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平庸之恶有罪

[AI生成]平庸之恶无罪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在场观众，我方的辩题是平庸之恶有罪。我方认为，平庸之恶是指普通人在国家体系下放弃思考、不负责任的集体犯罪行为，有罪是指违反了法律条例或者道德准则的行为。汉纳·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撕开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藩篱，最大的恶往往诞生于普通人放弃思考的顺从。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平庸之恶必须承担道德谴责与法律规制。理由如下：

　　1、在法律维度上，拒绝工具化人格的免责借口。现代法律已突破了“奉命行事”的谎言，从《纽伦堡宪章》到《罗马规约》，明确规定执行明确非法命令不得免责。比如二战期间，艾希曼负责调度死亡列车，门格勒以医学知识筛选屠杀对象。这些技术官僚的精细分工，恰恰证明其在主观上对恶行的认知与配合。若称普通人别无选择，南京大屠杀期间，丹麦人辛德贝格能以商人身份保护难民，德国工程师约翰·拉贝用日记记录暴行。法律从不惩罚不能作为之事。

　　2、从道德维度思考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道德判断具有独立性。二战期间，柏林爱乐乐团以排练为掩护帮助犹太人逃亡，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违反命令签发6000张救命签证，即便体制高压，人们仍有道德选择的空间。当哀叹自己身处体制、只是齿轮时，看似是为自己开脱，实则是主动阉割人性，将灵魂交付于魔鬼。 　　其次，“沉默即共谋”的逻辑。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容忍不义之人，本身就是不义的帮凶。今日会默许核酸检测员伪造数据，纵容检验员隐瞒污染，明日就会诞生千万个艾希曼。平庸之恶的污染性在于它对底线的集体腐蚀，最终在群体无意识的湖面下扔下一颗肮脏的石子。当我们放弃思考、顺从恶行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亲手为暴行迎接最后一刻。

　　我方发言到此。

　　稍等，可以听见。那我请问正方意见，关于如何判定有罪的标准，我方已经讲过，要么是违反了法律条例，要么是违反了道德准则。若要深究道德准则和法律条例，法律条例即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则，道德条例则是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道德秩序和公序良俗。

　　如果像你刚刚所说，一个人在结构性压迫下被迫作恶，他们已感受到结构不安和自我矛盾，能否认定他在道德上有罪？您方是想说结构性压迫，诚然，在结构性压迫中，这个人确实无法反抗，但我们并非要求他成为反抗者，至少可以让他不成为作恶者。他明明处于被压迫的情况，被上级命令去做某事，却无法反抗。他可以不配合、消极对待，如果上级的压迫要求他做某事，不做就会被处死，那他的人权何在？他还有国民的权利吗？

　　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在东西德分裂期间，东德对于西德的边防人员是要执行开枪命令的，但在执行开枪时，我可以把枪口上移一厘米。我确实完成了任务，但也未造成实质性伤害，这既未违背自己的良心，又完成了任务。那么这种行为为何是平庸之恶呢？因为这并非平庸之恶，它不符合平庸之恶的定义。

　　首先，我再问下一个问题。您方是否承认，具有平庸之恶的人不具备完全掌控自己行为的能力，只能掌握自己的一部分行为？

　　您方是否认为，环境和束缚会对一个人产生引导和影响，比如斯坦福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实验。平庸之恶是普通人放弃了思考，所以放弃思考才是界定一个人是否存在平庸之恶的关键。在高压环境下，我坚守自己的良心，不服从上级发布的不合理命令，您方如何论证这是平庸之恶呢？而且您方也未用智慧的方式论证平庸之恶。

　　另外，您方在举例时提到了很多高尚的人，若将高尚之人应做之事作为标准，认为不高尚的人就是有罪，那这个世界该如何界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有罪、谁无罪，这不是将概念泛化了吗？我方并未泛化概念，我方一直秉持的根本观点是，在平庸之恶的环境下，界定一个人是否存在平庸之恶的原因在于他是否放弃思考。我方认为平庸之恶的最大特点就是放弃思考，顺从极端之恶，这就是我方对平庸之恶的根本观点。

　　那么，如果一个高中生按照老师说的方法解题，没有进行自己的思考过程，他难道也是有罪的吗？如果说放弃思考就是有罪，那这个范围就扩大得非常大了。放弃思考、顺从不合理的命令，这难道不是一种罪责吗？

　　就好比希特勒上台，真正有罪的人固然是那些发起恶行的人，但将他推上高位的民众，他们能逃脱罪责吗？他们绝对不是无罪的。

　　好，结束。

　　正方辩友大家好，我方提倡平庸之恶无罪。平庸之恶是个体在行动时放弃思考和判断，盲目被迫遵从权威、传统或个体而产生一定后果。罪包含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我方判断平庸之恶是否有罪的标准是其能否给社会带来正向影响。

　　首先，在强大的压力下，个体的主观意识和道德判断会被剥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生被分配到狱警的实验角色后，迅速展示出虐待囚犯的行为，而囚犯也会展示出顺从。这说明环境和角色设定对个体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伦理学中的个体性行为也并非出自个人的本性，在历史时期、历史事件中，纳粹德国的极端行为，有研究指出，这些并非是个体恶意驱动，而是深受帝国主义体制和战争环境的影响。个体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行为受限，将罪责完全归咎于个体，无疑忽视了环境和体制对人的异化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其次，从艾希曼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自己只是齿轮中的一环。提出“平庸之恶”的初衷正是为了揭示这种恶的平庸性背后的官僚机器。二战后，德国通过基本法重修宪法而非惩处个体，将反思重点放在体制而非个体。结果是德国的政治信任指数从1950年的4.2提升到了2023年的8.3，位于全球第9。这表明判断平庸之恶无罪，推进制度改革而非陷入对个体无尽的道德审判，若判断平庸之恶有罪，将罪责归咎于个体，会使社会反思局限于个体的道德瑕疵，而忽略了体制和环境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个体在极端环境下行为受限，还是道德判断对社会反思方向的引导作用来看，我方都认为平庸之恶是无罪的，能给社会带来正向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好的，发言结束。

　　好的评委，我想向对方辩友确定一个事情，您方是否与我方达成一致，即在道德和法律层面评判平庸之恶是否有罪，我方认为应从这两个方面考量。

　　现在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即本次探讨的标准是道德和法律。

　　其次，我想向对方辩友确定一个事实，即加害者是否确定无思考能力，我强调的是是否没有思考能力。我方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具备思考能力，同时，我方对罪的定义是，判断平庸之恶是否有罪，需从更广泛的层面审视，而非仅着眼于罪本身。如此，我们与对方又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即您方认为人是有思考能力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对方辩友，一个人能否做出判断，是否与战争或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关。比如，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标准。换而言之，如果战争持续时间短暂，让人来不及做出正确判断，您方是否持此观点？

　　我方认为，这会在思想上对人产生影响，如军国主义的影响。并非个人失去判断能力，而是检方可能未能获取其他信息，他们的判断因此受限，认知被上级、军国主义等不良因素所局限。

　　我理解对方的意思，您是想说在大环境下，人丧失了思考能力吗？并非如此，思考能力就像信息检索，受到了局限，无法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或许在了解更多信息后，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在行事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既然您方认为人有思考能力，那么就能分辨对错。在能分辨对错的情况下，即便知晓错误原因却仍付诸行动，这是受大环境影响所致。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恶的，因为无论是否受大环境强迫，该行为都是经过思考和思想辩驳的，所以可以判定为错误行为。

　　如果是正义的行为，为了最大利益，人们可以挑战权威，例如像太平天国一样发动一系列战争，以争取自身利益、伸张所谓的正义。

　　谢谢。

　　有请正方二辩进行申论，3分钟计时开始。

　　我们对有罪无罪的判定，既要包含主观上事情发生时的心理状态，也要考虑是否违背了法律条文和道德标准。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道德上有罪和法律上有罪，但不能因为一个人在犯罪时内心冷漠，就让他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怀有恶念，就免除其道德谴责。只有当一个人既未触犯法律，也未违背道德时，才能说他是无罪的。

　　客观来讲，不思考、盲目服从上级命令，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例如，单纯为了降本增效而裁掉员工福利，这违背了道德；只追求利益，无限制地要求员工加班，这不符合劳动法，触犯了法律。更严重的例子，如艾希曼无条件执行法西斯暴行，731部队在细化研究领域制造杀人机器。

　　主观上来讲，以“意愿稿作病形式”（此处表述可能有误，但按保真校验原则保留）作为托辞是不合理的。身为认知正常、道德水平正常的人类，对错误的事情会有认知。即使不得不去做，也会有所抵触。一辩稿中提到了丹麦的某个人和德国的某个人。对方还提到，有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认为事情细化到了未知全貌的地步，所以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作恶。首先，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人们不会去做恶事，哪怕是再小的恶事。

　　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日本国内宣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声称要解放亚洲、驱逐西方侵略殖民者、反抗英美压迫、捍卫天皇制，还利用宗教神化，渲染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战时看到了侵略战争的本质。比如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军人林宽成，反军国主义、揭露日本暴行的作家陆继豪，还有我们在一辩文中提到的日本外交官萩原谦。他们身处宣扬卫国战争的环境中，但也的确看到了侵略战争罪恶的本质。

　　我认为，一个正常人是有判断善恶的标准的，并且能够做出自己的努力，而非像对方所说的放弃思考。对方前面提到放弃思考是服从上级命令，而“放弃”是一个贬义词，这意味着放弃思考起码在道德层面是不好的行为，是有道德罪过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过，但它确实是有罪的。

　　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平庸之恶有罪。

　　下一个环节，反方三辩质询刚才申诉的那位同学，有请。

　　能听到吗？我可以听清。请问，老人在马路上摔倒，大部分人不去扶这一事件，您方如何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恶？那您方是否认为这种行为是有罪的呢？

　　我们不能判断这种行为是否有罪，因为存在老人碰瓷的现象，社会人员也存在冷漠的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您方所说，去扶老人就可能遭遇碰瓷。从平衡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不站出来，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怎么能说是有罪的呢？

　　目前社会上确实存在扶老人被讹的情况，这正好证明了大家认为“平庸之恶有罪”。

　　打断一下，您方承认了，勇敢站出来扶老人，很大几率会产生碰瓷现象。但对于“平庸之恶”这个问题，我勇于站出来会损害自身利益，为了保全自身利益，或者在战争中，我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做出某些行为，怎么能说是有罪的呢？

　　这类能被报道出来的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用小概率事件去评判所有人。比如今天有一个老师摔倒了，我没去扶也没告诉任何人。

　　打断一下，您方在辩稿中泛泛提到了一些战争的例子。在战争中，我身为军人，不执行命令会被惩罚，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我们知道战争分为侵略战争和保家卫国战争，需要判断清楚战争的正义性。

　　打断一下，抱歉。您方所说的侵略战争以及反抗战争，只是立场不同。作为侵略方，是为了扩大国土、给人民带来更大利益；被侵略方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侵略战争本身是罪恶的，如果像我方二辩稿中提到的，明知是错误的还去做，那就是有罪的。也有人发现日本政府的美化宣传后不去配合，最后也得到了相应的结果。

　　您方也提到可以选择两全其美的办法，如将向上移动一厘米。但在这些问题中，您方所说的只是特例，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两全其美的方法呢？而且您方所说的反抗例子，无非是外交官和杀人等，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不是所有人都是战争机器。

　　好，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思考并不能够保证行为的正确性。同时，您方认为不独立思考就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等、认知偏差或者反应压力而做出错误判断，不能因为这方面的思考而导致犯罪。

　　同时，您方所论述的任何放弃思考的核心在于个体行为时无思考，而并非缺乏思考和思考能力。并且，提出“平庸之恶”并非为罪行开脱，而是提醒人类这是对人性的压迫，即自主环境的产物并非个体主动选择的规则。所以，将问题归咎于个体的放弃思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掩盖个体的信念。

　　在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性测试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参与实验的人在环境的压迫和权威者的指导下，内心其实感到不安。但如果按照您方观点，这些人都应该被判定为有罪，然而您方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被压迫以及无法反抗的情况。您方不能说他们可以反抗，就认为他们可以随意执行命令。如果这样，那些战争中的高官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就是要让国家的人去实现他们的利益，会采取很多手段。您方不能让这些执行命令的人去放弃他们的权利和人权。

　　同时，这些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司法盲从和自身作恶的意图，他们只是为了执行命令、遵守规则、适应社会环境。真正的罪责应该归咎于上层有权力的人，这些有权力的人选择不去做正确的事，而选择压迫下面的人。让无权掌控自己利益的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这也是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根本目的。

　　此外，您方辩稿中还提到很多在特定环境中自认为做了正确且高兴的事的人。如果认为做了这些事的人就是有罪的，那世上就没有人可以成为好人了。

　　好，那我进入下一个环节。

　　有请正方。我计时了。

　　您方刚一直在谈体制压迫，那么我想请问，在同一个体制之下，比如纳粹德国的体制之下，为什么会有辛德勒、西美尔和奥威尔之间的区别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从善，有人选择作恶呢？请您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您认为他不是平庸之恶的代表，而是高尚的，是与您方恶性代表相对的，那您方为恶性代表找了例子，请问他是不是也不是平庸的呢？您能找出一个不是平庸的例子吗？

　　我方刚刚提到一些例子，比如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性测试和斯坦福监狱实验，都是平凡的大学生在做实验时发生的事。

　　您刚刚讲到只是一味批判、放弃思考，并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如果每个人都不去思考、不去反思这个体制的问题，那么体制对个人的压迫形成的平庸之恶，我们该怎么解决呢？请您方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就算真的反思了这些，也没办法做出反抗，因为反抗更有可能使自己受到迫害。您方提到根本观点在于批判体制之恶，既然说批判体制之恶却又说不能改变，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您方的意思是批判平庸之后，本质是要批判体制，对吧？我们去批判这个体制，您又说保持思考并不能反抗体制，无法反抗体制就会变成清醒的痛苦，请问您方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您方提到的根本问题，即如何解决体制对人的压迫形成的平庸之恶，您方怎么回答？

　　我方认为体制有问题，体制下的人无论是否思考，都无法反抗，这个体制真的有问题。

　　您觉得清醒的痛苦和无畏的幸福哪个更好呢？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辩题无关。我执行上级给我的命令，蒙昧地得到上级的嘉奖，这是一种蒙昧的幸福；我在体制中反思，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是一种清醒的痛苦，请问两者哪个更好呢？但执行上级命令做不对的事，不能将责任怪在上级身上。

　　您方一直谈到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个点，我方认同在战争行为中保全自己没错。但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升迁、利禄、功名去做昧良心的事情，请问我是不是恶呢？这样的我是不是有罪呢？请您回答这个问题。这难道不是平庸之恶吗？我处在体制之中，是体制的一个齿轮，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完成上级给我的任务，这不是一种平庸之恶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齿轮，要完成齿轮的任务，完成任务后能成为更好的齿轮，请您回答这个问题。但您方说的这些都是少数人，而且这些人已经有了思考，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阿伦特所定义的范围内。

　　还有老人的问题，您方二位提到，去扶老人的人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准则，去拨打120或者把事情放到网上求助，这样是不是就无罪了呢？但如果对此保持沉默，纵容老人死在街上，这种冷漠是不是有罪呢？或者说从老人身边经过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吗？要把他们所有人都挂出来谴责，拉到审判台上审判吗？他们要受道德谴责，因为我方讲到道德规则是与法律条例并行的。

　　我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有请正方三辩进行申论3分钟。

　　好的，尊敬的评委，我方认为平庸之恶是有罪的。

　　首先，对方的观点有混淆概念之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辩题并非审判平庸，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存在平凡的一面。而平庸之恶的原意是恶的平庸性，即恶的表现形式是平庸的，作恶的原因来源于平庸之人所跟从的环境，而缺乏自己的思考方式，这便是恶的平庸性。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无论是在道德上，甚至在法律上，都是可以定罪的。

　　当然，我方在之前的辩论中，已与对方辩友达成共识，即人是有思考能力的，能够分辨对错。在此，我可以举个例子，1939年，宫川男爵在认识到人道主义与自己国家军国主义战争的侵略性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在华的反日斗争。最终，因被日本人视为叛国而自尽。1938年，还有一位英雄宫川本兰，他在参与抗日战争中，于大讨伐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本身也是日本人，这表明他认识到自己国家战争的不公平性，并做出了反对斗争。

　　对方观点认为在大环境下我们无法反抗，限制了我们的思考，但我们可以跳脱出来，用实际行动反抗军国主义或侵略主义的思想与行为，发动反对战争，这便是我们对平庸之恶的理解与实践。

　　所谓平庸之恶，是指放弃自己的思想，而非没有思想，放弃思考而去人云亦云、盲目服从命令，从而导致从众行为及一系列举措的执行。

　　反方一辩质询刚刚申论的同学。能听到吗？能听到，我开始提问。

　　请问，您方认为平庸之恶的人，其认知水平会高吗？您所说的“平庸之恶”，到底是指平庸，还是指“平庸之恶”本身？

　　我再举个例子，您方觉得战争中底层士兵的认知水平会高吗？根据其本身情况，其认知水平体现在是盲从、服从命令，还是有自己的意识，这是两个方面，需要您方去论证。

　　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知道以前战争中的军人大多出身平民，甚至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您方认为他们能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但除了宣传内容外，当一个军人去杀某个士兵或其他人时，可能一开始并不清楚情况，但战争经历了很长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会完全没有意识吗？

　　您方并没有回答我方的问题，您方询问我方军人有无个人意志，我方可以告知，经实验表明，战争中的军人出身普通，个人认知水平有限。您方一直举例作家、外交官等，称他们能认识到事情不对，有自己的认知基础，但我们强调的是平庸之恶，底层人员的认知水平是被局限的，在这种局限条件下，他们又如何认识到自己的恶呢？

　　您的行为可以体现您的判断标准，比如去侵略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您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还是对吗？

　　打断一下，您方刚才提到侵略，但在一场战争中，士兵被派往战场，若受到如纳粹宣传“纳粹人就是杂碎”，或在日本军国主义熏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没有其他视角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又如何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呢？

　　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像某些人犯错后没有认识到错误，这便是一种恶，您方认可吗？

　　您方刚才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一种恶，且也认同这是一种恶。这种恶是在其认知受限的情况下产生的，当认知受限的情况改变后，他会进行反省，反省之后，这个人难道不能进步吗？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如果给他改正的机会，他说不定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积极影响，对吗？但这是您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导致了战争的残忍和人员的受害。

　　针对您方所说，看见老人在路上晕倒却不去扶的行为是有罪的，但您方认为将此事挂到网上并自我安慰就算无罪。然而，老人需要的是被扶起并获得帮助，事后将其挂到网上并无实际作用。您方以这种自我安慰来判定无罪，我认为十分荒谬。

　　另外，您方一直在混淆概念，试图论证平庸之恶的好坏，但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平庸之恶是否有罪。您方举例外交官或商人勇敢站出来的行为，我们鼓励这种行为，但不能因此就判定那些存在平庸之恶的底层人有罪。我们要证明的是平庸之恶无罪。

　　您方提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整个事件结束后，国际上对领头者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审判，但并未对底层士兵进行审判。因为士兵是从自身底层立场出发，您方一直提及有思考、有意识的人，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脱轨。我们讨论的平庸之恶不在这个范畴内，我们判定的不是人们如何保持意识和思考，而是平庸之恶本身是否有罪。

　　底层士兵对自身行为缺乏过度认知和思考，他们的行为不应被判定为有罪。一方面，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保全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当事件爆发，我们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整个机制和架构过程去了解事件，而不是批判事件中的底层人、局内人，否则会忽略体制和环境这些根本因素。

　　所以，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带来社会的正向影响。我的发言到此为止。

　　有请正方二辩质询。

　　你们所说的老人问题，我们已经解释过，扶起老人可能会遭受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方认为除了体制优秀的人，其他人不会思考吗？认知水平不高就是罪恶的保护伞吗？有良知的人类会将人当成杂碎随意杀戮吗？日本侵略战争在开端或许难以判断，但在入侵之后，难道还难以判断其非正义行径吗？日本军队残忍屠杀的行为，你们又如何开脱？

　　首先，关于老人扶不扶的问题，我们不再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纳粹问题，接下来请回答我关于日本侵略的问题。

　　我方已经多次阐述，你们认为有良知的人会以杀人为乐吗？我方说过，那些领导者存在主义矛盾，你们无法为日本军队以杀人为乐的行为开脱。

　　我想说，如果每个人都不去思考、不去反抗，新中国如何成立？鲁迅曾批判那些对国家麻木不关心的人，而现在国家歌颂陈乔年、陈延年等为反抗而奋斗的人。

　　你方所说以杀人为乐不属于平庸之恶的范围。请回答我下一个问题。

　　如果所有人都不去思考、不去反抗，新中国如何取得胜利？鲁迅曾批判当时那些对国家麻木不关心的人，而现在国家歌颂陈乔年、陈延年等人。我们赞同有自主思考和勇气战斗的人，但不能说平庸之恶的人无罪。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因为平凡而难以反抗，而是因为麻木不反抗导致了平庸。

　　如果平庸之恶无罪，那么日本战犯除了东条英机等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手下的日本官兵也被判处牢狱甚至死刑呢？你方也阐述过，一些军官有自主思考能力，但国际社会为何对那些普通日本官兵也做出了处罚？你方一直回避，请正面回答，他们难道无罪吗？他们只顺从上级去烧杀抢掠，难道就无罪了吗？如果只是卫国战争，那屠杀又该如何解释？

　　我方并没有说以杀人为乐无罪，只是你们刚才的表述似乎认为存在这种无罪的情况。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知恶必恶才是有罪。如果平庸之恶无罪，当无辜民众被有心之人利用作为杀人利刃时怎么办？我方认为，刀枪无情人有血有肉有灵魂，人不可能不带有任何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原谅人作恶吗？

　　那我要直接进下一个环节了，最后辩论了，希望大家不要吵得太严重，因为会记得很乱套。+8就开始吧，来吧。

　　你们方谈到这个认知受限的问题，那我想问，在二战战后，大家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批判，为什么现在日本还存在靖国神社这样的东西呢？底层的百姓已经知道军国主义的邪恶本质，为什么现在还要供奉一些战犯？请你们方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回答你们方这个问题，你们方如何证明底层百姓已经产生了自主认知，并且供奉靖国神社呢？你们方也看到了新闻里的靖国神社，也知道靖国神社的存在本质。而且你们方的观点在我看来一直有一个论调，那就是精英主义，你们方一直认为民众是不会思考的，一直忽视了民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力量，这是一种侧面认为的精英主义论调。请你们方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民众都不会思考吗？

　　你们刚刚说日本拜靖国神社是因为环境问题、教材问题，导致那些民众不了解日本历史问题，所以才会去拜靖国神社。你们方这个说法不是正好证明我们的论点了吗？

　　请不要打断。首先，你们方所说的那些例子，如鲁迅、外交官等例子，这些例子全部都是真正的精英。你们方一直在用这些人是正确的、高尚的来论证所谓平庸有罪，你们方拿这些高尚的人和少数人，其实并没有办法对应大部分的普通人和平庸的人。而且你们方也并不能证明他们很了不起、很高尚，他们做对的事情是无罪的，也不能说明其他人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罪的。高尚是一个褒义词，不高尚的人从来是被谴责的。我想说的是，你们还是在重复说认知水平不高就是作恶的保护伞吗？那我想请问你们正面回答我一下，日军以烧杀淫掠为乐、进行屠杀该怎么办？

　　首先，你们方说认知水平不高好像就可以被谴责吗？其次，他们进行屠杀这些行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思考，受环境体制的影响，在这种制度情况下，选择受限，所以才做出这些事情。你不能把这个罪责归到个体身上，不能用高尚不高尚来评判。认知水平不高的话，这些人就应该有罪，就应该被谴责，他们应该换位思考。道德谴责也是谴责。我想请你们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认为一个没有什么认知水平的农民，就可以把人当成宰杀案板上的对象吗？

　　我先回答一下你们方问题，你们方一直在给我方戴一个很高很大的帽子，说杀人为乐就不是有罪的。我方承认杀人为乐是有罪的，而且我方从来没有说杀人为乐是无罪的。你们方说谴责他们也是一种谴责，这是对的。那么重新回到我方之前的问题，老人在马路上摔倒，大部分人都不去扶，所有人都不管了。我们说这是一种社会冷漠的情况，他们确实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罪行没有办法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还请你们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认知就可以杀人吗？

　　我们并没有承认说没有认知就可以杀人，我们说的只是说他们在受过这些环境的影响以及体制压迫的情况下，才做出了一种出于自保，甚至是不了解实况的选择。而你们方强调的我们不作为、冷漠旁观，大部分的普通人都是有罪的，你们方并不能从这个方面去证明，你们只是拿个别的高端个例，不能论证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你们方不觉得前面的话涵盖范围不合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论述吗？

　　我方还是回答你们侵略战争杀人为乐这个事情，其实侵略战争杀人为乐最根本的并不是认知的问题，是没有良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认知受限，但这并不代表没有良心。日本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去进行烧杀抢掠，这是没有良心的行为，这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内，以平庸之恶来放大自己的阴暗面，这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行为，这是一种对自己良心的放弃，这是一种放弃思考，放弃思考之后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你们方不认为吗？

　　首先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些日本的一些士兵产生这些行为，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洗脑行为，而不是说他们主动去放弃自己的良知。而且你们方所说战争任务出现一些情况，就算是自己的情况，在战场上，我方和敌方两个士兵一起在战斗，那么我去阻止这种行为，就是很傻的吗？

　　我们想说的是，不是因为平凡而难以反抗，而是因为麻木、不反抗才导致的平庸。以前那些优秀的人，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平凡的，但是正因为他们反抗了之后，才造就了他们的不平凡。而那些麻木、不反抗的人，他们只安于现状，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会造成社会停滞不前、不进步的情况。

　　我不知道对方一直没有具体去讨论平庸之恶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你说在大环境下，大环境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是你没有老是讨论这个恶对个人是否也有恶，这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对方辩友一直在提及良知问题，认为没有良知的人以杀人取乐。但我方需明确，那些以杀人取乐的人有自主意识，他们并非“平庸之恶”。那些军官也不属于“平庸之恶”。

　　其次，对方辩友最开始提到“上升一公分”，最后也认同我方观点，即在体制压迫下很多时候没有两全之法。然而，我们回到辩题，“平庸之恶”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但思考受到局限。就像日本人现在还在供奉靖国神社，其教材仍被老一派军国主义者掌控，他们的思想难以跳出局限。而德国改革后青年犯罪指数上升，这证明只有发现并及时指责“平庸之恶”，看到政府和体制的问题，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方一直强调两点。第一点是结构性问题，“平庸之恶”是大环境塑造的。个人在这种环境下可能无力反抗，因此不能对个人进行强烈的道德和法律审判。在战争中，对普通士兵进行道德审判，重点应落在其上级，即“平庸之恶”之上的“极端之恶”，只有审判这些人，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另外，我们一直在讨论个人认知受限的问题。个人认知受限是可以解决的。当我们面对一件事判断军官是否有罪时，我们天然会觉得他干了坏事就是有罪。但我方提倡“无罪”的关键在于，希望整个社会有反向思考的过程，去探究其罪行的来源，认识上层的问题，这绝不是对方辩友所提到的冷漠和忙碌。

　　谢谢！

　　开始进到正方三辩陈词。

　　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我们这次跟您方开始的这场辩论的真正价值，其实不在于判定艾希曼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人是否有罪，而是在于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即在系统性的黑暗降临时，普通人是否有权以平庸作为盾牌，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自己的双手正在拧紧毒气室的阀门。

　　您方一直在说普通人无力对抗体制，但是纵观这场辩论，我觉得您方一直回避了三个本质的问题。第一个，那就是如果服从，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把希特勒而非艾希曼铸入纪念碑？如果麻木就是无罪，那么为什么社会还有道德谴责，一直要追究731部队医护的战争责任呢？而且如果平庸可以赦免，那么为何柏林墙射杀平民的士兵，最终被审判时，法庭宣告枪口抬高1cm是人类必须接受的准则？

　　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您方逻辑链最致命的矛盾，即您方一直想用结构性之恶来消解个体的责任，但您方也一直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暴政的齿轮，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亲手锻造的。

　　然后再讲讲您方一直说的反抗的不能和不为。您方一直认为不能反抗，确实有的时候结构性的压迫个人无法反抗，有巨大的压迫，但这并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就比如说731部队的军医，如果只要拒绝活体实验，只需要调离岗位，并不需要结束他的生命，并不需要被枪毙，但是他却不这么做，反倒为了谋取自身利益，继续进行这种生物实验。这就证明了作恶是主动的妥协，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必然。

　　您方还一直认为对体制的反抗，要么就是壮烈的反抗，要么就是彻底的同谋，其实我觉得您方这个说法过于极端了。在现实中，道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都能够以有限的方式来坚守自己的责任和良知。

　　所以，您方一直把人视作一个没有良知的工具，但我想说，人类之所以配得上文明两字，不是因为从未坠落，而是因为每一次坠落时，总有人拒绝闭上眼睛。认定平庸之恶有罪，不是我们对弱者的苛责，而是对人性光辉的相信。我们认为在黑暗的时代，人类也依然能够以清醒的独立之力迎接光明的到来。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