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一辩开篇陈词，时间为3分钟，有请。

　　感谢主席。今年11月，卫生巾厂商集体“长度虚标”风波打响了卫生巾“塌房”的第一枪。在B站，揭露华北黑心棉的视频达到800多个，播放量高达全站日排行榜第四；在微博，“卫生巾塌房”的46篇主要博文，全面展开了对偷工减料、材料劣质、卫生不达标的讨伐。这次，就连传统性别议题里最顽固的保守派也倒向了女性这边，因为大家都有共同的身份——消费者，大家都经历过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时代。

　　而什么是根源问题呢？不同于哲学领域或纯粹的逻辑思想实验，产品质量暴雷，尤其是涉及到公众民生利益问题的时候，根源探讨的本质上是在回答“谁应该负责”“谁负责有用”。我方认为，回归到本次辩题重点，行业监管不力是导致卫生巾市场“劣币驱逐良币”、埋下千人隐患的核心原因，具体认定如下：

　　首先，从事实出发，市场审查体系存在漏洞。对于卫生巾行业的监管，在事前生产的监督、事中流通渠道管理、事后问责的力度都存在严重缺位的问题。本次被曝光黑心棉产业链的华北地区，2024年64个地级市虽然只有3个进行了市级年度的卫生抽检，大量“三无”品牌卫生巾充斥在市场流通端，却缺乏管理。那大品牌就管得好了吗？以聊城市为例，2024年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度报告中对卫生巾品牌的抽检，我们耳熟能详的某菲、某空间、某数宝等这些大品牌却集体隐身不在名单上。

　　其次，从根源的探讨意义出发，无视监管不力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回避问题这个切实存在的病根，却诉诸抽象的社会认知偏差，本身就让讨论得以泛化和失效。长久以来，性别议题经常会被归因于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暗箱”，这甚至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的“政治正确”。可卫生巾“塌房”核心是一个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我们要重拳出击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而不是被泛化的性别议题。

　　当年三鹿事件爆发并震惊全国，经过几年的加强整改，到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人员表示，当前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质量正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近三年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正如小红书姐妹所说“我真的会谢”，那些盯着流量炒作话题的人可以歇歇了。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整改、整改再整改，这正是消费者的期待。扫除“房间里的大象”，让监管作为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意义重新体现，我们才能够跟每一个姐妹说：“放心，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感谢。

　　反方二辩：我方认为监管不力才是主要原因。我们并非不注重社会认知偏差，而是认为监管不力是问题爆发的根源。

　　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德国为什么能够要求卫生巾降价？你可以解释一下。

　　德国之所以能够要求卫生巾降价，是因为79%的男性都支持月经贫困问题，认为其属于公共卫生范畴。而中国男性对于卫生巾的认知偏差达到63%，有数据报告可以显示。所以我方认为，如果没有认知革命，就不可能有监管，我们的监管动力正是从认知革命当中来的。

　　正方一辩：你方需论证为什么所有男性去投票要求卫生巾降价，降价之后必须改变认知才可以改变法律呢？我直接改变法律也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请你方举证。

　　反方二辩：我方刚刚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后续再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ABC卫生巾在2018年就爆出了甲醛超标，直到2023年之前都没有解决这件事情呢？这就是因为监管不力。你认为不是监管问题，而是受害者没有办法更好地反映这件事情，是社会认知认为甲醛超标可能是个人皮肤问题，所以无法进行反馈。但实际上就是监管行业让这个东西超标了，却没有人去管，这难道不是监管的问题吗？

　　我还想问，为什么安全套从未“塌房”，而卫生巾却会出现问题呢？安全套没有问题，不也是监管比较合格的体现吗？

　　正方一辩：这个很难说，安全套没有“塌房”，可能是问题还没有被查出来，也有可能是监管有问题。你后续如果想再讨论这个，可以再举证。但卫生巾监管不够，我方在一辩陈词中已经有很完善的举证了。

　　感谢主席。塌房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产品质量问题，更是社会认知偏差的冰山一角。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事件背后，便会发现监管的滞后与疏忽固然存在，但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整个社会对女性健康需求的系统性漠视与误判。

　　首先，社会对卫生巾的定位严重错位，将其界定为普通消费品而非健康必需品。卫生巾直接接触女性最脆弱的私处皮肤，应与食品药品共享严格标准。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接受的是，作为直接接触女性私处皮肤的必需品，其长度设计本应以保证健康为核心，但现行国标却允许误差存在，即实际长度可比标注长度短1 - 2cm，这一标准被某些商家用来作为偷工减料的借口。ABC品牌卫生巾因长度不足遭消费者投诉时，客服回应“1 - 2cm属于正常误差，接受不了可以不买”，这样的口径让大众难以接受。更不合理的是，卫生巾的标准制定逻辑竟与窗帘、地毯等非接触私处皮肤的产品相似，完全忽视了女性经期体位的特殊性。过短的卫生巾导致侧漏，引发私处感染风险，而这种健康隐患长期未被标准制定者重视。

　　其次，月经羞耻与教育缺失让消费者沦为沉默的群体。从家庭到学校，从公共话语到商业广告，“月经”二字始终被蒙上羞耻的阴影。凉山女孩因羞耻谎称不需要卫生巾，直到捐赠物资抵达才红着脸承认需求。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女性角色因公开讨论月经被家人斥责不得外传，这种文化禁忌形成了一道无形屏障。当有品牌卫生巾引发集体过敏，受害者因羞于启齿选择默默更换品牌；当客服傲慢回应“接受不了可以不买”时，受众群体缺少了公开谴责的勇气。更可悲的是，消费者连辨别产品优劣的能力都被剥夺。生理课上，老师跳过卫生巾使用方法的讲解；超市货架前，消费者面对甲醛释放量、荧光剂等术语一脸茫然。当骚扰被归咎于体制问题，当侧漏被默认为使用不当，劣质产品得以在认知盲区中肆意横行。

　　最后，我方想说，若将希望寄托于加强监管，无疑是治标不治本。现行国标起草单位中不乏涉事单位，公众因对专业领域的陌生而放弃监管。即使抽检力度加大，若消费者仍选择沉默，问题产品仍可以改头换面重出江湖。日本小学将卫生巾吸水实验纳入科学课，瑞典推动男性参与月经议题讨论，这些案例证明，唯有打破认知偏差，监管才能真正落地。

　　以上，感谢。

　　正方二辩：好同学，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是认知？

　　反方一辩：我认为这个事情本该是这样子的。

　　正方二辩：所以是个人的主体表达，对不对？

　　反方一辩：嗯。大众的主体表达也是一种认同，媒体有很多种社会认知，也不过是大部分人可能共同的一个主体表达。

　　正方二辩：第二件事情，我要问你，你认为什么是监管？

　　反方一辩：监管就是对现行的标准进行一些，比如说对一些企业去抽检，看它们有没有达到那些标准，有没有违反相应的规定。

　　正方二辩：没关系，我们对监管能不能达成共识，即对标准、现行要求和惩罚的监督。所以今天我们双方的分歧在于，认知是个人主观上该怎么做，而监管是客观上不这么做会受到惩罚，一个是软性的，一个是硬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判断哪一个更是核心，是不是要看哪一者我们更缺乏，而哪一者更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认知是从个人出发，但存在于社会中，所以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判断一下，今天是不是要看何者更缺乏，何者更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卫生巾问题的根源，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个卫生巾的问题必然是要解决的。

　　反方一辩：打断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认知也是从社会中来的，没有完全脱离于现实，和大部分人的主观态度是一样的。

　　正方二辩：第二件事情我来问，你告诉我说标准存在误差、制定有问题，这是不是恰恰证明了监管有问题，因为监管就包括要去监管标准。当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标准存在的时候，大家是不觉得这个监管有问题的，是当大家认知了之后才会关注监管标准，你方自己也承认了，所以我们看到，你方自己说标准是一个问题，那恰恰证明的是监管问题。第二件事情，你提到月经羞耻，说不敢发声，那为什么月经羞耻这件事情会被爆出来？

　　反方一辩：我首先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监管固然有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此处原文本“电梯因为监管有问题赛就已结束了”表意不明，可能有误）

　　正方二辩：为什么会被爆出来？我们之所以会被爆出来，不正是因为之前的人没有意识到，但是现在我们认知到了吗？是认知发生了提升，所以才会被爆出来。你的逻辑很荒谬，你是想说有羞耻心，商家就要生产这样的卫生巾吗？

　　您方提到，评判标准来源于认知，所以您方认为监管不力才是根源问题。但实际上，我刚刚想要证明的是，监管的动力源自社会的认知依赖性。如果我们的社会存在认知偏差，就会削弱制度效力。

　　以欧盟生物相融性测试落地为例，其前提是社会达成共识，即公众健康一定高于企业成本。中国某品牌曾被检出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却以国际未禁止为由拒绝整改，这并非监管缺位，而是标准本身受认知局限。若大众认为经济利益应优先考虑，即便强制企业公开产品信息，企业也可宣称产品符合国际标准，从而平息质疑。如此，还能说行业监管不力是问题的根源吗？

　　其次，如今有不少关于卫生巾问题的爆料，但要知道，中国女性更多选择了默默忍受，仅有碎片化的抗争。以ABC卫生巾为例，早在2018年就被爆出荧光剂超标，然而在随后几年的舆论风波中，很多消费者只是私下更换品牌。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曝光此类问题是件羞耻的事，不愿破坏品牌形象。直到现在，社会认知觉醒，才引发了卫生巾问题的曝光，这其中存在因果关系。正是以往的社会认知导致了错误标准的存在，而新的社会认知正推动着新标准的建立。并且，国家也听取了大众意见，新的标准将于2025年7月正式实施。

　　第一件事情，来举证对方逻辑上的第一个谬误。对方认为认知源于道德，而道德才是产生法律的根本原因。

　　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出轨、当小三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当小三并不违法。由此可见，你方所谓的认知乃至道德，只能约束有良心的人。而只有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要求，才能够约束整个社会，它能够直接建立认知。

　　以酒驾为例，2004年开始宣传酒驾危害，但直到2009年立法之后，相关整治才开始有成效，因为处罚力度加大了，大家才真正意识到酒驾的严重性。所以，每一件小事背后其实都连接着无数重大的议题，必须聚焦具体问题的解决，才能够去讨论你方所谓的宏大叙事，即所谓的性别差别和不平等。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探讨为什么今天商家会生产这样的卫生巾。商家并非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卫生巾，从商家的宣传标准就能看出，他们宣传产品“不漏、吸收快”，说明他们是清楚的。但商家为什么不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呢？因为商家是逐利的，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解释完这一点后，我们来看监管部分的问题。在你方看来，监管不力。你方也承认今天的标准存在问题，而标准本身就来自于监管。这并非我方苛责监管，我们看到女性在投诉平台上有6000多条关于卫生巾具体质量的投诉，商家的处理方式却令人失望。例如，有消费者在苏菲卫生巾背面发现大量虫卵，向监管部门举报，监管局回应称这是个例，别人都没发现。在河南，发现了假冒伪劣的三无卫生巾，最终仅罚款168元。这就是你方所说的监管，这样能算监管做到位了吗？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发现，只有做好监管这种强制性要求，提高标准，女性的安全保障才能升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谢谢！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像我方二辩刚才所说的，对方对社会认知偏差的理解有误，所谓社会对女性的漠视导致卫生间相关问题，其实并非如此，应该是厂家的逐利性所致。

　　其次，第二件事情，对方提到现行标准被企业滥用，所以要改变认知，这是很荒谬的逻辑。既然标准被企业滥用，说明标准还不够完善，监管力度需要提升，实际上就是监管不力。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认知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监管部门认为卫生巾不重要，将其列为C级，所以把标准制定交给相关企业来起草，而非交给公权力部门。但如果认知改变，监管部门认为它很重要，将标准制定交给公权力部门如卫健委来起草，会不会更好？

　　首先，一个群体的认知是很难改变的，要通过价值来改变。其次，你说因为它是C级，本质上是认为女生不重要，但实际上厂家选用C级是因为C级成本低、利润高，道理很简单。监管部门觉得卫生巾不重要，即便商家有牟利空间也无所谓，所以把标准起草交给企业。而我方认为，让监管部门重视起来，将标准制定交给公权力部门如卫健委，会更好。

　　你这个说法很危险，你的意思是要把卫生巾行业完全交给国营，由政府监控吗？

　　怎么了？我方就是认为它很重要。那我接着问你，有些品牌出现问题后，大家难以辨别哪种卫生巾是安全的，女孩子甚至连辨别安全卫生巾的能力都没有，这难道不恰恰体现了认知偏差吗？

　　首先，如果你认为收归国营能解决问题，核心逻辑仍是国营的监管力度更大，从而解决问题，而非所谓的认知偏差。其次，你能重述一下问题吗？

　　好，请先不要计我时间。在卫生巾品牌出现问题后，大家想找未出问题的安全品牌，但发现自己没有辨别安全卫生巾的能力，此时是否体现了教育缺乏下的认知偏差？

　　首先，这个问题并非是大家没有辨别能力，而是根本找不到安全的产品。后续我会给出数据说明原因，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整个行业监管处于末流水平，监管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所谓的大牌产品质量也只是中等，小牌子更是难以保证质量，根本找不到安全可靠的产品。所以先解决标准问题，我方认为将标准制定交给公权力部门，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因此，认知也可以改变现状。

　　其次，回到之前弹簧的例子，教会女性辨别安全卫生巾是比书本知识更重要的常识，但现状是大家认为月经相关知识不该教，从而产生了认知偏差。

　　正方三辩：可以听见吗？

　　反方辩手：可以的。

　　正方三辩：同学，先来问你一点，您方觉得所有行政规范都是社会观念的反应吗？

　　反方辩手：对啊。

　　正方三辩：我们现在社会观念上普遍认为私刑暴力和以牙还牙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行政法规上不这么认为，对吧？所以要告诉你的一点是，我们的行政法规和政策并不是社会观念的反应，很多时候它会出于执政依据或者过往的行政惯性来做出决定。所以您方既然要论证现在行政存在问题是社会观念导致的，您方论证欠缺。

　　第二点想问您，按照您方的逻辑，是不是只要社会观念提升不了，问题就没法解决？

　　反方辩手：他觉得卫生巾就跟窗帘不一样，不是那种必须的很重要的日用品，所以就这么制定了。

　　正方三辩：所以说您方今天论证不了所有的行政规范都是社会认知导致的。第二点，按照您方的逻辑，是不是今天只要社会观念跟不上，在行政层面上必然存在产品质量的问题？

　　反方辩手：对。

　　正方三辩：现在我们社会上对很多东西都存在观念的问题，比如说酒驾，在我们提倡正确观念的时候依然存在违反问题，但我们行政监管跟上之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您方怎么看？

　　反方辩手：您的标准定义，A标准、B标准是PH值，有这么多的取值空间……

　　正方三辩：您方是觉得只要认知存在缺陷，就必然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吗？产品质量主要跟监督有关，不是社会观念。

　　第二点问您，您方认为只要观念提升上来，产品质量一定能够正常提升吗？比如产品长度规定为4，然后进行监督，也发现原来是压着红线的。您方先回答我，按照您方的立场，是不是只要观念解决不了，产品质量必然存在问题？我告诉你，主要是监督的问题。今天您还要给我论证，一切市场监督的前提都是社会观念达标的。再举个例子，做小三是不道德的问题，但是我们通过法律监控防止人们出轨。

　　（时间到）

　　有请反方三辩盘问正方任意辩手。

　　反方三辩：所以解决就是根源吗？你发现了根源应该怎么判断？我方觉得根源是问题的根源，我们判断什么是根源，要看哪个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不然，你方一辩老跟我探讨根源。请你不要打断我。你方说根源的探讨是看谁负责更有用，没错吧？

　　正方辩手：嗯，没有问题，是看谁负责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反方三辩：好，19世纪鸦片贸易中，惩治走私团伙肯定是有用的，但这里走私团伙是鸦片贸易的根源吗？惩戒走私团伙有用，没错。所以，监管有用，不代表监管是根源。我方也给你举证了，纠正社会的偏差有用，但这不能得出你方今天的判准成立。接下来我接着问，你方说所有的行政问题都不一定是由社会认知导致的，那你方可以保证所有的质量问题都是监管问题导致的吗？

　　正方辩手：不是，惩戒走私船员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他走私鸦片。

　　反方三辩：没错，所以今天我们惩治走私成员有用，不代表惩戒走私船员就是根源，所以你方的判准不成立。你接着回答我下一个问题。你方说所有的行政问题都不一定是由社会认知导致的，那你方可以保证所有的质量问题都是监管问题导致的吗？

　　正方辩手：我们至少在卫生巾塌房这个方面来看，就是监管导致的。

　　反方三辩：那你方的论证没有办法论证到百分百，如果有后续期待你的论证。我问下一个问题，七八十年代农村孩子的教育缺失，让大多数人觉得上学不重要，我们会说这是因为父母监管不力吗？

　　正方辩手：可能是当时义务教育并没有很好地普及。

　　反方三辩：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部分是社会认知上的一个谬误，所以教育缺失导致的弊端是由于认知偏差引起的。我接着问，你今天怎么判断一片卫生巾是好是坏？用灯去照，黄、黑、白哪个是好？

　　正方辩手：所以说市场要从这方面来监督，就是监管机构要去监管。客户怎么判断，至少程度也是可以量出来的。

　　反方三辩：我问怎么判断一片卫生巾是好是坏，用灯去照，黄、黑、白哪个是好？

　　正方辩手：它不会对我身体造成伤害。

　　反方三辩：对，没问题。所以今天央视告诉我们说在灯光下照着，不是黄色就好了。消费者连怎么分辨好坏都不知道，还得用一次才知道，当发现有异常的时候，投诉无门，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好，谢谢主席。

　　今天正方的根源论证方式是从这个事件、这个现象发生的根本因素出发。卫生巾的生产与售卖属于一个市场问题，这种市场问题背后推动的是利润和成本的比较。如果一件事情的利润有 200%，而成本很低，大家都会愿意去做，并且不计后果地压缩成本。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削弱这种逐利行为，我们要采取惩罚的方式来控制其行为。

　　因此，我们今天探讨根源问题，就像你方所举的鸦片案例，其根源在于逐利。所以我们今天对事件产生根源原因的追问，最终应回到到底谁对这个问题更有解决力。我方今天在和你方比较，是通过提升大家的认知观念，还是加强市场监管能有效解决问题。我方认为，认知观念只能直接解决上限问题。比如当小三，大家都知道当小三不道德，但法律不能规定所有当小三的人都要被枪毙。而真正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是加强市场监管，从监管层面保证产品质量。

　　今天你方逼问我方，是不是所有产品问题都能通过监管解决。我方明确表示，确实所有市场产品不达标的问题都能够通过监管来解决。反而你方不敢承认所有市场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源都是社会认知，这一点我方已阐述清楚。

　　第二点是市场认知的问题。今天你方一直在质疑规范的产生，我方要说明的是，市场规定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对规范的监管不到位，而非你方所谓的社会观念。我们也看到，社会观念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水平，我们已经能够认知到什么样的卫生巾是正确的、什么样的卫生巾是好的。但是市场监管由于之前的行政逻辑落后，且监管观念形成时间较早。

　　关于“按钮”的问题，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与人探讨不应只看是否有解决力，而应探究引发“塌房”现象的本质。社会对卫生巾的定位严重错位，才是导致其“塌房”的根源。

　　我们将一种普通的健康必需品降格为普通消费品，这使得资本家有机可乘，对其进行压迫。如果卫生巾被明确定义为民生必需品，税收政策、价值调控和生产标准必然会倾向于公共健康清洁，而非单纯追求市场利润，也就不会存在资本操控的情况。就像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将卫生巾纳入免税品后，就没有出现卫生巾相关的丑闻，这是认知偏差的问题。

　　我提到标准制定存在问题，是因为标准制定时会向消费者、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公开征集意见。正是由于这部分人对该商品定位的认知存在偏差，才导致规则制定不合理。

　　回到教育方面的理由，对方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护女性的消费权益，他们只关注如何惩治商家，一味指责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却忽视了女性真正的需求——她们只是想安心地买一块卫生巾。

　　市面上难道真的没有好的卫生巾吗？所谓的“污染”现象，正如对方所说的“劣币驱除良币”。但恰恰是因为教育的缺失，人们无法分辨什么是好的卫生巾，才使得“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如此猖獗。大多数人对月经存在认知误区，将月经视为私密话题，导致卫生巾广告长期以“隐形超导”为卖点，回避核心功能的宣传。

　　同学，你方才所言属于虚空查证。我先问你，什么叫做卫生巾查访？如果真如你方所说，监管已经有效，那么就无需消费者自行分辨，所有卫生巾都应是合格产品，消费者也不必担惊受怕，这样岂不是更好？所以，今天你方需保证监管的实行力度，要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百分之百避免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我接着问，若我家花盆积水滋生了很多蚊虫，是加强对蚊子的管控好，还是从根本上把水倒掉好？如今市场上有这么多劣质卫生巾，恰恰是因为监管不到位，才让这些劣质产品得以流通。我想问，为何非要在一堆“烂苹果”里挑选“好苹果”，为何不能让市场上只流通“好苹果”呢？

　　我想说，首先在长度标准上，误差在±4%以内是被允许的。而我们现在的产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这能说明是监管不力吗？其实，资源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好比我没考上清华北大，难道能怪父母没管好我吗？或许是我自己认为学习不重要，没有认真学习，才考进了一所较差的学校。当然，也有可能受天赋限制。那么，如今市场上“烂苹果”众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并非监管只注重表面、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卫生巾本身是必需品，你方将其归为消费品，这是否存在认知偏差？2021年我们已查出ABC品牌的卫生巾不合标，但至今都未对其进行处罚。抽检的不合格率达72%，却仍未处罚，在你方看来，这样能保证卫生巾市场的合理性吗？

　　我方并不否认监管不力是一个问题，但我们要探讨的是问题的根源。为何对疫苗的打击如此严格，对卫生巾的管控却不佳？难道是因为大家觉得女性的安全没那么重要吗？恰恰是因为监管不力，才让卫生巾问题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你方所谓的认知偏差，实际情况是女性已认识到卫生巾的重要性，但举报时，举报电话却称这是个例。我勇敢发声，在你方的倡导下却仍无法解决问题，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先提高监管标准，提升卫生巾的质量下限，我们才有可能在市面上买到合格的产品？

　　你方需论证如何将监管标准提升到让你觉得完全没问题的程度。就拿卫生巾的长度标准来说，大家认为合适的长度，在标准文件里却并非如此。监管部门去检查，企业又都踩着底线生产，挑不出问题，这种标准制定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监管不仅要监督企业生产，还要确保标准制定合理，这也是监管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标准制定不合理就是监管出了问题。

　　再以食品安全为例，90%的牛蛙是死的，这能说明大家觉得食品安全不重要、吃死也没关系吗？显然不是。只要食品监管到位，食用牛蛙也不会有安全问题。同理，只要提高卫生巾的标准，即便厂家按最低标准生产，也能保证女生用到舒适、合格的卫生巾。如今监管部门给商家留下了逐利空间，让他们踩着最低底线生产，我们应提高底线标准，这才是提高女性卫生巾质量的根本。

　　我方之前提到，中国某品牌的卫生巾曾被检测出含有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却以国际未禁止为由拒绝整改，这可能是监管缺位，也可能是标准本身受认知局限。日本立法要求卫生巾标注成分，90%的女性参与到卫生巾相关工作中，有良好的认知基础。小红书上有6000多条关于卫生巾问题的言论，这比例还少吗？有标准却不执行，这难道不是监管的问题吗？

　　我们之所以要提高监管标准，是因为对黑心厂家的惩罚力度不够，他们违法成本太低。而提高监管标准就能解决这一问题。监管部门之所以不提高标准，是因为他们认为卫生巾只是C类日常消费品，不重要，所以将起草标准的工作交给了企业，而非卫建委，这就是问题所在。

　　再谈谈消费者教育方面。有些女生在平台上连如何辨别安全的卫生巾都不清楚，这体现了教育缺失导致的认知偏差。你方如何让逐利的商人改变认知、放弃逐利？若按你方逻辑，医生也可以卖假疫苗、用地沟油，因为商人就是要逐利。但医生有良心，知道疫苗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法律是保证道德底线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防止人们违法犯罪的手段。如果黑心医生不被惩罚，会出现多少不良医生？同理，如今有这么多不良卫生巾厂家，就是因为处罚不够严厉。

　　法律的制定有其自身标准，并非依据大众的看法。卫生巾被归为B类产品，并非因为大家觉得它不重要。在教育缺乏的情况下，教会大家辨别安全的卫生巾是重要的常识，但现状是人们对月经存在认知偏差。就像于欢案，民众认为于欢无罪是英雄，但法律仍对其进行了惩处。法律有自己的标准体系，是客观的主体，这就是我方立场。只有提高客观标准，提升底线，我们才能用到真正合格的卫生巾，而不是像你方那样，仅靠倡导商人做“好人”，我们想不出你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路径。

　　你方说认知的偏差能够推动标准的进化。确实，如果认知没有提升，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产品。在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我们不知道其中的营养成分会致癌。正是因为认知提高了，标准才会提高，才会禁止奶粉添加有害物质。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三聚氰胺有毒，只是之前检测不出来。所以，标准能巩固正确的观念，让我们有了善恶之分。如今有人选择做小三，是因为对这种行为的约束不够。同理，只有对卫生巾厂家处罚够狠，他们才不敢违规生产。

　　自由辩论时间到。

　　这件事情，我就聊对方最爱聊的法律制定。我很好奇，法律是如何制定的？其实就是基于大众的认知。为什么打人犯法？因为大家觉得打人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在现状下，卫生巾被视为日常消费品，而非必需的重要医疗物品？这是因为大众的认知存在区隔，从而导致了当前法律制定的差异。

　　我方想强调的是，当执法机关和监督部门意识到女性的困境以及她们真正的需求时，才会将精力放在制定更好的标准和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上。

　　接下来跳过标准部分。当把相关事务交给那些出现问题的企业管理时，就会产生监督问题。对方提到的监督问题，主要是卫生巾长度的问题，比如长度太短。但监督部门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确实是合法的。所以，监督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标准来解决，这是监督部门的责任。

　　再回到我方想聊的部分，这也是对方一直未回应的内容。在一些品牌“塌房”后，大家在小红书上寻找未“塌房”的牌子，然而一些营销号和不明博主给出错误科普，加剧了大家的恐慌，让大家觉得什么牌子都不安全，甚至认为不如自制卫生巾。

　　比如，现在问大家哪种颜色的卫生巾是安全的，有人说白的安全，但后来又澄清黄的才安全。还有某个牌子，大家一开始觉得不好，但实际上它用的是纺纱布，产品本身并无问题。这反映出，在品牌“塌房”背后，女性连基本的辨别卫生巾是否正确的能力都缺乏，这就涉及到我国卫生巾教育缺失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月经是不应该被当面谈论的话题，这导致大家缺乏了解如何辨别正确卫生巾的基本知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