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鲁迅

反对鲁迅

　　来，有请正方辩手开篇陈词。

　　感谢主席，感谢在场各位。作为正方，我们支持鲁迅的观点，原因如下：

　　第一，结合大家的经历来看，我们能发现娜拉是温室里的花朵，现在花朵要离开温室，能否经得起社会的考验？可能你们会说，她之前知道会抄写人吗？但也要知道抄写人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她以前作为资本主义的阔太太，生活十分奢侈。现在她想要挣脱海尔茂，成为一名劳动妇女，生活条件比之从前必定会有天壤之别。我们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她生活的差异恐怕一时间很难让人接受。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她出走后，面对可能是饥寒交迫的日子，还能记得自己渴望自由的初心吗？正如鲁迅先生讲的，大家可以做个假设。

　　第二，她的出走是自己遭受压抑和本能反抗的处境。她的出走目的是为了教育自己，认识自己。她的思想处于女性崛起的萌芽阶段，即使走出了那间屋子，外面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典型枷锁，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并未改变。她无法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空间，无法追寻到她想要的人生价值，以及她本真的主体性，她想要的个体性解放终究是空中楼阁。

　　第三，她有海尔茂的三个孩子，虽然说她不再爱海尔茂，但作为一名母亲，不可能不管自己的孩子。她和海尔茂自言自语“再也见不着孩子了”，明确体现了这一点，母亲对孩子的爱和挂念，也会成为她出走后独立生活的重要牵绊。

　　我认为鲁迅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遭遇。进步青年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死去，思想解放的萧红尽管逃离了封建婚姻的枷锁，进入社会却仍面临女性的压迫，为了生计而辗转依附于萧军等男性，最终31岁英年早逝。同时，鲁迅的主张是不断斗争的方式，鼓励其精神，鲁迅在《伤逝》中塑造的子君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勇敢出逃，与涓生同居，但因经济困顿而死去。鲁迅在《伤逝》中写道，“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并非否定精神觉醒，而是在觉醒后提醒人采取正确的方式。相应的，娜拉觉醒后揭开男权社会将女性作为玩偶的虚伪面具，但她出走的方式并不成熟，未必会带来好的结局。鲁迅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为中国的女性觉醒乃至革命运动点燃了火种。

　　感谢正方一辩的发言，我方不认同鲁迅对于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看法。

　　首先，既然要讨论鲁迅的看法，我们应该明确鲁迅的观点是什么。“不是A就是B”说明仅存在A、B两种情况，那么A、B是属于矛盾关系。鲁迅认为娜拉走后仅有堕落和回来两种可能性。那么对方辩友，堕落和回来属于矛盾关系吗？

　　我方认为，娜拉走后不仅存在堕落和回来两种可能，还存在三种甚至更多的可能性。她可能陷入绝境或者走向新生。陷入绝境主要是依据于娜拉本身的局限和黑暗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而走向新生是大势所趋。无论是1854年挪威妇女获得继承权，还是1885年第一个争取妇女权利的协会成立，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种大势所趋下，加上娜拉本身坚忍的性格，她仍然有着走向新生的可能性。

　　第二点，鲁迅虽在我国的文学、文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他洞悉的是中国社会而非挪威社会，他是以静态的20世纪的眼光看待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应当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需注意，我方从不否认堕落与回来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我们讨论的是第三种或更多情况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希望反方辩友不要指鹿为马，迷信权威，多看一看更多的可能，千万不要以偏概全。

　　除此之外，我还要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对于鲁迅的观点“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回来意味着前提是脱离，那么脱离哪里，那就是《玩偶之家》。可是娜拉真的脱离了《玩偶之家》吗？文中已经提到，现在的社会不但女人藏着男人的傀儡，而且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互相作傀儡，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可能是“玩偶之家”，那么她脱离了“玩偶之家”吗？如果她没脱离，又何言她回来了呢？

　　谢谢，我的发言完毕。

　　我方认为要解决本次辩题，就不能从两方面讨论。

　　其一，主动所说的，那只有这两种学是合理性；其二，主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为什么说大家不得不想到错误，或者回归相信两种。这是因为文章结尾所提到的，其主理是私人的，不是社会的。在家庭中，她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丈夫和世界囚牢，因此从他们拍摄的是私人家庭，但丈夫是社会的缩影。而当她走出餐厅之后，才真正面对了可怕的社会。她走出家庭，才能看到像她这样的女性在社会中只是统计数字的一角。

　　1844年的挪威妇女只在纺织厂中共工作，而根据蒙得维的大学资料记录，到1865年瑞典合作会议统计在工厂中的就业率只有可怜的4%。直至1870年，以美国南部大农场来说，尚且改用黑色的机器操作员，一名普通工人的收入只有一点点，一顿午饭需要70克朗，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满足自己的温饱问题。

　　同时，当时的欧洲处于革命运动混乱之中，我们竟然看到在拿破仑民法典之颁布中仍然承认妇女的从属地位，妻子的行为能力，包括该古法单独拥有的使用财产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体现了当时欧洲对妇女权益的极不平等对待。

　　在当时的社会中，多数女性被灌输了所谓忍耐的思想，让她们本人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加深自我认识，达到自身的自由。这种思想最终和时代的落后一同让她们重新回到了深渊当中。

　　至于鲁迅会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从读者和中国社会都可以分析。鲁迅这篇文章是对北师大女学生的演讲，其中文章第二段中提到，若没有看出任何出路，更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她。像娜拉这样的人摆脱了枷锁，却无法生存，这其中的绝望，无疑比目的之前要更加痛苦。这篇演讲是为了让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们不要陷入娜拉式的困境，要通过自身的反抗，不拘泥于自我，同时要重视社会条件是否允许她们真正实现自由。

　　在文章的第十段提到了经济原因，钱是要给的，要给予获得财产的机会。而生存的原因在经济方面都给予了吗？在大家看来，生存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的约束，在当时中国则是旧社会给予了妇女的束缚。

　　经过了这些之后，鲁迅笔下的娜拉和当时进步青年一样，但是也离不开这样的悲剧结局。其内心之处认为要解决中国女性乃至世界女性的问题，第一步是经济自由，第二步是创造条件有序，才能让各种争取平等的尝试变得有效，让娜拉式的悲剧再少发生一些。

　　谢谢大家！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首先，我们知道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多数人会随波逐流，可能大多数像娜拉这样的人并不出众，但在社会进步当中，也有少数人成为了先驱。我方认为娜拉是有底气成为社会进步先驱的。

　　其一，她受过教育，她与克里斯蒂娜是同学关系，受过教育的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自然更容易。此外，她也有收入，虽然可能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娜，她的好朋友，在丈夫去世后，凭借一人的收入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这说明在当时的挪威社会，女性如果想挣钱养活自己是具备条件的。

　　其二，我们要看到，娜拉出走的决心非常坚定。或许有人认为她是一时冲动，但她和海尔茂先前有整整8年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当时是真心相爱的，虽然可能是娜拉没有认清自己的想法，但他们当时确实真心相爱。这种情感事实上是很难舍弃的，然而娜拉舍弃了，这说明她其实非常坚定。

　　对方观点过度强调了社会思潮对社会中个体独立的影响，但事实上，社会的进步除了先驱的作用，也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既然易卜生能写出这个作品，这就说明娜拉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典型形象，这意味着无数个娜拉可以构成一个群众基础，推动之后的女性运动。而女性运动也会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帮助更多的娜拉有能力走出家庭。

　　另外，对于正方所说的娜拉可能无法接受自己贫苦的生活，就像鲁迅先生也提到，唤醒之后可能无路可走。但对于她而言，她坚定地出走了，究竟是贫苦的独立生活之梦，还是富足的独立生活之梦，只有她自己知道。

　　正方三辩 · 陈词

　　支持鲁迅vs反对鲁迅

　　感谢主席，我代表我方，首先要重申我方观点：我方认为你今天这句话是正确的。

　　然后，我想对反方一辩提到的“鲁迅先生洞悉的是中国社会，我们要有新眼光”这一观点，做一个逻辑层面的分析。首先，反方指认鲁迅先生是中国人，而娜拉是挪威人，认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有一定差距，所以两者不能通用。我认为这个逻辑前提是有问题的。娜拉是女性，中国社会也有女性，这一点是成立的。娜拉受到社会压迫，如今中国社会的女性同样受到压迫，这一点也成立。并且两者都存在更进步性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娜拉的经历不能映射到中国社会，为什么中国女性与娜拉不能有共同点呢？我认为反方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

　　其次，反方一辩提到娜拉回来的前提是“不理”。我想问，反方说娜拉还处在一个“王老师家里”（此处表述可能有误），但不能直接断言她就在那里，请问依据何在？反方的这一论证并不充分。反方一方面要论证多种情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只给出了两种可能，即陷入绝境和走向新生。我想问，陷入绝境难道不是一种堕落吗？走向新生的依据又在哪里呢？而且，走向新生就一定意味着不能回来吗？反方给出的回来的前提是“脱离”，但凭什么说娜拉走出去就不是脱离了呢？

　　再者，我们看到反二提到科里斯基可以养活自己，就推断娜拉也可以养活自己，这里犯了充分理由律的错误。科里斯基之所以能找到工作，可能是因为她的某种情况（此处表述“他住了，他是那么们的病逝呀”可能有误），而娜拉是已婚女性，这两者存在差距，社会的看法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且，反方说大家不一定冲动舍弃情感，这一点其实毫无意义。实际上，在课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娜拉在与丈夫沟通时，也希望双方有所改变，在条件差不多的时候，她可能会回来。这也回到了我们的另一个观点，即回来不一定代表不幸。

　　主持人、对方辩友，大家好。首先，我要针对正方二辩的观点进行回应。您前面引用了一些图书馆的数据，提及 19 世纪时期的北欧，在多种领域存在不平等现象，包括就业率问题较为严重。但我记得您前几天在课上进行另一个话题讨论，论证两人是否应该离婚时，曾表示在挪威官网上查到的数据显示，北欧女性的就业数据非常可观，且在全球呈上升趋势。那么，您的这两种说法是否存在前后冲突呢？

　　从这里引出我方观点，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鲁迅观点中的女性有所不同。鲁迅的观点预测了女性的未来，这其实具有时空局限性。鲁迅所处的 20 世纪初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社会封建残余浓厚，绝大多数中国女性被伦理所摧残。而 19 世纪中后期的挪威，工商业已然崛起，社会逐步民主化，女性意识开始萌芽，只是由于法律上的偏见，使得妇女依附于家庭。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悲剧是封建思想与贫困共同作用的恶果，而挪威女性的困境则源于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且挪威女性已有意识觉醒并开始提出诉求。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得出，挪威女性将有更多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起码不会像中国女性那样被物质所困。这是我方二辩所阐述的观点，也是他个人的道理。

　　谢谢！

　　刚刚反方在指责我，现在我把数据重新给你读一遍。1840 年有 1.8%的工人，1865 年有 4%的工人有进步，1885 年后数据大幅上升。

　　我觉得对方现在对我的观点有一些误解。首先，我之前所说的“脱离”，意思是要先证明他回来了，然后再去证明回来的合理性。我不太理解一个叫“现任节目和走条新生请个合同先生”是什么意思，是与其他人结成新的家庭，还是说他真的成为了标杆，而且为什么他会陷入更多的可能性。你方说他性格很坚韧，但性格坚韧就能解决所有事情吗？

　　您方指责我方所指出的性格坚韧问题，那么您方是否是将个人及社会的进步归结为对主观能动性的否定？个人对社会的进步，您先跟我们说清楚到底是哪方面进步了，您现在只说在进步，却不说明有什么基础、怎样进步。我之前已经说过，如果女性地位已经达到极致，为什么在后面的几年里，还在不断进行斗争？如果当时真的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为什么后续还有这么多运动？就是因为当时女性已经开始觉醒，才会出现这样的女性运动。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女性运动，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并没有进步。

　　我想问您方辩友，如果说女性运动，就一定是以脱离家庭为基础吗？如果回来，是不是不一定就代表遭遇不幸？如果娜拉和海尔默都互相改变，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是不是与原来传统家庭不同，是不是意味着女性运动取得了新的进展？我方并没有说过女性运动必须先脱离，而是可以先回来再去脱离。如果您要证明她回来的合理性，您得先确定她脱离的是什么，是脱离了旧家庭，还是脱离了海尔默？您要先确定脱离的定义，才能定义回来。脱离本身与隐藏自己有什么关系，这是我方提出来的一个点。

　　鲁迅的观点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回来并不一定要和脱离有必然联系，关键看什么时候回来。我方认为回家可以是回到原本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已经是改变之后的，也可以是重新回到社会当中，重新找到进步的信念，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我方原本讨论的是针对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个绝对观点的不合理性。我们当然承认海尔默有改变的可能性，娜拉有回来的可能性，但同样也有海尔默不改变的可能性和娜拉不回来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一点，不能脱离文本来看问题。鲁迅说这些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激发中国的先进妇女，不能仅靠个人出走来对抗社会，必须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会力量。就像如果要开个窗户，直接说大家可能不同意，但换一种说法可能就会同意。

　　另外，您方四辩所说的，我觉得您方四辩的意思是这个社会只有女性会改变，男性就不会改变。而且反方问到娜拉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说的是改变到咱们带快如或者真正像朱熹一样带毁来，所以我觉得对方的逻辑根本无法成立。

　　首先，我方当时说海尔默不一定会因为对娜拉的爱而改变自身，并没有否认他对娜拉原生的爱本身，而娜拉的爱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爱，我们到现在暂时不做论述。

　　从文本来看，您方观点既没有人格证据，也没有文本证据。比如您方提到为什么海尔默最后一定会去试探妻子，为什么他不能自己做改变，文本强调的都是相反的方向。

　　还有，您从文本里都没有足够根据，却能得出与文本完全相反的行为逻辑，我觉得这没有充分理由。比如您质疑海尔默是否真的爱他的妻子，如果他真的完全不爱妻子，那他前面为什么要宠爱她，那些举措又是什么，他一开始的伤心、失落又是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怀疑妻子，完全可以像过去的人一样打骂并抛弃她，但他却说出爱他老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