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以价值理性为主导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以工具理性为主导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大家好。我方的观点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价值理性指导的绩效管理，是将公平正义、民主责任和公共价值作为绩效管理的核心坐标，在目标设定、执行过程和效果评估中，始终以价值共识引领工具选择，基于知识，用价值驾驭工具。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工具理性必须嵌入生活世界的价值与规范才有意义。这种模式强调两个核心特征： 　　第一，价值优先性。在制定考核指标前，必须优先追问政策为谁而做，何为真正的公共福祉，通过价值共识赋予绩效管理合法性。 　　第二，价值连贯性。从目标规划一直到最终的考核评估，价值理性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贯穿始终的标识。例如，评估营商环境不能只统计审批建制，还要追问市场主体获得感；考核基层干部不能止步于走访户数，而需检验是否化解民生痛点。

　　需要强调的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绝不等同于我方认为要抛弃工具理性，而是主张工具只有在相应的价值理性框架下发挥的作用才是积极的，因为价值是目的，工具是依赖。工具理性一旦脱离价值掌控，就会陷入指标造假、目标异化泥潭。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维度论证价值主导的必然性。 　　第一，价值理性是公共部门合法性的根基。企业可以以利润为终极目标，但公共部门的核心使命是捍卫公共利益。若绩效管理沉迷于效率竞赛，就会模糊公私界限，如医院为降低投诉率拒收重症患者，市政工程为赶工期压缩民主协商流程，这些看似高效的行为，实则摧毁公众信任。只有以价值理性为根基，才能确保绩效管理始终服务于人，而非数字。 　　第二，价值主导是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命题。从被管理者转变为服务对象，政府从压力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政府的绩效逻辑必须从压力传导转向价值驱动。以工具理性主导的指标体系催生了形式主义难题。基层政府对于指标目标的追求导致公共服务者建立了功利逻辑，为应对考核便于多具理性追求数量效率，而忽略了人道主义价值。 　　第三，价值理性为工具创新提供伦理框架。大数据考核、新阶量化等技术手段本身无关善恶，但其效果取决于价值导向。以大数据监控为例，对于追踪失踪儿童、保障特殊群体安全是善政；而对公民群体的无差别监控，侵犯公民隐私则是恶政。绩效管理唯有以保障人的尊严、促进社会正义为价值内核，将工具创新锁定价值轨道，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全景监狱式的技术统治，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公共组织。

　　显而易见，价值理性主导绩效管理是回归公共部门本质属性的必然选择，是破解治理碎片化的关键路径，也是我们构建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答案。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感谢正方一辩的立论发言。针对这个议题，我方的立场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以工具理性为主导。

　　在立论之初，我们首先要明确核心概念，即工具理性。它是由社会目标委托提出重要性的设置，强调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以最有效的途径、尽可能用理性计算的方式选择合适手段达成目标。简单来说，就是目标导向加理性选择。

　　基于这一界定，我方认为绩效管理的运行逻辑天然契合工具理性。我方认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需满足明确可操作目标、可量化、可变更的指标数据、知识反馈体系以及基于结果的自我问责机制，以及在有限的公共资源下实现最优服务、最大成效。而这正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逻辑。从定义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绩效管理是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它的制度设计逻辑本质上就是工具理性的制度化表达，而它的目标属性也决定了它天然适配工具理性。

　　其次，我方认为工具理性在绩效管理中具有结构性优势，而非只是简单的判断选择。对方可能会说工具理性只是技术手段，不能作为主导。但我方指出，在绩效管理中，工具理性是可选项还是结构性支撑？我方的理由有三： 　　第一，公共部门面临多重价值冲突时，若仅凭价值比较进行判断，就容易陷入无休止的拉扯，而工具理性提供的是成本收益、信息框架、目标手段匹配机制，能帮助我们在冲突中做出理性取舍，从而避免了主观随意性。 　　第二，绩效管理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化的支付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主导必须是客观数据、可量化的指标和制度化流程，而不是抽象的、主观的价值判断。 　　第三，绩效管理自身要评估、要优化，必须基于工具理性的运行机制，从目标设定到结果评估、问题诊断与策略调整。这一过程必须建立在指标清晰、反馈有效、硬性可控的闭环系统上，而价值理性本身并不具备建立这种反馈系统的能力，更无法提供技术回应，也不能形成循环性的优化路径。

　　最后，我方认为如果以价值理性指导绩效管理将会陷入如下的现实困境： 　　第一，不同群体对于价值目标的理解往往并不一致，如果由价值理性主导绩效管理，很可能导致公共管理目标模糊，绩效评估混乱，而这时就需要工具理性提供可量化、可操作的现实方案。 　　第二，过度诉诸价值理性到绩效管理，容易导致形式主义而结果失败，陷入一味道德追求而忽略成效评估，最后导致财政浪费和工作失误。

　　总而言之，我方认为，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落地的工具理性。价值体系自然提供方向，但它无法支撑一个运行系统。价值目标如果不能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就无法落实，它可以作为工具理性在目标约束，但决定其运行逻辑的是工具理性。我们说工具理性不是否定价值，而是帮助实现价值。所以我方主张，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应以工具理性为主导。

　　大家好，我们主要向反方提出四个问题。首先是本质性问题。

　　反方辩友，公共性法庭根基之一在于公共性，而公共性本质是价值理性驱动的集体契约。对于工具理性主导的量化管理是否规划职业，这并不利于体系，只是单一化的数字游戏。这种效率导向是否偏离了公共部门维护稳定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任务？

　　反方辩友回答：由我来回答一下正方辩友的问题。首先，公共部门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因为这些是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要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必要的手段就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工具理性，建立合法、正规、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保障我们实现这些价值目标，让项目可行、有章可循，避免随意性。例如在资源分配的公平方面，运用工具理性来分析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同时对资源产出进行记录和评估，而不是靠主观臆断。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推崇工具理性主导下的量化指标时，是否会导致数据背后的民意流失？比如有学校在教育局采用标准化测试平均分考核学生，医院也用贫困数据给医生和学校贴上基础差的标签，使其失去经费支持，这是不是工具理性竞争对真正公平的损害？公共部门能够利用工具理性，但要注意其结构性的问题。请问反方，什么叫结构性？这种工具理性的结构特性是怎样的？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更容易出现这种结构问题，而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一开始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形成更加成熟的规则，避免出现这种结构问题。而且现在是我方提问环节。

　　我方还有一个问题，虽然你们认为之前社会上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但为什么在工具理性配置下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是工具理性指导，这种结构问题更容易出现。

　　接下来，请对方辩友回答。首先从一辩来看，我们秉持相同的观点，即公共部门会在正确的价值理性追求下进行合理的机制设定。但根据你方所说按照工具理性设定之后，教育会出现一些问题以及评判标准问题，而我们是遵循价值理性来进行设定的。如果存在工具理性偏差的问题，既然你方说要针对价值理性来进行设定，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进行绩效管理，那是不是默认它就是在价值理性引导下进行的？关键是谁主导的问题。

　　请问对方辩友，当时对方辩友在一辩陈词时提出，公共性在价值层面要有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关注各种民众、公众的价值问题和需求。不同群体对公平正义的价值理解存在差异，比如在分配公平中，有人认为平均分配是公平，有人认为按比例分配是公平。那么请问在绩效管理中遇到这种价值冲突时，如何确定统一的价值标准？

　　首先，我想说我们并非做不到，因为我们坚持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统一。价值理性提供目标引领，我们提供的实际上是政策服务措施，并不存在价值理性缺失主导的情况。

　　OK，开始。资信的评委最终辩论活动以新式阐明工作部门绩效管理以价值体系为主基，以公平、正义、民主的公共价值主导并贯穿绩效管理的全流程。

　　接下来我将从绩效管理的全流程切入，进一步论证价值的必要性。

　　首先，绩效计划制定也有从价值出发才能定义正确问题价值与精准到有效管理。但是我们的源头诊断政治历史而做，使可以政策目的与绩效计划的设置，让价值随着行政链条贯穿多个层次结构的行政欲望遇到正确梳理它，避免在绩效思考沦为自上而下基层视角和看数据的机械循环，避免其落入目标悬浮数据框架的困境。

　　其次，基于价值的确认与指引，绩效计划在执行阶段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我们需要明确，绩效执行并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当价值共识取代碎片化指标成为执行导向时，部门博弈自然转向行政创新，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绩效管理的开展目的。

　　此外，价值理念对于绩效环节的赋能不仅解决组织层面，它在自己维度众多的公共服务的管理机制更多实现研究表明，当公务员感知到组织的公平氛围以及工作的意义性时，内在的激励水平显著上升，更能有效践行绩效计划。

　　同时，公共服务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标准模型，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集体性，在实际工作中，公务员常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和难以预测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学习培训指导的绩效管理为公务员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和人性化的指示框架。它强调，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公共利益、社会公平以及公共需求的价值导向，使公务员能够在复杂情境中做出更加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更好地实现绩效管理背后的战略目的。

　　此后，在绩效评估和改进阶段，以战略理性为主导的绩效评估不仅关注结果，更注重于过程中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表现。那通过多元化的评估指标与服务质量的全面衡量绩效计划的实施结果，确保评估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公共服务的价值实践程度。这种基于价值的评估绩效能够为后续的绩效改进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性的反馈，也更加容易被公务员所识别，促使绩效管理从下到上的修正实现。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刚才提到的绩效管理，不仅能够确保精确问题在各组织间准确传达，避免工作人员滥用虚假的数据卡带来的再次关政策，还能促进政府间和部门间的合作，最终推进政府系统的高效运作。

　　因此，我方再次强调公共价值嵌入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唯有在公共价值的轨道上行驶，才能保证方向不偏、高低不竭、速度不畅，稳健驶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各位评委，各位辩友大家好，感谢对方辩题新颖的发言。首先我方要陈述一个观点，寻找病因并不代表否定下一次我方强调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机制里面，质量管理机制是工具理性，因为质量管理不是下体面的表达，这个操作系统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分配资源、如何描述、如何对资源状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明确标准信息或可控性判断之上，这也就是工具理性本质的说法，它作用应该体现在目标设定和运行层面，以提供方向而非逻辑正义。

　　因此我们主张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紧密约束而非概率理性理论。

　　我们来澄清工具理性的一种学理性是实践比较高的算法笔记，以基于数据和严谨周详作为支撑。

　　而针对对方辩友的观点，我方将做出如下的回应。

　　首先，对方辩友提出公共部门的目标是公共价值的实现，因此应该由价值性主导的管理。但是我方认为这种观点和狭义价值债定制度意义行的区别就是公共价值是政府存在基础，在绩效管理层面要解决的是要做到公平，而不是要不要公平。这个目标可以依赖价值，但在绩效管理规则则必须依赖逻辑、信息、标准统一、手段明确的工具理性才可以实现。我们不能靠“我觉得公平”去管理教育，而是要靠优质的教育资源下沉比例、学生学历提升等量化指标去兑现教育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工具理性提供了对公共行为约束的约束机制，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责任，制定公共项目失败后，往往会缺失一个强制问责，形成责任是靠治理专项。

　　第三个，对方担心的是工具理性容易固化，流程难以适应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工具理性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可能性和反馈可直接优化的动态体系，现在绩效管理层是循环迭代，通过制度性反馈不断调整方向，提升自己成绩。因社会复杂，所以说更需要用科学理性而非理想主义而去维持制度的稳定。

　　基于以上回应，我方再次重申理论的核心观点，工具理性并不排斥战略理性，而是支持其实现动态性。我们主张战略理性引导方向，工具理性主导运作，两者功能互补，战略主导逻辑并必须分离，是不可执行的。工具理性是将公共价值从这些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成果的桥梁，我们并不否定公共价值重要性，正因这些理想需要保护，所以我们更不能让它停留在理念层面。价值是目标，工具促进行动，让公平成为某个主要的改善方向，那这一通过结构反馈机制持续追踪，更是对它最认真的回应。我放发言结束。

　　问一下，对方一辩在质询我方观点时，提出他们的价值性需要遵循一定价值范式。他们要通过产品、用户等方式，确保目标符合他们的战略转型。但我认为不同群体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会出现偏差。

　　比如说在分配中，有人认为平均分配是公平正义，有人认为按需分配是公平正义。在社会规划中，要在逻辑层面统一这一目标标准。同时，在判断产生价值冲突、观念冲突的情况下，在缺乏统一、客观定论的情况下，公共部门如何确定价值理性的准确评估，保证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在资源管理中的价值理解和执行一致。

　　首先，对方辩友可能对我方辩论观点的理解存在偏差。我方辩论一直围绕对方辩友所说的重点展开，但对方辩友提出，价值主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会导致价值方面的偏差，以及价值主导地位的价值判断性质问题。我方对此回应，公共部门具有公共性，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殊关注点，但在公共主导下，我们在集中层面有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作为公共部门，我们有责任发扬民主优势，广泛选举出能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在符合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下进行公共的价值判断和伟大选择，这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达成党的追求目标的途径。

　　还有一个问题，不同人的观念不同，公共部门如何保证价值理性的准确评估，保证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价值评估准确一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普惠性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公共价值导向，会随时对民意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在动态反馈机制下更新价值判断。价值理性强调的底线并非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与人民利益相契合，避免出现对方所说的僵化而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

　　有人提出，没有说明政府如何推行其价值判断标准，也没有提及价值判断标准和讲法，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在资源管理评价中对价值理性的理解与执行机制。我上次回答提到，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很好的解决方式，具体可查阅人民代表大会的运作方式。

　　第二个问题，1982年有人提到，公务员在执行工作遇到复杂情况时，会遵循最高的功利追求来进行判断选择。想问如果两人群利益冲突，是否会导致不公平，比如一方会侵犯弱势群体利益，影响另一群人利益。在家庭资源分配关系中，如果以生态属性为主导，如何保证资源分配真正合理。我方认为，在功利主导下更容易出现此类问题。反方比我方更强调短期效益和长期价值的区别，公共部门的效率应包含社会成本，不能一味倾向表面上的优势群体利益，否则长期发展会导致弱势群体更加弱势，这并非国家希望看到的。而且生产管理要求在计算中纳入公平分配、正义生态责任的隐性成本，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而非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我想问一下，正方观点提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社会价值的理解不同，认为价值理性会造成对这种多样性理解的偏差，那是否认为工具理性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来回答，工具理性是将各种价值均值进行整合，以固定化的指标进行项目评估，会最大幅度减少因认识偏差导致的项目实施障碍，但并非能完全消除这种影响。

　　对方辩友提出根据理性是最有价值认知的，这正是价值理性主导的事情，为何用此反驳我方观点？首先，我方所说的工具理性并非是价值理性的各种融合体，工具理性是在价值理性的分析下，提供客观指标来衡量项目实施的效果。

　　我方刚刚提到，若价值目标正确，这是否还是承认价值理性起主导作用？并非主导就意味着是主体。

　　请问，您是否认可我方观点？

　　明白。根据您对价值的阐述，价值理性是由性命而来，它遵循以最有效的手段达成目标，这与我方对工具理性的价值在概念上存在较大偏差。

　　我想再听一下您对我方观点的解读，正方可以简要说明。您将工具理性当成一种手段，把价值当成目的。我方二辩明确说价值理性是引领路径，工具是手段和命令，您陈述的工具理性是手段与目的的结合，这与我方二辩的定义一致。因为您认为工具理性重在计算，关注手段对于目的的实现，所有行为的逻辑都来自于最后达成的结果。利马斯在对我方观点进行反驳时，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最大的区分在于工具理性更多考虑后果要素，而对于价值目的本身的关注较少，但实际上二者要素都有考虑。

　　我方认为，价值是目的，先设立目标，再用工具解决问题。即便工具更注重后果，这也是流程问题，我方承认工具是手段。但我方辩题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并非不承认您所说的内容。我方当时也明确表示，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并不等于抛弃工具理性。

　　我认为，从一开始基于具体价值去讨论价值，没有意义。我还是想问，我方对于价值的定义错在哪里？

　　您方对我方观点的回应，都在强调对我方观点的解读。我方甚至认可您方二辩所说的话，觉得与我方观点一致，想把这些内容添加到我方纸稿中。价值理性为主导，引领工具理性作为手段，这与我方观点相同。

　　接下来，对方提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即由谁来判断哪种价值、哪种群体来判断价值，认为价值一旦主导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私利，但我国是民主集中制国家，更加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服从多数人的集体利益。而且政府在做出决策之前，会有很多民主协商流程，召开听证会以及民主协商会，选出更符合多数人集体利益的方案，不会根据每个人的私意争吵。

　　这就像开车，价值理性告诉方向，工具理性决定行驶方案，但方向不能绝对决定行驶方案。如果一开始方向错误，就会导致南辕北辙的后果。假如一开始设定的轨道错误，工具理性按照既定方式进行，得出的结果并非我们想要的，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我方认为，若价值理性未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方向指引，工具理性的解释就是错误的，得出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工具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修正价值目标，使其更加科学合理。我方从未说要放弃工具理性，一直强调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工具理性是辅助手段。先有价值，后有工具，而非先用工具来指导整个管理过程。

　　我方强调以价值理性为主导，首先要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然后选择相应的工具作为辅助来实现目标，并非让价值脱离实际，空中楼阁。

　　我方认为，对方辩友对绩效管理的理解存在偏差。绩效管理强调每个公共部门都要精细设定目标和价值，比如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明确是追求环保还是经济，这是一开始就应树立的价值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公共部门会不考虑价值，直接用工具实现目标。

　　但您提到的追求环保或其他目标缺乏具体衡量标准，按此判断推进公共服务政策执行工作会失去明确方向，导致目标虚化问题。然而，我方确定价值后会寻找工具。您认为价值难以衡量所以选择工具，这其实也是将价值放在问题前面，认同了我方观点。

　　另外，价值真的难以量化吗？是价值理性的问题，还是缺乏衡量价值并做出相应标准规划的能力？价值真的需要事无巨细地量化吗？如果事无巨细地量化，是否会陷入执行僵化的境地？在实际过程中，是否应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给各个部门的实际执法人员留一些可操作的空间，而非用工具规划所有流程？

　　对方辩友提到在进行不同价值选择时，会采用研讨等方案进行精准选择。那么在判断正确的价值选择时，是否采用了工具理性的手段，比如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制度体现。

　　我方再次强调，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工具理性为手段。少数服从多数本身是一种工具，最终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价值。我们先考虑到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价值判断，所以才进行听证会，价值决定了我们使用工具。但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就无法判断价值，只会盲目争吵。

　　政府与企业、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追求公平正义等事物价值，这是政府天然的价值判断。您方认为应以公平正义为判断标准，我方认同。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需要判断，怎么能确定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正确的呢？我们并非追求绝对正确，只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在实际情况中，可能会对价值进行修正和改进，先修正价值，再改进工具。

　　比如，我们现在认为少数人的权益也应该得到保障，这是对价值的修正，所以才会倾听少数人的意见，关注少数群体，这也是对工具的改进。所以是先有价值的修正，然后才有工具的改变。

　　我方认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目标确定之后，落实和检验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强调的是可操作性。绩效管理不仅具有实现商业目标的意义，还具有开发目标以及组织目标，这些目标您方并未提及。

　　最后，是否认同只有确定正确的绩效目标，才能保证更好地达成最佳绩效结果？如果没有可具体评判的内容，价值导向的绩效管理实施是否会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