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容错机制会强化激励效能

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容错机制会弱化激励效能

　　正方二辩：

　　各位老师、辩友、同学们，大家好。我方一辩已经详细阐述了系统认证和容错机制能够强化社会气象的激励效能，下面我将进一步深化论证。

　　第一，容错机制是破解一级认证问题的制度保障。容错机制不仅通过风险社会化消解交易，并在实践层面创造了制作、反馈、迭代的良性循环。

　　例如，江苏省关于建立容错决策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六项标准，明确将无心之失与主观故意严格区分，使基层干部在江苏社区中敢于尝试，土地流转进程加快。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中容错条款覆盖了80%的审批，创新试点推动基层失误率下降25%，而服务效率提升35%，大大印证了容错分区安全与论的核心，对探索性事务的包容直接转化为系统创新的加速度。若否定容错机制的治理效能，会使政府陷入成为盖章机器的困境，与现代化背道而驰。

　　第二，容错机制是优化长期激励的风险对冲合约。容错机制通过风险收益再平衡激活长期激励。我方认为这一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隐性契约，上级与下级部分风险承担互换，换取下级的创新投入，下级因风险降低而积极性提升与效率提高。

　　例如，深圳科技创新容错清单的实践表明，明确将科研经费允许失误的项目，推动技术攻关项目的积极性提高了45%，这正是风险共担经济项目的深刻体现。反观僵化的问责体系，不仅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还会阻碍乡村振兴、科技兴农等长周期目标的实现。

　　第三，我方认为容错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治理体系植入适应性组建能力。

　　例如，成都城市更新中，政府允许基层在老旧社区改造中试点调整，最终形成“一院一策”的个性化方案。这是通过小步迭代逼近最优解的治理智慧。从长远来看，机械式管控只会让主体成为执行工具，而容错机制赋予的是一种进化的韧性，这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终方案。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害怕失误的情况，恐怕越会让治理系统陷入困境，越怕错却越容易犯大错。

　　综上，我方认为容错机制绝非放任失误，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各级主体的积极性转化为集体效能，它打破制度枷锁，构建长期激励，推动治理进化，最终实现从被迫求生到创优争先的跃进。否定容错机制，不仅否定了改革政策的必然性，更是否定了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反方二辩：

　　接下来我将在我方一辩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制度规则、个体行为、组织运行三个层面，具体阐述容错机制对削弱政府绩效迭代体系中的激励效应。

　　我们先回到一个基本前提，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是用清晰的规则、明确的奖惩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主动性与目标感。而容错机制的加入则恰恰在这个体系中引入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从而打破了绩效激励赖以运转的信息规则基础。

　　第一点，我方认为容错机制的边界模糊，削弱了激励的指向性和权威性。很多地方出台的容错文件中都使用了类似“改革创新试错”“非主观故意决策”“各种合规”的模糊性语言，让实际操作充满不确定性。例如，“主观恶意”如何界定，“程序合规”如何评估？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容错机制的弹性成为权力干预空间，既定规则的刚性激励不再正常使用，而是出现了兜底博弈思维，制度变得可协商，规则变得可决力，既定的效能自然就被减弱了。

　　第二点，我方认为容错机制会削弱责任意识，打破激励平衡。从理论上讲，这种机制失效可被归因于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当行为者意识到自己承担后果的概率下降，其行为必将更趋向于风险规避或完全低效。这正是当前一些地方干部面对容错机制的反应，不是积极工作，而是以规避为主。

　　2022年，中央纪委官网通报了一起招商项目审计事件，一位干部未经集体讨论，擅自签约，导致财政损失高达3.2亿元，但他以“探索改革”名义申请容错，最终未被问责。这种现象在基层并不鲜见，出现的问题不是反复决策，而是真实免责处理。这样的结果不是强化激励，而是强化干部“不出事、不求功”的心态，直接破坏绩效存在的基础逻辑。

　　第三点，容错机制长期运行会损害公平性和组织活力。激励不仅是对个体的鼓励，更是对组织内部奖优罚劣机制的维护。可一旦容错成为常态，犯错得不到惩罚，奖惩规则的合理性被打破，同时，做事多的人可能因试错被容错，做事少的人因不冒风险，反而稳居安全区。长此以往，真正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会因优势被稀释而积极性受挫，而“不作为”的人却因不会犯错而“安然无恙”。这种趋势不仅让干部之间无法在激励结果上形成有效竞争，组织的正常流动也将被遏制，这样的绩效体系还能激励谁？

　　综上，我们认为容错机制在理论上看似是一种保护性的制度创新，但一旦嵌入绩效评价体系，它就容易形成规则模糊、信心削弱、激励失效的局面。因此，我方认为，容错机制并不能强化激励效能，反而会削弱其制度编制与实践效果。

　　听完对方二辩的发言，我想再次强调几个观点。

　　首先，反方称我方在专注解释错误，而非创造思想。对于制度设计者而言，已经健全了一套容错纠错机制。但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如何做出统一规定？这种组织规定与组织文化层面上的态度设计，正是在强化我们的绩效完善。

　　我方的意思是，只要调用这种方式，就能确保导向机制本身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容错机制本身的导向并非我们的绩效。从正反两个方向来看，容错机制的方向是为后期改革中的错误兜底。但如果真要创新，难道不应该使用正向激励吗？

　　我想请问反方，您是否承认在传统严苛问责之下，官员为了自保，会选择不作为，秉持“不犯错”的原则。问责的关键在于有明确的评价体系，有赏有罚、违法必究，这样会让官员在改革过程中有更严格理性的标准。而容错机制本身会让官员产生“即便犯错也没关系”的想法。

　　但按照对方所言，取消容错机制是否意味着我们退回消极时代？我们并不认为容错机制初创目的不好，它可能是为了推动改革。但在实践中，由于其本身存在的矛盾，无法正向激励官员。那么请问，容错机制的保护体现在哪些地方？

　　容错机制的矛盾，我们前面已经提及。首先，它会弱化责任意识，使官员的责任重视程度下降。在原本没有容错机制的情况下，官员自知每个决策和行动都直接关系到绩效和成果，一旦出现失误，可能面临问责和绩效评估，所以会保持高度责任感，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从而提升自身能力，而非依靠容错兜底。反方认为容错机制能强化责任意识，但我方认为它与主观社会原则存在区分，其核心是一个所谓的框架。请问反方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是否考虑了主观研究成本，是否注意到存在执行问题，导致机会成本超过机制本身的问题？同时，请问容错机制的认同标准是否由组织决定？请您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因为经济成本，就能让官员以创新改革的方式进行明确兜底，那么如果所有官员都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创新，而不承认自身错误、改变想法，又如何进行自身创新？这会让官员产生“即便干得不对也有兜底”的行为。

　　对方主张容错机制会介入我们的绩效。在国务院印发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要营造这种文化社会氛围。这种目标设定也表明，在一定对比下，能更好地契合国家策略。但在实际执行中，容错机制存在认定冲突的观点。对方认为容错可以激励，但容错评判至今仍是一个政策难点。因此，我方认为由于评判标准不清晰，会使官员评价变得不公平、不透明，长期来看会导致官员积极性受挫。

　　从商鞅变法到当代改革，许多制度都伴随着复杂的历史进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改革中应避免出现类似“瞎折腾”的情况？

　　我方并非说创新不可以有试错成本，创新本身具有风险性，这是创新的固有属性。创新很重要，但它需要配备相应的政策机制，如创新岗位制、干部考核制度，而不是单纯的容错机制。而且，统一创新最重要的是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单纯依靠容错。我们应再次审视中国科技创新的成就，这是历史合理发展的结果。

　　下一学期开始，可能对方辩友认为在产生事务成本时，需要组织内部来承担，这一点我可以认同一部分。事故成本需要组织内部承担，因为组织承担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种由组织内部来承担成本的行为，是否会让官员的态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官员会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举措，而不是选择高难度、能带来卓越绩效的任务，这样会不会削弱官员追求卓越绩效的积极性？

　　对方提到容错机制一定会导致官员的风险感知发生变化，那他们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低风险的行为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反方既然担忧官员的风险感知发生变化，其实我认为反方混淆了盲目冒险和理论容错的界限。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应当通过明确容错界限，来帮助官员摆脱保守心态，这种风险感知的变化反而会证明我方观点，即官员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高风险高回报领域中可承受与不可承受的风险，而这正是容错机制要解决的问题。

　　绩效本应依据明细标准来衡量工作成效，但容错机制本身存在模糊性边界。这种模糊性在评价经济行为时，是否会降低绩效评价标准，从而产生某些问题？贸易组织的计价标准必须明确，工作标准也应明确，但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些谋划标准来进行测量吗？如果一切都是明确的，我们的组织该如何发展？

　　如果因为这种模糊性导致官员规避应承担的责任，是否会打击其他兢兢业业工作且未犯错的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兢兢业业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容错范围内做组织允许的事，这也是他们的职责。

　　请问对方辩友，能否用你们的观点解释容错机制和问责机制之间的关系？我方始终认为，容错和问责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问责机制明确了责任清单，划定了不可逾越的风险；容错机制则在红线之上建立了创新区域。所以我想强调，容错始终在法律红线和纪律底线之间展开。

　　如果你们认为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那么在现实情况中出现的模糊性，是否会导致在项目工作中难以评判自身行为后果，从而产生决策延迟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首先，我要明确，模糊性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而是机制必须存在的。如果一切都明确，我们如何开展工作？而且，如果一切都明确告知官员，反而会让他们面临更高的风险和责任，这是否会激励他们更积极地进行创新？

　　请问对方辩友，容错机制在申请、认定、核实的过程中看似完备，但实际操作中每个问题都可能存在弹性。你们认为模糊性必然存在，那么在这个环节，面对复杂工作和事故敏感时期的诸多因素，如何保证容错机制的明确性？我认为，不必确保容错机制的及时性，而应关注容错结果。容错结果建立在对过程的判断之上，比如对项目进行跟踪回访，积累经验，这难道不是容错机制的体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