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功大于过，我认为比较的标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功劳的数量上，第二是在程度上，第三个是影响的持久性和影响的范围上，以及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个人的视角来看他的功与过。

　　首先在功的方面，我们列举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展现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意识。他颁布推恩令，组建中朝，解决诸侯国的问题；在州部设立刺史，有效监督和掌控地方政治；建立了正规的察举制度，令郡国举孝廉及秀才、贤良、方正等，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发给其子弟，使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逐渐缩小，形成了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初步模型。 　　第二，在经济上，汉武帝实现了货币改革制度，取消旧币，推行新币，稳定了物价，还把铸币权收归中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兴修灌溉工程，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民获得丰收。此外，还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制度。 　　第三，在军事方面，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征战匈奴，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征服了闽越、东瓯、南越、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等地，并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据不完全统计，汉武帝时期扩大了中国版图，约196万平方公里。除此之外，他兴建了长城，为防御外敌提供了坚实的屏障。 　　第四，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此思想始于此处，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他指使司马迁撰写《史记》，支持刘向撰写《汉书》，推动了文化与科技的繁荣，新建了乐府，促进了艺术的发展。 　　在教育方面，汉武帝设立了太学和郡国学校，推广儒家经典，加强了教育。汉代的太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制、史实详尽可考的学校。太学对后来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初步建立，其建立源于太学教育理念的延续，形成了以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第六，在外交方面，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从以上功劳的数量、程度以及影响的持久性来讲，我们都认为汉武帝功大于过。

　　盖闻明主图危以虑贤，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反观刘彻，先帝之时，行无为之治，对外攘夷拓土而不流于黩武，对内休养生息而顾及民生。汉文景两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衣着朴素，废除肉刑，扬我大汉国威。此后国力强盛，民生安定，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虽有诸侯兴盛，扰乱朝政，文帝以德服人，景帝削诸侯封地。又临匈奴犯边，文帝行牧边、徙民实边之政，使远方无屯戍之苦，而在下之民又可相保。

　　反观刘彻，以马邑之谋为开端。匈奴发觉陷阱，几十万大军无功而返，使得杀王恢以谢匈奴。匈奴因而断绝和亲，进犯边境更甚。汉武帝出兵征讨，李广、公孙敖讨伐匈奴，卫青先将，亦有败绩。两次河西之战，汉军歼灭和受降8万，胜局已定，本不必再兴沙伐暴兵之战，追杀匈奴2000余里，以致民生凋敝，国力衰竭，仁一失而王道未尽也。

　　在社会层面上，汉武帝在位期间，在经济上推行白金币。此货币实则是为维持其开疆拓土的战争，在国内制造金融泡沫，强行在全国推广。结果是货币大幅贬值，百姓手里的财富被迅速稀释，这事实上等同于政府变相征收隐形的通货膨胀税。而官盐铁官营之后，因缺乏市场竞争，产品质量低劣。例如制作出来的农具，普通的草都难以割断，很多百姓无奈之下，只能重新回到用木头割草的原始状态。更过分的是，很多官员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即便百姓不满，也必须购买，这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极大。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

　　下面有请正方开始质询。

　　反方认为汉武帝的弊端如下：第一件事，汉武帝在没必要打仗的时候非要打仗，导致国内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第二件事，汉武帝使国内民生凋敝，更进一步，他对国内的政治体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具体表现在巫蛊之祸后，让自己的皇子刘据死于非命，导致国内政局动荡。

　　正方提问：您说他在没必要的时候打仗，您怎么判断有没有必要呢？

　　反方举例：第一个事件叫马邑之谋。刚开始的时候，匈奴偶有侵犯，汉武帝为了让边境安宁，为讨伐匈奴找名由，设计陷害匈奴，但被匈奴发现了。结果匈奴生气了，不再和亲，非要打仗，汉武帝也执意要打，反方认为这件事没必要。

　　正方回应：您知道为什么匈奴偶有来犯吗？因为他们物质资源匮乏。在汉朝前期，通过文景之治，或者前期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政策，采用和亲的方式，变相地给了匈奴一些丰富的资源，使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相对富足，但他们仍有资源不充沛的情况，所以才会偶有来犯。按照文景之治的做法，正常来讲应该继续和亲。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汉朝想改变这样的政策，是不是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反方没有看到改变政策的必要性。

　　正方总结：回到这一组问题的根本，我想证明的是，您认为我开疆破土没有必要，这件事本身是您方论证责任未完成的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要求我方论证打仗是否有必要。谢谢。

　　学生你好，这个环节我开始发言。

　　我先确认第一件事情，汉武帝确实开拓了很多疆土，但也确实对国内的政治和民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你打算如何比较功与过呢？我并未看到你提及政治和民生所遭受的破坏。所以反方接下来只需针对这一部分进行质询，至少这会成为我方的质询要点。

　　我要确认的第二件事，比如日本发展最快且开疆拓土的时代，在近代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我们会评价日本天皇功大于过吗？日本的发展模式与汉朝的发展模式不同，这与我们讨论的话题并无关联。我在确认比较标准，我换个说法，如果你们想确认的是开疆拓土在成果上，对当时的大和民族而言是否是有功之事，那我方可以坦然承认这是有功的。但如果你们认为开疆拓土的方式是否有更优选择、更优方案，那我认为这是另一个辩题，我们可以另行探讨。所以你至少要先告诉我，在民生和政治上，汉武帝带来了何种破坏，且这种破坏程度能盖过他开拓196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功绩。就像我们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时期，也会有人员伤亡和牺牲，死亡人数肯定比汉武帝时期更多，可你如何能得出因为造成了民生破坏，就一定是过大于功的结论呢？反方会对这一点提出质疑。

　　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件事情从一种视角看是功，从另一种视角看是过，就无法简单比较功与过。因此我们回到这个国家体制来看，要考量那个时代国家的需求是什么，国君是否针对此做出了正确判断，这是我们判断功过的标准。

　　我再确认一点，你提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但在文景之治时期，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藩王割据的问题，为何汉武帝不能延续之前的方式呢？为什么一定要和前面一样才叫有功，采取不同措施就叫无功呢？而且他采取的不同措施也有其成效。

　　所以我进一步确认，我想说的是，在那个时代，中央集权或许并非最重要的事情，而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其实更为重要，我后续会进行论证。

　　谢主席。其实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简单，我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太能听懂对方一辩稿中所列举出来的两层危害到底具体指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因为对于一件事情而言，尤其是打仗，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天然会带来民生和其他方面的损耗，比如社会的稳定性、安定性，以及社会民生的农业生产和发展。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所取舍、有所牺牲。想要打仗并打赢胜仗，一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及整体社会安定和稳定的代价。我们要评估这是在合理范畴内，还是不合理的范畴内，以及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有没有带来后续长远、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评判这件事情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必要标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196万平方公里这件事，这个数字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而是在于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土面积也不过是960万平方公里。对于汉族人而言，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族的疆域推向了一个最巅峰的时刻。只有在这一刻，我们才看到了国土继续扩张的可能性，以及整个华夏文明继续向外传播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至少从长远影响来看，它一定比短期内造成的民生以及农业生产的破坏、民生的不稳定更重要。哪怕您方论证了这些问题存在，也没有论证出其对整个长远历史发展有更不利的影响。

　　进一步来讲，我方不仅有这些好处，也希望提醒各位评委以及对方注意，我们今天不仅要比程度，也要比数量。哪怕你用两个论点拉平了我方两个论点，我方还剩下4个论点。所以至少可以看到，在其他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上，汉武帝仍然有所建树。

　　作为海师的学子，在对方发出这个辩论邀请的时候，我一定要勇敢地应对。但唯一的问题是，我只听到过5个论点，即政治、经济、思想、教化和外交，如果还有一个的话，学长记得后面补充。

　　在阐述这些论点之前，我需要先明确一下这道题的比较标准。我们要看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对国家发展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而统治者在此时的决策有没有顺应这样的因素，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君主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核心。

　　那问题就来了，在汉武帝的那个时代，时代要求他打仗吗？时代可能要求他进行一些保护自己国家的自卫行动，可是有必要打到匈奴绵延2000里的程度吗？我们看到，汉武帝时期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黄老之治，那时其实更需要的是发展与稳定。

　　我给大家举个对比，比如我国曾经发起过对越反击战，解放军甚至已经打到越南的首府，但此时我们已经实现了对越自卫的目的，所以班师回城。这件事不但师出有名，而且维护了我国的安全与正义，此后越南也不敢再侵犯我国边疆。但对于汉武帝来说，他面临的抉择是要灭国吗？在反方看来，这是一件没有必要的事情，这首先是师出无名，其次还导致民生凋敝，反而带来了切实的危害。

　　更进一步来看，正方提到汉武帝时期在政治上推行推恩令。但在那个时代，中央集权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我们看文景之治时期，各方面处理得都挺好。而且，推恩令引申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涉及一个十一级的公爵制，有一项政策大概是贩卖官爵，在这十一级公爵制里，级别越高售价越高。而这件事直接导致政府混乱，官员从政素质不高，这是切实引发的弊端。

　　海师的同学发现了拉平处理，但似乎只拉平了正常情况。

　　有请双方进行对辩。从6个层面，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和外交来讨论。外交方面，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这是一项重大成就。下面我按这个顺序，先聊政治部分。

　　反方认为，卖官鬻爵登上历史舞台后，只要有钱就能当大官，如此一来，国家朝政如何治理好？在政治方面，虽然有监察制度，但如果花钱就能让监察制度失效，那么在政治层面，反方的观点就有一定道理。

　　第二，我要从经济方面进行挑战。反方提到的白金币，导致民众承担了许多无端的税务，而且盐铁官营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土地税每年只能收40亿钱，而盐铁国营每年能收80亿钱，这对民生凋敝产生了影响，不知你方如何看待？

　　你是觉得政治上他只有买官鬻爵这一个弊端吗？不止这一点，反方后面可以解释，如果觉得不够，你可以先做拉平处理。我进一步确认，在政治上，司马迁在《平准书》里写过，国家发展政治，最低级的方法便是与百姓争利，所以在经济上，汉武帝没干好事。

　　我进一步从军事方面进行挑战。我方刚才提到，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不但师出无名，还引发了很多无谓的争端，导致国内陷入困境。战争本身虽有其意义，但从经济角度看，你方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在政治方面，你方所说的弊端聊完了吗？还有其他弊端吗？

　　既然如此，我先当作政治方面聊完了。在军事层面，你方似乎也不想深入探讨。我再从思想层面进行挑战。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来看汉武帝是如何教化民众的。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核心内容是鼓励民众相互揭发别人的财产状况，一旦官府查证谁家隐匿财产不上报，就将财产强制充公，而充公的财产由政府和告密者平分。你觉得在政治教化上，这是一件好事吗？政治方面还有其他弊端吗？我暂时只记得这些，后面我会查资料再补充。

　　在教化层面，反方需要举证，一是对民众没有造成好的影响；二是反方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强调了遵守规矩，却未推进儒术里核心的“儒道”，若有推进，请你方举证。政治方面还有其他弊端吗？我现在给你机会，让你充分列举你方认为在政治方面的弊端，还有其他想举的例子吗？若没有，我就要继续说了。

　　反方时间只剩11秒。在外交方面，汉武帝时期，在一些战事之后，外交也有一定推进。

　　在政治方面，除了您方所提及的买官鬻爵这唯一的一个弊端外，我方也大胆承认，买官鬻爵确实是汉武帝在其历史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政治失误。但在整体政治上，不管是颁布推恩令，还是在每个州设立刺史，我们要看的不是当时制度落地执行的效果有多好，而是要看这样的制度开辟是否对社会产生了长久和长远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对汉武帝而言算是功劳。

　　不仅是刚才所说的情况，哪怕是你方颇有微词的推恩令，也要考虑到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推恩令是在文景之治实行无为而治、国富充盈的情况下推行的。当时大批富商崛起，逐渐掌控土地，中央集权的力量被逐渐削弱，所以才推行推恩令以降低各诸侯国的实力，它有其必要性。你无法用买官鬻爵这一件事来否定它。

　　此外，监察制度也为我们现在的监察制度奠定了雏形，虽然在当时执行得不好，但后人执行时有所改善。

　　首先，关于汉武帝政策执行意图与后人改造的关系。汉武帝推行政策时有着其自身的执行意图，而后人将其改造成了一个较好的状态。这里要思考的是，后人的智慧与汉武帝本身有何关联。实际上，汉武帝在推行“推恩令”等政策时执行得较好，在处理诸侯问题上有一定成效。

　　然而，反方认为现状中政策执行本身存在问题。比如一些官职，花钱就能买到。

　　在外交方面，汉武帝在保障自身国家获得足够战争好处后，仍继续进行屠杀。他向北追击匈奴两千里，这种行为很难说有利于民族团结。

　　回顾诸侯问题的解决方式，诸侯兴盛扰乱朝政时，文帝以德服人，景帝削减诸侯封地，并非只有汉武帝“推恩令”这一种解决途径。相较于武力屠杀，以德服人这种软性政治手段，在以德治国的前提下，更有可能通过软性政治手段解决诸侯国问题。在文景之治后，推行的是黄老思想、无为而治，遵循中庸之道，不愿用法家刚直手段解决问题。所以反方有疑问，如果延续黄老思想，以德治国的成效是否也能得以呈现。

　　另外，关于定义问题。若只要符合“汉武帝”三个定义，正方就不反驳此人叫汉武帝。举例来说，南梁皇帝萧炎，侯景叛乱起于江南，使南方经济遭受无可估量的损害，此后南方无力与北方抗争，从目前呈现来看，此人过大于功。他封号为梁武帝，又是汉族，为何不能算广义的“汉武帝”呢？

　　再如明朝的朱厚照，他趣味恶劣，喜欢看宫女与野兽交恶，挥霍自己的银子，还放走抓住的敌军，这样的行为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

　　是这样的，我觉得汉武帝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位古代皇帝，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千古一帝”。大家为什么会经常讨论他的功过，无外乎就是像反方所说的，他们提及的那些弊端、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争议的一些制度是否真的落地实行。这件事情有前后风格的节点，他确实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我也大胆承认。

　　问题就在于我们评价这个人的方式，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就说买官鬻爵这件事情，不仅汉武帝做过，在唐太宗时期也有类似情况；哪怕是汉武帝后期发生的巫蛊之祸，唐太宗时期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严重程度或者呈现的形式不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在整体评价上，我们还会说唐太宗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呢？

　　因为在那个时期，在当时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影响着人们，那时思想形成的过程就是如此。人们到了老去的时候，就会思考长生不老的事情；缺钱需要打仗的时候，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善封建制度。要知道，这是封建制度建立的初期，它需要通过一个雏形来逐步完善。就像社会主义初期，无法预见到未来共产主义完成时的制度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的制度，若放到那个时候倒推，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弊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样的制度在社会、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否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不光是我方今天讲到的政治方面的察举制度，还是推恩令，亦或是经济上面的货币改革政策，都对后续包括隋唐时期，甚至到现在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比如丝绸之路，还有太学的设立，从教育体制上直接推动了整个教育的改革。如果您方认为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这件事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反而是个弊端，那请您方后续举证。谢谢。

　　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我必须说明，后续结辩环节中，如果新提出的论点在攻防上是不能算数的，这是我要先处理的第一个攻防问题。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两个判断标准。我同意正方提出的判断标准，即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化、外交和军事方面进行评判。我方已经阐述了观点，在此基础之上，正方若要多举证出一个优势，才是正方后续需要做到，才能在“数量点”这个比较战场上获胜的部分。

　　可是，就算正方真的在“数量点”这个战场上赢了反方，这里还有第二个比较标准，而这是正方从来没有挑战过的，即我们要看那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什么。在汉武帝那个时代，他在获得了国家所需的国土政策之后，又多往前迈了一步，导致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认为汉武帝过大于功的部分，且时代的需求这一点是正方从未反驳过的。

　　更进一步说，正方今天胜利的依据是，我们之所以称其为汉武大帝，是因为他在土地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获取了很多土地，我方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这件事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真的是必要的吗？在地理上有一条通过降水量线划分的地理曲线，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叫胡焕庸线。这条线以南水草丰茂，比较适合农业种植；而以北则较为荒凉。有人说可以不发展农业生产，去进行其他活动，但这件事本身对国家而言并非好事。

　　此外，还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难道因为有时代局限性就不能客观评价他的功过了吗？即便我方退一步讲，从当时的历史决策来看，他做得更好了吗？并没有。汉武帝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资源去开疆拓土，是因为文景之治为他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资源。那我们看看他给后世留下了什么？他的太子刘据为人宽厚仁慈，却被宠臣江充诬陷，太子被迫自杀，还牵连了数十万人，皇太后、太子太孙一脉全部遇害，史称“巫蛊之祸”。

　　我们再看看在太子死后，接下来继位的两个皇帝。第一个皇帝在位十来年，没做出什么政绩；第二个皇帝在位仅40多天，就做了几千件荒唐事。所以，他给后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其实是不足的。

　　我方认为，汉武帝前期非常努力，中期开始征战四方，后期却无所作为，总体上过大于功。谢谢！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比较是这样的，我们梳理整场双方的交锋，至少要确认的一件事情是，哪怕按照你方的比较标准，你说在这个时刻汉武帝没有必要这样做，那你得说明汉武帝为什么没有必要这样做。你说汉武帝没有必要继续再往前推进那些举措了，那他应该达到何种程度呢？还是说在匈奴偶有来犯的情况下，就保持现有的政策，不对匈奴进行政策上的反击？

　　所以我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反方首先要在你方的论证标准下，不仅拉平我方的所有论点，同时要明确你方判断标准的准确性。无论是思想制度，还是教育方面，你方要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汉武帝没有必要设立太学，那他就可以不设立。

　　按照你方观点，在封建制度的发展或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制度，在当时来看，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和必要，但对于皇帝来说不一定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比如对于秦始皇而言，他不必然肩负着在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度量衡的使命，他也可以实行文景之治那样的无为而治，让他儿子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要说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必要去建立太学、建立监察制度、推行推恩令等举措。你最多只是说推恩令这件事，文景时期也有相似的处理方法，能妥善处理一定问题，但你不能否认推恩令这个制度本身有效解决了相应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方认为你方没有完成论证。

　　哪怕我方今天一个论点都不要，全部让你方拉平，即便我对汉武帝的文化认知程度可能不太高，但从辩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方没有立住自己的论点。你方所说的“过大于功”，“过”大在哪儿呢？我没有听到。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回到我方论点。你方没有实际完成对这些部分的拉平。首先在政治制度上，除了推恩令之外，你方没有指出其他政治制度存在不良影响；除了对外征战这一件事之外，也没有指出其他政治方面的不良影响。而在你方所谓的政治遗产没有遗留的情况下，我方恰恰看到了汉武帝遗留的政治遗产。不是说他遗留下了一个有作为的皇帝，而是他遗留下了有效的制度，如太学，还有有效的科举制度（此处可能表述有误，科举制始于隋朝），他打通了西域，引入了更多农业生产物质的丝绸之路，这才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政治遗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