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受助学生之后的学业成绩设立最低要求

不应对受助学生之后的学业成绩设立最低要求

　　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计时3分钟，发言及计时有请。

　　我方认为应当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立要求。在展开论述前，让我们明确三个核心定义。

　　第一，受助学生是指经教育部认定经济困难、需要物质帮扶的学生。 　　第二，学业成绩是以课程成绩、学分绩点以及学业预定等级构成的量化评估成绩。 　　第三，这个要求是指根据专业培养方案、地域教育水平差异动态调整的学术基准，旨在建立保底线，而非高门槛。

　　我们应当明白，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定最低要求，绝非简单的考核，而是以责任契约激发潜能与动态标准、守护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我将从资源效能、学生成长、社会公平三个维度展开论述，阐明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定最低要求的必要性。

　　第一维度，资源效能。最低要求是公共投入的价值守护者。教育制度的本质是公共资源的精准投放，而非无差别施舍。教育部2023年数据显示，未设学业成绩要求的助学金项目中，27%的受助生挂科率超50%，导致年度资源浪费超12亿元。反观清华大学励志计划升级2.54年后，受助生挂科率下降41%。可见，若忽视社会资源的绩效使用，可能滋生受助学生的惰性。2024年，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强调奖助与助困结合，要求学生保持学业进步，这体现了国家对资源绩效的考量。

　　第二维度，学生成长。最低要求是阶层跃升的催化剂。贫困生的困境，不仅在于经济匮乏，更在于目标感缺失、发展受限。现桥大学实验表明，设立明确目标的学生学习效率提升53%。陕集在入学方案中通过学业目标引导硕士生心力自信以及学业进步速度提升42%。青海德三化计划要求受助学生学业成绩保持递进40%。多项研究结论一致，有学业要求的受助生心理意愿比无学业要求者高22%。由此可见，适度的学业压力恰能转化为受助学生的成长催化剂。

　　第三维度，社会公平。最低要求是能力本位的制度宣言。公平的本质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平等。研究发现，受助生成绩与普通学生平均成绩的差距从39%缩小至7%。人民日报呼吁，扶贫先扶志，唯有通过制度剥离贫困等于金融的标签，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垄络学院实施助学新政，既保障了基础需求，又激励了学业进步。教育扶贫不是慈善施舍，而是能力学习的启蒙运动。最低学业要求是用一把尺子丈量能力，用一盏灯照亮奋斗者的前路。反方用温柔的借口剥夺一部分人证明自己的机会，才是最大的不公。让我们铭记人民日报的箴言，教育公平不是降低难度，而是修桥铺路，学院要求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谢谢大家，我的发言结束。

　　请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一辩，计时1分半，单边计时，回答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回答方不计入时长。有请。

　　您方才说要设立一个动态标准，去筛掉一部分人，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浪费。那么请问，这种通过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去确保资源不被浪费的做法是否合理？对方辩友可以听见吗？请您方回答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网络好像有问题。那这个计时应该暂时停一下吧，不记您方时间。

　　我再问一遍，首先您方一辩提出要使用动态化的标准去筛选一部分人，以保证资源的合理运用。那么我请问，为什么要通过这种可能会损害少部分人利益的方式去确保资源不被浪费呢？其实我觉得这就跟我们所说的，不能因为有人抢劫，就停止使用实体货币，转而只使用数字货币一样。

　　我只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您所设立的这个最低标准具有筛选作用？这并非是为了损害少部分人的利益去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让我们的资金投入或社会资源投入更高效，让产出比更高。

　　暂停一下，您方所说的更高效地利用资源，请问设立最低标准就能够合理利用资源吗？真正的合理利用资源难道不应该是建设和完善资源管理机制吗？为什么要寄托于一个小小的最低成绩标准呢？

　　我方认为制度的设计包含动态调整机制，而且教育部也明确要求各校建立弹性标准，这是为了区分不愿意努力但有困难的学生，确保资源或资金投入给真正需要的学生。

　　我明白您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真正起到机制作用的是教育部设立的机制。那为什么还要夸大这个最低成绩标准的作用呢？这个问题您方有办法回答吗？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对方辩友，如何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标准？如果这个差异化标准无法设定，那为什么还需要呢？如果一个标准无法实现，那我们现在讨论应不应该设立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探讨的应该是应不应该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立要求，而不是如何让制度更完善、标准更合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一个制度根本无法设立，那它就是空想。我们理解贫困学生的福利，所以才要设立规则，让社会以合理的姿态去托举他们，通过适度的目标设立提升他们的个体道德。

　　打断一下，对方完全偏题了。我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外在的标准和内驱力哪个更重要？

　　让他们去，是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他们身处逆境而轻视他们，但是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去尊重他们。我们认为这才是教育公益最动人的模样。

　　我方坚决认为不应对受助学生之后的学业成绩设立最低标准。在展开论证之前，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受助学生是因家庭经济无法满足在校学习和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资助政策旨在帮助他们安心完成学业。其次，学业目标是指学生在学业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

　　我方将从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无偿性是教育资助的伦理底线，不应与成绩挂钩。对于一般贫困学生和资助者而言，能缓解生存压力与学业成本的双重负担。而对于极端贫困学生而言，教育资助是维系受教育权的生命线，失去资助可能直接切断求学之路。当我们将资助与成绩捆绑，等于默认穷人需要更优秀才能配得到帮助，这恰恰颠倒了社会补助的逻辑。就像医院不会要求患者先证明自己能康复才施救，教育资助也不应该让少数学生证明这份潜力才获得机会。

　　第二，外在约束与标准压力对脆弱群体造成双重伤害。一方面，外部约束会摧毁弱势群体的心理防线。剑桥大学2023年研究发现，受助学生因害怕失去资助而产生分离性焦虑，这直接影响其逻辑思维和长期规划能力。国外巴西全民大学计划数据显示，未设成绩要求时，贫困学生毕业率为68%，而设置最低GPA后，31%学生因心理负担主动退学，远高于成绩未达标者的9%。另一方面，外部约束会扼杀学生的内驱力，造成考核依赖。用成绩协议捆绑资助原则是符合国家大部分贫困学生心理学中的过度辩护效应。过度辩护效应表明，当外部奖励与行为强关联时，人们会逐渐丧失内在动力。韩国教育部对2万名助学金受助者追踪10年，发现被要求约束的学生毕业后自主进修率比无限制受助学生低42%，因为他们习惯被外部标准约束而非自我成长和学习。真正的教育应培养内需型学习者，而非被考核驱动的做题机器。

　　第三，单一考核标准扼杀公平的多元维度。以成绩为单一门槛的教育资助机制存在双重缺陷。首先是内容。PVC博特利分校研究证实，若纳入通行家庭责任等生存能力指标，贫困生综合评分高于富裕学生15%，而以成绩论完全忽视了这些隐形付出，也就是方式合理性。北大追踪数据显示，欠发达地区学生大一GPA落后0.8分，但毕业时差距缩短至0.2分，证明用初始成绩淘汰慢热者，将导致27%潜在人才流失。当制度拒绝看见受助学生的生存负担和成长韧性时，为素质优先的教育公平需无条件获取。当贫困本身已是艰难处境，再要求受助学生额外通过成绩考核获取资助无异于在伤口上贴标价码。教育非风头游戏，唯有卸掉成绩枷锁，让灵魂免于恐惧束缚，才是对公平的全力诠释。

　　谢谢。

　　正方三辩：你好，我想请问，如果没有学业约束的资助，是否会削弱受助者的学习动力呢？

　　反方一辩：资助的目的是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基本的生存和学习问题。对于受助学生来说，这个生存和学习机会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说资助了就一定可以激励其产生学习动力。

　　正方三辩：那么反方将如何解决受助学生得到资金后没有完成相应学业的问题呢？

　　反方一辩：打断一下，这个质询环节重新开始。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你好。请问如果你要用你的钱去资助一个小朋友，但是你发现他每天都逃课、玩游戏，你会不会希望他至少不挂科、好好读书呢？

　　反方一辩：对方辩友你好。首先，我方认为我们讨论的是资助之后的学业标准。你现在选择去资助，说明是经过考核的。其次，您方夸大了这一要求的作用，我们应该设立更完善的体系去观察受助者后续的学习情况，而不是通过这唯一的标准就可以实现的。我方所认为的设立最低标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它是最低要求，是最基础的。所以说，你也承认不希望资助被浪费，对吧？

　　正方三辩：我方确实肯定资助不应该被浪费，但是我方不认为你们所提出的这一个标准就可以避免浪费。接下来我问下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最低的要求，那么您方该如何避免资助被滥用呢？比如说有些学生拿了资助，但却长期旷课，这对其他努力的学生公平吗？

　　反方一辩：我前面有回答过，就是说您方夸大了这一要求的作用，不是说设置了这个要求，就一定能让受助学生好好学习。

　　正方三辩：打断一下，这并不是夸大了它的作用，这个最低最基础的要求，就好像高考的筛选作用一样，而且我们平时大学对不旷课、及格分数的要求，这并没有夸大这个最低要求。那么我想再请问，如果没有学业标准，是否会削弱受助者的学习动力呢？

　　反方一辩：激励机制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而不是说有你方提出的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的。而且学习动力更重要的是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外界的鞭策。而且我在开篇立论的第二点时也已经强调过了。

　　正方三辩：可是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学生又怎么会通过内驱力，通过自己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去更好地学习呢？

　　反方一辩：有没有目标不代表着就一定要有这个最低要求，有最低要求也不代表就一定有目标。

　　正方三辩：打断一下，最低要求就是已经设立了一个最低的学习目标。可是你这个最低目标对于一些成绩好的同学来说，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吧，他们完全可以追求更好的成绩。因为我方所说的是受助学生的基本情况。

　　对方辩友你好。

　　首先，对于你方所说的这是否是一个筛选，它确实是一个筛选。在众多申请资助的学生中，我们需要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来筛选受助学生。学业成绩虽然不是衡量学生全部能力的唯一标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能力。通过设立最低要求，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资助给予那些最需要且最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学生，确保资助发挥效益。

　　其次，对于你方所说的如何制定这个标准，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其他方面的评定来完善这个标准，而非否定这个标准的作用。并且，我方所说的设立学业成绩最低要求不等同于考试成绩最低要求，其中可以加入一些考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等的过程评定。

　　对于你方所说的外界的要求更重要，还是内驱力更重要，我方认为对于这个评定标准来说，我们给予了受助学生一定的压力，这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是对他们提升自我的一种引导和激励，而非带给他们所谓的负担。

　　然后，你方提到是否更优秀的学生就能得到这个帮助。我们已经明确说明，这个最低要求是从受助学生这个群体出发，是他们普遍能达到的一个标准。如果按照你方所说，那高校设立学分和成绩的基本要求是否不合理呢？

　　再者，对于受助的学生来说，给予他们一定的压力，肯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是对他们提升自我的一种引导和激励。

　　关于教育公平这方面你方也提到了，我方阐述一下观点。教育公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通过制度设置，让每个人在不同起点上能通过努力获得公平发展的可能，最终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如果没有这个最低成绩要求，留下一些对学业并不重视的学生，确实是一种对有限资源的浪费，也违背了我们资助的初衷。

　　如果确实存在一些学生由于突发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完成学业，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合理设计来解决这种情况，采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方法。我们必须明确，这并不是在为难学生，而是一种积极的干预手段。

　　谢谢。比赛先暂停2分钟。

　　比赛继续，接下来请反方二辩做驳论，计时3分钟。

　　我方坚决认为，我方所提出的必然存在的弊端，你方是无法否认的，而你方所提出的优势是存在漏洞且可以被更好的方式所取代的。你方的观点不过是看似美好的空中楼阁，实则暗藏诸多漏洞。

　　在此，我将指出你方的几个错误： 　　第一，对方辩友提到最低成绩要求可带来适度压力，从而激励学生。首先，成绩要求带来的压力并不等同于学业压力。根据我方了解，适当的学业压力确实可以激发学习动力，但需要多种压力来源配合。你方的论点本质上是用多因异果中的其中一因求异果，无法保证其激励作用。而且，你方怎么保证这个“适度”不会摧毁脆弱群体的心理防线？而更好的激励方法是设立奖学金，表彰进步者。所以，你方提出的激励机制是难以生效且存在弊端的。

　　第二，对方辩友声称动态学业标准能确保公平兼顾差异。首先，对方辩友一味强调对已经受到资助的成绩好的学生是否公平，那对方辩友是否想过，那些被筛选掉的十分需要这个资助的学生是否公平？哪一个公平性更重要已经显而易见。其次，无论正态、动态标准多么完善，本质都是单一的学业成绩要求，而你方坚持学业成绩单一指标，忽略受助学生的困境及努力，扼杀教育的多元维度。

　　第三，你方认为设立最低要求可以提高资助效率，避免资源浪费。根据中国教育部2021年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某省试点学业成绩达标加家庭经济审核双标准资助后，贫困生覆盖率从58%提升至89%，保留成绩达标单项标准覆盖率仅31%，这说明单一成绩门槛导致大量应受助的学生失去受助资格，筛选机制存在漏洞。其次，资源合理利用的关键在于确保资助真正流向贫困群体，而不是通过成绩门槛缩减资助名额，使用这种损害受助学生权益、破坏教育公平的低级手段。

　　其次，你方提到无偿性的资助会使受助者矮化为被动接受者，会产生惰性。首先，你方将资助视为需要踮脚才能收取的果实，是将贫困生贬化为教育市场乞讨者，漠视教育与资助的初衷与伦理底线。而且，对方辩友夸大至少部分易造成惰性群体的存在，而忽视大部分学生对资助的需求。

　　最后，教育资助不是公投游戏，而是文明社会的底线正义。更何况正方的观点漏洞百出又极具片面性，无法论证设立最低要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学生，需要的不是一把阻挡他们的标尺，而是一双托举他们穿越黑暗的手。谢谢。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正反双方各3分钟，每次只能有一位辩手发言，回答时不可中途换人，一方发言完毕后，另一方才能开始发言，中途若有间隙，计时照常。请正方先发言。

　　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已经说过，巴西全民大学计划中增设GPA门槛后，受助学生总退学率高达31%。

　　刚才有提到，我们这个最低要求是跟文件相关的，并且提到我们应无条件地去支付他们。那我们想问，反方主张的无条件资助是否实质在鼓励躺平文化呢？

　　首先，要考虑这个最低学业成绩要求，您提到的集体作用也是有限的，怎么可以将无偿性的资助等同于躺平文化呢？

　　其次，我想问一下，反方如果确保刚才提到的这个最低成绩标准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怎么保证这个作用是集体作用，而不是压力呢？

　　成绩是综合能力的直观体现，相比其他一些动态的标准，成绩是比较客观、统一、可量化的硬指标，能直接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与知识的掌握程度。如果成绩不达标，即便生存能力再强，也无法充分地利用教育资源。我们的助学金并不是慈善，它是一种教育工具，是改变命运的武器，是教育公益。如果放任挂科和无底线的资助，那不就默认贫困生做不到我们的最低标准，这不是一种对贫困生的歧视吗？

　　首先，对方用成绩是最直观、客观的标准为单一化标准辩护，不管它多么客观，其考察的内容是单一化的，考察方式也是片面化的。

　　其次，我方已有数据，科技分校研究表明，如果纳入通勤、家庭责任等生存能力指标体系，综合素质学生的综合分数反超贫困生15%。所以你们的观点完全忽视了这些素质学生背后的隐形付出。

　　我们的成绩标准并非单一的，而是多维评估的核心锚点，动态标准可以弥补我们成绩机制的缺陷。我们综合的成绩要求并非一刀切，而是结合学生成长轨迹设计的动态标准。例如，允许大一成绩落后的学生通过后续的进步获得资助。

　　那我请问，如果这个最低标准本身，它是否具有必要性，为什么一定要设立它呢？既然这不是动态标准，我们已经有更好、更完整的资助管理机制，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去设立这个最低成绩标准呢？

　　我通过内驱力的正确引导来回答您方的问题。心理学的过度理由效应不适用于学业资助场景，贫困生本就渴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成绩要求只是为其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韩国教育部数据中自主进修率差异更可能是有目标学生与无规划学生的天然区别，设立这个标准，可以让学生通过努力来达成目标。如果取消标准，部分学生反而可能会因为缺乏指引而迷失方向。学生在通过一定的努力后达到了这个目标，体现了受助学生积极向上的态度，培养了受助学生的责任意识。我们相信大部分受助学生都有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会将这种要求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首先，您要搞清楚一点，成绩要求虽然可能会有短期的激励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它必然会对学生的心理和内在动力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剑桥大学研究表明，学生因恐惧失去资助而产生严重的焦虑，实际损害了逻辑思维和长期规划能力。巴西全民计划当中以血淋淋的数据证明了增设最低成绩要求后，有31%的受助学生会因心理崩溃而退学，远超成绩未达标的9%。所以我们现在要搞清楚，这个学习成绩标准所带来的弊端，心理压力以及会导致内在动力的下降，是你们正方无法反驳的点。

　　打断一下，刚刚正方是一次发言了两个辩手吗？对，回答时不可中途换人，每次只能有一位辩手发言，那我方就继续发言了。

　　根据以上给出的数据，巴西全民计划当中增设最低的GPA成绩标准之后，主动退学的受助学生高达31%，远超成绩未达标准的比例。所以请问对方，如果这个激励作用有效，为什么退学率会不降反升呢？

　　对方引用的剑桥大学研究存在局限性，未区分低要求与高门槛的差异。实际数据显示，美国联邦配额助学金项目在2018年增设GPA≥2基础要求后，受助学生毕业率从62%提升至75%，适度的目标反而帮助学生摆脱躺平心态，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所以我想请问，如果完全取消标准，教育资助与个人成长不绑定，是否就是对贫困学生未来不负责？那设立目标一定要跟取消资助资格挂钩吗？

　　刚才提到，资助与压力可能会摧毁学生的心理防线，那我们想问一下，是否认为贫困生天生脆弱到连基本的学习要求都无法承受呢？这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歧视？并且对方一直没听我方的制度设计，我方想说这个要求是包含弹性的，对方是否是抠字眼？

　　反方可选择继续发言。

　　首先，您方所说的这个最低学业标准代表了学生综合能力，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怎样，这个最低学业标准就是片面化的，它只看学业成绩，考核标准是单一化的，考核内容也是单一化的。

　　既然您方认为设立最低学习标准能够起到心理和督促作用，那么怎么设立这个最低标准，您方没有说明。其次，您认为适度标准可以……

　　很不方便。接下来请反方三辩做总结陈词。

　　首先，各位尊敬的朋友，对方辩友始终认为不应该对受助学生的学业重复设立最低标准。以下我们从三个维度总结一下我方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维度，对方辩友反复强调资助不应该被浪费，资助是有期望的投入，这是刻意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资助本身的本质就是保证基础人权，而并非是交易投资。资助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弱势群体因贫困丧失的机会，若将资助与成绩挂钩，无异于要求成人必须更加优秀才能得到帮助，就如同要求患者自证康复的权力才能得到救治一样荒谬。正如我方一辩所说，这种逻辑是对社会补偿原则的彻底背离。

　　其次，第二个维度，生存权是高于效率论的。对方提出的资源合理利用，但是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单一的基本要求可能会导致81%的受助学生流失。真正合理利用资源应该是通过完善资助机制来实现的，并非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权益为代价。当受助学生因为成绩波动而失去资助时，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此外，如果设立最低学业要求标准就可以达到资源合理利用的话，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最低成绩标准的作用。

　　第二点，对方辩友宣称学业压力能够激励成长，但却无视了学生面对最低学业要求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和内驱力下降的问题。建康大学的研究表明，受助学生因惧怕失去资助而产生严重焦虑，直接削弱了其思维能力。巴西大学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增加最低学业成绩标准后，31%的学生可能会因为心理崩溃退学，远超成绩未达标准的比例。所以，对方提出的激励成长，且不说这种动力能否真正激励受助学生，其压力能否转化为动力都无法保证，又如何证明对方观点？其次，根据韩国10年追踪数据显示，对成绩有条款约束的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率比无条件受助学生低42%。过度依赖于外部标准只会培养为考核而学习、成绩低下的学生，让内驱力屈服于考核依赖。我们不应该用成绩大棒驯化受助学生，而内驱力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受助学生长期发展的宝贵品质。

　　第三点，对方试图用成绩这一最直观的单一标准辩护，对教育公平的多维度视而不见。对方忽视了受助学生从业的现实问题和背后的隐形付出。相关研究表明，若纳入劳动、家务的生存能力指标，受助学生的综合评分会超过仅以成绩论者15%。成绩论者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从打工深夜回来还坚持讨论学习的学生，他成绩背后的付出是完全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用最低学业成绩标准来作为筛选标准，考核的内容存在单一问题，考核方式也过于片面化。最后，北大数据证明了，当我们用成绩一刀切将这些慢热的学生淘汰，可能会导致27%的人才流失。

　　主席、评委，对方辩友。经过整场辩论，对于对方的问题，我方将从三个方面来回答。我方始终强调，对受助学生设立学业成绩最低要求，是维系教育公平的制度防线，是激发个人成长的动力引擎，更是构建责任社会的精神纽带。

　　第一，最低要求是公平天平的校准器。教育资助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分配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若放任受助者滥用资源，有人拿助学金却常年旷课、荒废学业，这不仅辜负了资助者的信任，更是对其他真正需要帮助、渴望改变命运的学生的不公。这就好比企业招聘需要筛选简历，公益资助同样需要基本的门槛，让有限的资源流向真正怀揣奋斗之志的寒门学子，这才是对所有潜在受助者最大的公平。

　　第二，最低要求是成长阶梯的脚手架。教育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机遇，而是主动的选择。许多贫困学生因原生环境缺乏学习规范与自律意识，此时，学业要求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托举他们向上的阶梯。真实数据验证了这一点，实行学业考核的高校受助学生，平均学习时长比未实行者多4.2小时。这种温柔的推力，正帮助他们打破惯性、建立习惯，最终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蜕变。

　　第三，最低要求是责任传递的火种。公益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受助者与社会双向奔赴的责任契约。当受助者理解到他人的善意需要用自身努力回应时，这份认知将转化为改变命运的勇气，更将内化为回馈社会的担当。今日校园里对学业进步的要求，终将成为他们未来反哺社会、传递善意的精神基石。

　　对方辩友认为，不应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立要求，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将学业要求与人文关怀对立起来。但真正的教育公益必须兼顾托底的善意与向上的引导。托底的善意确保资助资源流向真正需要的人，向上的引导是让受助学生认识到自己值得被帮助，但这份帮助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他通过努力达到学业要求时，他收获的不仅仅是资助，更是对自己能力的确认和对未来的掌控感。这种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才是打破贫困循环的终极力量。

　　我们理解贫困学生的不易，所以才要设立规则。当社会用合理的期待托举他们时，他们终将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身处低谷而看轻你，但会因为你努力而尊重你。这才是教育公益最动人的模样，这也是我方所坚持的——应对受助学生的学业成绩设立最低要求。这里的最低要求并不是唯一的指标，而是考虑了多方因素、比较客观的指标。

　　我方发言完毕。

　　比赛环节到此结束，请各位评委对本场比赛做出评判。

　　在等待评委投票的过程中，我们进入政策知识问答环节。

　　第一题请抢答，反方回答正确，积1分。

　　第4题，请抢答，正方回答正确，积1分。

　　第7题，请抢答，正方回答正确，积1分。

　　第9题，请抢答，反方回答正确，积1分。

　　问答环节到此结束，比分为5:5。双方平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