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大家好，急诊室里一位重症患者正在等待医生的决断，此刻手术有风险，继续等待，病情也有可能恶化。如果医生还要问自己，万一救不回来，我会不会坐牢？这份犹豫的代价最后会落在谁的身上？因此，我方主张废除的是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一般的诊疗过失由民事赔偿与职业监管处理，重大的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回归到一般过失犯罪进行个案审查。

　　理由有三。第一，凭什么判这个人罪责自负？要求过失证明到个人。按刑法第十五条回溯行为，当时以合格医师的专业水准衡量，他应当预见什么、能做什么。李建学案中，医学会鉴定医方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鉴定证明只能证明医方错了，证明不了医生也要负同等的责任。而第335条在“严重不负责任”划界列举之外，再有一些兜底的罪状，这对刑法要求，刑法的边界在行为前就要能够被认识。那如果总要等到严重的后果才出现，才能够用这个“严重”给行为定性，这条规则将要如何指引事发当时的一名医生？

　　第二，为什么必须单独设罪？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个条文模糊，改清楚就好。我方承认，把条文改清楚可以解决入罪边界的问题，可是专罪还是要证明自己有独立的作用。1997年增设这条罪名，意在统一裁判，限制打击面，可它只是把个案判断替换成“严重”二字的笼统认定。在民事监管、一般过失罪都能落实的前提下，保留第335条，究竟补上哪一个缺口呢？

　　第三，患者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根据我方的检索，25年的公开文书表明，医疗事故罪年均立案约3起，88名被告中约一成无罪，一半缓刑或免刑，近四成实刑；交通肇事罪每年数万起，约八成缓刑，却无人主张废除。因为责任认定划清了过失与意外的边界，宽缓发生在清楚的界限之内；但医疗事故则是相反的，年均三起说明了司法机关面对模糊的条文是不敢用的。低立案的事实说明了模糊挡不住追诉的惯性，要么不用，一用就会偏重。这不是宽严相济，而是规则不清的两极化。规则不清就谈不上预防，医生只会选用最保险的路。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5年有一个发现，如果一个医生一旦被起诉，那么这个医生将会少收治高危患者，少做手术，多做检查，形成防御性的治疗，并导致更差的患者预后。不要让下一名重症患者来承担，让受害者获得赔偿，让重大过失依法担责，也让下一位重症患者不再为自己的犹豫买单。

　　综上，我方主张废除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谢谢大家。

　　反方四辩：正方一辩，我们先来理一下共识。首先请问，您方所说的医疗过失除罪化，是不是废除医疗过失这个罪？当这个医疗过失行为成立犯罪之后，就不再负刑事责任吗？您回答“是”或“否”。

　　正方一辩：否。

　　反方四辩：好的，请问您方所说的“否”，那您方保留了哪些医疗过失罪呢？

　　正方一辩：我认为我们废除的是一个笼统的刑法第335条医疗事故罪的罪名，但是不排除医生要承担因其个人原因导致的过失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

　　反方四辩：好的，感谢这位辩友。您知道医疗过失除罪化后的下一个兜底罪名是什么吗？请您回答。

　　正方一辩：过失致人死亡罪。

　　反方四辩：过失致人死亡罪和医疗事故罪的量刑幅度有差距，你知道吗？

　　正方一辩：我知道。

　　反方四辩：差距在哪里？哪一个更大呢？请你回答。

　　正方一辩：过失犯罪的。

　　反方四辩：很好，很好。那我们达成共识：也就是说，过失犯罪的量刑幅度明显要比医疗事故罪大。这是我们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共识：您所说的保留医疗事故罪，是会造成防御性医疗，对吗？

　　正方一辩：对。

　　反方四辩：您认为它是唯一的因素，还是唯二或者其他的多样因素呢？

　　正方一辩：我只是……

　　反方四辩：好，那我们已经达成第二个共识，也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因素。但您方怎么认为：在这个多元因素之下，您切断一个小的因素，就会导致这个多元因素崩塌，不再产生这样的结果呢？这边认真听清楚，我们一共提出了三个可能。这只是我现在让您来回答的：您可以认为这一个观点不同于它的主要因素；但另一点，我们现在就想知道，一个因素的切断能不能导致多个因素、能不能导致一个结果呢？您方请回答“是”或“否”。

　　正方一辩：我认为一个因素不能造成这个。

　　反方四辩：好，然后我们达成共识：一个因素的切断不能造成其他因素的破坏。来，我们看第三个共识：您方对医疗过失除罪，那故意的医疗过失，您方是否保留？不故意的医疗犯罪，您方认为是否保留？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今天的辩题是医疗过失应否除罪化。所谓除罪化，是指对目前可能构成犯罪的严重医疗过失，整体排除刑事规制的范围。我方判断两种立场优劣的标准是何种制度安排既能守住患者生命健康的底线，又能为医务人员划出清晰可预期的职业边界，使严重失责者承担与其罪责相称的责任。基于此，我方主张医疗过失不应除罪化，理由有二。

　　第一，保留医疗过失的刑事规制是守住患者生命健康底线的必然要求。医疗行为天然伴随未知风险，在正常诊疗过程中的合理失误，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的恶性医疗过失有着本质区别。《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已经把紧急抢救、医疗意外、不可抗力等情形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最高检、公安部的立案追诉标准又把刑事门槛限定为擅离职守、严重违反诊疗规范等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对于合理的医疗风险，法律从来没有将它变为责任。

　　医疗事故罪保护的是双重法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以及国家医疗工作秩序、公共卫生安全。医患之间存在信息与能力的双重不对称。《健康报》在国家卫健委法规司指导的普法专栏中，刊登了南阳卧龙法院的生效判决：诊所医师未按规范做青霉素皮试，致患者过敏性休克死亡，以医疗事故罪获刑1年，缓刑1年。普通患者无法识别这类严重违规操作，只能对医疗体系形成制度性依赖。若将此类严重医疗过失整体除罪化，即便是因漠视规则、玩忽职守而夺走患者生命、造成终身伤残的行为，受害方仅能寻求民事赔偿与行政处分的救济。生命健康权是公民的最高法益，民事补偿不足以弥补不可逆的伤害，行政惩戒不足以震慑严重失责行为时，最后损害的是每一位患者的就医权益。

　　第二，保留医疗过失的刑事规制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与职业归属的制度保障。首先，现行法律明确，因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且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的损害，不构成犯罪；医疗事故罪则必须具备严重失责、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以及过失和因果关系等条件。从司法实践来看，自该罪名设立以来，医疗事故罪在实务中的适用极其审慎，案件数量极少。其次，现行刑事条款本质上是为医务人员划出了不可触碰的职业底线，让职业边界变得可预判、可遵循。若全面除罪化，严重失责的约束力度将大幅下降，反而会模糊职业操守的边界，既可能让少数资质不足的从业者放松对诊疗规范的坚守，也会加剧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危机，造成更多的防御性医疗行为。

　　综上所述，医疗过失全面除罪化，既突破了患者生命健康的正义底线，也会消解医疗职业的边界。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医疗过失不应除罪化。

　　正方四辩：请问对方辩友，严重不负责任，该要件能不能告诉医生，做到什么程度是合规的，做到什么程度可能被刑事评价？

　　反方一辩：目前“严重不负责任”的确没有很明确的界限，但是我国最高法和公安部都有规定，严重不负责任有哪几种情形，所以是有一定界限的，并不是说完全模糊的。

　　正方四辩：该文件的地位是什么？是解释还是司法解释？确定吗？

　　反方一辩：我方调的资料是，该文件是最高法和公安部制定的，它不是司法解释。

　　正方四辩：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是正式的法官裁判要依据的条件，它始终还是模糊的。

　　反方一辩：我方在立论的时候还讲过《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它的第33条已经把这些紧急抢救、这些合理的医疗过失排除在了我们“严重不负责任”之外。

　　正方四辩：所以在进行鉴定的时候，围绕法条本身，“严重不负责任”的“严重”这个词是程度副词还是构成要件？

　　反方一辩：程度。

　　正方四辩：那该程度是法官来衡量吗？

　　反方一辩：既有法官衡量，应该也有专门的医疗鉴定团队进行一些衡量。

　　正方四辩：鉴定是证据还是依据？你方是否承认现实中有以鉴代审这样一个问题？

　　反方一辩：不承认。

　　正方四辩：您方觉得医疗事故罪，它定的是医疗团体还是医生个人？

　　反方一辩：医生个人。

　　正方四辩：那它为什么规制到医生个人而不是医疗团体？

　　反方一辩：因为这属于医务人员个人的失误，所以才导致。

　　正方四辩：您刚怎么确定是个人的失误，还是制度性的安排导致的过失？

　　反方一辩：这也是由医疗工作人员来确定的吧？

　　在刚才的辩论环节中，我方一辩已说明观点。在此我想第一个去深入论述，就是保护患者需要把个人行为赔偿、损害赔偿与身故的预防，分析这些目标，它是否必须要依据第335条这样一个专门的最明确罪名。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刑责必须以个人过失为基础，不能由事故结果进行归责。刑法第十五条规定了过失犯罪，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要求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李建全案终审明确指出，将一方责任等同于他个人的责任缺乏依据。因此，即使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它不能够代替对某位医生具体职责或注意义务、因果关系的证明；患者的死亡是值得严肃调查，而不能够成为降低这个标准的一种理由。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行法律下对患者的保护也有可以分工的相关法律机制。民法典第1218条提供了医疗责任的赔偿依据，医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暂停执业以及吊销证书；在废除专罪之后，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构成的行为仍可依法追责。

　　我们承认民事、行政、刑事责任能够并存，但能够并存并不代表在立法上无需证明其必要性。赔偿解决损失、监督约束执业，刑罚则以独立的犯罪构成为依据；在评价归责制度的同时，也是计算患者的代价。

　　比森比森的系统错误理论指出，它可能来自于多道防线同时失效，使一个人并不能够替代对人员配置、交接流程、追溯制度的改进。

　　依照刑法的谦抑性，能够由赔偿监管充分处理的损害，不应仅因结果严重，就诉诸刑罚；让赔偿弥补损失，让监管修补风险，让刑罚针对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这种方式是可以作为制度方向的，谢谢大家。

　　反方三辩：同学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您方今天所说的整个医疗过失除罪化，是指删除这个罪名，对吗？你方也提到了，说删除这个罪名是为了让医生不担心自己因为模糊的法律而受到法律惩罚，是这样子吗？因为你方一直在强调，严重不负责任是一个模糊的条款，所以它不符合刑法。作为我国终极性的法律之一，刑法所规定的边界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一种边界。那么在这个——你好，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你刚刚自己说了要删除这个罪名，但是我想问，如果删除了这个罪名，像因为没有完成基本的核查义务，导致输错血、输错药等等，这样导致患者死亡，应该如何按照情况去判定呢？

　　正方二辩：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刚才也点明了，当下我们可以有多个方向。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就医疗过失的责任，不能够简单地归咎于个人责任，我们需要依托于医疗行业本身的这样一些——

　　反方三辩：好，您方无法回答，因为您方本身的逻辑就是一个无法自证的。因为您方说了，为了保护医生，我们要把这个罪名取消，因为它模糊；但是您方没有回答，取消这个罪名以后，拿什么罪名来兜底？您方说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所有罪名的兜底条款，所有过失犯罪的兜底条款。您方如何论证这一个兜底条款会比原来的罪名更加清晰？过失致人死亡罪本身具有多种，根据不同情况会有……您方还是没有在回答问题。所以说，您方整个今天就是提出了在做梦，您方在许愿，您方自己许了一大堆愿，然后又不说任何如何实现的方法。好，但是我方却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判断。然后，第二个，您方说担心防御性医疗、防御性——

　　我方一辩已经明确判断：严重医疗过失应否刑事追责。其实，我们要判断的是：到底有没有守住患者的生命健康底线，有没有规定清晰明确的职业边界。

　　第一点，对于严重的医疗过失，刑法上业务过失犯罪的基本法理在于：例如，刑法针对交通、生产、公职等高风险职业均设业务过失罪。公众将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托付给从业者，从业者就天然负有高于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医疗关乎生命。

　　第二点，我们来回应一下必要性：医疗有其特殊性，它关乎生命。当医生严重不负责任，践踏患者的尊严，导致患者死亡或终身残疾时，我们就应该对他定罪。

　　其次，对方说了一个很奇怪的假设：一边说我们要宣扬刑法的谦抑性，另一边又说，那没有医疗事故罪，我就用过失致人死亡罪好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多少？是3到7年。当一个医生原本可能用医疗过失罪只判1到2年的时候，我却把这个删除了，就因为这个刑法谦抑性，导致这个医生可能被判7年之久。我请问这个逻辑何在？

　　其次，对方一直说这个边界非常模糊。但是我们想说，首先，作为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本性就是模糊的，不是医疗独有的。我们可以针对其做出一个专业的司法设计，打通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鉴定的衔接，这样才能够真正打通，真正守住刑事底线，让除罪比入罪更加科学、更加务实。感谢。

　　正方三辩：我想首先问您一个问题：医疗事故除罪化中，您方的定义是什么？

　　反方二辩：我方的定义是，把整个医疗过失移出刑事追责的范围。

　　正方三辩：不对，您方一辩的观点是说医疗过失不除罪化，定义是把整个医疗过失移出这个刑责的范围。那您方四辩讲的是医疗过失不除罪化，应当是把医疗事故责任罪这一条罪名给删去，用过失致人死亡，这些都以您方统一的那个定义。我方是觉得你们说的这个很奇葩，我方完全都不认同。

　　正方三辩：所以，您方定义是什么？给我一个统一定义。

　　反方二辩：我方定义就是整体一致刑事规则。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同样不同意的是，你们只删除一个罪名，我们觉得更荒谬。您方，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共识，而且您方视野太狭隘了。

　　正方三辩：我想先问一下，您方，您是女性吗？

　　反方二辩：对，女人。

　　正方三辩：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您是女人，但是您不是一个人，那这个可以吗？

　　反方二辩：所以说，定义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我们讨论的定义是可以建立在把这条罪名单独删除的基础上的，您方是否认可？

　　正方三辩：我没有听懂您。所以您方意思就是说，我说您是一个女人，可以说您不是人。我们讨论的法律一定是狭义的法律，就是成文法意义上的法律，区别于其他法规。您方的意思是这样的是吧？定义可以吗？

　　正方三辩：所以您方是认可这一观点的，就是说，定义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您不应该把视野局限在狭义这个定义里面去，不该把视野定义在非常狭义的范围内。所以我方认为，医疗过失除罪化的定义应当是把医疗事故责任罪这一条罪名给删去，用过失致人死亡罪去进行兜底。希望这一点在场上进行进一步讨论。这样的话，合意无法达成，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反方二辩：好的，我方与您方这个，但是我们同样持反对态度。

　　正方三辩：好，您方可以在这一个立场上继续进行讨论。

　　主席、谢裁判：

　　刚才对方说，他们的定义是删除罪名。我们就针对删除罪名来说，我方同样是不认可的。对方整场辩论的逻辑底层是认定有难度、医生有压力、边界无法划分，可能会导致医生产生一些防御性医疗，多开药、多开报告单等等，所以要把这个罪名删除。这是对方的观点。但是对方反复强调了诊疗边界模糊、容易出现事后归责的问题。我方承认这个痛点，但痛点的根源是鉴定标准不清、裁判尺度不稳，而不是这个罪名本身不该存在。

　　对方的方案是一刀切除罪，看似规避了一切，把一般过失判为犯罪的风险，但代价是所有突破基础诊疗底线的恶性过失，哪怕是无视核查义务，哪怕是严重违背诊疗义务规范致人死亡，刑法都作不法的评价。而且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会达到最高刑，达到7年，最终无法实现对方说的更进一步的保护医生，而且更加模糊。

　　第二，对方混淆了高风险行业，这可能就会导致其需要免除刑事注意义务。但恰恰是因为医生处置的是生命，不是要求医生必须治好病人，不是要求为医疗意外买单；它只约束一件事情：不能放弃本来可以做到的基础风险防控。我方的追责体系十分清楚：纯粹的医疗意外、合理的诊疗冒险不追责；一般过失民事赔偿以及行政处罚；只有严重过失、违反核心义务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才会被纳入医疗事故罪的范围。

　　第三，对方认为……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对方三点不太合逻辑的地方。

　　第一点，对方辩友，您方的视野实在是太过于狭隘了。这一点在刚刚对方已经达成了共识，因此我方不在此再进行过多说明。我方的观点和您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一致的：医疗事故除罪化，定义就是应当把医疗事故责任罪这个罪名从刑法当中进行删除。因为它具有滞后性和僵化性，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把它从刑法当中进行删除，用其他罪名进行兜底，是我方需要去争的立场和观点。

　　第二点，我想说，您方给我方扣这个帽子实在太不好了。您方说我方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但是我们是有相应的观点进行论证的。第一点，医疗事故责任罪这个罪名的被适用是非常狭窄的。法律是关注普遍的现象，而不关注个体。这个是什么？国家没有进行一个单独的罪名对您的诉求进行定义，所以医疗事故责任罪平均每年被适用的个案只有10个位数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所以应当是被删除的。

　　第三点，对方辩友，刚刚想纠正您方一个很谬误的观点。您方说过失致人死亡罪都只是对其进行加重处罚，但实际上，过失致人死亡罪是3至7年的法定刑，有可能是在3年的基础上，和原来的医疗事故责任罪维持相同的刑罚，所以并不必然会导致更重的刑罚。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医疗规范进行规制。以上是我方的三个分享观点，感谢大家。

　　正方：好，我想请问，有一个问题。在你的问题当中提到了，有一个医疗患者，他有一个医生，误给患者打青霉素，然后被判一缓一了。在正方，我们一直发现，你们都在强调是对那个医生的一个保障。那请问，在医疗事故当中，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那肯定是我们的患者，对吧？如果当我们的患者面临，那个医生得到处罚最多仅仅是3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个医生在腹腔手术的时候把纱布留在了患者体内，最后这个医生判的是一年半。那我想请问一下，面对一个严重受到损害且无法恢复的健康身体，你就给他一年半的刑期，或者是判一缓一，这样的刑期是否是对患者的一个保护？第二，我们也知道在行政方面，我们有民事赔偿的医疗侵权责任赔偿。然后行政法上面有关医师法有相关的规定，比如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医疗事故，甚至到最严重的可能会停止、吊销医生的执业执照，然后让他从此再也不从事医生的行业。那么我想问一下，在面对如此重的刑罚之下，你再给他加个一年半的刑罚，是否是对医生的一个过重刑罚？所以，我方的观点认为，这一套既没有保护到患者，同时也没有保护到医生本身。请反方一辩回答我们题。

　　反方：我想回答的就是刚刚您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医疗事故罪对于医生有点过于低了对吧？但是第二个问题好像就是说医疗事故罪对于医生而言又不公平，好像是有点矛盾的。

　　正方：请一辩回答。我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他是不能维护患者的权利；第二，他是对医生的可能，医生会面临多重的惩罚。在面临如此多的严苛惩罚之后，你再给他加一个一年半的刑期，是否有点过于苛责？

　　反方：因为对方刚说这个，一会儿对医生来讲是过重，一会儿对医生来讲是过轻，那我没有听到你方到底想要给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从头到尾，你方没有任何方案，一直在提。我们说想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是解决那个问题，暂时没有任何方案，就把它删除，就把这个罪名给删除。

　　正方：如果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这个罪名适用于过失犯罪，我们知道过失犯罪是有严格的认定标准的，并不是像你方所说的过失犯罪是一个兜底罪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交通肇事罪有明确的入罪标准，然后有不同的刑期，为什么在医疗事故犯罪当中，它是一个模糊的、兜底的、只有几个证明的兜底犯罪，而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几到几年、几到几年、几到几年，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刑罚呢？

　　反方：反方，你方一会儿觉得过重，一会儿觉得过轻，然后你方问我怎么样解决，你方说这个删除。OK，删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导致过重的情况。那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正方：首先，我说了，你让医生在犯那个罪的时候，或是犯罪一般起可以到3年以下，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就一定是刑法顶格判的。你也看到了，即使在最高刑期3年的医疗过失犯罪中，也没有顶格判3年的，都是判一缓一，或者是一些缓刑，或者是较低的采取一年的刑罚。这说明在整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法官就是从轻处理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不可能存在着很多法官顶格适用的问题。

　　反方：第一，我刚刚说，交通鉴定有一定的裁量线，有一定的模糊，那交通肇事罪是不是阻碍了交通运输业发展？律师因为一不小心违背了律师法，那这种罪是不是也违反了司法的发展呢？

　　正方：您方没有听懂我方的意思。我方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有时候医疗事故罪的刑罚是偏重的；第二方面，有时医疗事故罪的刑罚偏轻，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理，无法满足立法的目的，因此它应该被删除。您方可以继续进行论证。

　　反方：我们说有时候他偏重，然后，所以把一个3年以下的刑罚直接说成要把他删掉，改成一个3年到7年的刑罚。您方怎么解决这个偏重的问题？

　　正方：不是，他3年以下刑罚，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行政处罚或者民事赔偿来进行裁决，而不是说不让他承担责任。我跟您方说了。

　　反方：所以说，这个罪名被删除了以后，可以说用民事跟行政进行赔偿，对吗？那民事赔偿在现实生活当中，医生基本上不承担责任，大多数由医院进行赔偿。那行政处罚主要是维护医疗秩序，而并非能够对造成人死亡如此重大的法律侵害进行法律评价。

　　正方：您方所说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进行直接个人赔偿，可有来源依据吗？还是你方自己编的？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方事实上就肯定显示有问题。最后实际上是当前的司法实践，就是医生个人承担赔偿，以及像没有金前方的韩杰案，及由韩明医生个人进行赔偿146万，以及当下在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业内处罚，以及法律上限严的情况下。我方认为已经没有没有必要再去保留这样一个专门的罪名，让这样一个罪名回归除罪化策略，然后回归一般化的处理判决。

　　反方：你方说，因为这个医疗事故罪过重，所以医生会害怕，因为医疗事故，所以他就防御性医疗。那么，请问拆除这一罪之后，他可能会造成3年以下或者3到7年的时候，医生就不会做防御性医疗吗？第二点，你说那个又会过轻，那我想问，过轻这个准则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这是刑法规定的时候，当医生严重不负责任，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损害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法条。那你方为什么说3年是够的呢？

　　正方：对方一直说这个是模糊，但实际上，对方如果把这个罪名删掉之后，你其实是给予了我们的法庭更大的刑事裁量权。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是3年到7年，原本只是3年以下。你赋予他更大的一个刑事裁量权，如何能证明这样子是对医生不公平呢？那我想问的是，假如我是一个患者，我遭受了一个永久性的损伤，但给我造成这个伤害的医生只判三年，却及不到，这公平吗？

　　反方：对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说明对方一直没有认真查阅这个法条。医疗事故罪本身立法的初心和目的，如果大家去回看人大的一个法草案，总会发现它本质上只是在一些当医疗的人，或者手术技术由于一定的限制，或者当他的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先进的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客观地造成一定损害。此时，我们应该基于他一定的过失而解决他的一个事故。对方把一个故意的、重大造成损害的情形回缩成了一个“我不小心，我处于医疗限制之内造成”的情形，进行对比来否定我们对于医疗事故罪的合理评价。但是，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他当然是故意杀人罪。如果他远远超过了过失的范围，那当然可以用其他罪名规制。我想，我们今天对于医疗过失罪的医疗事故定义，应当限定于他的立法目的本身之下。请对方确认一下医疗事故罪立法之初的官方释义。

　　正方：我方提到的这个，因为医疗事故罪真正是在医疗过失的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定这个3年以下的刑罚。但是当我们已经觉得这个医生严重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程度已经不算医疗活动了。那比如他在患者手术的时候，他不手术了，我在这抽烟，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实际上性质是过失致人死亡？或者我们判断他，万一我们可以看出是间接故意的话，那我们也是过失致人死亡；或者我们判断他，万一他说是间接故意的话，我们可以。

　　谢谢主持，也谢谢对方辩友。今天我想，在正反辩论中，对方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事实的猜想之上。首先，对方企图以“严重不负责任”这个界定模糊的边界问题，替换成对该罪名该不该存在的判断问题。我们当然知道，判断一个医生是不是严重不负责任，本来就对司法工作还是很难的。我们的评判标准与每个病案之间的差别当然会存在，但整个医疗系统里的责任，到底一个人承担多大罪责，我想应该会有医疗鉴定人员进行介入。在刑法，刑法所有的过失类犯罪里，哪一个不是靠着法条与具体的专业人员相结合来进行判断的呢？如果过失致人里的过失，还有重大责任事故里的责任，它们同样在没有具体法条规定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删除，那我想，刑法中的过失犯罪责任，可能也没有几条了。

　　当然，回归大家最关心的防御性医疗这个问题，医生也许会害怕风险，选择保守或者多余的一些治疗，这当然是无可厚非，出于医生的人性。但我想对方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的真实调研报告告诉我们，医师变得保守，其中最大的诱因反而是长期超负荷的疲惫工作。对方辩友无视这一个客观的现象，反而在一个小小的因素之上去深挖，这到底是为了医生在争，是为了医生的权益而做奋斗，还是为了自己的辩解而做努力呢？

　　而同样，对方辩友今天想要删除过失犯罪，难道明天可以减轻病人的病情？难道可以控制患者的希望吗？更矛盾的是，如果一旦删除医疗过失罪，对方想要的一个兜底性的罪名——过失致人死亡罪，将会远远超过医疗事故罪的刑期，这难道不会给这个医生造成一个更大的心理损伤吗？

　　最后对方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我们再多的刑事追责。这就是让我们今天最难以认同的一种设想。我们先说民事赔偿，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我们拿到了一个钱，但是判决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报告显示，我们的民事赔偿的追偿率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面对一类案件的这种公益机构，你很有可能无法拿到赔偿款。此外，对方设想以高额的民事赔偿来代替刑事的宣告、惩罚作用，难道不是另一种以金钱衡量生命意义来替代刑事追诉的过分举动吗？

　　再看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如果泄露患者隐私、个人信息，可以暂停执业活动或者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贿赂，同样也可以暂停执业活动或者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也可以暂停执业活动或者吊销医师执业证书。当一个泄露信息的行为、一个生命的死亡，都可以被吊销执业证书所“包围”的时候，难道大家觉得对医生公平吗？对患者公平吗？对我们整个社会是否真的公平呢？

　　最核心的是，赔钱、停业和刑事追责，它们所承担的意义我想是完全不一样的。赔钱当然可以弥补大家的经济损失，停业也当然可以约束行为的范围，但它们代替不了一件事情。当一个医务人员严重的不负责任，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国家、我们社会就应当出来，对这种漠视生命的行为给出最严厉的以及最正式的谴责。我想对方辩友随手给出的赔偿，赔不回已经失去的生命；短期的停业，也承载不了一条生命失去的重量。我想，如果删掉这个罪名，拿掉的不只是一条很少使用的法条，不只是对医生的保护，也不是对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宣告，更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本该拥有的、来自法律正义上的一个交代的损失。

　　最后我想请大家认真思考，如果当我们今天把这个医疗事故罪给划去，那真正的医生能不能在他的岗位上严肃、认真、放心地工作呢？谢谢。

　　各位评委、辩友，我想先讲一个案子——谭杰案。民事上医院赔了146万，行政上谭杰又被警告、暂停执业六个月。按照民事和行政的逻辑，事情到这里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刑事程序启动，谭杰被刑拘、逮捕，判了一年，二审维持。我想这个案子不是说谭杰没有过失，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最终站上被告席的只有首诊医生一个人？现在医疗是团队协作，首诊、查房、交接班、会诊、接诊，每个环节都有人，都有制度，都有判断；一个不良的结局，往往都是判断叠加的结果。但是法条本身说的“严重不负责任”这个构成要件，没有给法官任何工具，去从医疗链条中揭示出这个人单独的、值得用刑罚处罚的重大过失。如果一定要用刑事去追责，那它做的就不是追责，是找人背锅。

　　对方辩友说，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独立，没有相互抵消；但独立不等于叠加处罚的适用版本。民事赔偿填补损害，行政处罚处以执业资格暂停结案，本身这两件事都已经做了。刑法上可以介入，但介入的前提是它能够比民事和行政手段说得更清楚，那就是这个医生这个人的过失到底重在哪里，重到什么程度？而法条本身以“严重不负责任”为要件，这个要件恰恰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逻辑上它是通的，但法条本身是过失犯罪，它没有提供任何区分医疗过失和普通过失的实质标准。独立承载的规范性功能始终是模糊的，而这种法条上的空洞是有后果的：实证研究显示，医疗事故罪的案发集中于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和医疗水准较差的人群。一个本身在三甲医院可能被民事和行政消化的争议，在基层就更可能滑入刑事轨道。特别像是在惩罚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医生，这是在惩罚最没有能力消化风险、抵御风险的患者。它加剧的不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现在医疗资源不平等的现实。

　　谭杰案之后，浙江一个腹痛的儿童跑了5家医院，前4家都是“看不了，你换一家吧”。江苏一家只剩3名儿科医生，医院判决下来之后就走了两个。一个制度，如果说它的设计初衷是惩戒、管束，但运行的结果却是让医生被迫选择免责自保，而不是治病救人，那它制度的正当性在哪里？

　　对方可能还会说，除罪化之后极端案件怎么办？该罚的仍然要罚，关键从来不是要不要罚，而是用什么标准罚。这个标准必须是用证据和规范说清楚的问题，而不是目前法条这样一个“严重不负责任”的标签。除罪化本身不是让医生免责，除罪化是让刑事规则的门槛从模糊的标签里拉回来，放回到可以论证、可以被检验的标准上，让该罚的罚得明白，让不该罚的不被规则选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