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一种坏事

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不是一种坏事

　　谢谢。接下来请双方辩手依次进行麦克风测试。

　　好，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准时发言，时间为1分30秒。

　　我今天看到对方对于坏事的判准是一个利弊比较，对吗？我们的判断不是利弊比较，而是一个定性的判断。如果一件事违背康德的常态化且伤害到个人的恶情感，那它就是坏事，怎么能用利弊比较来判断呢？

　　比如有一件事能让我得到1000万，但这件事本身是坏事，所以第一点，坏事不能用利弊比较来判断。

　　第二点，您提到常态问题，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不怎么注重周礼，这是不是一个常态问题呢？他们做的是不是坏事呢？判断一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的原则是，看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先回答我的问题，春秋诸侯都不尊重周礼，都用天子的礼仪，这件事具有普遍性，它是不是坏事呢？

　　春秋时期，大家都违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天子才干的事情，对于孔子以及主流的儒家观点来说，这就是坏事，所以我们看到常态也可以是坏事。

　　我想问一下，您一直说我讨厌一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呢？就像我讨厌我妈天天逼我做作业，但我长大了也得逼我孩子做作业，因为我妈逼我做作业让我以后有更好的生活，这是好事。那您觉得成为一个强制逼迫孩子做作业的父母，和一个耐心劝导的父母，哪个是好事呢？其实我妈在逼我做作业的时候也很耐心，态度很好，但我还是讨厌，因为我不想做作业。但我长大了不可能放养我的孩子，让他去玩游戏、当流氓，我当父母的时候也得让孩子好好学习，我可以耐心地去劝导他。我讨厌我妈不是因为她态度温柔耐心，那我为什么要讨厌她的温柔耐心呢？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信息。

　　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聊聊，对方有提到利弊比较。我们认为利弊比较并不合适，因为有些事情虽然利益大于弊端，但它仍然是坏事。比如当汉奸，有人为了活下来选择当汉奸，这显然是一件坏事。

　　第二件事情，对方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们不想与之讨论，因为他们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例如讨论他人放火这种不好的事情，对方没有给出合理说法。

　　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是反对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改变。我们认为，在性质判断上，成为自己讨厌的人确实是一件坏事，但对方认为我们应该顺应，理由是这样可以带来利好。

　　首先，有明确研究表明，当人做出与自我认知相悖的行为时，焦虑水平会提高37%。有很多实例，职场工作人员被迫阿谀奉承时，也会产生焦虑。对方倡导我们可以为五斗米折腰，可以去做违背本心的服务。

　　其次，对方提到抑郁的问题。因为写作业写到抑郁，抑郁当然是一件坏事。在我方判断下，如果违背了普遍原则，会带来性质上和道德社会层面的不良影响。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唯利是图，那这显然是一件坏事。

　　然后，我想问对方，如何确定价值观不会改变？对方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论证。在与对方辩论之后，你们怎么能确定对方的价值观不会改变？

　　接下来谈谈我方观点，从两点来解释。第一个点，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会对自身的自我认知产生特别的否定。因为被迫做出违背本心的行为，会产生焦虑，影响自我认知需求。第二个点，在不断阿谀奉承、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不断做自己目前不认可的事，这是对个人的一种自我物化。同时，如果社会上所有人都这样做，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倡导。所以在我方看来，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就是一件坏事。

　　最后，我方不明白对方所说的“常态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事实上看，对方也认可这是一件坏事。谢谢。

　　请双方辩手依次进行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正式发言，时间为1分30秒。

　　我给您方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但如果我不内卷，就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好大学，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去内卷，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您方能举一个有关违法犯罪的例子吗？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违法犯罪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但我相信每个高中生都能理解内卷和反内卷。

　　您方也承认了，内卷和反内卷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那么我请问，内卷的价值观和反内卷的价值观有特别道德堕落的情况吗？看法不代表绝对的好坏，您方也承认了，内卷和反内卷都有不涉及道德堕落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您方刚刚无法证明，每一个成为自己讨厌的人的人都进行了道德堕落。

　　您方提到焦虑点，说有很多人的焦虑提升了47%，请问这些焦虑提升的人，他们真的患上病理上的自闭症了吗？所以在您方看来，一定要得抑郁症、得心理疾病了，才能算受到伤害吗？就像今天出门问10个人，说“我今天刘海有点丑，这是一件坏事吗”，我相信10个人里面9个人都会说不是一件坏事。您方对于坏事的评判标准很不合理，因为成为一个有考验的人所带来的痛苦都不算坏事，但您方又说我们应该堕落，这合理吗？

　　您方提到甘地，甘地是商人阶层，他进行非暴力抗争不会被饿死，但普通职员进行非暴力抗争，可能明天就会饿死，这就是两者的区别。请您直面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本环节内容，有请双方各派一位代表参与。双方各有1分30秒的发言时间，请开启摄像头并进行麦克风测试，请双方辩手介绍自己的辩位。

　　好的，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正方先发言。

　　如果讲良心，就请讲我方想要的内容。考研是为了升级更快。我认为只要不违背原有的价值观，并且没有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严重后果，那么就没有问题。

　　我方认为，一个人通过合理手段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的条件，却用所谓更高的期望、用道德让公司获利，这无非是个人在某阶段的掩饰。

　　你方觉得当今社会中，更多中年人想要挣更多钱是贪心的表现。但假如我是社会上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老人马上要进ICU，每天花费几万元，家里小孩还有上万元的补课费要付，这个时候我想要挣更多钱，能说是因为贪心吗？

　　如果一个人通过合理手段已经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的条件，那我方认为他用道德为借口去迎合公司是不合理的。但问题是，现在社会并非如此理想化。大部分人如果不赚更多钱，家里老人就无法在ICU得到更好的治疗，家里小孩就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方认为，小时候觉得勇者多劳，这是比较理想化的价值观。当长大之后，放弃了无拘无束思考的独特性，变得冷漠、世故，这是一个变圆滑的过程。而原本性格并非圆滑的人，这样的转变会带来负面影响。

　　当你认同阿谀奉承不是一件坏事时，你小时候认为的勇者多劳这种理想化价值观，若到社会上一直保持，反而会让人更加痛苦。我方在前面也举例说明，很多情况下顺应时代，人在经历上反而会更好受，因为首先能在时代中获得一些利益，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

　　我方并不是说我方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而是我方价值观和社会的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惊讶，那不就是改变了吗？您方一辩稿中也表明，今天你方认为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就是价值观发生改变了。我方再次强调，我们现在讨论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并不是说价值观要发生改变。

　　有请双方各派一位代表参与本轮环节，执行辩手不得与上一环节相同，双方各有1分30秒的发言时间，请开启摄像头并进行麦克风测试，请双方辩手介绍自己的辩位。

　　正方1在高地，总共是6km。

　　好的，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反方先发言。

　　我们首先想要再澄清一下，刚刚提到的常态化，我们所指的例子都是日常化、生活化的，而非一些特例，比如很久很久以前某人背叛某人这类非常特别的例子。

　　然后我想问一下，再次确认，是不是您方认为坏事是对自身主观的否定，是对自身价值观逻辑的改变？

　　首先，以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拿临床举例，我的家长逼我做作业，我因此感到焦虑，继而逼迫下一代继续如此，这成为一种常态，是否会导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否符合我方对于坏事的判准？

　　我方的判准是，在时间层面上造成一定伤害，在价值观上有负面影响，即所有人都去做这件事，不符合当下倡导的观念。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您说家长逼着做作业就会抑郁，还会让下一代抑郁。请问，为什么家长督促孩子做作业，孩子就会抑郁？我们并未这样表述过。

　　第二点，您提到会对自身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我再举个例子，新冠病毒期间，62%的护士承认谎称防护物资充足以安抚患者，这些护士甚至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欺骗患者的样子，但在认知层面上，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必要之恶。事后，这些谎称物资充足的护士大多参与了防护物资募捐作为补偿行为。请问您该如何解释？

　　首先，请您告诉我，欺骗是否是一件坏事。

　　其次，您所说的逼做作业的例子，会影响孩子的价值选择，甚至可能传递给下一代，造成社会普遍危害。但我想问，为什么家长督促孩子做作业就会导致孩子抑郁？您仍未正面回答刚刚关于护士的例子。

　　您提到欺骗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会导致焦虑情绪。那请问，医生或护士谎称防护物资充足来安慰患者，您认为这种欺骗是道德的堕落，是对自身价值观的否定吗？

　　我想说，我提及医生欺骗患者，是指这会对其自身价值观产生冲击，令人担忧，认可本身不认可的事情是存在问题的。而且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有所不同。我想问，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认为完全不能判定它是坏事，反而它似乎是一件好事。

　　下面进行总结测试环节，我们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当个体价值观和现实的一些架构产生冲突时，战时的行为妥协究竟意味着道德崩溃还是一种战略坚守？我方认为，答案取决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分野，即我们是否要在妥协中保持对原初价值观的清醒认知并持续追问。

　　首先，从哲学角度看，道德的完整性包含动态认知维度。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真正的自我需要认知层面的自我说服，而被迫行为若伴随对价值的反思捍卫，便能强化道德主体性。例如，二战期间法国抵抗组织成员伪装成纳粹合作者时，他既控制了自己的堕落，又证明了自己对自由价值的忠诚。神经科学研究证实，当人被迫实施厌恶的行为时，前额叶皮质能够持续输出批判信号，这种生理层面的自我审视机制，恰构成了道德完整性的新形态。

　　其次，组织行为学揭示了一种系统变革建设路径。祖玛亚的三维文化模型显示，获取规则制定权需经历顺从、渗透、统购三个阶段。中国医保谈判专家穿着西装与药企博弈，表面遵守着商业的规则，实则用系统内数据倒逼抗癌药降价65%。日本职场女性白天扮演传统职员，夜晚推动女性职业发展保障法律法规。这些案例的特质，实为打破结构增加胜算。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系统内改革者的推行效率是外部抗议者的6.2倍，这印证了黑格尔“历史的狡黠”观点，即通过辩证否定实现最终发展，也证明了价值观进化的有力性与必然性。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显示，人类认知会从机械服从向严格结构跃迁。例如，某些专家从反对疫苗专利到接受相关安排，并非理性主权的交亡，而是认知万事的实践。他们守护的核心价值始终是拯救生命、改变现实、改变实践的手段。哈佛大学四年追踪研究显示，68%的入世者在中年时将信念从是非黑白的价值观判断转化为深度认识，这种进化使他们的社会贡献价值提升了4.3倍。

　　所以，当我们讨论是否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时，本质上其实是在追问，面对不完美的世界，我们是应该选择在系统外保持一种道德上的洁癖，还是进入系统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并且指责妥协者、堕落的人，或许遗忘了：当张艺谋总揽大权的电影鼓励中国电影工业时，他守住了让现实主义作品不见天日的火种；当环保主义者麦吉与石油公司合作碳捕捉技术时，他选择用17%的减排实效代替2%的道德姿态；当每个人为了赡养父母而刻苦陪教时，他们正在用自己讨厌的特质构筑守护至亲的堡垒，这便是我方坚持的价值内核。

　　在淤泥中保持仰望星空的能力，才是更高级阶段的价值坚守。当我们为了重要的人与理想，戴上肯定丑恶的面具，不是对初心的背叛，而是将少年意气扬起，锻造着足以改变现实的力量。毕竟，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站在岸上指责弄潮儿的人，而是在浊浪中依旧向灯塔前进的水手。

　　谢谢。下面我将对我方观点进行小结。

　　今天对方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要判断是否保持原有价值排序，第二个观点是举例说明。对方的视角是，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这样做也许是件坏事，但在比赛中，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要看对全社会人的影响。

　　我方在个人层面进行了对标，指出这是个人价值观的挤压，也是对他人的掩饰。而对方称这样做是为了养家糊口，为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但我们思考一下，如果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通过阿谀奉承的手段达到目的，即便这部分人很少，他们的选择在对方的语境中也很难被理解。因为当全社会通过阿谀奉承来获取工作晋升成为常态时，那些真正踏实干活、希望突破自己、靠自身能力获得机会的人，就没有机会了。

　　再者，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采用不正当手段，比如成为汉奸。从个人生物本能角度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看似合理，但这触及了道德底线。如果每个人都为了更高的位置而放弃道德底线，选择个人利益，那中华民族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对方还提出一个概念叫“扮成任”（此处可能表述有误，但按保真原则保留），并举例说自己的班主任在学校严格管理学生，放学之后却很和蔼。我想问，如果一个人平时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面对“怎么说话都有助于年轻人”这样的辩题，打了一场辩论比赛，难道就会有人说他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吗？显然不会。所以，不能说为了完成任务就去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丢掉自己原本讨厌的行为标准。

　　另外，对方问了很多问题，比如写作业写到很晚。但这只能说明写作业写过头了，需要适当调整作业量。

　　综上所述，我方今天的论点是，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会造成焦虑，这是一种坏事。

　　感谢双方辩手，本场比赛充分展示了双方的智慧与风采。精彩的比赛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缓冲时间，请评委投下第一轮论点票、分数票与平衡票。

　　对方称一旦成为打工人，就代表认可打工的价值观，但对方从未对此进行论证。成为打工人，并不意味着认可自己就应该是打工人。

　　其次，对方提到会有很多人道德败坏，如踢假球、学术造假等。对方也承认被考验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有可能是好人。在此情况下，我们讨论的并非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是这种行为到底是有负的外部性还是正的外部性，这并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第三，就算对方所举的几个例子成立，我也很好奇，在当下社会普遍的讨论语境中，很少有人会疑惑这类问题。我们看到，在微博、小红书、知乎等平台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原本非常讨厌“卷绩点”“卷学历”，把自己的日程填满，现在自己也开始“卷绩点”、选热门专业，目的是为了让父母安心，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更顺遂；原本讨厌在职场上阿谀奉承，现在为了讨好甲方，也开始这么做。大家讨论的是这类事情，而非对方所谓的宏大课题。所以，在当代，这个辩题已成为一个常态化的范畴，我方认为我方论点更能顺应时代，解答当代年轻人的困惑。

　　第四，对方提到会出现认知失调、焦虑和不适。我详细解释一下，认知失调主要指的是，比如一个好学生作弊了或者考试没考好，这时有两种可能：一是改变自己作为好学生的观念；二是继续认为自己是好学生，但觉得作弊、造假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行为。所以，不会出现对方所说的认知问题。

　　第五，回到我方的论证。我方认为，当内心产生一些情绪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举个例子，我父亲原本非常讨厌大学时一位刻薄的老师，在大会上直接对其开炮。结果，那位老师利用各种人脉将我父亲赶出了学校。后来，我父亲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变成了他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开始讨好老师，在工作中尽可能让领导感觉舒服。正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生活。

　　好的，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指个体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和人格气质上一再与自己曾经所厌恶的负面特质趋同。达尔文认为道德起源于动物的性质本能，道德感由此成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的核心特征。因此，我方判准为，尤其违背康德的普遍性原则所带来的实质上道德上的负面影响，则判断为一件坏事。

　　我方论证如下： 　　其一，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意味着将自我的善恶观彻底否定。这种否定不仅是行为上的转变，更是内心深处道德观的塌陷。这种转变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被现实的洪流所裹挟。不可控因素如经济压力、社会期待、职场规则等，常常使人违背本心。

　　心理学家黑兹尔·马库斯在心理学自我一致性的理论中指出，人类天然追求认知跟行为的统一，强行接纳所成为的负面特质，则会引发剧烈的认知失调。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当个体被迫接受与自我认知相违背的事情时，其焦虑水平会提升37%，且长期失调会导致抑郁倾向。认知失调理论揭示了一种矛盾的本质，当行为跟自我信念背道而驰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不适。然而这种被迫改变是一种隐形的自我囚禁。

　　职场中的内卷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那些曾经拒绝加班的青年，在房贷和车贷的双重压力下，逐渐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社畜，他们每天重复着机械的工作，内心却充满了对于自我价值的怀疑。这种状态并非个例，而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日本的过劳死现象就是这种异化的极端表现，个体逐渐丧失对于生活的主导权，成为对绩效考核负责的工具。

　　其二，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主体性的滑坡，将导致自我异化和道德水准不断下降，其负面影响显著。然而这种不适并未使人们回归本真，反而通过合理化机制进一步加剧堕落。

　　想想那些曾经愤世嫉俗的青年，他们誓言要改变社会，却在社会的洪流中逐渐妥协；那个誓言捍卫公正的法官在权力交易中逐渐麻木。当人们习惯于妥协，便会逐渐接受这种状态成为常态。每次妥协都是价值坐标的微调。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在人、性格、特质等方面发生了长久性的深刻改变，并非一次性或者暂时做一些自己讨厌的事情，于是这些微调积累成质变。

　　道德上的巨大负面影响体现在强烈的自我异化。当灵魂在妥协中逐渐麻木，个体失去了对于自我存在的认知，逐渐成为环境的奴隶。道德滑坡不止于个人，更会对社会带来威胁。当个体内化厌恶特质之后，会通过权力关系将其转嫁给弱势者。

　　2019年针对500个家庭的追踪调查显示，63%的施暴者在童年时代曾强烈憎恶暴力，但在成年后因其德性无助而反复暴力模式，形成代际创伤链。这种恶性循环不仅会摧毁家庭纽带，削弱社会整体的道德资本。

　　所以，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不仅是个体的悲哀，更是对社会的伤害。所以我们应该像甘地那样，坚持非暴力抗争，在任何时候都要守护灵魂的完整性。

　　下面请反方四辩质询正方一辩，请双方进行麦克风测试。正方一辩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正式发言，时间为单边计时1分30秒。

　　小位辩友您好，我们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否能够认同我们今天讨论的成为最讨厌的人，前提是它其实是一种常态现象。它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出现的普遍现象，而非极端个例。

　　我来补充一个数据，日本的数据表明，91%的30岁年龄段受访者认为自己正在变成自己曾经鄙视的大人。请问您现在可以认可它是一种常态现象吗？

　　“鄙视大人”的意思就是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我想问一下，您能否认可这一点？

　　可以。因为后续我方会进行论证。

　　我刚刚听到一个观点，认为坏事是在道德上会有负面影响存在，是这样吗？是否可以理解为，违背康德的普遍性原则，即道德上面产生负面影响，就是一件坏事？

　　不是的，要有双重判准。首先要违背康德幸福的普遍性原则，且会带来实践层面和道德层面上的负面影响，即个体跟社会层面两部分。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并不会造成社会上这样的负面影响？请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名医生，我告诉患者他没有得绝症，但其实患者得了绝症。之后，我一直让他以为自己没得绝症，他的家人也一直在陪伴他，于是这位患者延缓了半年的死亡时间。此时，这位医生是不是成为了自己讨厌的欺骗他人的人？但在道德层面上并没有问题，这是为了拯救患者、达成自己的职责所做的行为。不过，这会带来他个体层面上对于自己价值观的坍塌，然后产生焦虑，所以这符合我们所说的成为自己讨厌的人的负面影响。

　　如果您方认为医生隐瞒病情是道德水平的崩塌，但调研显示97%的医生都有这样的自我批判。按照您方的逻辑，全球医疗体系是否已经集体堕落了？这只是跟他的价值观有所不符，并不是说所有人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也不能完全说有道德上的负面影响。谢谢。

　　尊敬的主席，大家好。我们先明确几个词的定义。“成为”的意思是，我做了曾经觉得错的事情。判断是否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有几条评价标准，包括是否保持一贯价值的判断，我的妥协是否能带来实际的利益。

　　我方认为，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并不是一件坏事。论证如下：

　　首先，人活在世上，受生活所迫，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一种常态，只要不认可讨厌的价值观，就不算一件坏事。

　　大部分的人总会遵循事情的规则，社会大环境总会促使个体成为自己讨厌的人，这是一种常态。全球职业社交平台的调研显示，54%的创意工作者被迫执行自己积极反对的方案。

　　同时，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并不代表在价值观上认可。当人受到外部压力迫使行为发生改变后，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内在的价值判断。神经学上的证据能够证明，当一个人不得已做了极其讨厌的事情，他大脑里掌管理性批判的前额叶皮层会被激活，而不是掌管情绪的边缘系统。

　　举例来说，当职员被迫迎合上司的时候，他的前额叶皮层正在疯狂地工作，会不断告诉自己这是生存策略，并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以此来维持他原有的价值观。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参与者在权威的命令下对他人实行电击（实际上是模拟的）。许多参与者尽管在实验中执行了明显有违自己道德观的命令，但他们事后在心理上强调，这种行为违背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参与者采用了道德脱离的策略，将行为归咎于权威的命令，而不是自我认同的变化。

　　其次，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我们不得不去服从的病态规则，如果我们不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就会彻底被所在的系统踢出局，我们就无法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去彻底地改变系统。与其相反，如果我们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利好，产生更大的收益福祉。因此，我们应该接受自己成为了讨厌的人。

　　三维嵌套模型提到，体制外的人如果想要改变一个并不完美甚至病态的系统，最高效的方法是遵守规则，从而获取组织的信任，获得资源的分配权，才能使重塑规则成为可能。研究表明，系统外的个体如果想要改变既定体系，新能量输出效率和体制内的改革者效率相比，相差甚远。世界银行2018年官僚体系研究显示，内部改革者政策的推行速度是外部施压者的6.2倍。

　　中国医保局专家谈判代表为了能让中国的患者们都用得起药，要先遵守官僚体系规则，以此一步步在体系中占到高位，当上谈判代表，从而才能够应用系统内的数据，迫使跨国药企降价。截止到2021年为止，累计为患者节省医保费用2496亿元。

　　王老师往往因为自己上学时的经历始终反感填鸭式教育。但他在重点中学任教时期，能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刷分数、刷题，在多年表现出色，受到校领导的表扬之后，他终于获得了教研所组长的职位，并开始推行让学生用20%以上的时间用于思辨讨论。多年后，该校成了素质教育和升学双优的标杆，成为了许多学校争相模仿的典范。王老师说，如果他一入职就搞创新，家长会觉得他是个不称职的老师，现在他说要搞改革，家长会上没人敢打断他的话。暂时的服从可以争取到改变的权利，而反抗则会使自己被系统踢出局，无法改变系统，对社会无益，对自身也无益。

　　以上，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

　　正方四辩：你好，我跟你说，刚才你提到讨厌的人。那么，对于房价的选择你如何解释呢？或者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好的？我方并没有说常态的事就是对的，我方说的是，只要不认可讨厌的价值观，就不算一件坏事。

　　虽然很多，比如书籍很多，但没有91%的人正在成为曾经的自己吧。这是一个数据，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常态。比如，我曾经只是踢足球的人，因为喜欢打篮球，后来打篮球，我也成为了曾经的自己。

　　还有第二个问题，比方说，我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是为了得到更高的位置、获得更高的利益，对吧？那我问你，在战争时期，我去当汉奸，给日本人做一个小队长，和当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哪个能获得更高的当下位置呢？我刚刚已经说明，在这种现象是一种常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日本人的小队长能获得更高的位置、更高的利益，而当八路军战士精神层面更高、价值更高。

　　我在这里论述的是，这不仅对个人有影响，对社会也有影响。如果我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用这个例子来说，我成为了日本人的一个小队长，然后我自己可能不让日本人杀掉更多的中国人，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有利的情况呢？所以你没有说明我做出改变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你提到王老师的例子，说他成为了一段时间你讨厌的人，成为了填鸭式教育的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选择吧？您指的是刚刚日本人那一块儿，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做出改变。谢谢。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认知思想的问题很好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道德的问题。

　　对于个体来讲，你讨厌的人必然有你讨厌的某种特质，每当你亲身接触这种特质时，你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

　　日本细胞学术造假事件中，小宝方晴子曾在哈佛实验室公开批评数据修饰是对科技的亵渎，后来在《自然》发表细胞论文时被证实使用Photoshop拼接细胞图像。面对质疑时，她宣称完美的数据需要进行技术加工，其学术精神荡然无存，甚至恬不知耻地用艺术创作的荒谬手段为自己开脱。

　　足球运动员A某在球员时代曾痛恨假球，然而成为教练之后，却为了谋取私利，向国家队主教练行贿操纵比赛，涉案金额上万。他最终因受贿、行贿等罪名面临重罪，成为自己曾经唾弃的假球操控者，曾经的体育精神消失殆尽，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和道德的审判。

　　你的一次次妥协、一次次下放标准，曾经坚守的底线还能剩下几何？标准的下放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底线被一再突破，标准在不断篡改，这会对你的道德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做出这种行为的人，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曾经的自己？

　　对于社会来讲，康德的普遍法则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坏事，可以看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一战时，德国率先违背海洋公约使用潜艇武器，英法也相继使用这种有悖人伦的武器。当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降低标准时，竞争者都会纷纷效仿，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不仁不义的景象。

　　研究表明，当个体因为讨厌的某种特质而通过权力关系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弱者时，就会出现类似家庭暴力的案例。由此可见，成为自己讨厌的人，这种道德标准的下放对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利的。

　　面对当今时代的种种诱惑，我们更应该坚守本心，遵守自己的道德标准，不成为我们讨厌的人。谢谢！

　　谢谢。接下来请双方辩手依次进行麦克风测试。

　　好，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准时发言，时间为1分30秒。

　　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因为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导致我们想做的事情与行为不符，产生认知失调；第二个是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代表着我们的道德标准下降，而道德标准下降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先问第二个问题，你说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就代表已经妥协并接受这种价值观，是吗？实际上，不代表一定接受这种价值观。基本上，如果没有接受价值观却做出这种行为，也是一种道德标准的下降。所以，成为一个打工人，不代表认可这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可能打心眼里不认可，但还是会这么做。

　　第一个点提到会有焦虑和不适。比如今天做作业，有一道题做不出来，也会有类似情况。能说只要痛苦就是坏事吗？我现在做作业这道题做不出来也是坏事吗？显然这种逻辑很奇怪。不能只要心情不好就认定是坏事，我方认为对方这种态度不可取。

　　第三，做一个比较。今天如果在职场上不按照领导的要求做，可能会被领导开除，家庭生活都会受影响。相比之下，自己产生一点点不适又算什么。虽然这也不是好事，但选择后者能让家庭过得更幸福，让自己过得更幸福。相比于所谓的产生焦虑情绪，且无法确定每个人到底有多焦虑，显然选择后者更好。

　　最后，你说讨厌的人一定是坏人，是吗？其实不一定，讨厌的人也有可能是好人。你所举的汉奸、造假等例子，都是因为对方是坏人所以才讨厌。但也存在讨厌的人是好人的情况，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成为讨厌的人就是坏事。

　　谢谢各位。我方认为，大部分人不会在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时，在价值观上发生改变。因为人不会因为简单的行为动作本身，就内化这个行为动作的角色。

　　具体理论是，个体在被迫违背自我价值行事时，会通过暂时关闭内在的道德制约机制，使得违背自我价值观标准的行为在短期内显得合理，从而不必在价值观上认可。

　　以我们班主任为例，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在学校，班主任需要承担保证本班学生穿校服的责任，若有学生违反，班主任会被扣工资、被批评。于是，她每天严格抓我们班未穿校服的同学。但走出班主任这个角色，她会回归原本爱美的价值观，看到别的班同学穿好看的小外套，会夸赞并询问链接。可见，她并未内化“学生就应该灰头土脸、不该打扮”的价值观。同时，在这个日常例子中，两种价值观都没有对社会有害或道德堕落的情况。

　　所以，在您方在质询环节已认可的日常化情境下，似乎不太会出现您方所说的道德堕落情况。

　　回忆您方刚刚所说的痛苦，我方三辩已经指出，您方对痛苦的定义很荒谬。比如摔了一跤感觉有点痛也算痛苦，就算一件坏事。同时，有研究表明，被迫行为者的抑郁量表得分比完全顺从者低。其次，我们认为顺应时代，心理上反而会更好。

　　例如，我是一个非常想画画的人，但AI绘画出现了。如果一直坚持绘画必须由艺术家本人亲手完成的价值观，可能会不断产生愤怒、焦虑、无力等负面情绪，反而影响心态。但如果顺应时代使用AI绘画并承认其可取之处，不仅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代表放弃了艺术追求、改变了价值观，只是接纳了一部分时代的变化。

　　谢谢。接下来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二辩，请双方辩手依次进行麦克风测试。双方都会出席。

　　好的，麦克风测试情况良好，请正式发言，时间为 1 分 30 秒。

　　顺应时代并不一定会产生意义。在某些情况下，顺应时代反而不会产生利益和意义。

　　我要更正一下，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论证了，我不仅不会痛苦，同时也没有放弃本身的艺术追求，只是顺应了一部分时代的变化。

　　你是如何论证其无用的呢？事实上，我们所提及的心理学家斯心格的心理学指出，人类天然追求认知理性的统一。如果无法达成统一，就会产生焦虑，这是一条定论。

　　同时，我想问一下对方，有关常态化的人通过法律判证的是什么？

　　首先，您方先不要强调您方有论据，我方今天用例子反推到您方观点，您不能随意取用。

　　您方首先在论述中承认了成为自己是一件常态化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讨论一些常态化的情形，而不是讨论一些非常极端、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您方已经承认成为自己是一件很常态的事情，常态化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是坏事。我并非说常态化就不是坏事，只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讨论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您方所说的常态化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您方也不清楚这个常态化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来看您方的判决，您方的判决存在明显的模糊性。您方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将自己陷入一种犯罪的模糊状态，我们先不讨论这个。

　　其次，比如我今天是一个小职员，如果我不去成为我讨厌的人，不向领导阿谀奉承，明天就可能被开除，流落街头。我相信相比成为自己讨厌的人可能带来的一点点心理上的不开心，这两种情况的利弊是能够比较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您方的视角下，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成为汉奸就可以避免生命受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否就不是坏事了呢？

　　您方一辩已经承认在常态化比较之下，不会有那么多道德堕落的情况。但您方的意思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些情况，对那些违背道德的行为不理会，我们就不应该讨厌这些讨厌的人吗？因为我们今天不讨论坏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请您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如果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和生命，成为汉奸这件事是否就不是坏事了？

　　我无法接受您方这个例子，因为我认为这个例子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您方刚刚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件坏事。所以事实上可以看出，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利弊判断，我方的判断是，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会在社会层面和时代发展上带来负面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