首先，我方需再次强调观点：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会模糊个人责任，削弱法律威慑力。过度强调事出有因，不可避免会引发对加害者的同情。比如，若为毒贩编造悲情故事，可能导致部分人将自身困境视为犯罪的正当理由，最终无法遏制犯罪。

　　其二，社会资源有限。若将媒体资源过度聚焦于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会忽视受害者权益，甚至造成二次伤害。对受害者而言，事件的每一次重提都是对其及家人的再次伤害。因此，社会公正应首先确保受害者权利得到伸张，而非过度讨论加害者。

　　我方承认，部分加害者可能有悲惨的童年等背景，但这无法弥补或挽回其造成的伤害。社会运行中，法律起主导作用，而加害者的背景、悲情故事等属于道德层面问题。若过度讨论加害者的社会因素，将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通过广大民众提供的多元视角，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事件，例如家暴案件中，结合不同人的叙述可以还原更完整的真相，进而推动法律完善，促进司法公正的上行。

　　首先，我方现就前述观点进行强调：对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会模糊个人责任、削弱法律威慑。例如，若对毒贩的悲情故事过度渲染，可能引发公众同情，导致部分人将自身困境视为犯罪的正当理由，最终无法遏制犯罪。

　　其次，社会资源有限。若媒体资源全部聚焦于加害者事出有因的讨论，将忽视受害者权益，甚至造成二次伤害。对受害者而言，事件的每一次重提都是对其及家人的再次伤害。因此，社会公正应首先确保受害者权利得到伸张，而非优先讨论加害者。

　　我方承认，某些加害者可能有悲惨的童年等背景，但这无法弥补其造成的伤害。社会运行以法律为主导，加害者的个人背景、悲情故事等属于道德层面，不应影响法律对其行为的评判。过度讨论加害者的社会因素，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感谢反方同学。最高人民法院6月15日对外发布的2023年中国法律家暴十大案例显示，在辜妇姚某某故意杀人案中，法院认为受暴妇女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暴者的，可认定为故意杀人，但存在情节较轻的情形。

　　在家暴反杀案的讨论中，公众认知已从模糊走向清晰：过去对家暴行为的界定存在争议，现在普遍认为任何形式的殴打都属于家暴。对于反杀案例，核心争议在于还手的必要性与程度把控。正是通过网络上的广泛讨论，才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公正决策。

　　2022年至2023年出现多起家暴相关案件：2022年6月有女子因家暴杀死丈夫；2023年6月武汉一女子为保护儿子多次遭受丈夫打骂后将其杀死。在三起类似案件中，仅有第二起被判定为无罪，引发网民广泛讨论。2024年11月，最高法院以该无罪案例为典型，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在紧急情况下的私力救济，参考国际标准认定为无罪。这种制度突破，正是依靠对案件背后原因的深入探讨，才实现了法律完善与正义伸张。

　　互联网平台上，案例经过民众的情绪化讨论及多角度探讨，使公众对家暴案件形成更全面的认知，进而推动相关领域的进步。

　　第一个问题：请问正方为什么选择参与本场辩论？

　　网络舆论从来不会影响政府的判断力。当政府在网络舆论影响前期能够依法行政时，此后行政一般都可以坚持依法行政，占比75%；而当政府自身已偏离行政要求时，在网络舆论督促下，65%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及时拨乱反正。网络舆论能够督促政府依法行政，而非像对方所说的会降低政府对事件的判断能力。

　　其次，我国法律有相关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网上发布了多起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社会各界对调整法律责任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次通过刑法修正案对相关条款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特定刑事程序前提下，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同样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不再是未满14周岁就可以免责，更不能因此在网上随意实施伤害行为。

　　（正方质询）
　　您方刚才提到对加害者进行事出有因的讨论，是否会模糊犯罪证据的寻找，并导致对抗性视角？我方认为若强调“强焦事出有因”，可能引发舆论混战。

　　以家暴为例：若母亲常年遭受父亲家暴，最终因正当防卫误伤对方而被判刑，这件事背后的原因难道不需要讨论吗？

　　（反方回应）
　　首先需将事件切割为两部分：一是男方家暴女方，二是女方正当防卫致男方受伤。法律已明确规定正当防卫的界定，若将此类案件纳入“事出有因”的讨论，会导致逻辑荒谬——正当防卫本就有法律依据，无需额外归因。

　　我方所指的“事出有因”讨论，更多聚焦互联网上的多元观点。

　　（正方追问）
　　所以在您方观点中，此类案件只需按法律程序判罪，无需探究背后原因？另外您提到的“互联网泡沫事件”，是否指利用网络造谣伤害无辜女性的案例？这类事件是否需要讨论背后原因？

　　（反方回应）
　　我们认为针对互联网造谣伤害无辜者的案件，确实需要讨论背后原因。

　　（结束）感谢正方辩手。

　　首先，我方与对方在辩论过程中已达成共识：在社会运行中，法律与道德之间，法律应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对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有着明确且系统的规定，而我方今天主要探讨的范畴限定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法律问题。我方认为，若将司法领域中的前沿探讨纳入本次辩题，可能导致讨论范围失焦，因此需明确论证框架聚焦于互联网场景。

　　我方已与对方确认法律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若法律被互联网舆论裹挟，则会丧失其公平性基础。互联网舆论往往呈现极端化特征，试想若某案件本应判处十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却因互联网舆论强行要求判处死刑，这种情况下将直接给法官带来巨大舆论压力。若不顺应舆论，法官与法律的公正性可能受到质疑；若妥协则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其次，过分强调加害者视角，实则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漠视与二次伤害，这违背了法律的根本目的。法律的首要职责是保障被害人权益，为其受到的伤害提供救济。当社会将大量话语权和资源倾注于理解加害者时，必然会压缩对受害者困境的关注空间。受害者面临的将不仅是犯罪行为带来的直接痛苦与精神创伤，还会承受舆论压力造成的二次伤害。

　　因此，我方认为，对加害者相关议题的讨论应当置于法律框架下理性进行，避免因过度聚焦加害者而偏离法律保障受害者权益的核心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