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对反派共情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当越来越多人共情文艺作品中的反派时，我们为何要保持警惕？

　　首先明确概念，共情是基于理解的情感共鸣，在洞悉反派逻辑的同时合理化他的后续行为；警惕是对潜在风险的敏锐觉察；反派则是文艺作品中与正派对立的破坏者。

　　我方认为，判断是否要对这种共情保持警惕的核心在于，这种共情是否可能正在削弱社会的道德底线，扭曲价值认知，并为现实中的行为失范埋下隐患。接下来，我方将从社会心理危机和价值导向两个维度论述。

　　第一，共情反派的本质是社会焦虑的激情投射。当代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传导，996工作模式下的生存焦虑、阶级固化带来的上升困境、人际关系原子化导致的情感疏离，共同构成了《2024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所提及的普遍不安。当文艺作品中的反派以极端方式反抗规则，如通过暴力权术颠覆心灵秩序，观众在反派身上看到的往往是自己被压抑的愤怒。这正是社会学家西奥多所说的快感投射，我们在反叛破败中获得短暂的情绪宣泄，却选择性忽视其行为的反社会性。

　　神经科学中的情感知觉模型揭示，人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在共情过程中模拟他人的情绪体验。2023年《社会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的实验显示，持续共情具有毁灭美学特征的反派，会导致个体的越轨行为心理阈值升高37%，这种模仿效应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发现，62%的受访青少年承认曾因共情反派角色而合理化某些不良行为。以“社会伤害”为由实施报复的共情，就可以异化为道德推脱的借口，用“社会逼我如此”的归因逻辑消解个人行为的责任意识，继而升级为现实世界中的情绪出口。

　　例如，《狂飙》中最后提供高启强犯罪证据的黄瑶，被共情高启强的观众大骂“白眼狼”，上升至对演员本身的攻击，而对剧中走向正义的角色施以暴力。这种广告效应下的认知偏移正在制造价值天平的系统性倾斜。

　　资本驱动下的内容生产机制正将反派“饭圈化”为流量密码。以《狂飙》为例，剧中高启强的个人向剪辑在抖音累计播放量超过87亿次，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微博热搜，而被他伤害的受害者群体的讨论量仅为其1/20。这种注意力失衡的背后是对反派的精心包装。

　　这种操作导致的后果是，中国科学技术研究所2024年调查显示，43%的观众认为高启强的行为情有可原，只有28%的人能完整复述其罪行细节。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对反派的过度共情反过来影响创作者，进一步压缩正派的生存空间。

　　反派角色因其自带的戏剧性冲突、复杂动机和黑化的转变，天然比正派更具话题性。而创作者为迎合受众对爽感、痛感的需求，主动将叙事重心倾斜向反派，塑造那些坚守规则却被创作者忽视个性的角色。如《狂飙》中安欣，剧中完全没有对其童年的生活环境、当警察后的心态变化过程的刻画。如果本是歌颂张桂梅校长对教育的信仰、自信的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态度，却一味地将这种坚持归于逝去的丈夫。

　　正方一辩 · 开篇陈词

　　在竞争中逐渐边缘化。当文艺作品的重心从弘扬真善美转向解构反派的合理性，社会价值坐标系就会发生微妙倾斜。

　　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提出的文化工业现象，批量生产的反派正在塑造新一代的观众认知。B站2023年用户调研显示，18 - 25岁群体中，崇拜反派的强大与超越，认同正派的坚守成为文艺作品吸引力的首要因素。

　　这种趋势若任其发展，将导致“笑贫不笑娼”的价值混淆。当加害者的悲惨过去被无限放大，受害者的苦难就会被悄然遗忘，社会对善恶的基本共识将面临瓦解。从这引发了一系列情况。

　　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

　　反派是文艺作品中与正派相对立的角色。我们今天讨论的应是能达成共识的板块。正派和反派具有一定灵活性，有时是反派，有时是正派。我们只讨论特定情境下一定是反派的情况，否则这个讨论没有意义。

　　接下来问关于共情的问题。我方认为，共情是在基于理解的基础上产生情感共鸣，所以共情不能仅仅是理解。那么请问，您方认为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共情？

　　首先回答上一个问题，共情需要更多的理解，但不仅仅是理解，它是在理解基础上需要有情感共鸣。至于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共情，比如有相似的经历，或者对方的遭遇比较悲惨，就能够共情。所以我们认为，共情的前提是对事物有一定全面的认识。

　　回到咱们的辩题上，您方认为共情反派会在道德矛盾上产生问题。这种道德矛盾作为一种价值观，我方认为需要探讨共情是如何影响价值观的。共情是先对这个人产生理解，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在这种情感共鸣上会产生一定的倾向性。需要说明的是，共情不是理解，如果只是理解，更偏向于一种对世界逻辑化的认识，而共情还需要有情感。我方也认为，完整的共情不是理解和情感的简单叠加，而是要理解其中的情感。

　　接下来探讨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您方认为理解和情感会影响价值观，那么我举小丑的例子，我看到他杀人的行为，我理解他为什么会杀人，但我不认可他这个做法，这不算共情，只是理解。青少年数据显示，他们会将这种行为合理化，虽不认为其完全正确，但会削弱对道德的认知。我想明确一下，理解和认同是有区别的，理解不一定认同，理解是更客观的。我们今天讨论影响价值观的，到底是理解还是认同？共情与认同也有必要的区别，但共情可能会导致认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最后回到青少年的问题，这里提到青少年突破哺乳期，不太明确您的意思，请问您能解释一下吗？

　　下面有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3分钟。

　　警惕是对异常的标记，警惕事件是否是将其作为简单的威胁而防范，及时的记录有助于做出行动并长期关注。反派角色是戏剧冲突的承担者，并非片面的善恶判断。如曹操作为历史人物，本身不具备正反派的角色特征，但是在京剧创作中，曹操担任的角色是反派。共情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并不一定认同。若越来越多的人共情作品中的反派是正常现象，其实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反派的艺术张力无须值得警醒。无论是“天地不仁”的孤傲景象，还是背后黑化的“白莲花”角色，其实有很多艺术创作者都赋予了独具魅力的反派角色完整的故事情节、丰富的精神世界，还有明确的行为动机，使他们以一种道德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共情由此产生。腾讯调查显示，73%的受访者因反派贴近真实生活而产生共情。其实我们在对他们共情的过程中，体现的是社会鉴赏能力、艺术创作能力的双向丰富。可以说，现在反派角色的定义已经成长为一种成熟的艺术创作范式，这是社会的进步，是艺术的进步，而非邪恶。

　　今天的文艺互动已经不再是对善恶简单抽象的理解，人们具备了体察道德困境下人性魅力的鉴赏能力。因为伴随着现代艺术创作质量、艺术作品质量的提升，我们本身就可以接受更加复杂的反派设计。在反派面临具体的道德抉择时，我们可以深挖自己内心对他们共情理解的思路。因此，反派共情不仅是打破善恶二元对立思维，打造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和文学氛围，减少艺术作品中角色简单化、形象化、符号化的必要推手，因此不需要值得警惕。

　　第二点，共情反派是批判社会性问题的线索和依据。1935年的冬天，一位六旬老太太为自己和三个孙子的生存偷了面包店里的面包，法院在给出惩罚的同时，大家也会对老太太捐款。法官的判决基于法理的原则，而捐赠的行为则源于理解与共情。如果对共情反派的声音严防死守，那么人们对事件的思考将无法深入到结构性问题中。

　　电视剧《狂飙》中的高启强，观众看到他从小鱼贩被欺压到一步步黑化，不会忽视他的生存困境，会共情他打拼时的艰难，进而认同他的行为精神。科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他人行为共情的前提是对他人痛苦真实性的信念。当反派角色的悲剧背景被充分呈现时，观众大脑的共情区域会被激活。

　　我们对于反派的理解依托于作品的主旨和观众的共同道德尺度。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努力向善，我们才会产生对艺术作品带给我们复杂体验的艺术鉴赏，进而产生共鸣。的确，反派共情是我们现在的一种艺术现象，它告诉我们艺术作品要不断去探索，要给予我们哲学上的启迪。我们要发掘英雄角色的缺陷，赋予反派角色以美德。我们期待英雄的高光贡献点，也期待反派展开的人性光辉。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一辩。规则如图所示，双方二辩探讨了共情更强时是否明确这一问题。现在的疑问是，共情和理解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方认为，理解可能是共情的一个先导。因为需要先去理解这个人，要先认知到反派角色背后的背景、行为动机等，才有可能理解他，进而意识到自己可能与他有某些感同身受的地方，才能够达到共情阶段。当然，达到共情阶段之后，并不一定会导向认同阶段。

　　刚刚谈到认同，现在我只问你理解和共情。你刚刚的回答表明，理解是共情前面的一个步骤，对吧？我认为理解和共情可能并没有那么严苛的步骤划分，有可能在理解的瞬间就已经达成了共情状态，它不一定是步骤分明的。

　　举个例子，假如我的父母很爱我，但对我控制欲很强。五一假期，他们不同意我出去玩，我能理解他们。但如果父母表现出非常遗憾，并且对这件事情非常抱歉，我觉得是可以共情他们的状态的。而且，你觉得我不应该在五一出去玩吗？我觉得我当然应该在五一出去玩，我和母亲都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我其实觉得自己应该出去玩，但也能理解父母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父母，我不希望自己背负着让孩子不能出去玩的愧疚。父母因为我们不能出去玩而遗憾，我也因为父母不能和我一起出去玩而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感到遗憾，这就是我们在同一件事情上有共同的情感共识，也就达成了共情状态。当然，认同不一定会产生。比如，我作为孩子，并不一定认同父母在五一限制我出去玩的做法，但共情的态度已经帮助我消化了这种情绪。

　　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我来看下你的笔记，你对警惕的定义是，警惕是对异常的事物保持警觉，将其视为潜在的威胁。那么，妨害的来源是哪里呢？说实话，这个来源我已经提出质疑了。那么，你方的议程一定是有议程吗？如果说……

　　你看，就比如说我今天好好地过马路，如果有一个闯红灯的车主把我撞飞了呢？

　　听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别人去反思。很多人喜欢高强这个角色，然后人民日报提到，要警惕过度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一种警示。

　　对方辩友，你要明白一点，我们所说的只是对这个角色进行反思。我问你，这种反思算是一种警惕。你方所说的是对这个角色的崇拜，而我方只是理解这个角色，甚至是剖析这个角色，并没有上升到喜欢这个层面。

　　好的，下一个问题。

　　今天我想从故事的角度切入。对方给故事下的定义是理解且不一定带有主观情感。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理解是客观的，情感是主观的。

　　共情更多是在理解的情境中，对某种感同身受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区分共情所包含的理解和认同。

　　回到判决身上，关于劳动保险的问题，它影响价值观。我方认为理解是客观的。以《小丑》这部电影为例，小丑因过去悲惨的经历而杀人，我们对反派这种情况进行共情，这或许符合对方想要的范例。我们之所以会共情，是因为对小丑之前的经历有较为全面的认知。但我们是否会像小丑一样去做出某些行为，比如杀人，或者让价值观产生暴力倾向呢？这里需要探讨理解和认同的区别。

　　理解一件事，是把事情看得比较全面，明白当事人为何会有这样的行为，觉得其行为非常合理。但仅靠理解并不足以让我们改变价值观或做出相应行动，而是需要认同这件事，才会有后续的行为。我们今天的共情只是在了解全貌的基础上理解对方，并不会像小丑一样做出极端的行为。

　　因为辩论赛由正方开始辩论，一定要对社会结构进行讨论，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社会结构矛盾呢？

　　我方认为，在辩论中强调反派决策和正派决策，更取决于社会发展。在过去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更注重发掘奋斗精神，那时更注重政治改革素养；近些年来，更多的是反贪扫黑，所以现在可能更希望从反派角色的角度去挖掘社会的黑暗面。

　　对方也提到，做反派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社会的黑暗，以实现根本目的。但为什么不认为正派决策的精髓是反抗黑暗，而一定要强调反派呢？为什么不让人看到正派决策能改变黑暗，而非要说反派会造成黑暗呢？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作品魅力所在。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对矛盾冲突更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标准。

　　我方想问，今天某些事物确实有可能存在威胁，但威胁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方认为，一旦某事物在未来有可能产生威胁，其实也就是在一定层面上存在威胁。在辩论中，有可能造成威胁的就是这种对比。从对方观点来看，塑造反派是一种文艺需求，但对方是否认为一个文艺作品只应肩负技术上的价值呢？

　　我们先明确数据，再讨论操作问题。对方可能没理解我方意思，即今天我们认为某事物可能具有危险性。这种可能造成威胁的情况很明显，但对方为何会提到人们过度的情感压抑以及可能造成的无道德感或隐性模仿犯罪呢？大家都知道，这可能会使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如果对方希望我们给反派角色多分配一些好处，认为这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引导，我们该如何论证这一定是有益的呢？价值观是一个长远的概念，单部作品的价值观可能存在偏差，它与效率的关系又该如何权衡呢？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对方刚才提到，塑造反派不是为了情节，而是为了给反派塑造技术，给予更多空间以打破自身的政策观念，却又说道德观念微不足道，这是否是一种矛盾的追求呢？

　　我方承认，在舆论中存在模仿现象。我方今天讨论的意义不在于这种威胁一定会发生，而在于需要警惕。从我方提到的快感人生理论来说，任何行为倾向，只要可能对社会发展造成威胁，我方都应予以关注。很多人说某些行为可能没问题，但我们看到反贪的反弹结果是惨痛的。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是应该进行更全面的对比吗？

　　对方提到给正面角色一些缺点，进行更丰富的刻画。但为什么今天能体现这些特点的只能是反派角色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其他角色在艺术创作中更为重要。

　　我方想问对方，你们认为警惕是否会一旦选择了剧情，就限制文艺创作方面的思想呢？比如，如果我们要进行某种限制，很多人在选择表述时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否会对文艺创作造成很大的限制呢？

　　其次，全面的认知是否会使人们有很多关注重点呢？当重点刻画反派而忽视正派时，这种创作自由是否会受到阻碍呢？对方不要说客观安排，反而强调策划正确，这难道不是一种限制吗？

　　我方认为，策划反派和正派可能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其选择的依据。依据是社会需要什么，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个角色。反派角色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相对于正派角色，它可能更具冲突和矛盾，更能引发人的深思，这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对其进行考察。

　　首先，第一点，我们刚刚双方讨论的是共情的问题。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父母不让我出去玩的语境。但对方一直在强调父母表达的情感是遗憾，这其实是对方强加给我的一种情绪。实际上，此时我们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情绪是控制。而我们有理解父母的控制吗？我们当然知道父母有担忧的情绪，但我们更能理解到的是控制。我们真的能够共情这种控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无法共情这种控制。

　　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到了“警惕”。首先，对方给出的“警惕”来源非常不可信，对方称来源于一个AI，而我方给出的释义来源于凯特的比较权威的科普。并且，人民日报给出的评论提到，关于人们共同共情反派角色，而忽视了很多正义角色的问题。可以看到，警惕并不一定是要对危险的东西进行警惕，而是当它有产生危害的倾向、有一定的影响倾向时，我们就需要做到警惕，要让人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害。

　　第三个问题，影视创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艺术呈现，它还承担着价值观的表达，具有传达价值观的责任。在相关影视作品播出后，人们对饰演反派的女演员的广告，是否达到了认同的程度呢？其实并没有完全达到认同这一步。如果到了认同才做出警惕，是不是已经太迟了呢？只要达到共情的程度，其实就可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包括我方给出的62%青少年的数据。所以，从共性来看，对反派共情已经值得警惕。

　　那么我请反方四辩，将正方四辩和反方四辩进行对比。我想先请您方给出一个您方认为是在理解反派的例子。

　　好比高启强，他的黑化过程，他所蜕变成的东西的变化过程，是处在社会结构的压迫下，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我们去理解他背后的逻辑，会发现更注重关注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然后更能够想办法去改变。那么在您刚才说通过互通去推导、去理解他这个过程如何推动共情呢？它和共情的相同点在哪呢？您方共情意味着什么？

　　我方认为共情是感同身受，它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情感反应。所以您刚也提到了有情感共鸣，那您方是否认为在共情反派时，就会产生和反派同样的情感体验？

　　首先，我们通过文艺作品对反派所产生的很不懂的感受，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对他主观上的一种感受，我们所感知到的是我们想要感知的一部分。

　　我有个问题，您方说反派具有矛盾吸引力，天生就容易引发人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共情反派，这是否应该是正常现象？我们首先是在越来越多人共情反派的一些前提下去讨论的，这确实是正常的事情，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去警惕。

　　您方刚刚也说到共情反派是“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一千个人在共情反派时，他们所认为的打败恶行的点，是否该带入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呢？不管怎样代入，在理解发挥过程中，难道不就是在认同这个反派的所作所为吗？

　　还有一点，对方今天提到让判准去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但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是通过共情反派这件事就能做到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会通过共情反派这个比较小、很难分析的问题去解决呢？对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方推导。共鸣反派是如何做到解决社会结构问题的，对方的判准能否成立，我保留一定的疑问。

　　我方在前面已经阐明，理解和共情不是一个东西，对方的理解是在逻辑层面，而共情是带着情感层面的。

　　有请正方三辩盘问。

　　你好，辩友。您在二辩陈词时提到，对于反派的塑造要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请解释一下，对于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需要采取严防死守的状态？

　　其实，就算不是严防死守，在创作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顾虑：担心作品可能会被打压。比如制作一部动画片，可能会有家长举报，导致动画片下架。

　　您也提到，严防死守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想问，如果对待外来不同的发展，如一个机构的发展，与有传播病毒威胁的外来物种进入，严格把控这两者有何区别？

　　但今天我们讨论的文艺作品中对反派角色的共鸣，并非如您所说，反派角色本身携带不可饶恕的“病毒”。反派角色共鸣本身有其根本性的利好。虽然它可能存在潜在威胁，但如果因此就严防死守，不仅可能阻碍其发展，也无法获得其带来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体验。其实，反方也认同，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不需要到严防死守这一步，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定会阻碍发展。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认同和共情是否有区别。我方在前面已经阐述得很清楚，认同和共情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那么，您认为认同和共情哪一个更重要？我认为，二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界限。比如，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共情杀人犯背后的逻辑，也可以认同其杀人的行为。认同因人而异，但共情必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认同和共情并不直接挂钩，认同所带来的弊端与共情没有直接关系。

　　当一个人产生与他人相同的情感和经历时，是否会在某一个点上与这个人产生认同感？您方提到认同的弊端是青少年会合理化犯罪行为，但这是您方提出的观点，我方一直强调认同是一件需要打破常规的事情。虽然刚才提到认同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但我方并未提及这是共情的危害。

　　最后，我想问，认同一个个体或事物，认同的标准是什么？我方并不会深入探讨认同这一部分，我只是想说明，仅仅是共情就已经有诸多问题，而认同这部分是您方抛给我们讨论的。

　　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我想请问正方辩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今天讨论的情境中，高强为什么会成为反派？作者为何将他塑造成反派？高强并非出生就是反派，人不是非黑即白的，他是在后来作者赋予的经历中被塑造成反派的。你也提到是这些经历导致他成为反派，这些经历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社会问题，才能介入并解决它们。

　　第二个问题，以“1 + 1 = 2”为例，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数学问题。对方认为有可能介入社会问题，但介入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相等的概念吗？“1 + 1”看似简单，有很多标准的答案，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争议。如今文学作品中的正派角色往往形象单一、缺乏立体感，而反派高强却具有立体多面的形象。在互联网上，关于对反派的讨论是否符合其本身应有的特质呢？

　　第三个问题，请问对方，你们认为的消号后的问题是什么？正方提到的角色为何会被认为是单薄的角色，难道是因为现在的创作者强调共性反派，认为反派是好的创作方向吗？应该是大家都在使用共性反派的创作方式，所以难以塑造出新的反派。难道正太角色天生就单薄吗？正太角色就不能是复杂又立体的人吗？按照对方的逻辑，正太角色只能是单薄的形象，不能像反派那样拥有立体完美的人格，这正是我方今天所警惕的。我们既然要介入社会结构性问题，为什么不能塑造更加积极正义的正确原则，反而要塑造容易带来错误价值观的反派呢？

　　另外，通过一个营销号，我们可以了解相关信息，也能达到一定的营销效果。我们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共情的前提是理解。我理解反派是共情的第一步，当我开始理解他，就会去翻阅更多相关报道，社会也会逐渐产生共情。难道对方认为这种共情是无法达成的吗？我的问题问完了。

　　首先，刚才我们双方讨论的第一个区别是严防死守和警惕的区别。严防死守有明显的特点，即对某种通信性进行严防死守，意味着明白其极大的危害，认为这样做只会有弊端，所以主张严防死守。

　　而警惕则不同，我刚才提到发展事物具有两面性，它有弊端也有危害。我们明白利好存在，但依然要监督它。在明白其弊端和利好的情况下监督其发展，就是自由与约束并存。如何能说明约束的存在必然会导致阻碍呢？无论约束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弊端，我们都必然承认约束有其存在的价值，即事物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定程度的约束。

　　另外，对方辩友似乎出现了一些与我方观点相关的共情和认同方面的误解。他们认为我方只要无法正确认同某一弊端，就是一种共情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认为认同是对一个人全面人格的肯定，而共情只是在情感共鸣或相似经历的某一方面达成了一定的认同感。

　　例如，我们可能因为理解某人的某种经历而对其产生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认同其所有行为。就像申公豹，我方认为他在走向反派的过程中，当他从一个正常的角色走向反派时，我们在这一刻可能会产生认同感，这一刻就是共情。所以，我们的认同感并非是全面的认同，也就是说我们道德观的偏离可能只是部分情况。

　　最后，我方想说，对方辩友刚才提到对于反派的认识，不仅是对反派旋律的认识，而且这种旋律的认识也是具有关注重点的，请对方辩友注意这一点。

　　下面有请反方三辩进行直接讲解。

　　对方辩友提到的人物，其人生经历致使他走向犯罪道路。他如今身为罪犯，面临着社会压力，而这些社会压力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我们通过探讨反派人物背后隐藏的社会性问题，有可能从多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二，有些人对反派共情，是因为反派本身具有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更能凸显社会现象。梁山好汉这一群体的核心便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该群体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并非如对方所说，是因为互联网技术发展，导致越来越多人关注反派，进而产生所谓的“能量”。今天对方提到提交反馈是为了吸引流量，但这些反馈能否让我们真正了解并打开认知，尚未可知。对方空谈价值观问题，我方认为，我们可能共识反派的行为，觉得其情有可原，但不一定认同其价值观。而且价值观是长期形成的，一件事情不足以影响长期的价值观，价值观需要我们客观去认同，在这方面对方存在逻辑错误。

　　你还有要讲的吗？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对方说这个党派有可能威胁。

　　这段时间为 33 秒。目前我们发展稍等。

　　所以，我们强调自我约束的方式，最终认可的警惕，它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严防死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一旦选择去警惕，那么你是否就会把过多的精力关注在这个个体身上，你是否会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去留意一下他是否存在哪些缺陷呢？同事们都会这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警惕是否会限制很多作者创作角色时所想要表达的那一部分思想和内容，使其变得单一，难以共同进步。

　　其次，我们选择去理解反派，原因在于我们在看文艺作品的时候，可以从各个角度，不光是从最平常的正派角度，还可以从反派角度去了解更多更全面的价值观。而我们一旦学习这种价值观，它们会有利于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青年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看过《狂飙》之后，我会发现高启强所反映的这些社会性问题，他所呈现的所有价值观让我看待事物更加全面和明晰。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了解并且愿意去探索我未来应该怎么做，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进步。

　　然后，关于反派和正派，我们并不认为如您方所说，反派塑造成功就会挤占正派角色的空间。现在会这样吗？如果说一个反派角色在面对正派角色时更出彩，这说明正派角色本身就不够好，人们应该对正派角色进行一个性格和人格上的重塑，让他更加全面，更能够深入人心，而不是让人们仅从单一的驱动性去看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文艺作品的进步和发展。

　　再者，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反派不仅不会阻碍正派，反而会凸显正派的魅力。就比如说在《狂飙》中，高启强和安欣两个人在面对诸多困难的时候，高启强选择了用不法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而安欣坚守原则，安欣的原型形象更加突出。

　　因此，我方认为我们要去评判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先感受共情，要在文学主体中去思考反派他背后的这种行为，以及所产生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去了解了，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他成为了一个加害者，那么是否我们就更能够好好地去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人生的小时候，可能会认为世界上的人物形象不是反派就是正派，反派就是一种脸谱化、简单化的行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在人生成长中，会有一个质疑、理解他人的过程。比如我们在读书之后，会有更多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