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一票否决的制度设计利大于弊

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一票否决的制度设计弊大于利

　　我们这一组的两支队伍领课的排上了，下面是自习课的两支队伍，辩题是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一票否决制度设计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正方一辩：

　　大家好，我方观点是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一票否决制度设计利大于弊。

　　一票否决制度是指政府根据需要，对于某些科研或重大事项实行严格的否决式，只要在一些方面出现问题，无论其他指标表现如何，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从目标导向角度而言，它能让政府部门在繁多的工作任务中明确重点、提要关键，将有限资源精力投入到对国家发展、稳定，民族福祉具有重要性的领域，如国家安全领域。安全生产被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必须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

　　从责任追究层面来看，一票否决制度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它明确了对重大失误或不当行为的严肃处理方式，使得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高度重视、严格履职，强化责任意识，避免推诿扯皮等现象，确保每一项国家任务都能得到严格落实，驱动政府整体性的提升。

　　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来看，一票否决是专业锚点，一个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必须是全面考核与重点把控的结合。一票否决制度具有强大的协同效应和中间功能，它与其他评价方式并非相互排斥。当其他要素可能因技术等原因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一票否决对关键领域的坚守能确保总体基本不偏离正确方向，通过聚焦核心、淡化责任矛盾、体现协同增效，是提升政府效能、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不可或缺的利器。

　　因此，我们认为一票否决制度设计利大于弊。

　　反方一辩：

　　今天我方观点是在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一票否决制度设计的弊大于利。我方认为，这种简单粗暴的一票否决机制不仅违背科学管理的本质，更会扭曲行政目标，催生形式主义，最终损害公共利益。

　　首先我们要明确核心概念： 　　第一点，一票否决指的是在政府绩效改革中，某单项指标未达标则整体评价直接否定，无论其他领域成绩如何。 　　第二点，制度设计初衷是强化问责，确保重点任务完成，例如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等。 　　第三点，现实困境是当重点任务被无限泛化，达标标准脱离实际，一票否决就成为了懒政的避风港。

　　下面我们会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点是理论层面，违背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绩效评价的核心是系统性平衡，而一票否决将复杂治理简化为了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这是有数据佐证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1年研究显示，风行一票否决的地区，其他民生指标如教育、医疗达标率平均下降13%。政府的公共职能如同人体健康，不能用单项指标一票否决来判定整体情况。 　　第二点是现实层面，催生避责式行政与刺激造假。在高压机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避免犯错而非创新突破，当不犯错比做好事更重要时，形式主义、填表迎检必然成为常态。 　　第三点是价值层面，消解公共治理的长期信任。政府的公共公信力建立在全面履职而非选择性达标之上。就如精准扶贫拒绝一票否决，改用了多维指标动态评估，反而成就了中国的减贫奇迹。人民需要的是既重视生态环境，也关心民生福祉的担当政府，而非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免责官僚。所以一票否决的本质是用行政任性替代智慧治理，当我们用否决权代替追求效率，用免责思维代替担当精神，政府绩效评价就沦为一场地雷游戏。

　　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告别简单粗暴的否决逻辑，构建容错纠错、多维评估的科学体系，才是现代治理的应有之义。

　　对方辩友大家好。感谢对方辩友发言。刚才我方一辩已经清晰地阐明，一套否决制度的设立目标，是提升政府治理效益，守护核心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体系。我方坚持认为其利远大于弊。

　　我方必须指出，首先，对方辩友混淆了制度本身与其执行偏差。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存在执行问题，但这并非制度设计的本意。制度的设立恰恰是为了明确底线、划定红线。它并非要否定政府工作的复杂性，而是要在千头万绪中抓住那些关乎国计民生，一旦失守便危害巨大的关键领域。

　　例如，在安全生产领域，一次重大事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是任何经济增长都无法弥补的。一套否决机制，是悬在管理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警醒着安全重于泰山的绝对优先性，迫使资源向预防和监管倾斜。如果没有这种方式的约束，如何能确保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始终将人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

　　其次，一票否决权强化了底线思维和负责意识。它并非要求政府在所有领域都做到满分，而是要求其在特定公认的核心领域必须达到及格线，这是对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高级保障。对方辩友谈到的忽略其他价值，其他价值当然重要，但是它解决的是做的好不好的问题，而一票否决解决的是决不能出问题的生死线问题。

　　当涉及重大生态破坏、系统性金融风险、大量食品安全问题等事件时，难道我们还能容忍用其他的亮点来粉饰太平吗？刚性追责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责任层层衰竭，最终无人负责的根源。一票否决就是斩断了这种侥幸的链条和漏洞，确保关键领域的失职必被追究，从而倒逼履职尽责。

　　从管理角度看，一票否决是复杂系统管理中的必要规则。政府面对的是多目标、高精准的系统工程，在资源有限、需求多元的情况下，必须设立明确的优先次序和不可触碰的禁区。一票否决制度，正是这种管理智慧的体现。

　　因此，我方强调一票否决制度绝非完美，但它是现实约束下权衡利弊后的核心保险，是关键责任树立和工作保障的最有效制度之一。我们不能舍弃掉这道关键防线，这是对政府绩效和人民利益的最大负责。我方认为，一票否决制度利大于弊。

　　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是二辩。我方一辩从理论、现实和价值层面解析了一票否决制度的合理性，接下来我将结合具体案例，进一步揭示其对基层治理的深层伤害。

　　首先，一票否决正在造成公共资源的错配。当某单项指标背负过重压力，基层政府不得不将大量资源倾注于该底线，会导致其他民生领域陷入缺血困境。

　　例如，西部某些地区为应对安全生产一票否决，连续三年将40%的财政预算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却拖欠农村饮水工程款项超2000万元，导致13个村庄的自来水管道计划搁置，近万村民长期依赖井水生活。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本质上是用短期考核逻辑破坏了公共服务等系统生态。

　　清华大学研究显示，过度依赖一票否决的地区，教育、医疗等可考核指标达标率直接下降23%。数据背后，是无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民生缺口。

　　其次，制度催生的组织形式正在架空行政效能。当不犯错成为基层干部的首要目标，形式主义便会滋生蔓延。

　　为避免环保考核被否决，要求乡镇干部每周提交20份企业巡查记录，每份记录附上现场照片和企业负责人签字。基层人员为了应付任务，竟用同一工厂照片，PS出不同日期的巡查记录，最终被纪委通报。

　　某社区为迎接平安建设检查，耗时两个月，制作800多页台账，却连辖区独居老人的基础信息都未跟进。这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表格代替治理的怪象，让基层干部大部分的工作时间消耗在了迎检上，真正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反而所剩无几。

　　最值得警惕的是，制度正在扭曲政府与群众的信任根基。当保指标比保民生更重要，基层治理就会陷入数据好看百姓受苦的怪圈。

　　贫困县为守住脱贫一票否决底线，将扶持资金80%用于村容村貌量化，压缩产业扶持资金，导致二百十七个扶贫车间因缺乏经费而倒闭，300多户扶贫户返贫。

　　真正的基层治理需要的是提高效能，如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通过诸多指标引导政府统筹民生需求。

　　综上，一票否决以高效问责之名，行低效治理之实，导致资源错配、效能缺乏，更让政府治理难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我们应从误区中走出来，寻找更合适的治理手段。谢谢。

　　正方三辩向反方辩友提问：既然你们认为一票否决制度弊大于利，那么在那些已经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的领域，比如安全生产和脱贫攻坚，该如何解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要明确在这些关键领域，一票否决制度是否起到了直接且关键的影响。例如，2021 年青岛化工园区的事故报告显示，智能监控系统分 9 期建设，且当年取消了否决制，这能否说明技术手段才是关键因素，而非否决制度？

　　其次，在关键领域实行一票否决制容易导致一种典型情况，即作为评价手段的否决制，使政府官员过度追求相关指标，导致原本实行该制度的目的产生扭曲。

　　我方从不否认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但对方将制度工具和治理能力对立起来的认知偏差，恰恰暴露了其理论体系的缺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票否决制正是破解难题的对症之药。

　　关于您所说的治理工具、治理现代化的区别以及必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再问一遍，在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领域，如安全生产，如何解释一票否决制的积极作用？如果这个问题您已回答过，那我换个问题。对方辩友曾提到一票否决制存在的必然性，该制度在上世纪 80 年代首先用于干部管理，最初是针对干部个人现象的一种表征。如果对政府绩效评价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区分，可以分别对政府本身、政府部门以及政府官员进行指标评价。虽然这些评价的压力最终都会传导到官员身上，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一票否决制具有历史必然性。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干部管理手段推行下去，在当前党政建设的情况下，能否因为存在一些影响因素而忽视它呢？

　　对方批判了指标体系的定性过于刻意。根本问题在于，一票否决制本质上是将政治性指标从普通考核中单列出来，构建不可逾越的红线。当下将公共卫生的危房改造率作为否决值，这是社会文明的体现。捍卫长江流域的岸线开发战略定位，否决项是系统健康最核心的要素。国家发改委2023年统计显示，设置生态否决的事件及GDP是普通地区的1.8倍。

　　对方主张推出静态化清单，却未强调清单自身的迭代能力。从计划生育否决到数据安全否决项目开启，我国已形成严格的动态调整机制。最重要的是，制度倒逼治理工具创新。浙江环保否决预警系统通过大数据提前半年识别风险，广东的否决成果转化机制允许创新成果抵扣部分否决压力。这种刚性与执行弹性的设计，是公共治理的最佳实现。

　　反观对方推行的绝对弹性，如同没有刹车装置的高铁，速度越快风险越大。请问对方，如果没有否决制度的刚性约束，如何防止数字达标背后暗藏的系统性溃败？

　　对方辩友提到的弹性动态转化，在我看来仍是从评价手段到评价目的的逻辑问题。既然指标在不断变化，是否意味着这已成为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达到的具体结果和目的？若缺乏治理刚性，是否会导致政府处理问题出现偏差？

　　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票否决就没有刚性约束，也不能认为刚性约束只能通过一票否决来实现，这是对一票否决制度和刚性约束的片面理解。刚性约束的重点在于约束官员做好本职工作，而非做不到某件事就将其淘汰，其中存在逻辑差别。

　　对于官员的刚性约束，可通过更多手段，如建立更加多样化、多元化的指标评价系统，而非仅依赖一票否决制度的硬性指标。

　　其次，对方所说的制度成本可通过调整和控制达到预想结果。但我们认为，制度成本很难判断。例如根据2023年长三角工业报告，维持基本服务水平的成本难以精确核算。

　　对方混淆了工具与目的，选择性遗忘了否决制度的守护功能。教育督导实行教师待遇保障否决制，是为防止教育投入异化为政绩工程；安全生产否决权从事故数量转向事故发生率，是为扭转考核逻辑。这种制度设计始终服务于人民至上的核心目的。2022年中央对287项否决制度的评估显示，83%的否决项与实际相关。

　　我方再次强调，一票否决制度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任务落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通过将信访工作纳入考核体系，促使各级政府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环境。该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可忽视。

　　对方辩友强调所谓的积极影响具有片面性，但实际上其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一票否决制度容易导致政府的“一刀切”现象，忽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工作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否决指标，盲目跟风，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模式，而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政府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我们坚持认为一票否决制度弊大于利。

　　对方辩友提到应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整，而非单纯的一票否决。相反，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和量化措施，将指标与地方实际相结合，发挥制度优势，避免僵化。例如，在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制度中，各地可根据自身地位和环境保护情况进行灵活处理。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满足地方发展的特殊需要，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配合。只要正确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就能实现利大于弊。

　　对方辩友对于所谓弹性指标的观点，与前面一脉相承，认为关联指标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能适应实际情况，做到制度的适应性。但实际上，这仍是对一票否决制度的错误理解。这种制度本身是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最终会导致片面性。因为无论如何，一票否决都会对官员行为产生约束，使其刻意追求某一指标而忽视整体绩效水平。即便进行一些调整，也无法改变这种片面性，会使政府部门无法全面衡量影响，阻碍全面发展。就像经典的竞争型地方政府对经济需求过分追求，导致所有民生公共设施建设滞后。所以，我们认为一票否决制度设计仍然弊大于利。

　　对方辩友提出创新性指标，我们想问，如果完全取消一票否决制度，该如何确保市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的工作得到有效落实，避免出现敷衍和懈怠的情况？我们主张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设定合理的权重、多元化的评价指标，综合考量不同方面，突出重点领域的地位，而非采用简单的否决方式。例如，加大关键领域在质量评价和考核中的比重，同时结合定期考核、专项检查、工作难度调查等手段，全面评价政府部门的工作，既能关注重点工作，又能兼顾实际发展，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工作偏差。

　　我想请问对方辩友，面对实际操作中因人为因素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持关键指标而采取不正常手段，甚至出现数据造假等问题，这种制度的扭曲执行是否影响所谓的利大于弊的结论？在制度实施中，若遇到这些问题，应完善监督和管理机制，保障其有效执行，强化问责，提高违法成本，而不能因这些问题就否定一票否决制度的所有优点。正是这些负面现象凸显了一票否决制度在关键领域的重要性，也体现了配套设施机制的重要性。所以，只要不断完善执行环境，一票否决制度就能发挥利大于弊的优势。

　　请问正方辩友，如果在国家治理和企业治理上没有一票否决作为制度底线，当出现涉及安全、生态等严重的不可容忍问题时，仅靠多次投票或常规评估机制，是否足以保证我们不走向灾难性的后果？

　　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应避免绝对化，不能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否则会导致机制僵化和决策失衡。一票否决制确实是在关键问题上设立底线的手段，但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化监督与协同机制，如层层责任追溯、信息公开、群众监督等方式，有效规避风险，使制度更具弹性。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一票否决上，反而不利于整体制度体系的建设。

　　请问正方辩友，如果在一个组织中，只要某个人提出反对，就可以否决整个集体意见，是否容易造成决策效率低下，甚至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在当今社会高效率运转的背景下，这种制度是否不合时宜？

　　需要说明的是，一票否决制度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必须在关键专业领域的特定决策制度设计中使用。例如，在环境保护中，一票否决只能适用于特定指标项，并通过事前事项审核、事中施工监控、事后考核等环节进行共同体约束，从而发挥其作用。因此，一票否决不是依赖源头，而是最后的“保险丝”。如果不设置这一关卡，很多可能会陷入短期利益的陷阱，无法获得长期效益。所以，说一票否决降低效率，不如说它避免了错误的“高效率”。

　　很多制度都会被滥用，比如财政拨款审查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其存在滥用的风险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对方提出的典型理想化制度对抗现实问题的逻辑，我们当然知道滥用的本质在于执行者，但制度设计的首要目标是常态有效。而一票否决制度问题严重，是因为它将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并赋予其绝对的否定权。在一些地方实践中，一票否决常被视为打击异己、逃避责任的手段，比如在基层事务处理中出现干部不敢拍板的现象，就是因为怕被一票否决。一个好的制度不仅要能发挥作用，更要具备经济与社会基础，这正是一票否决制度目前所缺失的。

　　我想追问正方所推崇的一票否决制度，实质上是对决策的多种原则共同的挑战。当9个人支持、1个人反对并否决方案时，是否体现了少数保护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这是否违背了基本的民主精神？

　　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定，而是尊重和保护少数。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多次提到多数暴政的问题，特别是涉及人身生命、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重要领域时，应利用少数保护机制防止真实风险扩大。一票否决并非破坏民主，而是完善民主的一种方式，它赋予关键少数在关键议题上的否决权，真正的民主原义不是多数说了算，而是在该妥协的地方妥协，该坚持的地方坚持。

　　我也请问反方思考一下，如果没有一票否决制度，面对集体与个体底线冲突时，少数是否永远只能被忽视？比如某地为了招商引资，多数人通过项目建设，但一位环保负责人反对，难道他的意见就该被淹没吗？需要强调的是，保护少数并非一定要通过一票否决，也可以通过专家评估、风险提示等方式，设立问责和激励机制，让意见充分表达并发挥作用。制度设计应多元兼容，不能将大权交给个人。

　　反方提到在很多国际组织中，一票否决是维持和平的重要机制，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虽然它争议不断，但正是这种相互制衡避免了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果没有一票否决，强国是否会通过多数优势干涉其他国家事务？

　　对方辩友提出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的例子，具有典型代表价值。但我们认为，其所谓的一票否决并非制度本身在发挥作用，而是国家实力在背后起了巨大影响。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即便有否决权，也未能阻止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恶化。我们想问，这种一票否决制度究竟有没有产生实际的监管效果？

　　其次，我们讨论的是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的一票否决制度，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度并非用于政府绩效评价，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举例。即便将其视为一种评价机制，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是各国基于自身实力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是本国实力的体现。如果不尊重某国的否决权，也无法将实际行动在该国落实。比如假设东南亚某国对中国发起进攻，中国投出否决票，但美国背后出兵支持该国进攻中国，那么这个否决票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举例非常不恰当。

　　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很难规避是否保留一票否决制度本身的问题。但我们还是想问，如果一票否决制度在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真的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为何会导致地方政府出现一些不良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