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全面推行垃圾分类的强制性政策

应以宣传教育代替强制分类

　　强制性政策的必要性，却忽视了强制手段的局限性和宣传教育的长远优势。我方坚持认为宣传教育比强制分类更能从根本上、更广泛地推动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强制性政策治标不治本，宣传教育强调塑造长期性和习惯。对方提到现阶段存在宣传教育手段并无实效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宣传教育这个手段本身无效，而是根本没有将其推行。比如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我们四个人中，有 50%的人只知道要垃圾分类，却不知道怎么分类，这不是单纯依靠强制性政策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有人因为错过丢垃圾时间，把垃圾丢到了错误垃圾桶，难道处罚一次他就知道该怎么分类了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告诉他如何将手头的垃圾正确分到四个垃圾桶里。

　　其次，强制性分类依赖罚款监督的惩戒手段，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如果垃圾分类仅靠强制推行，低收入人群、老年人可能会因为分类成本高、学习难度大而成为违规重灾区，加剧了社会不公平。而宣传教育能根据地区发展程度、人群认知水平进行灵活调整，这种柔性引导比一刀切的强制政策更容易被人接受，社会阻力更小，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垃圾分类的最终目标是让环保成为社会共识，而非依赖政府的持续监管。长期政策一旦放松，行为即会反弹。如台湾屏东在取消垃圾分类处罚之后，部分社区的分类质量明显下降。而宣传教育通过知识普及、价值观树立，能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我方并不否认强制政策在特定阶段的辅助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从成本方面来看，虽然强制手段或许能让人不敢犯错，但只有教育才能让人不想犯错，真正推动文明进步可不是靠罚款。

　　下面请……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住建部数据显示，2023 年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至少有 92%，但准确执行率仅 37%。由此可见，在缺少强制性政策的现状下，人们即使知道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也不会去做垃圾分类。但强制性政策是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约束个人、企业或组织的行为来实现特定的公共目标的，而宣传教育只是通过宣传引导等手段进行的教育活动。基于此，我方认为全面推行强制性政策才是促进垃圾分类的良方。

　　首先，强制性政策能突破大部分人的行为惯性，真正让居民知行合一。泰勒的部分理论指出，当长期利益与短期便利冲突时，人类更倾向于选择便利。根特大学行为实验室 2022 年研究发现，当垃圾分类时间成本增加 90 秒时，83%的居民会选择放弃执行。其实大家都知道应该做好垃圾分类，并且愿意进行垃圾分类，但很难克服行为惯性和懒惰，最终还是会选择放弃分类。而强制性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把垃圾分类变成一种习惯和默认的选择。清华大学行为研究实验室发现，持续三个月的正确分类行为，可以使环保价值内化，效率提升，不断积累，这正是符合规训权力外在约束最终会内化和价值认同的完美体现。就像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一样，我们不能指望烟民自觉，而需要立法制止。垃圾分类也必须借助政策的强制性力量。

　　其次，强制性政策既能有效改善环境问题，又能促进垃圾产业链发展。住建部 2023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在 2022 年已达到 3.45 亿吨，且以年均 6.4%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现存生活垃圾填埋场总占地面积超过 8.8 万公顷，其中 47%的填埋场剩余库容不足 5 年。面对如此巨大的垃圾量，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不能改变垃圾持续增长的趋势。而韩国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垃圾付费回收，倒逼生物柴油产业爆发式增长，在 2022 年时厨余垃圾资源化率达 45%。上海虹梅街道将湿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已为周边 3000 亩农田提供免费的肥料，形成从源头到农田的逆向循环，在减少垃圾填埋的同时，尽可能利用垃圾创造经济收益。这种制度激发市场动力的转化机制，恰恰证明强制性政策不是终点，而是新经济生态的起点。

　　最后，在垃圾分类中应全面构建个人、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强制性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上，还要对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做出明确指示并严格执行，对居民给出类似四分法加定时定点的要求，以实现精准垃圾分类，对企业通过多渠道全面监管，对违反者给出适当的处罚。此外，政府还应落实配套设施和实时监管，建立智能监管加法律兜底的双引擎驱动保障，并给出精确分类后的各种垃圾处理方法，如沼气处理。

　　这种行为约束、产业激活、制度护航的协同机制，能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并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以上，谢谢。

　　下面请反方二辩发言。

　　时间到第11分30秒，你需要针对正方一辩的论点进行针对性盘问，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提问方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问答。

　　我想请问，您方是否认可“全面推行垃圾分类”中的“全面”，包括个人与集体、城市与农村，以及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的全流程？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对于一个偏远乡村的农户，您方所说的四分法、定时定点投放，在这样的地区是否可行？难道因为农户将垃圾掩埋，就要强制处罚他吗？推行垃圾分类，必然包括主体的全面性及其权利和流程的全面性。然而，对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您方所谓的强制性政策显然难以落实。

　　第二点，原告是否认为只有包含处罚的强制性政策，才能让垃圾分类落实到位？我需要您明确回答，是否只有包含处罚的强制性政策，才能让垃圾分类精确进行。我方认为，包含这种处罚可以让垃圾分类更准确、精确，相较于您方主张的宣传教育，能便于后续对分类垃圾进行资源化有效利用。也就是说，我方认为如果不进行强制处罚，会有更多人乱扔垃圾。而我方恰恰相反，根据社会规范理论，当人们通过宣传教育营造出一种全社会范围内“不分类可耻”的舆论环境，其效果甚至比强制性政策更好。

　　第三点，您方是否计算过执行强制性政策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成本是多少？实施政策肯定需要前期投入，不能因为过程痛苦就停止推行垃圾分类，否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我方得到的数据是，如果对垃圾分类进行监管，一名监管员每月的月薪在3000 - 5000元，那么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监管员将达到数千人，人力成本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这个制度方面，在强制性政策后续也会给出解决办法。

　　谢谢。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在推行垃圾分类工作中，政策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进行变更或排除适用的规范，否则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还会伴随着一些处罚措施。而宣传教育是通过信息传播知识、价值观念，以引导、激励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从而实现社会进步、个体成长的一种活动。

　　在重视环保的当下，大家对垃圾分类信息有所了解，也建立起生态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意识，但显而易见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分类。全面来看，包括个人和集体、城市和农村，以及分类过程的完备性考量，我们的评判标准是：强制政策和宣传教育，哪个对于垃圾分类的推行更有用？

　　综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宣传教育优于强制政策的结论，我们认为应以宣传教育代替强制分类，论证如下：

　　首先，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进行宣传教育具有可持续性。宣传教育能从根本上塑造社会共识，而强制性政策只能约束表面行为。强制执行的本质是通过惩戒等手段迫使行为合规，而高压政策会催生博弈。如上海2019年实施强制性政策后，附近居民参与率达70%，2020年回落至50%，这个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绿容局调研。同期深圳以宣传教育为主，其垃圾分类供应计划的参与率稳固提升至65%，且投入成本更低。

　　根据认知市场理论，人若被强制改变行为却不理解原因，大多会通过违规逃避管制。如上海垃圾分类处罚引起垃圾偷扔绿化带现象。通过社会垃圾分类游戏推广能真正提高配合度，而强制执行的成本不仅仅体现在财政的巨大负担上，还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我方二辩提到，一些小城一年花费上亿元，这是巨大的人力、经济成本投入。2018年法国政府为环保强制加征燃油费，直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抗议，最终引发全国性骚乱，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这也证明了缺乏价值观引导的强制政策会激化社会矛盾。

　　相比于强制执行，宣传教育产生的效果更好。根据英国健康教育学家科斯特所提出的知行信模型，知识转化为态度，态度转化为行动，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而我国目前垃圾分类宣传力度显然不够，且各地区间有明显差异，我国中小学并未设置系统的宣传课程，只是开展一些主题活动。所以垃圾分类教育对应的是知识接收，只有人们接收垃圾分类的理论，了解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才会慢慢转变态度。

　　以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失败社会实验之一的美国禁酒令为例，通过强制禁止酒精生产销售来阻止人们酗酒，结果导致黑手党猖獗，私酒交易盛行，超1万人死亡。

　　最后，真正的文明并不是靠处罚维系，而是靠价值观传递。当政府以引导者的姿态引导公民，而非以管制者的身份震慑群众，社会才能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和谐。

　　因此，我方坚定认为，以社会话语和宣传教育代替简单粗暴的强制执行，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更好选择。正方。

　　首先，这是一个分开的环节，正方针对反方进行针对性反问，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质询方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答辩方发言。

　　现在，请问对方辩友，面对目前严重的垃圾处理问题，您方是否认为垃圾分类是现阶段必须实行的一项保护措施？

　　其次，请问您方所说的宣传教育措施，大概就是明星参与的主题活动，这算是系统的宣传教育课程吗？您意思是说如果设置课程，效果就会大大增加。那我想请问，在中小学课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您方怎么确认这种垃圾分类的课程不会沦为像现在的美术课、音乐课之类，在重要学业阶段都上不了几节的课程？

　　接下来继续问您方，我方有数据显示，2023 年垃圾分类知晓率达 92%，但准确执行率仅为 37%，请问对方辩友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我先回答你上一个问题，所以你方是因为有压力，所以就要放弃吗？那强制性政策带来的压力不也是一种压力吗？就是因为没有系统性的学习，大家没有系统性地了解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不明白、不了解，导致准确率很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您方难以落实宣传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正如中小学上过的那些课程一样，宣传效果和宣传教育的效果显然不是很好。

　　所以，我方再问您方问题。上海市政府给出的数据显示，上海在强制政策执行前，分类率仅为 15%，而立法通过一年后达标率达 90%，哪个国家的纯宣传教育模式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成效？不过，2020 年达标率回归到 50%了。

　　再问您方，您方强调垃圾分类的增值成本高，但是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增长一倍后，焚烧厂处理成本下降 38%，你们怎么看？

　　在讨论垃圾分类政策时，不能只看成本而不考虑货期收益。并非每个城市情况都与上海相同。

　　首先回应第一个问题，你方刚刚举例提到2020年上海市的情况。2020年全国爆发新冠疫情，而垃圾分类政策实际上是在2019年全国推广的。2020年有更重要的国情问题，即解决好疫情问题。如今疫情已经全面放开，我们面临新的情况。

　　我方给出的例子显示，每天作业墙相当于有170个机构容量的垃圾，填埋场含水量77%，填埋场容量不足五年。我们判断是否要进行垃圾分类，是否要用强制性政府手段，关键在于其重要性。显然，垃圾分类对于我们而言是重要的。

　　现在重新回到你方第一个问题。你方提到2020年上海市的情况，2020年疫情全面爆发，这阻止了垃圾分类的进程。而到了2025年，疫情全面放开，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拖延强制性垃圾分类政策出台，导致只有4%的相关情况（此处表述可能有误，但保留原文），填埋场含水量77%，填埋场容量不足五年。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强制性政策来推动垃圾分类。

　　其次，你方提到农村不能进行自发分类。我们早已说明，我们采取农村和城市因地制宜的政策，不会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就像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不会因为实施难度大、地区偏远就不做，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

　　宣传教育手段具有教化作用。从2020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宣传教育。如今，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垃圾分类，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人人都知晓垃圾分类知识，然而当把垃圾扔到垃圾桶时，还是会将四个垃圾桶的垃圾混在一起，后续处理方式和2022年之前一样。这说明仅仅依靠宣传教育远远不够，个人在真正进行垃圾分类时需要克服心理障碍，从垃圾桶到填埋场的过程也需要企业监管。所以，我们不能仅依靠温和的宣传教育措施，而需要有公权力介入，从各个方面加强政府的管控力度。

　　我方友人们，时间还有2分钟，我们先讨论一下损益比的问题。您方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成本高，却一直回避我们的后续收益问题。

　　我们在预篇稿中已经提出了具体的产业带动效果。而且在环晓光的一项研究中，运用成本收益法，并参考三江市生活垃圾专项三类规划的具体指标计算得出，三江市生活垃圾分类可在投资后第5年实现净收益。并且我们在广州已经起到过许多带动作用，比如韩国通过立法强制处理垃圾分类回收，倒逼生物柴油产业增长率提升。显然，在长期实行垃圾分类的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收回成本获得收益，还可以开创经济生态循环，带动商业产业发展。

　　第二个问题，你方一直在说农村的情况，能否具体讲讲农村是怎么回事？农村垃圾分类其实具有农民优势的内在动力，并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城市垃圾分类成本约为200元/吨，而农村通过厨余垃圾堆肥、回收可回收物，就地回收处理成本可降至80元/吨以下。反观你方认为农村经济落后，无法承担分类成本，却忽视了农村垃圾无需长距离运输和就地转化的天然优势。

　　你方称有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相关观点，但我方也有心理学中的习惯行为模拟研究。行为固化需要经历外部约束行为、行为惯性和力量认同三个阶段。自2019年强制政策实施后，初期依赖定点定时投放加执法监管的外部约束，三年后，居民自主分类率由38%提升至89%，其中76%的受访者表示现在不分类反而觉得不舒服。这正是我们的习惯行为模拟模型产生的效果。

　　上方四辩对辩环节，双方交替发言，辩手无权终止对方未完成言论。一方发言完毕，另一方继续，直至时间用完；若一方有剩余时间可继续发言。正方先开始。

　　请问，上海的强制性政策主要是想解决什么矛盾呢？不能将所有城市都等同于上海，像我国西北地区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此外，您方之前提到垃圾填埋场面积的问题，为何要扩建垃圾填埋场呢？这与普通居民的垃圾分类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所有城市都和上海情况一样吗？所有城市都能像您方所举的德国柏林的例子那样吗？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您方如何论证推行强制性政策就会引发动乱呢？这种猜测是否过于夸张了？

　　接下来回应您方关于垃圾填埋场的例子。您方认为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够用，可以建设很多大型填埋场。但要知道，我国还在进行沙漠治理等工作。并且，您方所说的垃圾填埋问题，本质是垃圾持续增长的问题。然而，垃圾分类并不能减缓垃圾的持续增长，您方这两个观点之间缺乏逻辑联系。

　　其次，根据2019年上海市专项报告的强制高位初期数据，中国证券做过调查，仅雇用督导员的成本就高达11亿元。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回到您方第一个问题，垃圾填埋场的垃圾增长速度难以减缓，宣传教育能起到作用吗？从2020年到2025年，垃圾一直在持续爆发性增长，没有任何手段能够延缓这种趋势。目前试行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延缓，宣传教育已经开展了五年，同样没有取得明显效果。所以，无论是讨论的垃圾分类还是宣传教育，都无法减少垃圾的增长率，您方所说的垃圾增长率问题并不成立。

　　再者，根据2024年贵阳市的平安指数，73.9%的受访群众未参加相关的宣传会议或培训。大家真的不知道垃圾如何分类吗？宣传工作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呢？

　　最后，您方提到韩国实行付费制度后垃圾分类参与率从5.8%提升到了一定比例，但这一提升过程耗时十年。相比之下，强制性政策能够更快速地提升垃圾分类的效果。另外，宣传教育的成本并不低，我方已经给出了强制性政策的成本，您方是否应该论证一下宣传教育的成本为何如此之高呢？

　　综上所述，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我方认为目前的讨论都无法有效解决垃圾增长的问题，且宣传教育的效果和成本都存在疑问。

　　谢谢。我想问一下，对方所谓的强制性政策是否意味着要包含处罚，且处罚是否要有保障力。那么，处罚行为是否应首先确保我们具备垃圾分类的意识、知识和能力？

　　但在实践过程中，不能因为某些人只看重利益，就随意进行处罚。以地大为例，你现在具备四类垃圾分类的能力吗？有足够的垃圾桶供你进行垃圾分类吗？

　　我们的政策包括劝导员，然而在没有垃圾桶的情况下，劝导员劝告人们将垃圾扔到哪里呢？此次建设垃圾桶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从个人、企业到政府，是一个全方位成长的过程，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链条。所以，我们应该先建设垃圾场和垃圾桶，再培养人们的知识和意识，最后进行处罚。处罚应是最后一步。难道因为有人闯红灯就直接处罚，而不考虑是否有相应的引导吗？现在没有垃圾桶，人们只能随意扔垃圾，却要被罚款，这显然不合理。

　　我们进行处罚的对象应是不遵守规则、乱丢垃圾的人，而不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分类错误就进行不近人情的处罚。这样的法律是有问题的，政策应该具有弹性，不能随意处罚。

　　目前，连武汉这样较大的城市，其学校都没有四类垃圾分类的条件，又怎能要求其他地方具备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垃圾分类的初始阶段，应该以完善基本设施和增强公民意识为主，而不是以强制处罚为主。

　　你方是否有数据表明我们现在具备垃圾分类的能力呢？我们宿舍楼只有一个垃圾桶，让人如何进行分类呢？所以，我们需要在政策推行下全面推动建设，才能完善基础机制。请论证地方强制教育能否完善基础设施推进。我前面提到，强制性政策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实施。

　　正方三辩进行盘问答辩，时间为两分钟。三辩可以咨询对方除答辩以外的任意辩手，答辩方作答不能反问，答辩方计时，对方有权打断。

　　第一点，今天垃圾分类知晓率已经达到92%，这个数据并非我方给出，但其执行率仅为37%。请问您方有什么变革方法，能保证在推行教育体系后，所有人都能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您方刚才提到知晓率为70%多，但我方今天所讨论的知晓内容是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分，然而我们连这一点都难以做到，请问您方如何论证后续能进一步推进？接下来的10分钟内，您方是否有具体的方法论？

　　您方既强调知晓，又提及要知晓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具体分类，那么请问，到底要知晓到何种程度？我们今天的政策是知行合一，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就会教导民众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在实施过程中，民众也会逐渐自觉。

　　第二点，请问民众是认为道德底线被突破，还是法律红线被突破更为严重？我先回答您方一个问题，知行合一是在已经知晓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是在实践过程中推行的。您方能否回答我上一个问题，到底是道德更容易被突破，还是法律更容易被突破？

　　关于成本问题，您方是否承认我方所说的短期成本是可以承受的？我方所说的短期成本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今环境问题如此紧迫，我们最终要保证绿水青山大于金山银山，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这个成本为何不能承受？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并非都像上海一样。像海南等地可能还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农村地区只需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垃圾处理点。因此，这一措施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

　　我方的后期成本包括垃圾回收和循环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您方所说的宣传教育成本，如何证明其后期也能产生相应的成本效益呢？您方提到产业链问题，但那些处于产业链之外的中低收入群体该如何安置？产业链循环的经济效益能否弥补产业链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呢？我们今天要实现全面循环，政府通过企业回收垃圾获得资金，进而促进垃圾分类回收企业的发展。那么，如何将这些信息准确反馈给那些原本从事垃圾焚烧或回收的人员呢？

　　垃圾回收具有经济效益，这一点不会消失。

　　第四点，您方提到封闭性利益推广的问题，在我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答辩方计时，对方有权打断。

　　我想请问对方一辩，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相关的水法，那么在武汉，您见到违规排放污水的现象多吗？其实这是众所周知的。

　　可能会涉及到闯红灯，这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全。而闯红灯违反规定，闯红灯恰恰属于一种强制性政策，然而这种强制性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生命安全并不直接相关。

　　垃圾分类政策只是耗费更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相关设备。请问对方，对方刚也提到了垃圾车方面，其实这个案例是在贵阳市云岩区，这些前期遇到的问题是否会导致居民产生抗拒心理。

　　我先回答下一个问题，关于闯红灯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阻止人们闯红灯，会有更多人去闯红灯。当然需要法律约束，但目前法律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现在闯红灯的人依旧很多。

　　接着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前端分类后端混运，这是政府运输方面出了问题，为何要让居民产生抗拒心理？其实不难理解为何会产生抗拒心理，就好像我在家里分类放好垃圾，倒垃圾时却发现刚分好的垃圾被混运了，我之前所做的事情就白费了，这显然会让人心里不平衡，也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信心。

　　我注意到对方刚刚在回答时提到这是短暂性的痛苦，那你是否认为垃圾分类是短期性的事情？垃圾分类肯定要持续进行下去。如果用短暂性的痛苦来形容垃圾分类并不准确，因为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行的政策，可能要强制推行20年、30年。

　　然后是对方说的短期成本，你是否有计划这些短期成本包括哪些，投入成本的人现在是否要继续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