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应该叫醒身旁的人

[AI生成]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不应该叫醒身旁的人

　　各位，正方一辩开篇陈词时间为3分钟。

　　从进化角度看，人类是群居动物。在人类社会中，单独个体很难对抗野兽或自然灾害，但群体协作能显著提高生存率。比如当野兽来袭，有人发现危险后会呼唤同伴，集合后的群体能够成功驱赶野兽，有效减少群体里的伤亡。通过数十万年进化沉淀的本能，就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生命程序。其核心作用是通过群体协作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升大家的生存概率，二是稳定工作，体现人的尊严和意愿。

　　因此，我方认为，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叫醒身旁的人，能同时提升双方的生存概率，并减少幸存者心理负担。并且，许多生存关键动作需要清醒意识才能完成，如解开安全带、打开破损的机舱玻璃、听从机组最后的撤离指令。如果身旁的人因沉睡未察觉到危险来临，唤醒他，他可能因此完成这些动作，增加存活机会；可如果选择沉默，他最终会因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遇难。幸存下来的人可能会陷入“如果我叫醒他，他是不是能活下来”的自我追究，这种心理负担对幸存者的伤害往往比死亡本身更持久。

　　此外，坠机时的危险是动态的，剧烈颠簸可能使行李架上的物品掉落，氧气面罩脱落时，有人可能因慌乱抢夺而堵塞通道。此时，每多一个清醒的人，就能多一份协作，你可以扶住即将掉落的行李，他可以帮你重新戴上氧气面罩。能力的叠加会显著提升整体生存概率。反之，如果因你的沉默，很容易使集体陷入更大的危险。比如沉睡的他因颠簸而误触紧急出口，反而更可能让原本可能部分存活的情况变成集体遇难。因此，叫醒他是此时能用的最小成本，来为双方的生存争取更多可能。

　　其次，叫醒他是对生命最后阶段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即使最终无法挽救生命，每个人都应有权利决定如何结束自己的人生。假如身旁是一位母亲，她可能想在最后时刻给远方的孩子发一段语音；是一位科学家，他可能想用随身设备记录实验数据；甚至只是一个普通人，想整理仪容和世界说再见。这些愿望未必能改变死亡结果，却能让生命最后一刻更有意义。如果你选择不叫醒他，他可能在混沌中被坠机带来的高温瞬间气化，连自己如何死去都无法感知。而一声唤醒，给了他选择如何结束生命的权利，哪怕只是多看一眼窗外的风景，都是对爱人的守护。这种对自主权的维护，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守护。

　　死亡或许是终点，但面对终点时的选择，定义着我们如何活着。叫醒身旁的人，不是出于道德绑架的必须，而是对于人类最本质的唤醒。我们知道恐惧时渴望陪伴，我们知道协作能增加希望，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有尊严地告别。所以叫醒他，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比死亡更能对抗的本能。

　　正方一辩时间为1分30秒。对方辩友，第一个问题，飞机即将坠毁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要死了？那你觉得一个刚睡醒然后得知自己要死的人，会是情绪稳定的状态吗？即便情绪不稳定又如何？地震来了，人们也会慌张，但依然会跟着大家一起跑。既然知道飞机要坠毁，刚睡醒的人必然处于情绪不稳定、非常不理性的状态，会慌张、大喊大叫。对方辩友，你要如何保证一个刚睡醒且面临死亡恐惧的人不会陷入恐慌，从而影响整体的行动操作？

　　虽然大家确实会恐慌，但飞机上的人从恐慌到最后完成整体动作需要90秒时间，他们听从技术人员的指令后就能完成动作。可你们的前提是刚睡醒的人，人刚醒时大脑处于休息状态，当意识到自己面临死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和意识混乱等症状，你如何保证其处于理性状态，符合你们所说的清醒前提？而且其他人也不一定能做到，而这些动作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乘务人员会反复强调该怎么做，一步一步地指导。你们也无法保证这个人一醒来就处于清醒状态。

　　第二个问题，飞机坠毁时只有30秒到90秒的时间。所以今天你们不打算考虑提前知晓油耗已尽这类情况，完全不考虑这部分例子。那我来分析这部分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飞机失事的时间不一定短暂。比如飞机突然失联且油耗快尽，此时距离坠机可能还有十分钟、半个小时。虽然实际坐在飞机上感知到飞机要坠机时时间非常短，但我方后续有数据统计可以提供。

　　第三个问题，在30秒内就要死亡，死前还有很多事没做，为什么要管身边的人？我方观点是，告知他人能够提升生存概率，并且能让生命的最后时刻更符合人的尊严和意愿。你们提到个体自主意愿需要尊重，但在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如果不告知，我可以完成自己临死前的选择意愿，比如先给父母写完信。显然，先完成自己的事再考虑所谓尊重他人选择意愿，这种做法是荒谬的。谢谢。

　　下面由反方一辩进行开篇陈词，时间为 3 分钟。

　　各位好，要讨论这道题，我们需要先明确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我们在形容飞机失事之前的状态，往往是遭遇了强气流、处于失速等状况，我们是无法得知飞机会坠毁的。所以这道辩题相当于我们开了“天眼”。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空难的死亡率达到了 95%，更何况坠毁不同于平常空难，对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死亡率高达 100%。

　　第二个前提是，当飞机面临危险情况时，不仅飞机机体会剧烈摇晃，乘务员、机长等空乘人员也会有很大的广播声。在这样的情况下，乘客苏醒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不是主观上装睡不想醒来，就是客观上处于深度睡眠难以叫醒。

　　基于这两个前提，我方认为不应该叫醒。论证如下：

　　首先，强行叫醒他人，告知噩耗，只会加深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当人们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被告知飞机即将坠毁，突如其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瞬间击垮他们的心理防线。央视网调查指出，从这种睡眠中醒来，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尚未完全恢复，而负责本能的脑区已经醒来。这种不协调会导致人们在醒来后更容易受到本能行为的支配，会出现过激反应、反应迟钝、精神恍惚、脾气暴躁，甚至出现混乱觉醒行为。他们会大声尖叫、盲目乱动，甚至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这种过度的恐慌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干扰机舱内秩序，影响机组成员进行最后的应急处置工作。此时，机舱内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异常状况，包括颠簸、施压、烟雾弥漫等，要在恶劣的环境里保证他人安全，叫醒一个因飞机机体失速而处于沉睡状态的人，让他们迅速理解情况并采取正确的行为是非常困难且不切实际的。因此，交给专业人员去解决和判断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其次，与其给所有人添乱，不如先顾好自己。某次飞机失事，机长发现异常到坠毁仅 25 - 35 秒，飞机即将坠毁，时间和机会都非常有限。死亡当前，你是否还有尚未完成的事？在当下能做的事，比如给一直在等待接机的家人发一句“我爱你”，也让他们在接机口等到深夜时能有所慰藉，至少死得有尊严，家人认领的时候也能认得出自己的脸，去道那些没机会道的歉，去表达那些没机会表达的情感，哪怕是死前喝一口冰可乐，对自己好一点，别在死前甚至都不为自己活一次。

　　最后，反方的态度并非冷漠，而是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同时也别对自己太苛刻。

　　对方辩友，今天您方所说的情况下，他一直都不会醒，对吗？我方并不这样认为。

　　既然他有可能在中途醒来，若现在这个环节已进行到关键阶段，他此时才醒来且处于混乱状态，这难道不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吗？

　　接下来，我先回应您方刚刚的部分问题，再讨论一下今天这个即将坠毁的飞机是否还有存活可能的情景。应该让能安抚他的人来决定是否唤醒他，这个人是机组人员。正如您所说，人类的赞歌是分工的赞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不需要您来做判断。至于如何让专业人员介入，这个行为我们先待定。

　　您方也承认了，直到最后一刻都还有生还的机会。不过，生还的概率很低。您非要列举一些机长能高速起落，甚至在飞机坠毁时让乘客安全撤离的个例，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数量极少。作为普通人，在那种状况下，除了服从乘务安排，基本会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但如果配合安排还有可能存活，就像现在我还活着，这是因为我当时清醒，能够配合救援指挥，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二次伤害。

　　同时，在混乱中解决问题时，清醒的人越多越能提高效率，而刚苏醒的人是不确定因素，会让情况更加危险。当下的关键不是清醒的人越多越好，而是混乱的人越少，越能保证安全。就像之前所说，如果很多人都已稳定下来，此时一个混乱的人醒来，会更加危险。

　　我接下来的问题是，若还有生还的机会，您愿不愿意争取？我当然愿意。所以，您方也认为活着很重要，而且身边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因此我愿意给他人这个生还的机会。

　　感谢主席。刚才从质询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若正常人都难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清醒，您方所说的在睡梦中刚醒的人又如何能保证清醒呢？您方在议论中提到群居动物需要互相帮助，能够提升整体的生存能力，但前提是这个人得是一个清醒的正常人。若放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群体里，那肯定会对群体行动起副作用。

　　第二，我们刚才也达成了一个共识，飞机即将坠毁时，时间非常短暂，可能不到两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接受死亡的时间都很有限，又怎能给一个不知能否保障其安全的人提供保障呢？所以在我方看来，更重要的是先将个体的自主选择权放在首位，要先保证自己能够接受死亡，让自己决定在死亡面前做何举动，而不是像您方所说，在连边上的人能否保持清醒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去保障其所谓的自主选择，这来得及吗？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明确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不应该叫醒他，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更多地关注自身需求，为何在您方看来这是不正当、不应该的呢？ 　　第二，就算想叫醒一个熟睡的人并告知其死亡将至，也应该由乘务员来做。因为乘务员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心理学素养，能够安抚他，配合他的行动，使其不会扰乱整个群体。所以应由谁来叫醒，也应该由乘务员根据情况做出选择。

　　以上，感谢。

　　我发现一件事，其实您方的行为也无法避免出现纷争，就像我上面所阐述的一样。如果这个人在中途醒来，他同样不清醒，同样会打扰到我们，同样会让我们陷入二次混乱。我们为什么要把他叫醒？因为他清醒之后，我们的存活率也会提高。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如果他越早清醒，就能越早地融入我们的行为群体。群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他还有可能提高我们生存的机会。

　　其次，就是您方刚提到的让乘务员去叫醒他。您方也说了，广播没叫醒他，监控也没叫醒他，您知道乘务员怎么叫醒他吗？让乘务员从自己的位置上离开吗？那您方对乘务员的生命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刚刚并没有达成这个共识，即时间一定很短。我们的时间不一定短，后续有很多例子可以告诉您。还有很多飞机失事前，我们认为还有很长时间，甚至有半个小时的存活时间。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情况下，无论是我方还是对方，生存的几率都更大。而我们也认为活着是更重要的，并且认同我和他人的生命等价，都是有价值的。我有我的父母，他有他的孩子，我们都能为社会创造一定的价值。

　　今天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教训，就可能将生死的机会交给他人。在危急情况下听从机组的指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增加群体的存活率，以寻求进一步求生的机会，而不是因为各种杞人忧天的忧虑，让他人的生命停留在睡梦之中，根本没有获得生的机会，失去选择的权利。

　　因此，在求生的机会逐渐渺茫时，我们也会因为为之挣扎而不留遗憾，也可以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他人的生命受到尊重，让他人为如何结束自己的人生负责，决定要不要为先前争吵却未能说出口的道歉、爱恋不留遗憾，留下一段遗嘱，对自己的家人和财产负责。打开自己的相册，伴随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让生命最后的价值得以体现，让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让自己和他人对最后的人生负责。

　　双方各有一分三十秒。您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生存率，是吗？我方看到在飞机失事的情况下，一个普通的乘客其实是有求生能力的。我们发现飞机在降落的时候，有人第一反应不是求救，而是求死，想着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应该写遗书，而不是第一反应求生。虽然我们肯定会想要生存，但会更快地接受自己马上就要死这个事实，因为我们本身知道飞机坠毁的死亡率高达 95%，而且从失速到坠毁本身只有 35 秒。请您解释一下 35 秒是怎样的概念。

　　您刚才所说的数据是 2019 年空难城市死亡率高达 95%，并非全世界所有空难的死亡率。而且有数据表明，并非所有空难都只有几十秒的反应时间，有一次空难有 12 分钟的反应时间，这难道不够吗？

　　第一点，我方认为空难导致死亡的情况并非如您方所说那么绝对，因为空难不一定会导致飞机粉碎，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迫降成功也算作空难。那么您方认为迫降是如何成功的呢？我方有一个案例，德国之翼航空 9525 号班机事故中，全员 150 人生还。您觉得那些昏迷的人，是不是应该叫醒他们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在之前的辩论中也提到，人是有求生本能的，我们需要唤醒这种本能。叫醒他们后，我们可以一起听从指挥，就像刚刚提到的德国之翼航空事故，乘务人员提醒后，乘客自发组成人链互助求生。而且叫醒一个人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这样生存概率是不是会高一点？

　　第二点，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人们可以通过手拉着手或肢体传递来获得支持，从而稳定情绪和掌握求生技巧。但在飞机上摆出这样的动作，首先在座位上并不安全；其次，飞机失事时一般是从上往下坠落，从物理角度看，人应该是后背朝上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叫醒昏迷的乘客并组织互助求生是有意义的，能够提高生存概率。

　　同学你好，第一个问题是，你方认为时间非常短暂，但我方提及有一起粤航 123 空难，从事故发生到坠机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内，如果我是机长，我不会告知乘客飞机要坠毁，而是先尝试挽救飞机，我会呼吁周围的机场能否接受紧急迫降，先将飞机抬升。

　　而在日航 123 空难发生时，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机组人员就已经通知了乘客，并让乘客做某些应急措施，让他们有一些心理准备，而且乘客们也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一来机组人员不是先告知乘客飞机要坠毁，其次机组人员会提醒乘客，乘客只需服从机组人员指挥即可。机组人员在危险情况下，一般会坐在机舱的头部和尾部位置。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您方会觉得在紧急时刻，大家刚醒来，意识到飞机快要坠毁时，会扰乱秩序，而不是像我方所认为的，人在产生恐惧感和急欲求生时，恰恰能迸发抗压能力。比如溺水的人，看到救命稻草会拼命抓住，但这种激烈的求生欲对改变状况有帮助吗？并没有，只会添乱。

　　不过，这种激烈的求生欲也可能表现为，比如乘客快速戴上氧气面罩，看到旁边的人采取蜷缩姿势保护自己，也会跟着采取同样的措施。这是高度理智的行为，但对于刚睡醒、脑袋还懵的人，您方指望他高度理性，我方认为更现实的情况是他情绪爆发。我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刚睡醒的人看到周围的人都戴上氧气面罩和采取蜷缩姿势，会选择扰乱其他人，而不是和他们一样采取这些措施。

　　我方认为，人在深度睡眠时，本能会影响其理智。我方也承认人有求生的本能，但国家应急广播中航空界人士表示，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在航空事故发生意外时，逃生的成功率其实是可以提高的。

　　还有反方三辩进行盘问，时间为1分30秒。

　　同学，今天清不清醒不妨碍我是否会跟随大众做同样的动作。地震的时候大家都在跑，我刚刚从睡梦中清醒，我会跟着大家一起跑；今天在飞机上大家都抱头蹲下，那我也会抱头蹲下；大家系好安全带，那我也会系好。这需要非常清醒的理智吗？所以你不必告诉我，我清醒的时候身体反应很强。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出理智的判断，且需要极强的专注力，但我们无法保证能否做到。

　　而且你所说的这些内容是否已经条理化，总结归纳是技术人员会做的专业事情，而你并没有这个专业能力。

　　然后我继续问你，今天我没有任何医学知识，要不要去救一个人？同学，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机组人员不会下来拍醒他。你看过《中国机长》吗？机组人员如果不坐在安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会直接被撞飞，整个人会飞起来，背部会撞到机顶。你刚才说在失事前有那么多时间去叫醒乘客，可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去叫呢？你之前说情况没那么严重的时候要去叫醒他，我们要一起救人，没错，所以在之前叫醒他。即将坠毁的时候要不要去救人？我拍醒他就好了，为什么非要强调去救人，我不理解。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救他，而是要不要拍醒他，这是什么道理？对方不敢跟我讲的一点是，如果我去救人，把人救死了，我没办法承担责任，我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继续说，就像填报志愿，你今天帮别人做了安排，最后浪费了10分钟，你去上海上学，和自己去处理同样的事情有区别吗？你不叫醒他，有60%的人会有幸存者，之后你会内疚，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你是说这是浪费时间，还是怎样？你说要复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复读。因为这种选择始终存在，我只能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就像我今天选择让亲戚帮我填志愿，最后的结果我也只能自己负责。你的观点是帮别人做选择，让别人对你的选择负责，而我今天要对自己负责。我在死前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不妨碍我拍醒他，这有什么冲突呢？我不理解。你说在剧烈颠簸的时候他都醒不了，那在快速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到呢？我很好奇，如果是剧烈颠簸，他如果在熟睡中，人不应该直接飞出去吗？他怎么还在你身旁？

　　时间结束。

　　感谢支持，我方与对方已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即对方也认为应该叫醒乘客，只是核心分歧在于由谁叫醒。对方认为不应由我方叫醒，而应由乘务员叫醒，我方则认为我方应该叫醒。

　　首先，乘务员没有机会去叫醒乘客。因为他们自己也要坐在座位上吸氧，并且在飞机即将坠毁时，若乘务员在飞机上走来走去，会缺乏安全保障，可能因飞机坠毁而碰撞，反而影响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其次，关于叫醒乘客的问题。对方虽提到乘客醒来时可能并非清醒状态，但这种不清醒只是使其无法进行深度思考，并不意味着他看不到周围人都在吸氧、戴面罩，以及保持蜷缩姿势。我方认为，即便处于不太清醒的状态，乘客也能够采取一些求生措施。航空专业人士表示，只要掌握正确的应急方法，在飞机起飞或着陆时发生意外，逃生率会大大提高。对方提到飞机事故死亡率有 95.7%，我方不知该数据来源，我方刚查到的数据显示，飞机事故生存率为 95.4%。

　　最后，对方称不叫醒乘客是对自己负责，然而我方认为恰恰相反，叫醒乘客才是对自己负责。例如，若自己幸存而该乘客死亡，届时是否会愧疚，后悔当时没有叫醒他呢？

　　谢谢主席。首先，你告知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届时机组人员会进行一系列准备，还让我叫醒旁边的人，这很不可思议。

　　其次，你说我想叫醒他就好，但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我叫醒他后会马上做出反应，可你所说的本能，是指看到有人时的反应。而我叫醒他时，本能是学习，并非应对当下发生的状况。

　　第三，你刚才提到的空难和坠毁是两个概念。目前的情况十分紧急，从一切迹象来看，我即将死亡。你没告诉我这些，我若能保持理智，想的会是马上活下去，而非其他。在做好所有保护动作、保持理智之后，我为何不能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写一封遗书，给世界留点什么，向爱人表达不舍，让最后的爱意随我离世传达给对方，这为何不可？为何一定要克制自己去叫醒旁边的人？你站在上帝视角，以社会道德观念告诉我，叫醒他我才不会有负罪感。但问题是，我有自己想做的事，你并未说明叫醒他有什么好处，只提到合作。可叫醒后，无法保证他能完全清醒并服从理性安排。

　　我们当时都是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想追求内心安宁、不留遗憾。这并非因为没见过生死，而是想与父母做最后的道别，留下我们存在过的证明。我们要用珍贵的时间去做自己想追求的事。

　　自由辩环节双方各有3分钟。

　　在假设的情境下，您方观点中，在机组人员都无法制止对方的情况下，却要求机组人员去制止，这只能让机组人员离开座位去制止。但这样做无疑是罔顾机组人员的生死。

　　其次，我刚醒来，并非傻子。当看到氧气面罩掉落，我会先戴上，而不会像您方所说的那样开始乱叫。所以，您方在这一点上已经罔顾事实差距。您方要求我去叫醒他人、去制止他人，这不仅罔顾我的生命安全，而且解释成本很高。我醒来后会疑惑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明白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您方提到的剧烈摇晃、急速失速感都无法唤醒对方，而此时氧气面罩脱落，我若不赶紧戴上，哪有精力去管他人。

　　关于机组人员部分，照顾乘客本就是他们的职责和义务。但您方要求机组人员去制止对方，甚至让机组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是不合理的。机组人员此时应该坐在前端或后端，系好安全带吸氧。

　　退一步讲，增加合作需要增加一个清醒且配合的人。如果对方醒来后不配合、大喊大叫、情绪崩溃，您方能控制住吗？显然不能。一个在机舱内大喊大叫发疯的人，会增加全体人员的死亡率。所以，谁能控制局面，就让谁来决定是否叫醒对方。机组人员比我更专业，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机组人员无法控制局面的问题，因为机组人员现在根本无法起身。

　　实际上，您方提到的吸氧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吸到氧。您方所说的我的任何行为可能损害自身安全，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甚至可以说几率很小，简直是杞人忧天。

　　如果不叫醒对方，对方在安全带松开时会到处乱飞乱撞，可能会撞到他人，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您方这种观点是一种“救世主情节”，只重视机组人员和旁边人的生命，却不重视我的生命。您方一直强调机组人员叫不醒对方，而您方却认为自己有本事叫醒，可叫醒对方的同时，也是让自己面对死亡。我在面对死亡时，想和父母打电话，想让自己死得体面，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叫醒他人，还可能导致对方醒后不清醒，无法保证安全。

　　您方忽略了我方前面所说的两点。第一，叫醒对方不一定能提高我的生存几率，您方这种说法很可笑。第二，如果我因为清醒活下来，而对方因为没被我叫醒而死亡，我会长期处于愧疚之中，这会对我以后的人生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不明白，叫醒对方如何能提高我的生存概率。就算叫醒对方，对方刚睡醒，有自主行为意识，求生是本能。看到氧气面罩，戴上并听从能让自己存活的指挥，这才是本能。

　　就像每年有很多救助跳水人员的施救者反而被淹死，不能说溺水者的本能是听从施救者指挥。我方对溺水发现者的最大劝告是不要自行施救，应呼叫专业人员。

　　正方同学，我们要设身处地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境。飞机在剧烈摇晃，可能有气体泄露、剧烈噪声。机组人员都叫不醒对方，我又怎会有本事叫醒呢？

　　您连为自己负责都做不好，却要为他人、为全体人员负责。要知道，多一个清醒的人去帮助一个混乱的人，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由反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

　　对方观点认为增加了死亡率，即便增加比例从万分之0.01到万分之0.02，提升了100%，但这并无实际意义。当我们的一只手将人推向高空又突然推向深渊，当我们面临某种情境时，对方辩友反复强调仿佛共同面对危险，仿佛生命在悬崖边缘，必须手拉着手喊出令人窒息的话语。这种逻辑很残忍，它预设了共同死亡是唯一的同胞姿态，要求每个人必须睁开双眼直视乌克兰的队伍，必须调动全部的历史去解决令人绝望的问题。

　　我们凭什么认为把一个人从深渊里叫醒，让他陷入这场未知结局的恐慌是对他负责呢？那位疲惫的人或许在梦中刚刚握住了久违亲人的手，也许正沉湎于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他们的意识处于这份危机之外。而我们，如同被命令宣判立即执行的囚徒，有什么权利去充当报丧者，用声音告诉别人“别睡了，我们快死了，赶紧”。这不是共情，只是一种可笑的以自我情感解读罢了。要求他人必须用我们认可的方式来面对最后的时间，这不是冷漠，而是成全，是在我们自身本来也已经惶恐的情况下，企图为他人保留那一丝选择权，即选择如何走向终点的权利。我们不应该替他人决定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应该做什么，是继续在未尽的梦中陷入永恒的沉默。这不是懦弱，是在死亡面前对他人精神演绎的尊重，是相信最后能为他们撑起一小片或许虚假但绝对真实的无痛区域，让他们得以在自己的世界里完成对世界的关照。

　　总之，死亡是我们唯一无法共同面对的事情，是最终的孤独。虽然如此，在通往最后孤独的路上，我们无权用自己面对死亡的姿态去裹挟他人面对死亡的方式。

　　对方一开始设想了很多选择，比如如果把这个人叫醒了是不是能救他，如果把人叫上去是不是会后怕。但实际上都不会，因为首先在全场讨论中已经非常清楚，他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提高我们的生存机率。从法国航空的空难调查研究显示，这种时候的反应时间只有25 - 35秒。在比赛开始前，我听了10个黑匣子的最后片段，这10个黑匣子加起来也仅仅只有6分05秒，在极短的时间里，我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还有什么没有完成，还有什么要做。当我拿着氧气面罩对准自己的脸时，我只会警惕双眼思索我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如何与世界告别，而不会想着别人的氧气面罩为什么不戴。

　　正方四辩总结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我方所有的观点都是基于一个核心，叫醒沉睡的乘客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恐慌，但计划中提到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在天灾威胁下，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和协作更具优势。求救反而能降低个体的恐惧感，从而冷静地提高生存率。况且，即使有部分乘客恐慌，也比沉睡而完全丧失逃生机会要好。

　　如果我直接从容地面对死亡，去处理聊天记录，万一努力一下就活下来了呢？如果恐慌可以控制，而无知会导致无法自救，对方认为叫醒他人会让其成为疯子，那这是否完全否定了他人的求生选择权？对方刚刚提到要遵照乘客保留选择权的权利，可是否真的给了他们选择权？让乘客在睡梦中遗忘一切，这是他们自主的选择吗？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核心在于能用理性战胜本能的恐惧。自主选择意味着用剩下的时间去决定要做的事，选择叫醒他人也算作自主选择权。即便死前想再看一眼世界，在此之前会惊慌，也可以先叫醒旁边的人，共同解决问题，尊重他人对生命的期待。人都值得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不是在睡梦中死亡。

　　叫醒他人不会让我们有愧疚感。我方数据表明，在汶川地震幸存者调查中，有51%的受访者长期因当时没有多救一个人而自责，30%的幸存者愧疚感持续了10年以上，甚至伴随终生。如果真的幸存下来，却因没有叫醒旁边的人而一直忍受“本应该可以做什么”的念头，难道不会抱憾终生吗？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值得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机会做最后的告别。对方一直强调让机组人员进行专业处置，但我方认为不应该将专业处置与乘客的互助对立起来。专业处置可能由乘务员进行广播，但这不妨碍乘客进行互助，二者完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认为只有乘务员才有求生机会，乘客叫醒他人是道德绑架，这是不合理的。在生死关头，叫醒他人并非高尚的选择，而是每个人都应有的行为，就像不会任由陌生人溺水一样。

　　总之，我们应该让乘客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机会做最后的告别，乘客的互助与专业处置可以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