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请正方一辩进行立论陈词。

　　正方一辩发言：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是指按照法律应当执行的结果与政府实际执行的结果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本质是代替政府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主体问题。基于此，我方坚定认为，在政府未能执行法律的前提情境下，私刑具备道德正当性，不应当在道德上做负面评价。论证如下：

　　第一，私刑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对更高目的考量的违约行为，不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政治哲学家洛克指出，政府的惩罚权本质上是实施公民自卫权的集体信托。自然法赋予人人都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惩罚权天然被赋予公民而非政府。公民们为了实现秩序的管理，将惩罚权让渡出来集中于政府机构。可见，公民行使惩罚权在源头上具有比政府更深的正当性。其唯一问题在于，社会契约建立之时，公民上交了部分惩罚权，在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进行私刑，重新使用已经上交的惩罚权是对社会契约的违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契约既限制了公民，也给政府提出了对等的义务，以有效维护个人权益。当南非警察对每12分钟发生一起的强奸案束手无策、有心无力，电诈控制区域内司法系统形同虚设，这种信托关系已然破裂。首先，违约的一方实际是政府，而非进行私刑的个人。就像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的，当政府不能保卫公民时，每个人恢复天然自由的权利就自动生效。此时，私刑不再是法外暴力，而是公民收回被辜负的信托。更进一步的，基于维护个人权益的最终目的，私刑出手维护与将惩罚权集中于政府统一行使，都只是手段，各有优劣。私刑者为了正义选择前者，仅仅构成对契约的违约，应当受到的也相应是社会契约层面的谴责，以及由社会契约搭建出的法律框架的回应，但这并非我们对其做出道德上负面评价的理由。

　　第二，考量现实情形，私刑并非暴力的宣泄，而往往是绝望者最后的手段，是司法荒漠中人们对正义之饥渴的产物。根据欧盟官网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0 - 2022年期间，欧盟平均每十万居民仅配有341名警察和18名专业法官，司法资源短缺是蔓延全球的事实。美国某大学的研究表明，印度的强奸案件审判平均需要6年之久。漫长的开庭审判、高昂的诉讼费用、难以计量的时间成本，为维护实质正义而生的程序正义，反倒开始了对实质正义的吞噬。

　　著名的张扣扣案中，1996年，13岁的他目睹母亲被人一棍敲死后，家里只剩下了年幼的他和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判处的赔偿款9000多元，只付了1500元。可是他们既不知道如何寻求法律的帮助，也不敢对抗家中有相关背景的王家人。向上申诉不说，更不会利用法律请专业人士帮忙或请村民作证，他们连家里农活耽误几天的代价都无法承担。2018年，张扣扣上诉时，法庭称其对附带民事赔偿虽口头表示上诉，但之后既未向原审或上级法院提交书面上诉状，也没有向法院口头阐明上诉理由和请求，在上诉期满领取民事赔偿款时，未对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提出异议，也未继续提出上诉的请求，因此驳回了他的诉求。张扣扣的父亲或许根本听不懂这一长串的要求，也不明白维权的流程。他只知道，在失去妻子又失去了儿子之后，他甚至连当初没有赔付的6000元都依然拿不到手。

　　法学家徐昕在《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及其限度》中讲到，当公力救济不保障私权时，人们要么放弃，要么为权利而斗争，处于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本能，人们便可能寻求私刑，实现个人的正义，这是一种非到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救济，我们也称其为底线救济。司法资源的不足和发展的滞后性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必然。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对很多生活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而言，获得公权力的救助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执法机构触及不到他们的世界，响应不了他们的呼号。我们当然应当不断发展司法体制，让寻求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救济对每个人都变得容易。但在这个完美世界出现之前，我们不能天真而残忍地要求受害者等待政府的作为，在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情形下，依然从道德上指责受害者对自己权益的维护。

　　第三维度是道德哲学。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的私刑往往是极端情境下的伦理必然。当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无法回应人的本能期待，道德哲学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私刑并不发生自暴力的冲动，私刑者往往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快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面对这样可以预见的后果，他们依然选择私刑，背后往往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当张扣扣面对仇人的妻子却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杀你，与你无关”时，我们看到的不是野蛮的杀戮，而是人类道德本能对制度性恶疾的悲壮反抗。实质正义在此时已经远大于程序正义的抽象价值。

　　从边沁的功利主义角度，私刑在此时符合功利原理。而从康德的义务论角度看，当永远把人当做目的的道德预设遭遇了制度性的践踏，出于道德的义务感，公民的作为责任已经超越了对成文法的服从义务。正如哈佛教授桑德尔在《正义的边界》中所述，当制度性保障全面崩溃时，道德判断必须成为正义的最后载体。张扣扣案中，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这样说道，法律是一整套国家装置，它不能只有刑事逻辑的躯壳，它还需要填充更多的血肉和内涵。今天，我们不是为了拆散躯壳，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填补灵魂。当张扣扣站上法庭时，我们尊重有法可依的任何判决结果，尊重政府对他的任何合理惩罚。我们依然尊重着法律，但我们无法也不应该从一个人的维度出发，对他做出负面的道德评价。他曾被社会与法律系统弃之不顾，如今我们却高站在道德高台上，要对他基于人性的行为冠以恶念，仅仅因为他似乎击打了执法者的庞大制度的一角，这是何等的冷漠。

　　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缺位的时候，道德哲学已然成为社会的最后一张网，它需要打捞的不仅仅是那些摇摇欲坠的复仇灵魂，还有每一个普通人心中最深的悲悯与同情。在一些法学家眼中，私刑愚昧而充斥着暴力，它粗俗而莽撞，与我们文明的衣冠格格不入，显得分外刺眼。可是，看清前提，在政府失能的特殊状态下，私刑最不完美却是生机所在，警惕得不到法治救援的人拿起最后的武器，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恰恰是将绝对禁止私刑异化为压迫者的保护伞。当公权力本身成为非正义的共谋时，对私刑的绝对否定反而会成为助纣为虐的道德枷锁。

　　各位，承认私刑在极端情境下的道德正当性，并非歌颂暴力，而是在制度性溃败的黑夜中燃起人性的火把，它或许会灼伤我们，但比起在黑暗中放任罪恶吞噬无辜者的惨叫，我们宁愿承受这份温度的疼痛，因为人类文明最珍贵的火种，从来不在大理石堆砌的法庭之上，而在每个普通人胸膛中跳动的道德良知之中。谢谢！

　　每个环节结束前30秒，计时器将响铃一声。环节结束时，计时器将响铃两声，届时请辩手停止发言。

　　如果辩手未能用完全部时间，剩下的时间将被放弃，不得用于比赛的其他环节。发言时间一到，辩手可以把完整的句子说完，但不得引入新的内容。而时间一旦结束，裁判有权忽视之后的任何内容。

　　本届赛事为了增强辩论赛的互动性和反馈效率，特别引入了裁判互动机制。在比赛的各个环节之间有间歇期，用于裁判与辩手之间进行直接交流与讨论。间歇期的具体时长由裁判根据需要控制，确保参赛队、辩手与裁判在比赛后的其他事务不因此而延误，建议不超过5分钟。

　　当然，裁判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将间歇期作为休息时间，或跳过间歇期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需注意，若裁判决定跳过间歇期，双方参赛队各有两次机会在此时请求进行互动，该请求裁判需予以接受。然而，裁判的具体回复内容不受本届赛事规定。

　　下面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同学你好，第一个问题问你，你今天想讨论的情况是只有制度性的崩溃，还是说结果不令我们满意的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你也认为应该讨论？

　　我方认为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是一个可以从客观上判断的事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不给力，即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还有一种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就像你说的张国文案件一样。我方需要强调的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并不是我所描述的从客观上判断的政府没有能够执行法律。在你描述的张国文案件中，张国文本来应该获得那部分6000元，可是因为他没有在上诉期追溯，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觉得他应该拿到这6000块，这不就是你觉得结果上不满意吗？

　　坦白来讲，我方认为张国文案件，从概念上来说，从那些定义的要件上来说，其实不太符合我方今天讲的政府未能执行法律的条件。我方用它向你描述一个私刑者的样态。

　　行，所以张国文案件你不打算拿来讲。那你方给我描述一下你想讲的状态。不过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大概有三种，还有一种是制度性的完全溃败，就是说政府是恶作为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完全罔顾法律的政府，你方打算讨论这种情况吗？就是您方指的这种政府完全恶作为的，比如说军阀政府，我方愿意讨论。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分成三块来讲。下一个问题我问你，你觉得你方讲的私刑，是代替政府执法，对吧？

　　我方觉得咱们讨论的经常是一个主体的替换问题。好，主体的替换，所以你的私刑有经过检证和三段论吗？你方是指有没有一个审判的程序是吗？

　　我想确认一下对方辩友说的这个三段论的推演程序，是那种法庭上的审判程序是吗？

　　是的。我方认为根据今天“政府未能执行法律”这个前提，在判断是否要进行私刑的时候的这个大前提，实际上跟政府执法的时候的这个大前提是一样的，就是法律法规。

　　没有问题，那这个检证或者证据的检证环节是交由谁来判断呢？

　　我方觉得是由个人进行判断的。

　　我懂，所以今天你方这种证据的检证环节是没有办法完全获得公信力的，就是由受害者个人觉得自己这个事件或者这个证据就能证明自己被打或者被侵害，对吧。

　　是的，我方承认私刑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你认同没有经过检证的刑罚也是被道德允许的吗？

　　好，谢谢。

　　感谢主席，大家好。

　　辩题中要求讨论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的场景，根据题解要求，我们探讨一个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普遍原则，且指出在无法可依的环境中也谈不上超出法律，所以讨论的也不是无政府的状态。

　　基于此，我方认为，在思考使用私刑的情境中，对于政府未能执行法律的判断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更多时候是动用私刑者的主观判定。这就有三种情况：第一，案件情况尚在调查，推定未有定论，给当事人以未执法的观感，或判罚结果不符合当事人的期待而产生认为政府不执法的感受；第二，政府的执法失能，但法律框架仍在；第三，极少数情况下，法律丧失公信力乃至完全失效，如影视作品中“法外之地”的形态。

　　那么，私刑远没有正方所想象的那么乐观，并非一种简单的对政府执法的代替。它是个人或非官方群体未经法定程序，凭借自身意愿和力量对他人施加的具有惩罚性质的暴力行为，其本质是制造程序正义缺失的暴力代偿。这些行为通常逾越法律的框架，自行设定罪名、审判方式以及处罚手段，其目的并非基于合法公正的司法考量，而是出于报复、获取权威和遵循特定群体的不成文规条等因素。私刑不仅严重侵害受害者的人身权利，还对社会法治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判断某项行为是否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必须同时满足程序正义与社会福祉最大化的条件。程序正义保证行为结果的合理性，若程序缺失，即使结果看似正确，也会因缺乏纠错机制导致系统性的风险，如错杀无辜。同时，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要求约束程序的滥用，即便程序合法，若结果危害社会福祉，如种族隔离法等，人们可通过公民运动推动法律变革。如此，仅仅基于朴素正义感就被认定为正当的私刑，显然是因为充满风险的不合法程序和个人主义的倾向，造成了人们自危的混乱局面。

　　所以，我方认为，在上述三种场景下，私刑在道德上均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

　　第一，私刑的本质与道德背道而驰。私刑的“正义”是来自主观臆断的市民观，是公正的快感宣泄。江西师范大学对30起重大网络热点事件的调查显示，79.76%的网民承认根据自身利益评判正义，24.7%的人直言没有标准，跟着感觉走。当网民高呼“枪毙”“死刑起步”时，公平正义不是需求，而是情绪宣泄的幌子。例如苟晶被冒名顶替案中，二审胜诉微博阅读量达100.5万次，且网友仍坚持“只是证据不足，不能证明他不是强奸犯，这种人渣就应该去死”。当法律结论与网民的直觉冲突时，私刑执行者仍选择相信自己的“正义”。在罗冠军事件中，女主虚构的小作文让全网要求“物理阉割”当事人，真相反转后也没有人道歉，只剩下一句轻飘飘的“吃个瓜而已”。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私刑的审判和执行场域中，审判、定罪、执行的标准都是主观臆断的产物，是暴力快感的假面。私刑必然导致失控，从所谓的“任意执行”到群体的暴力，往往只是一步之遥，甚至触手可及。2015年12月13日，两名男子在广西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偷狗时被村民围剿，一人当场毙命，一人被砸伤，作案摩托车被烧毁，还有人在伤者的伤口上按烟头。在湖北武汉，罗某去借钱还债途中，被外村巡逻队误认成小偷，巡逻队的村民在村民杜某指使下，将罗某带到空地殴打，还用绳子捆好吊在树上致罗某死亡，民警调查时遭该村几百名村民围困，涉案村民逃走，二三年后，杜某才因故意伤害被判10年，还有一人正被起诉，其余参与人员未被追究责任。河南宋威律师事务所的调研显示，在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中，网友和社交媒体用户对案件的评判往往倾向于严厉的惩罚，动辄高呼“枪毙”“死刑”，常见网友“判案”“死刑起步”。在16801名网友参与的“微博降热搜该不该用网络暴力传达一个人的态度”的投票中，有81%的网友认为应该网暴刘鑫。中国传媒大学统计，2022年311起网暴事件中，当事人的亲友、同事甚至路人皆被连坐，刘鑫案中连她的家人也被诅咒“日上天”。这种失控的私刑是没有止境的。1916年，美国德州非裔少女杰西·华盛顿被控谋杀，法庭宣判后，旁听者将其在市政厅里域虐打致死，然后阉割、重伤，把手指剁下，尸块当纪念品出售。芝加哥论坛报数据显示，过去8年728名黑人死于私刑，仅1/3涉强奸指控，1/3完全无辜。且当私刑被认可为正当时，那就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受害者。

　　第二，将秩序与公正推向稳定，才是真正被期待和被盼望的解决方向。破解困局的关键绝非是私刑，而是法律系统的韧性与生命力，是公民社会的内在力量，是国际机制的干预到位。在韩国N号房案中，推动化学阉割立法证明法律可以回应民意，以理智公正应对舆论运动，通过舆论监督推动司法改革，而不是鼓励受害者一起去捅死当事人。在朴正熙独裁时代的韩国，群众通过社会运动向议会施压，要求议会改错，解构了不合理的制度。在南苏丹内战期间，国际刑事法庭追捕战犯，避免了以暴制暴的循环。中国刑法修正案针对性侵犯罪加重刑罚，推动系统性正义。美国米兰达警告诞生，对警察的滥权进行规范与处置。法律本身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众多刑法修正案和司法改革都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执法失效的问题。私刑不仅无法推动法律的进步，还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社会法治社会来之不易的社会道德观和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使社会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设想一下，今天你打我一拳，明天我拿刀砍你一刀，后天你拿刀指着我的头，这样的混乱行为如何能实现道德上的正义呢？

　　一方面，仰赖法律的生命力自我革新，去减少执法失能的可能；另一方面，以法治和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素养与意识，明确善恶观，改正价值观，这样才能实现秩序稳定、公平正义，让社会长治久安。而主张个人通过极端化、情绪化的思想来解决问题，既不会也不能在道德上被认可。这种方法不仅无法解决当事人的困境，而且会扩大双方的矛盾，满足了单方面的仇恨宣泄，还极易被滥用，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暴力，使社会秩序成为空谈。

　　最后，我方期待的是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非个体心中想象的“正义”去执法。以法律规范执法，从而可以杜绝以暴执法以及恢复执法的常态。我们可以设想，私刑被认可为正当所带来的基于主观判断而非法律程序的个体想象“正义”会造成多么疯狂的局面。如美国种族私刑中1/3受害者完全无辜，是美国南方白人借“正义”之名迫害黑人；是印度种姓私刑迫害、压迫低种姓人群。这些所谓的个体“正义”其实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工具而已。不要把自己轻易地带入强者的视角里，天然地就认为可以施行私刑的自己是“蝙蝠侠”一般的存在。我们应该带入的视角，或许是印度平民司法运动的受益者，或许是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依然希望法律能够彰显道德，而不是只能用一刀捅死别人，从而面对更大的道德上的指摘和良心上的愧疚。

　　非常感谢。

　　正方一辩：对方辩友，第一个问题，你方认为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判断，对不对？ 　　反方一辩：是的。 　　正方一辩：好，那今天一个政府判一个案子，总有胜诉的一方和败诉的一方，凡是败诉的总会不满意，是不是你方认为在大部分的案子里面，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执行法律？ 　　反方一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形成辩题讨论在主观判断带来的情形。 　　正方一辩：我打断一下，所以说你看到了政府能不能执行法律，是有一个客观上可以去判断的。你方最后给我论证，今天我们认为私刑有正当性会导致你方说的那个大家都靠自己主观去判断然后这么做的结果，而不是直接把“政府未能执行法律”这一前提条件换掉。

　　正方一辩：好，再来问你第二个问题，今天我方的论证是一个“只有……才”论证，对不对？我方论证的是只有在政府未能执行法律的特殊情况下，私刑才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反方一辩：我不太清楚这个“只有……才”是哪里来的。 　　正方一辩：我打断一下，也就是说我方不需要论证私刑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当政府能够执行法律的时候，我按照我心中的审判去做事情，这些是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的。甚至包括今天其实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我们在道德上给予私刑正当性，在法律上也是有结果的。所以你方所谓的那种直接就滑向社会大家疯狂互殴的情况怎么出现的，你方给我论证。

　　正方一辩：再来问你第三个问题，今天政府未能执行法律的时候，你方觉得私刑在道德上不正当、不该做，你方觉得受害者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反方一辩：按照我们提出来的三种情形的讨论，我们可以跟你分别去聊。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使用合法的手段是可以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结果，而使用私刑，除了捅死对方之外，你们能不能带来事理。 　　正方一辩：我打断一下，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现在我是一个受害者，政府没有执行法律，我的正义没有得到维护，我可以做什么？ 　　反方一辩：这个情景稍微有一些抽象，我们可以就具体情景去聊。 　　正方一辩：你说。 　　反方一辩：如果今天只是这个判罚的结果，我觉得判轻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你可以继续上诉去要求。 　　正方一辩：我再打断一下，所以说看到没有，对方今天给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没能执行法律，你就去推动它执行法律。对方已经完全逃掉了这个前提，就是政府没能执行法律，你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政府能执行法律的情形。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辩题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政府一定永远都能够把这个正义执行得很好，只要我愿意等，只要我愿意去推动它，它就一定可以进步的话。

　　正方一辩：再来问你，今天你方给我举了一些反社会人格的例子。因为对方做了什么事情，我就实施私刑。我不能给你举的，印度强奸案要六年才能判，南非12分钟一起强奸案，这一部分正义荒漠里面的施行者是不是更值得被讨论的一个群体？ 　　反方一辩：所以你们是觉得因为开庭的审判很慢，所以我直接在发生的时候就捅死对方，这是一件非常正当的事情？对方这部分人很多，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方案，谢谢。

　　好，谢谢主席。先给裁判员澄清一点，我方认为现状下的私刑实施者不一定会造成杀伤掠夺，那种造成极致伤害的才叫私刑伤害，这是我方对于对方所有立场的第一个回应，即对方观点的结果导向是杀伤。

　　第二件事，我方认为对方观点过于盲目乐观。在对方看来，政府可以上一秒不执行法律，但下一秒就执行法律。所以对方给正方提出的方案是，如果觉得政府未能执行法律，就去继续申诉。但凭什么一个政府在此时此刻不能执行法律，下一刻就能执行呢？对方并未给出合理依据。对方还忽略了另外一部分公正因素，且对方所举的自我方法论不局限于个体层面，而是集体层面。对方试图通过集体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政府改变，从而达到其论点替代方案的利好。

　　首先，第一层情况我已经讲过，这种情况不会变好，需要对方进行举证。第二层，对方没有给私刑实施者提出任何实质性建议。从双方论点的两层逻辑来看，第一层，对方偷换了最糟糕的前提条件，并且通过认为政府不能执行法律是主观判断，来逃避辩题的判责论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正方提到，政府处理案件时总会有胜诉方和败诉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诉与否，也无论后续法律意见如何，所有涉案者都会在法律框架下受到相应处理，一方得到惩罚，一方获得救济。所以在主观判断下，每个人都可能认为政府没有执行法律，这样一来，辩题中所谓的特殊条件就不存在了，主观判断也就没有意义。但对方却通过这种操作方式进行论证，认定私刑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任意性，而这是缺乏依据的。

　　以上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关于程序链的问题。对方将程序定义等同于法律，认为所有论证因素和论证方式都基于此。因为正方认为私刑只要涉及资金，就一定会通过程序法，所以一定是不合理的。但在这道辩题所讨论的情况下，当政府自身无法使程序法正常运转时，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样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古代，从权利原初的思想来思考。

　　我方为大家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这个辩题探讨的是当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私刑在道德上是否具有正当性。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禁止死刑是否同样具有正当性？我方发现，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恰恰基于社会契约中个体权利的让步。在政府尚未出现的自然状态下，个体通过私刑行为保护自身权益免受侵害，或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私刑惩戒犯罪，这是自我保护的唯一方式，也是我们最初的道德直觉。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会日益复杂并向现代化发展，个体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以凭借自身力量维护权益。于是，人们将暴力和惩戒犯罪的权利让渡给执行能力更强、作用范围更广的政府，以寻求更高效地维护社会运转秩序。

　　为了确保政府能够准确行使权力，公民通过公众和共同意志制定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损害自身利益。在这个阶段，政府有能力保护公民免受侵害，即使在犯罪发生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个体无组织的行动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我们才否定私刑的正当性。此时，惩戒权被转移给特定的政府机关执行。需要注意的是，执行私刑并非公民私自立法，而是在共同意志的框架下，当法律结果未能被执行时，公民对政府未能履行社会契约职责的纠正，由私主体执行公民的共同意志。虽然这在形式上违反了社会契约中让步程序权的规定，但本质上并没有强占法律的制定权，因为法律的根源本身就来自于公民的共同意志。

　　由此可见，个体将惩戒犯罪的权利让渡给政府是有条件的，即与政府签订契约，将暴力和自卫权利让渡给政府时，政府要保障个体权益并维护社会效率。换言之，如果政府无法保护个体权益，同时恢复私刑并不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稳定性，那么个人就有适用私刑的正当性，代替政府执行社会契约中的共同意志，此时禁止私刑就不具有正当性。

　　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比较。第一，如果否定私刑使用的正当性，那么个体的权利还能由什么来保护？第二，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私刑权的正当性能否带来高效运转的社会？

　　首先，如果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个体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个体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惩戒犯罪、保护权利。但政府产生后，个体权利中的私刑正当性被否定，个体权益需要依靠政府执行法律来维护。当犯罪发生时，法律会给予被害者补偿或对加害者进行惩处，以平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损害。然而，从我方所举的种种案例来看，无论是印度的强奸案还是南非的强奸案，政府在这些情况下未能有效执行法律，可能是由于自身系统性的压迫，如印度的系统性歧视，或者是南非的系统性资源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丧失保护公民的能力时，公民可以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合理的。

　　其次，当政府出现问题时，禁止私刑会降低社会稳定性和运转效率。政府获得实施私刑权的正当性源于其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强制性。当公民无法通过自身方式维护权利，且政府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当事人权利时，政府的公信力会进一步受损，甚至否定了公民保护自身权益的唯一可能性，这将导致社会陷入混乱。

　　最后，我们来讨论第三种情形，即辩题的反面。我方认为，在政府不能执行法律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禁止公民使用私刑，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公民不执行私刑才是道德选择，这是违背道德认知的。道德义务是绝对的，当法律无法保护基本人权时，个体有道德义务采取行动制止恶行。例如，若政府纵容犯罪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家庭和家属通过私刑惩戒犯罪，可视为对生命保护这一最基本道德原则的坚守。以唐山打人案为例，在那一刻，对于现场的人群而言，政府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受到更强大势力的压迫。在那个场域内，如果不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坚守道德观，反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在道德原则的建立过程中，道德原则具有保障性。当政府无法保护个体权益，且禁止私刑会降低社会稳定性与社会运营效率时，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人们就有道德义务去执行私刑惩戒犯罪。此时，私刑在自然状态下的正当性就得到了确立。同时，鉴于此时私刑可以满足刑罚的正当性来源要求，且符合报应刑和目的刑的要求，其存在具有替代政府执行法律的正当性。

　　综上，我方从康德道德义务论以及社会契约论的角度，阐述了辩题所讨论的坚实情形，以及政府无法执行法律时公民行为的正当性。对方所讨论的那些邪恶政府的情况，不应该寄希望于政府自身改变，而应该主动推翻这个政府。推翻政府的第一步，就是承认私刑具有正当性。当想要推翻一个政府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暴力。如果认为这种暴力是违法、不道德的，就会阻碍公民进一步争取权利的可能。

　　反方一辩：我想问正方一个问题，在正方立场下，私刑包括正当防卫吗？还是说私刑一定是违法的？

　　正方二辩：在我方看来，从现行法律来讲，我们认为正当防卫是私刑，是被法律“招安”了的私刑。假设在中国，进行正当防卫其实原本就体现私刑的样态，只是后来被法律“招安”了。

　　反方一辩：感谢主席，我想先问一下，你们指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主观判断，带来的结果是不合理的，那你们用什么客观的标准去衡量政府所谓能执行法律？我方所举的案例已经表明，政府事务繁多，存在管理不过来的情况。我的疑问是，你们在这里提出的例子是因为政府执行得太慢，而不是没有执行，那么政府未能执行法律这件事情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

　　比如，政府3年才把我的案子判出来，我觉得它太慢了，认为它没有执行法律，这样可以吗？另外，我觉得判罚太轻，所以认为政府没有执行法律，这样可以吗？我们认为这种讨论是没意义的。所以你们认为在执行期限上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这依然来自主观判断，你们一概而论的客观标准到底是什么？

　　执行期限本来是客观的，很多案子要求3个月审结，如果政府3个月未审结，拖到6个月，我们就觉得不合理。但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司法步骤和司法结构，虽然有审结要求，但你们基于时间的判断完全是主观的。我们应该同时看主观和客观性，既可以讨论判轻判重、时间延长等主观判断标准，也可以探讨你们所谓政府执行法律的完全客观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样态是什么样子？

　　正方二辩：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每个案子的审结时间。

　　反方一辩：请稍等，我打断一下。在客观的判断标准下，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仅仅是判慢了吗？还有纯粹不执行法律的情况。你可以描述一下，在非无法可依的无政府状态下，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且完全不管的样态是什么？

　　我方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方愿意讨论蝙蝠侠那种情况。还有一种，比如南非，警察出警需要12分钟。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能要求当事人在案件发生的当下捅死或捅伤对方是非常正当的行为。我方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不至于捅死，你可以采取合适的方式去应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认为有许可，多极端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法律没有给我帮助，而您方……

　　感谢主席，就接着刚刚的质询来继续往下聊。

　　你方告诉我未能执行的样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好像完全不管不顾现实状况，或者说对法律是罔顾的，这是你方想到的第一种政府样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也很难想象这个政府是如何执行法律的，或者说你所遭受的案件是如何进入法律视野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聊你在陈词中讲得比较多的那个案例，这是第一种情况。你提到南非或者印度，说那里的司法太慢，未能照顾到每一个人。在南非那个案件中，你告诉大家警力很短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受到了伤害，你认为法律是认可的，政府也觉得没问题，只是可能照顾不到具体的受害者。但这为什么不是法律中的正当防卫，而变成了私刑，这是你没有解释的部分。因为这个时候法律并没有失去其效力，判决也完全可以通过，只是你觉得判决时间会有点长，是在较长时间内被判定。然而，由于政府履行工作的过程可能不对外公开，你就觉得政府是未能执行法律的，为什么这一点你没有向大家说明？

　　再往下走，在你所说的这类案件中，私刑在道德上为什么是正当的呢？我来告诉你，你在这里做了一层偷换概念。因为此时道德和法律是一致的，二者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可以正当防卫，所以在执行防卫的过程中，大家才会认为行为有情可原。可是，如果今天有人遭受了伤害，比如在南非的强奸案中，受害者被强奸后，案件审理可能要长达3年。这可能是因为印度基础条件不发达，人口数据都没查完，查找罪犯太麻烦，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告诉大家，因为被强奸了，所以要动用私刑。但在这个部分，你要如何动用私刑，或者说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向评委展开说明。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动用私刑究竟有无程度划分，还是说程度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是遵循法律，法律要把罪犯关起来，你就把他关起来，法律觉得这个人应该被化学阉割，你就帮他阉割；还是完全遵循自己内心，因为他伤害了你，所以你就必须要把他杀掉，你是根据什么样的目的做出私刑行为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质疑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程序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不是说你做的事情缺乏程序正义，我们就会批判你不道德，而是你在没有经过查证就做出的结果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我们愿意把权利或者惩罚权让渡给政府，是因为政府在执行时不是随意而为的，不是因为看某人长得黑就多判他两年刑，而是经过一套严密的审查程序。比如说在中国，如果你犯了罪，把人打伤了，被打者身上的伤痕总共加起来不超过20cm²，好像就不能构成轻微伤。乍一听，这对被打者来说似乎不太公平，但我们要通过类似的衡量标准和程序来制定一套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对公平的规则。我们承认在这套功利主义的社会规则下，一小部分遭受打击、受到伤害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但这一小部分群体同样有自己可以申诉的权利。比如可以去网上呼吁大家关注网络暴力或者校园暴力事件的演变，也可以通过媒体的力量发声。没必要采取极端的私刑手段。

　　所以在政府执行法律时间过慢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有公信力、有传播力度的政府以及大家达成共识的法律来帮助你发声，讲述你现在的困境。可是如果聊到你方所说的政府完全未能执行法律，已经失去公信力的情况，我就很好奇了。如果今天一个政府都不执行法律了，或者说没有执法者来处理嫌疑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政府都没有任何作为。在你方所说的政府已经完全失去效力的情况下，你是怎么让大家知道你是受害者的呢？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需要被大家知道是受害者，在遭受暴力之后，就完全可以不通过查证的手段自行发声，或者动用私刑，这和朱军弦子案有什么区别？弦子案就是因为第一次上诉在两个月之内，好像是因为证据不足没有继续，弦子就把所有的信息伪造公布到网上，然后告诉大家朱军侵犯了她，接着开始了长达4年的漫长诉讼过程。朱军在4年之后才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可在这4年期间，政府既没有为朱军发声，弦子对朱军的网络攻击一直持续，朱军还因此丢掉了工作，家人也因此遭受到了指责。可是在事件结束之后，好像大家并没有在道德上对弦子的行为表示肯定，为什么呢？恰恰因为她没有经过查证。

　　再聊回你方刚说的康德的绝对义务论，康德的道德义务论或者绝对义务论有一点不足之处在于，你在实行行为的时候，必须要遵从一个意志，你要判断自己这个行为是否能被普遍认同且可以被当做法律来运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觉得自己是绝对正义和道德的。可是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拿你说的那个案件（我记不清名字了）来说，在女方的描述中，现在有一套相对于以前来说更加简便、更加明确的法典，有程序法，有实体法，有多种法律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没问题。但如果你连这些法律都不懂，要怎么去履行康德的绝对理性和绝对道德呢？靠朴素的感觉吗？而这种朴素的感觉好像不太符合康德所说的“你的行为能被大家普遍认同和践行”。如果这两层你都不满足，你有什么资格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康德的绝对正义或者说绝对义务论是没有办法运用在这个过程中的。

　　可以回过头来聊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如果在政府出现之前，或者说在法律成为法律之前，它本身是一种习惯，是一种命令，我们通过把这种习惯和命令加以约束，赋予其更高的权威，它才变成了法律。所以政府执行法律的本质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更多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权。在这种情况下，犯人也是有自由权和生命权的。这就意味着无论你多么痛恨那个犯人，在他没有达到一定的量刑标准之前，你是绝对不可以对他动用私刑乃至伤害他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政府未能执行法律时，私刑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因为很多人对于道德的判断都是出于自己朴素的认知，有28%的人觉得只要自己认为是正义的，那就是正义的；有74%的人觉得，在一件事情发生过后，他们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公平正义到底是什么，也不在乎自己的利益。

　　如果私刑在道德上是正当的，第一，它没有办法被解释清楚，没有办法被大家看见，就算被人看见也很有可能是伪造证据，而且无法进行查实，因为在你方所说的情况下，政府已经失效了。第二，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私刑的极端化会泛滥，这不是我们在给你方扣帽子，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很多涉及负面事件的话题下，大家的想法都是把相关的人全杀光。我会接着解释这些情况。

　　不扩大化的伤害，这与道德有什么关系呢？确实造成了坏的结果，为何就能证明其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因为这件事缺乏说服力。我们举朱军弦子案，其实也是想说这件事。你可以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但如果这件事未经查证，没有一个第三方或更具说服力的平台来证明你确实是受害者，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在反方看来，今天我遇到你，你扇了我一巴掌，第二天我又遇到你，这时我抢先扇了你一巴掌，你认为我回扇你这件事是道德的吗？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不涉及执行法律，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不道德的，我们后续可以再解释。

　　我的问题大概到此结束。

　　正方二辩：我第一个问题，在微博上动不动就判人死刑，在你方看来，如果遵循绝对道德法则，遵循康德的道德理论，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因为它有一套所谓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朴素道德。但道德是需要被教导的。

　　我方想问，你方是否觉得越现代化的政府，越能执行法律，越依靠政府的政令？如果一个政府越不能执行法律，它是不是就越不像现代化的政府？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越不能执行法律，它就越来越像古代那种政府，因为其执行机构是混乱的。

　　你给那些人提供的方案是让他们去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如果证据可以被伪造呢？你所提出的方法，可能会被你口中的那些恶人所利用。就像现在网络上很多曝光校园霸凌的情况，会轻易地把未成年人的形象曝光出来，而实际上未成年人的审判是需要受到保护的。

　　我刚刚说了一个前提，在政府依然具有公信力的情况下，我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完全没有正义，要到网络上去进行所谓的“发声”，那是因为你不相信政府。所以你所说的方法论和你否认的前提不成立。

　　由此我也确认了一个问题，越现代化的政府越应该执行法律。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当政府执行法律不当、政策不合理时，相关行为的正当性。比如古代的一些法律，是否道德呢？

　　我举个例子，在古希腊雅典时期，他们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来惩罚一个人，投票票数够多就可以把人放逐出去。在那个时期，这种做法道德吗？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遵循自然法的要求。虽然自然法在当时很盛行，但这是他们公民普遍认可的程序和思辨方式。所以，程序正义本身是随着时代而流变的，同时在不同的事情上还有不同的内涵。

　　当政府越不能实现正义的时候，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形下就越不合适。我们会在所谓的程度情境下跟大家论证，当政府越不能执行法律的时候，它越应该重视道德，法律程序应该服务于公正和道德的创造性问题。

　　反方二辩：你提到的这个“法”，我可能不太了解。请你解释一下。

　　在正式开始驳论前，先询问双方辩友是否有需求与裁判进行交流，主要涉及裁判对于现状的接受程度，以及期待正方在后续环节补充论述的内容。我对正方有一个朴素的疑惑，反方同学所提及的程序性正义，并非只要有程序且符合程序就是正义，而是要求在审判时做到绝对的三段论，即第一步确认事实，第二步确认法律，第三步适用法律。反方认为正方未符合这部分程序性正义，可能忽视了加害者的人权，进而造成不道德的问题。我比较疑惑的是，正方秉持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观，即“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正方如何解释对加害者人权的保障问题呢？

　　目前反方没有交流想法，我们将进入下一环节。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进行驳论，时间为6分钟。

　　本方一辩麦克风测试，可以听清，很清晰。

　　感谢主持。大家好，我简单聊一下前场的问题。我们在如何判断道德上正当这件事上没有解释清楚。我们并非仅通过程序正义就认为道德上正当的事情一定要满足程序正义，而是认为一个行为要在道德上被认为正当，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该行为在整个过程中要符合一个程序，例如至少要符合事实、符合法律，并依据事实和法律得出结果论断，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第二个条件是，该行为必须在结果上保证福祉的最大化。这两个方面，一个保证程序过程中的正当性，一个保证道德结果上的正当性。结果正当性是指该事情的判断在结果上是否能达成社会普遍认可的良好状况。我们发现，私刑被认为正当会使人们无法获得稳定、统一的评判标准，混淆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混乱，这是我们在质询时认为私刑在道德上不能被认可的基本判断。

　　接下来，我阐述为什么今天我们认为辩题更偏向于主观判断。正方所举的例子，都是觉得法律判罚太慢，或者法律未能给予应得的结果，所以要夺回自然权利来维护个人权利。但我们发现，79.76%的网民根据自身正义而非事件的实质公平正义进行评判，24.7%的网民对正义的表达没有标准。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认为私刑是正当的是非常危险的。这意味着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别人打了一巴掌，打回一巴掌被认为是正确的；觉得这一巴掌很痛，捅对方一刀也被认为是正当的，这种标准的模糊是我们真正觉得可怕的事情。

　　我们将情况往更极端的方向推导，是因为看到了众心审判的征兆。在网络上，对于一些事实尚未清晰的案件结果进行判断时，我们能明显看到，即便犯罪者已受到法律相当的判罚，我们仍期待对他们施加更严重的刑罚以满足报复的快感。我们认为，这种完全基于基本报应主义产生的快感不应成为正当的行为，私刑在当下环境中必然会导向这种极端行为，而最基本的同态复仇在现代社会都不被认可为道德行为，我们更不可能认为只要犯错就可行私刑的状态是合理的。

　　接下来，我聊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执法不够迅速，或者执法判罚结果不符合个人情感。例如判罚有期徒刑3个月，有人觉得不够，在罪犯出庭时拿刀将其捅伤。这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要求上诉。这并非是让我们消极等待，而是对判罚进行质疑，伸张个人权利。权力的让渡和适当的等待本就是构建法治社会应付出的成本。我们追求法治社会，是因为权力的让渡能让大家更安全、公正、公平地思考问题，不用担心有人因财富等因素获得更轻的判罚，罪责相适应的原则始终适用。

　　第二种情况是，执法出现失误，但法律框架仍在，只是失去了执法的有效手段。比如一些黑势力保护伞存在于打人案中，解决办法不是动用私刑号召众人将其捅死，而是举报黑势力，让更具公信力的机关和机构来处理，以惩罚非正义行为，而非用暴力的非正义行为以暴制暴。

　　第三种情况是，极少数情况下，法律完全丧失公信力，政府完全失效。即便在这种局面下，私刑依然在道德上不正当。正方将私刑描述成最后的自保手段，但在危险情况下，保护好自己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动用私刑去惩罚他人。我们认为在危急时刻，这种行为是非常之举，不能称之为道德上正当的行为。

　　我们发现对方观点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强调极高的义务水平和文明标准，另一方面却支持私刑。非常感谢！

　　在开始下一个环节之前，我想问反方一个问题，在反方的立场之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道德上是否应被认为是正当的？

　　我们不会推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在实施这一行为的过程中，可能会波及他人。若不波及他人，仅针对伤害自己的人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自己而言似乎是正当的。但假设伤害自己的人有一个儿子，对其儿子来说，有人无缘无故杀了他的父母，即便他认为父母确实伤害了对方，但罪不至死，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在毁坏他的家庭。此时，他同样会进行报复。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没有一个判断标准，还的方式由个人判断，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这也是需要法律的原因。

　　请问正方同学需要交流吗？不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您方的驳论了。

　　直接开始我的驳论。

　　感谢主席，下面先看第一件事情，即我方立场的问题。你方将我方的立场完全歪曲，认为我方是在给大家建议，比如“今天遇到某某事情的时候，你把对方捅了”。但我方的立场从来不是建议大家怎么做，而是在道德考量下，认为当有人这样做了，不应受到谴责。所以你方所说的极端的复仇情况并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方对此持怀疑态度。

　　第二点，我方始终在追问你方，既然你方认为私刑不正当，那你方建议这些受害者怎么做？你方给出了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建议受害者去网上发声，告知大家事情尚未得到正义的处理，希望用舆论去监督。但你方也举了贤者的例子，可见你方自己其实也在怀疑这种解决途径是否有效。并且很多时候，你方所说的将事情放到网上，让大家关注，与你方想用舆论促使政府介入是分不开的。只要事情被放到网上，人们基于道德判断，就会去谴责、指责当事人，想要给他惩罚。所以本质上你方也不认同自己给出的这种解决方式。

　　再看政府方面的立场，你方给出的第二种解决方案是，政府该重组、该进步了，我们用合法的手段去改变这个政府。首先，请你稍微回望一下历史，有哪个时候政府的更迭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的？很少有。所以今天推翻政府又何尝不是一种私刑，这个过程中难道没有私刑的暴力在起作用吗？按照你方所说，要以绝对理想化的方式，如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进行公民投票等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完成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政府未能执行的法律，恰恰是应当变革政府的部分呢？所以你方到最后是不是还是得诉诸私刑这个手段，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私力救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方认为政府会进步，我方给出一个实证。以南非政府为例，从2014年到2023年，根据南非观察2025年的数据，南非每个居民拥有的警察数量下降了17%。可见你方过于乐观，总觉得政府会慢慢进步，但有些历史和资源上的问题，导致政府进步非常困难，时间周期太长，我们等不起。即便政府进步自然会到来，但在这个期间，我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为什么要在道德上批判我呢？

　　在你方的设想中，今天一个政府机构没做好事情，永远会有下一个“超级英雄”出现。A没做好，我上诉到B；B没做好，我上诉到C，不断会有新的人出来给我一个正义的结果。但你方没有告诉我这个过程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我是否承受得起，也没有告诉我最后是否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今天你选择私力救济，至少在道德上我不会谴责你，我理解你的动机。从功利的角度看，我不会责备你。你方担心的无非是误差的问题，认为私刑执行者按照自己的道德判断，缺乏公正的考量，会有误差。

　　第一，私刑执行者往往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受到法律惩罚。比如我去为母复仇之后，可能会被关起来，我是知道后果的，但还是这样做了。大部分最终选择私刑的人，所做的并非违背普遍道德判断的激进之事，而是普世的道德观念未得到实践，这种强烈的情感推动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去实施私刑，所以私刑执行者的判断误差能有多大呢？今天杀人偿命，就算按照法律判，可能也是终身监禁或者若干年徒刑，所以这种误差并没有你方想象的那么大。

　　第二，法律可以对私刑者的行为给予评价，这里存在纠偏机制。

　　第三，法庭的审判同样会有误差，甚至法庭审判的纠偏机制可能还不如私刑。因为有时候政府做出的判决，想要重新撤销并改判无罪可能更难。但法律一定会非常重视私刑案件，会有很好的纠偏机制。

　　最后一点，到底和什么去比这个误差呢？今天南非、印度有那么多强奸案，如果不实施私刑，犯罪者就会直接逍遥法外。你方不要把我方私刑所执行的正义结果和你方用法律执行出来的结果作比较，因为你方所说的法律执行的结果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这里只能和犯罪者直接逍遥法外的结果去比，此时那点误差还有那么重要吗？还要因为这么一点误差，就在道德上对私刑者进行责备吗？

　　我方非常愿意和你聊情绪正义的问题，因为情绪正义从诞生开始，就是为实质正义服务的。程序正义本身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东西，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方认为在很多案件中，私刑所维护的实质正义，对整个社会对于正义的认知、信任和希望所达到的效果，已经超过了它所维护的程序正义的价值。如果你方坚持程序正义不可打破，首先这是在定义上进行论证，只要不符合程序正义就不正当。但今天是私刑，又不是政府在执行，当然不符合程序正义。如果你方认为程序正义永远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你方就不认为程序会有问题，或者说程序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你方就会说，这是在维护程序正义、维护更大的秩序时所必须牺牲的实质正义。

　　谢谢！

　　接下来，我想先询问双方是否有交流的需求。这是最后一次交流机会。

　　我想问一下，在刚刚那轮描述，或者说从目前为止的描述中，正方有没有完成对于他们所谓私刑之后也有纠偏的案例阐述？我刚刚听正方论述，他们所说的纠偏又是依靠法律，或者说认为法律对私刑的纠偏更好，觉得有法律的制裁。但此时政府未能执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制裁呢？我比较好奇大家对这一点的接受程度。

　　就我个人而言，目前更偏向于正方。因为我觉得正方的描述更像是基于个体情况，比如我的妻子被杀了，在法律没办法帮助我的情况下，我去把杀我妻子的那个人杀了。在正方看来，实施私刑者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世人的评价中，他所做的符合道德，只是不符合规则。在正方立场下，规则和道德似乎是分开的，可能违背法律，但符合道德；可能违背程序，但暂时符合道德。这让我对反方所说的程序性正义与道德的关联程度存疑，感觉它目前更像是一种规则。

　　正方同学需要交流吗？

　　正方同学提问：刚刚那轮陈词结束之后，裁判对于正方后续的补充论面还有什么期待吗？

　　裁判回复：我暂时没有期待。目前我对战场的接受情况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觉得正方的描述更偏向于纯道德层面。在我看来，正方也没有特别打算去探讨这是否违背规则，以及对社会造成多大影响。正方似乎更倾向于认为，虽然实施私刑违背规则、契约和法律，会受到未来法律的制裁，但在世人的评价上应该是符合道德的。

　　就我个人而言，希望双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进一步阐述关于道德的问题。目前在道德问题上相对比较模糊，比如在反方看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算不算道德？历史上的辛普森案件完全符合程序正义，但辛普森最终被放走了，法律对他罪行的忽视是否符合道德？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要探讨道德到底是什么，是大多数人的认知，还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亦或是道德本身就代表着程序，这些都是后续双方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谢谢。接下来有请反方二辩进行驳论。

　　首先，我必须先理清一点。正方愿意和我比较所谓的解决方案，但在网络上这种比较没有效果。在此，我要为刚刚打断发言先说一声抱歉。

　　如果正方觉得政府依然有公心，只是执行太慢，我建议在网上发声。因为如果是“贤者”（此处推测可能表述有误，结合语境可能是“闲者”）在网上发声，会被人揪出来并受到法律制裁；而如果是真正的受害者，网络渠道会让更多有能力的人给其提出建议，告知在政府目前还未给予应有重视的情况下，如何为自己发声。网络上关注的人很多。

　　但如果按照正方所说，政府处于完全失位的状态，或者已经不开始履行法律，此时在网上，无论你是受害者还是“闲者”，只要哭得够大声，大家就会觉得你是所谓的受害者。按照正方的逻辑，只要足够大声地说自己是受害者，就可以夺取道德上的评判，这本质上难道不是一种欺骗吗？

　　正方认为是法律未能对杀害自己妻子的人采取行动，所以自我执行私刑。但这难道不是因为政府执行结果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才反对法律吗？

　　在此，我们可以举一个案例，即于欢辱母案。在这个案件中，一开始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判决都是判处无期徒刑，因为于欢实施了杀人行为。但如果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完全可以上诉。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法院会通过实质法和程序法进行推理演绎，最终认定于欢是防卫过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样，如果觉得杀害自己妻子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也可以在网上申请和上诉，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方法。

　　但如果认为政府未能执行法律，处于完全失威的状态，妻子受到伤害又怎么会被大家看见呢？又怎么会出现所谓判决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情况呢？这不过是正方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正方所做的就像古代侠客一样进行复仇。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他的父亲究竟是被他仇恨还是被他在乎。你只在乎了自己的道德，而罔顾了他人的道德感受。

　　为什么我们觉得程序正义在道德上会被允许，或者会被大家认同呢？因为程序正义是在用理说话，是在讲事实、摆证据地告诉大家，生气并不是无理可依的。就像过去在道德上评判一个人是贞洁烈女还是做出了出格的事情，也是要摆证据讲话，不能空穴来风。古代那些传播流言却不给证据的人在道德上会被唾弃。同样，实施私刑者也应该把证据摆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进行道德审判之后，再去尝试上诉，为什么非要动用私刑呢？

　　回到正方所说的情况，假如法律完全失效，政府完全失效，自己遭受伤害且完全没有保障，所以要尝试复仇。虽然我不打算在这一轮做更深入的反驳，但我想说，如果对方能对你造成伤害，能对你身边人造成伤害，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能不能打得过他？我们认为在道德上私刑是不正当的，还因为实施私刑者好像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很高的层次。

　　我们认为程序正义所维护的那一套实施法和程序法，是在维护自然法。自然法先于法律存在，它是人的本质感受，人活着就享有自然法，自然法不会因为个人的理解而被扭曲。受害者有自己的人权，加害者同样也有自己的人权。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应该尝试改变大家的认知，将程序正义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方式。

　　我们确实承认，在当下的功利主义上，确实会有一部分人受伤。比如朱军，他厘清了自己的一些所谓罪证，但依然受到网暴，在名义上可能遭受损失，甚至失去工作。但我们认为这是构建一个国家应有的代价，因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法律和程序会构建起大家对于道德的新一轮认知，而不是让道德反过来约束法律。也就是说，我们在把习惯和一些命令构建成更具权威性的规则时，才知道哪些事情是应当唾弃的。就算是吐痰、闯红灯这样的小事，我们也会觉得违背道德，因为有新的成文法律和新的秩序告诉我们，违反秩序是不对的，道德才得以建立。

　　但如果今天想抛弃法律，觉得法律无效，想让自己成为法律，那么本质上就和古代的土匪或者暴君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就算觉得自己在伸张正义，为妻子报仇，在道德上也是绝对不符合的。原因有二：第一，没有尊重整个生命的过程；第二，可能有其他方式为妻子报仇，而选择私刑也是不尊重自己生命的表现。谢谢。

　　在正方二辩的驳论之前，我想问正方二辩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反方所说的侠客复仇，其只在乎自己的道德，而罔顾他人的道德。例如，认为他人打了自己一巴掌，就必须还对方一巴掌；认为他人杀了自己的一个人，就必须杀对方一个人。但在法律上，杀人不必然判死刑，很多时候量刑情节宽泛，可能仅判10年。此时，“你杀我一个人，我必杀你一个人”这件事是否道德？这是否算是一种对加害者人权的侵犯？我需要在驳论中解释还是现在给你解释？不用解释了。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为6分钟。

　　谢谢主席。现在的道德和正义都是圆滑的，但道德最初并非社会性概念，仅存在于个体时，道德和正义是粗糙的。这就是为何到现在你方仍让大家承认人们动辄提及死刑是正义的，这种正义和道德是粗糙的。人们绝对不会评价那些动辄提及死刑的观点是不道德的，这是既定事实。你们定会在增强度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一是政府为何实行打击，一种情况是政府行政偶然的施力，而非系统性的管控；二是政府期望进行管控，且应由政府而非其他主体进行信息管控。

　　你方对于政府是系统性管控的观点，提出的检索现行方案是选择再审。但我们发现，再审还有另一种解释，即再审刚出台时的情况。如果按照你方标准，因为某些因素，很多人会选择性地去进行再审。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有个村庄提出了一大批来自外省人民的诉求，他们在北京的信号下，践行自己认为的正义，这种现象你们如何评价呢？这涉及到你方应解决的责任和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嫌犯的问题。你方说嫌犯可以在未被判刑时说出自己的证据，让大家为其发声。但这很尴尬，因为嫌犯会说自己的前途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说了算。即便嫌犯举出再多证据，也可能被认为是嫌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你方承认，如果过多曝光嫌犯可能带来侵犯因素，但你方认为这是道德的，才会去指责、去曝光，即便嫌犯是险恶的，也允许存在误差，这种观点毫无意义。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关于重度的案子。当案件发生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未来可能无法妥善处理，即便过了很长时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此时，法律在当下还没有实际性意义，你方说原来的法律原来有效，这是你方标准。我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因为惧怕规则而不敢行动，但因为知道规则存在，所以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这种行为无需禁止，因为如果政府完全不作为，那么之前所说的正义和道德一定是粗糙的。

　　为何现在要不断给道德挑毛病？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秩序建设的时代，我们认为对于正义和道德往往是公正的，但以后会更加温和。道德一开始通过个体观察形成，我们会自行形成道德观念。在法律尚未完善时，道德起到了使命性作用。所以在建设正义时，我们选择从能够行使的方式出发，但其他人可能认为这种方式是对秩序的破坏，这才是道德的公共状态。所以，在法律范围内，无论是道德还是正义都是合理的。

　　你方所说的某些行为为何现在不被认为是道德的？因为现在这种行为已经有了上位的道德标准。道德和正义如何实现等同于社会道德，现在道德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道德不存在了，我们得自己去塑造道德的样子。在现实中，道德会经历实体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会向外扩张，需要去竞争，以确定谁才是更道德的。

　　我方和解的最底层逻辑是，如果政府不为这些法律执行，或者法律不存在，政府放弃了自己形成秩序的可能性，放弃了自我主张的权利。所以在我们看来，当自我发展的过程完成后，秩序才能被建立，价值才能被传递。以前杀了人，可能会以牙还牙，但现在的秩序告诉我们，杀人的量刑可能只有十几年甚至十年，因为我们知道原始的道德观念是粗糙的。所以我们会尽量避免仇恨的延续，而这种避免是为了让社会变得更好。

　　对于未来的社会状态，可能会考虑个体的变化，个体要自尊。对于个体而言，道德很重要，但未来道德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还未得到明确的答案，你跟我说未来的价值有何意义？这才是今天辩论的问题，不在于后面的步骤如何走，而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正义和秩序源于最初的道德尊重，我们不应只关注其后果，而应认识到其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我们不应被社会道德现在的表象所迷惑，而应永远记得当初道德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即在规范自身、开始进行交流并融入文化之时。当政府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