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保密意识，法律惩戒更重要

提高保密意识，教育引导更重要

　　感谢主席，各位好。法为教之基，律作绳之准。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整个保密工作体系的底层设计。

　　在当下，国家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保密手段已从传统的纸质形式，发展到声光电子等多种形式，泄密渠道增多，风险更大。保密工作的对象、领域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些经济和实体组织涉密领域增多，人员流动性加强，流向复杂，管理难度加大。保密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99%的完成度是不够的，只要出现1%的泄密，就会导致保密工作的失败。因此，我方认为保密不应仅仅是一种教育，而应是一条明确的要求，违反者将受到法律惩戒。

　　首先，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却落后于技术，给社会保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于AI的开源性，开发者可以利用爬虫获取用户用AI处理过的数据，根据简单的会议纪要便可模拟生成整场会议内容。三星公司引入ChatGPT不到20天，就接连发生三起数据泄露事件，其中两起是因为工程师使用ChatGPT的电子代码修复和优化，一起是因为员工使用ChatGPT整理会议记录造成数据泄露。

　　其次，由于AI的生成特性，它可以在发现数据漏洞之后不断利用漏洞升级泄密手段。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团队发现，像ChatGPT4模型，输入常见漏洞列表后，该模型能够自动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攻击，成功率高达87%。法学专家李忠指出，目前尚无一部规范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专门法律对人工智能涉及的保密问题提出规定，一些人工智能的立法文件对保密要求的迭代更新滞后，根本未提出保密要求，一些保密法律比较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一些保密法规位阶较低，所起作用有限，无法应对当下的复杂情况。

　　此时，如果我们能够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内部数据和涉密会议严禁直接使用AI处理，并按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给相关人员划定红线。对于那些涉密岗位的人员，他们一定接受过比我们更为严格的保密教育，却仍然抵挡不住内心的冲动和诱惑。2016年，某核心涉密科研工作人员因末位淘汰待岗，心生不满，大量窃取涉密文件。2023年3月，国内某科技单位处理工程师向境外间谍机构售卖情报、数据，犯间谍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死刑。法律审判的结果可以作为鲜活的教材，此次法律惩戒能够补全公众对于未知涉密风险的认知漏洞。

　　2022年7月的一次执法检查发现，某App共收集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条个人信息，其中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1.07亿条，年龄段信息三百五十万条，职业信息一千六百三十三万条，新型相关信息一百四十余万条。

　　反方四辩质询正方一辩。

　　首先确认一下，能听清我声音吧？可以听见。

　　效果和意识并非同一概念。我们不能认为效果提升了，意识就必然提升。

　　我想问，意识的提升是大家自发去做，还是被动去做？若您方认为只要被动去做，就算意识提升了，那么监狱里刚杀过人、犯过法的犯人，他们在监狱里遵守规定，可能只是迫于压力，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保密意识提升了。

　　我们一定要等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才采取措施吗？当然不是。法律沉淀可以避免更多事情的发生，而您方所说的教育并不能保证只要进行教育就不会出现问题。

　　您刚刚也提到，现在情况复杂多变，尤其是在AI公司技术越发成熟的当下，泄密现象越来越多，但法律还未涉及这一部分，在完善立法前，那些泄密问题该怎么办？

　　您方观点认为，在立法之前人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性，因此更需要教育来告诉大家哪些事情会侵犯别人的肖像权等。这里我方强调一下，对方实际上承认了法律罪则本身具有滞后性，我方观点成立，我的质询结束。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指出，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是指涉密人员参与涉密活动中对其行为的自我约束，以保证自身行为符合保密法律法规要求。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也是检验党员党性和政治觉悟的重要标准之一。

　　法律惩戒是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主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纪律处分的强制性追责机制，而教育引导是以多种教育手段使保密工作相关人员和人民群众提升对保密重要性的认知，树立普通保密、自觉保密的价值观。

　　我方的评判标准是何者更能解决人们的认知问题和价值观问题。我方着重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首先，教育引导能让人们更具能动性地做出保密的选择，从被动了解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通过教育引导能够提升大家的意识。而良好的保密价值观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道德。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是马克思对道德的本质做出的最精辟的阐述。所谓自律，指的是摆脱外在强制力量，依据人们内心的法则自觉地做出判断与选择，让每个公民在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保密价值观。

　　而法律惩戒具有滞后性，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引导，让已经发生的泄密事件不再重演，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树立良好的保密观念，尽可能促使事情在未发生之前就得到预防，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再去进行大范围的补救和完善。这提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教育引导更具有预防性优势，能根本性解决涉密问题。

　　一个社会的保密氛围是否良好，一个国家能否长久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保密认知和价值观。加强保密历史教育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例如，今天中国政府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组织全省300余人前往实训平台参加保密教育活动。学校中，清华中小学开展全国保密宣传教育，由学生代表演讲，以鲜活事例阐述日常保密行动和思考，立下守护国家秘密的誓言。社会上，网络公益宣传片树立保密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个时代需要人们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可以吗？第一个问题，教育引导不会出现被动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向你灌输学习相关内容，你的接收是否是被动的。这样的方式导师不一定认可，谢谢。所以法律本身的成熟也不一定是你方所说的被动，因此你方当时给我方扣的这个帽子是不存在的。被动主动与非意识无关，只要有提高就可以。

　　第二件事情，我想请问一下，你方认为教育引导和道德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教育引导和道德的标准都是我们历代贤人加上本民族的智慧结晶而来，是由谁制定的呢？具体来说是国家政府和人民，确切地讲是由国家政府所制定的相互嵌合的法律法规，来帮助我们厘清在时代变化之下，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所以标准的前提是要制定法律，而目前仅有举证法律条文，上面没有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解释的法律。在这里，法律的漏洞依然存在，那么保密意识的标准是否首先要完善法律建设？

　　我方已经说过，在法律完善之前，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了解其中的危害，然后自觉反思。如果界限不明确、不解释清楚这件事情，你方也不知道哪些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哪些是没有建议的，所以这是我方发现的问题。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方讲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吧？就像有一个人是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他接受了那么多高等教育，最后反而成为了泄密人员之一。我想问一下，是教育引导做得不够吗？不是的，恰恰是因为执法本身惩处的力度有限，因为他的案例最后只被判了两年零十个月的刑期，执法也不严，这是否会导致保密意识不足呢？

　　接下来开始自由辩论，先从正方开始。

　　我问第一个问题，立法是严肃的政策，保密问题要不要解决？是否想谈一下群众意见？我方认为，只有通过合理设计，民众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行为的界限，明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而你方承认了法律问题在现状下更为严重，却不打算解决。我方认为只有通过我方的立场才能解决该问题，所以请说明为何你方的道理无法解决问题。

　　一方面，我方认可你方所说的法律被赋予的界限，但你方要说明，进入相关评议后，应通过什么手段达成自律，实现有效效果。其次，在法律制定之前，在一切防范措施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要靠什么树立保密意识？正是因为制定了法律，大家才有了参照，才会去学习。如果没有法律参照，自发学习是碎片化、零散的、不系统的，无法更好地提高保密意识。所以请回答，到底哪种方式才更具根本性？

　　同学，如果你对某些话题有好奇，你方的政策强调从群众中来，但这种讨论是否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群众认为什么是保密，这是否就是保密的全部内涵？在没有保密法规的时候，革命历史中的地下党没有法律约束，但他们依旧知道保密的作用。这说明什么？

　　我换个问题，比如三星公司引入China gdt之后，20天内发生了三起泄密事件。在这种隐蔽性更强的泄密事件发生时，该如何解决？

　　同学，我已经说明，在没有法律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地下党依旧知道保密，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党的教育。现在回到问题，在当前这些问题下，该如何解决？当然是增加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保密意识。如果大家都有了保密意识，还会主动去做泄密的事情吗？

　　第三个问题，你如何看待习近平提出的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一个人有坚定的信仰，并非是法律告诉他信仰应该是什么样，而是选择相信法律法规之后才得到了相应的效果。所以这其实是你方偷渡了教育的成果，我方先解决了根本问题，请继续回答我之前的问题。

　　对方辩友今天的意思是，革命历史中的人们不是靠最早的教育形成信仰，而是没有法律限制。我想问，关于AI的跨点，在AI相关行为的限定手段上，法律还未监管到的地方，难道不恰恰需要完善法律的现实规定吗？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把视频放到网上会泄密，这难道不恰恰需要法律来告知吗？现在大家在处理视频时，也可能在生成合同的过程中泄露信息，这种界限的划定有没有必要？没错，非常有必要。而你方一直不提如何告知，请问告知的手段是不是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绝密、机密和秘密的区别是什么吗？保密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我方建立了界限体系，而你方……我不想再和你方争论先后顺序，因为我方也清楚群众意见的重要性，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二，你方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因为法律规定要爱国才爱国吗？

　　关于绝密、机密的问题，其划分是依据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的程度进行划分的。你方提到大家需要通过教育方法来了解这个问题，天津科技大学有篇论文指出，99.1%的人能分辨出公开军事基地照片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有人泄密呢？是因为教育不够多吗？他们没有将这种认知内化为行为，没有认识到拍摄军事基地是过分且对国家不好的行为，因此我们更需要提升教育。

　　我们假设我是一个法官，在法律形成前，是不是至少要通过教育引导让人们了解这些问题的区别？马克思说，当资本家的利润有200%的时候，他就愿意为这件事铤而走险，请问你的教育要怎么解决这种人性上的根本问题？

　　同学，如果你说有些人一定不改，我举个例子，美国的斯诺登，他是法律方面的从业人员，很懂法，但他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泄密的道路？即便有1%的可能泄密，这是你能接受的吗？我们应该比较强制力的作用和软性手段谁的保护效果更好。

　　我方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群众，目的是提升意识，而非单纯追求所有效果。其次，我方可以和你探讨效果，我方所说的是长远效果。为什么有这么多活动，比如新华中学开展宣讲活动，连小学生都知道保密，开展这些宣讲就是为了在更长远的层面提升意识。再次，宣传守纪的手段是软性手段，而我方的法律成熟后能够形成一种刚性手段，将保密意识明确下来。保密意识是最后的一道防线，绝对不可以被突破。你方的辅助手段到底是更重要，还是……

　　对方一开始提到党内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思想上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动问题，这也是总书记说的，请你解释，为什么你认为法律威慑不能作用于思想层面？

　　我们今天的辩题讨论的不是法律惩戒，我方已经给出说明，惩戒就是各种处罚。我方要用一种界限的明晰，为什么不可以设定界限？你会发现界限本身的制定已经更为重要，一件事情的性质和伤害程度决定了法律的处置，这是法律本身的意义。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对方辩友，贝卡利亚在《刑法学》中指出，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法的严肃性，而恰恰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这恰恰说明刑法的这种法律惩戒能够提升大家的意识。谢谢。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卡。非常感谢。我认为，我们不能否定法律实践本身的作用，但不能仅从法律视角考量一件事情，因为它具有极其显著的属性。

　　第一是滞后性，我们必须要等事情发生了才能去解决，断后性就是滞后性。第二，也是我在咨询时跟您确认过的效果和意识。公司如今要提升一种意识，从长远层面来看，就是如何更有效地提升大家的意识。我刚刚举过例子，在抗战时期，我们的地下党在没有所谓保密法这种约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保密意识，哪怕敌人用刀枪威胁，依旧面不改色，这就体现了保密教育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更精准、更持久、更长效的方法，这才是更根本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切党内问题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而保密工作正是从党内开始的。正是因为思想上存在问题，行动才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扭转行动上的问题，我们要先从思想入手。

　　下面我阐述我方的另一个观点。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新一代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深度应用且发展迅速的数字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技术裂变加速、信息急剧交流的时代。如今，信息安全风险早已突破传统边界，影响广泛。我们一味地依靠法律输出只是一种有限的效果，当然，我方从未否认法律具有社会作用，但我们要深思，什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什么才能像官方判案一样，对层出不穷的泄密案件做到防范于未然？我相信答案已经明确，那就是教育引导。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是历史经验方面，教育引导需要文化自觉的认同。2024 年新修订的保密法中，把保密宣传教育写入总则，就是对文化自觉价值的认知。如今的信息安全风险，我们每个月有一场保密大讲堂，在天津市体校开展的保密教育，从教师到学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哪怕在 B 站相关的保密教育视频也有高达 31.5 万的播放量。这种内生动力不是对方所说的一纸罚单能够激发的。如今公司资源分配压力较大，跨境数据取证成本高，而教育能够持续地在专业人员和网民认知中发挥作用。

　　此外，我要谈谈现实挑战。现实挑战中最突出的是法律难以触及的盲区。我们一直在讨论 AI 时代，在这个时代，新事物不断涌现，法律因为自身完善的周期性，输出的社会效果有限，但我们可以依靠教育引导，依靠效率来解决全面覆盖的问题，这是高成本的法律手段难以企及的。

　　最后，各位，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引导，让每一个公民成为守护国家秘密的细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守护好国家的安全。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如果你也认为这是一个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信息成为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很好奇，数据分泌的界限界定问题和保密的先导工作为什么只是慎重？因为国内没有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生产式的解释相关的法律条文，即便是你方所提到的相关保密法，它也仅仅是对相关领域做了一些大数据学的划分，而并不具备具体执行方面的规定。

　　所以才会出现，比如我方给出的案例，公司里面应用ChatGPT，导致公司内部机密文件的泄露；或者是政府机关里面用它来生成一篇会议纪要，也会导致算法调取它的原始数据，导致数据本身的泄露。我们发现这些泄密事件所造成的保密风险隐患，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大。

　　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要怎么警醒人们意识到这件事情，一定是要靠法律惩处才会实现的。如我方所讲的权威性上的定性，告诉人们哪些是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这是权威上的第一个确定，让大家意识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第二件事情是在后端，也就是你方很在意的法律滞后性问题。我方恰恰认为这是法律生命力的底线，因为持续中的这些条例，恰恰让我们意识到，做到这个限定界限的时候，会得到制裁。而这件事情对大家起到的约束效果更好。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保密工作事件性质本身。我方觉得这件事情由不得独善其身，不能有丝毫马虎。原因就是因为任何危及保密意识的事情都跟国家安全相关，跟国家安全发展的全局相关。所以我们要求的是百分之百绝对地判定这件事情的错误与正确，而不是仅仅靠道德准则来引导。道德引导完全是辅助性的手段，我方强调过很多次，辅助跟强制是针对某件事情定性之后所必须要做出的区分。

　　而在保密事件里面，教育引导一定不是更重要的环节。因为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法律为教育制度进行定性和护航的时候，教育本身是碎片化的、分散的、不集中的，是不能够实现预期效果的，反而会带来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