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明义，定义先行。中国共青团定义青年是14 - 28岁的群体。关于自己想做怎样的人与不想做怎样的人会伴随人的一生。对于青年而言，这两个选择反映的是人的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探索，是对自我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是对自我成长的迷茫。

　　根据南京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的调查数据显示，因为社会变迁速度过快，大多数年轻人处于迷茫的状态。青年们没有人生的目标，最后导致青年不知道生活的意义，甚至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发展的困境，其自我意识的成熟将会受到阻碍。

　　因此，我方的判断标准是，何者更能帮助青年摆脱迷茫，找寻到人生的目标，更能帮助青年成长，即对青年更重要。

　　接下来我方将会从以下两个观点来论证： 　　第一，“我想做怎样的人”明确了一个具体的形象，这种形象会在青年心里树立起一个目标。根据心理学中的目标设定理论，一个合适的目标能显著提高人们的表现和成就。一份中央财经大学的数据指出，目标设置对于员工有着普遍的激励效应。再比如，霍去病年少时立志成为荡平匈奴、守护家族的人；孙中山在海外留学时决心成为复兴中华之人；周恩来总理在读书时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发奋成为振兴中华的人。人们思考自己想成为的人，给予了他们明确的方向。正因为有了“我想做怎样的人”的思考带来的目标，激励着人们努力去追逐自己的目标，为追逐目标带来内驱力，助力青年成长。没有“我想做怎样的人”的思考，青年会陷入迷茫的漩涡中。而“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更多的是一种底线思维，这种思考为人们划定了一个底线，虽然时刻警醒着青年不能做什么，却没有告诉青年到底该做什么。没有目标的指引，导致青年仍然迷茫。因此，“我想做怎样的人”更能使青年找到目标与方向，更有利于青年的成长。所以我方认为“我想做怎样的人”更重要。

　　第二，“我想做怎样的人”更是青年对自我需求的诉说，是青年鼓起勇气的尝试，是青年摆脱迷茫、成长求真的实践。时代变迁下，青年人变得迷茫，开始变得闭塞，而不敢去勇敢地说出自己想做谁，更无从谈起去真的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人。这份将诉求说出口的勇气也同样是当代青年所需要的。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数据显示，青年不敢表达诉求的现象很普遍，在00后的群体中，甚至高达66%。社会变迁下的重压使青年表达的意愿萎缩，所以青年更应该选择思考自己想做怎样的人，直面自己的内心，诉说出自己的需求。

　　也许有人会说，青年没法真正找到自己想做怎样的人，但我们认为，“想做怎样的人”既是过程也是答案。没有为“想做怎样的人”而努力的过程，青年将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唯有确定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并为之实践，才是实现个人成长的唯一途径。而“不想做怎样的人”回避了自己究竟想成为谁，回避了将需求说出口的步骤，回避了成长过程中的实践。对比而言，其对青年自我探索、对青年找寻人生的目标作用不如“我想成为怎样的人”。所以我方认为，“我想做怎样的人”比“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更重要。

　　接下来是反方质询正方，时间为单边计时1分半。

　　反方：宇涛，我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为自己期末考确立的目标是考到90分以上，但这学期考试你只考了80分，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正方：既然我努力过了，自然是不后悔的。考了80分，说明我有能力继续学下去，这对我下学期考到90分会有激励作用，我会继续努力追赶。

　　反方：那如果你下学期只考了60分呢？

　　正方：那就说明我下学期的学习方法不适合当下，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学习方法，然后在下个学期继续努力学习。

　　反方：如果你努力之后，依然突破不了90分的坎，成绩反而越来越差呢？

　　正方：但是我的目标始终在这，它可以让我一直努力下去，就算达不到，我也会继续为之努力。

　　反方：我打断一下。你也承认了，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如果开学立的目标是考90分，也就是想成为达到这个成绩的人，但一次一次失败，比如这次考60分，下次还是60分，始终到达不了目标，作为一个正常人会崩溃，会想自己为什么做不到。所以，若想让目标具有激励作用，需要正反馈，但现实中普通人大多得到的是负反馈，正反馈反而很少。

　　那下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回避和确立底线等同？

　　正方：不等同。

　　反方：既然不等同，那为何你要在结辩的时候说“我确立底线就是一种对未来的回避”？

　　正方：我没有说这是一种回避。我只是说底线只告诉了青年人不能做什么，但没有告诉青年们该做什么。

　　反方：好的，你过吧。

　　（旁白）好的，感谢反方的质询。

　　开宗明义，定义先行。我方认为，判断青年是想成为怎样的人，还是不想做怎样的人更加重要的比较标准是，哪一种能让青年更加适应当代的生活，哪一种便是更重要的。不想去做怎样的人，既是一种底线意识，青年于当代划定底线并为之努力，是最适应当代的生活方式。我方认为青年不想做怎样的人更加重要，理由如下：

　　第一，不想去做怎样的人比想去做怎样的人更加符合生活实际。青年于当代，有想法、有目标、有追求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走进现实里，又有多少人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多少人能成为最想成为的人？在现实里，即便是高考，许多人将高考列为完成目标的起点，将考研当做成功路上的驿站。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一组数据可以发现，实际上能走到终点的人寥寥无几。

　　2024年参与广东高考的总人数约72万人，实际上本科上线率为46%，从百分比数量上看，这个数据似乎不错，但是从实际人数来看，只有33.12万的人走过了这个起点，有约38.88万人被拦在了这个起点。2024年全国考研通过率约为33%，我们将这个百分比带入本科通过人数进行估算，可以发现，仅有大约10.93万人走过了考研这一个门槛。当我们满怀激情地走入一个又一个考场，有人失望而归。追逐梦想，成为梦想中的人是件好事，但是有时候真正能做到的人其实并不多。与其尽情地去追求梦想，我认为给自己划定底线，不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人，更加简单、轻松。

　　心理学表明，产生追寻的动力是不断获得的成就感。而在心理学中，划定底线可以视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人类潜意识的行为，不需要不断的成就感来获取满足。即便划定底线更多的或许是出于恐惧，但在现实中，以不想成为的人为鉴来获得激励更加容易。青年中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这种潜意识行为或许比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更加切合实际。

　　第二点，不想去做怎样的人比想成为怎样的人更能应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青年与社会的交互是双向的，我们走进社会，社会同样也在影响着我们。在这时，我们能清楚地明白自己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比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更加重要。倘若忽视了自己不能成为怎样的人，没有给自己划定这个底线，那么或许我们在追梦的过程中也容易不择手段。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国家政策中也有体现。现在我国时刻普及爱国教育，并且要求爱国教育要贯穿青年的发展，爱国是青年追梦的底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不爱国的人，于是我们面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干扰时，能坚守本心，更加坚毅地去追梦、去探索。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不想去做这样的人比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更加重要。谢谢！

　　正方：那么我问反方，你方的标准是说谁令青年更能适应当代，谁就更符合，对吗？ 　　反方：是的。 　　正方：那么你清楚当代的青年处于迷茫的现状呢？ 　　反方：我清楚，我承认你这个观点。 　　正方：那么，对方既然承认，那么为了适应当代，难道青年们不应该走出迷茫吗？ 　　反方：我方并没有认为走出迷茫不重要，而是说现实不允许青年这么做，现实在打压青年，不许他们走出迷茫。 　　正方：回答我的问题。现实当然没有说让青年不能走出迷茫，我想表达的是，现实没有给青年一个正反馈，追求梦想或许并不是那么容易。

　　正方：我问你，“我想做怎样的人”，这个人难道就必须是积极向上的？我不能说我想做一个平庸的人吗？ 　　反方：当然可以。只是说有时候目标过于宏大。 　　正方：这么说你缺失了“我想成为普通的人”这一部分。你其实就是说“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更符合生活实际，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我想成为一个比较平庸的人”，那这样子也是符合生活实际的，那你这样的论点如何成立呢？请回答。

　　正方：对方没有回答我这一个问题。我再谈到你说的，清楚自己不想做怎样的人会给你划定底线，但是你说过“我想做怎样的人”，会让人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做。那么你能给出论证吗？凭什么你说“我想做这样的人”，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做呢？难道当代青年连基本的三观底线都没有吗？难道说这件事必须是“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才能带来吗？也就是说，“我想做这样的人”不一定会带来不择手段的追逐，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反方：我能回答吗？ 　　正方：可以。 　　反方：好的，首先我这里表达的观点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你刚刚也说了，三观是很重要的，年轻人应该有三观，那你是否已经确认了三观是你追梦的底线，而底线是不是底线的一种？那你自己也承认。

　　青年与社会的交互当然是双向的，而底线意识则是青年在当代社会中生存的底线。人们对目标的追求需要有持续的激励感，倘若没有激励感，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很好地追逐目标。

　　当然，如果你说要成为一个普通人，这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有些人连普通人都做不了。他们被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事物裹挟着，有房贷、车贷等压力，难以成为一个普通人。有人会说“我只想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有时候会发现连做一个普通人都做不到。当你想做普通人时，总有人或事干扰你。

　　这时，我们给自己划定一个底线，或许会更加简单。比如，我不能成为一个天天为房贷而奔波的人，那么我可以降低自己的标准。此时，我的标准就不再是恒定的，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变动的。因为我们清楚了自己不能成为哪类人，这样能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在设定了一个标准后，就必须不断奔波，无论过程中遍体鳞伤与否都不能停下来。有时候，当你执着于目标时，会发现已经失去了很多，等想追回来时，却已无处寻觅。

　　首先，从刚才质询的结果来看，我询问对方关于“我想做怎样的人”这一论点。“我想做怎样的人”，这个人可以是积极向上的，也可以是选择平庸的，但对方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对方的论点一存在很大问题，其论述确实没有考虑到“我想做怎样的人”是由自己决定的。

　　其次，我认为如果将“怎样的人”进行局限，在对“想做怎样的人”进行正反义转换后，“想”与“不想”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今天这场辩论的重点不应在于“怎样的人”，而在于“想”与“不想”。

　　所以我才提到，何者更能帮助青年摆脱迷茫，找寻到人生的目标，助力青年成长，才是对青年而言更重要的。具体想成为怎样的人，是青年自己的选择，但“想”与“不想”，“想做怎样的人”是青年对于自我需求的表达，是青年鼓起勇气去尝试、去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的体现，而并非仅仅是“我不想做怎样的人”。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只告诉自己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必须明确说出自己想做怎样的人，才能迈出那一步，直面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这才有利于青年摆脱迷茫，而不是仅仅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当代是一个充满迷茫的时代，难道青年就要一直迷茫下去吗？难道不应该看清自己的目标，找寻人生的方向，实现成长，摆脱迷茫吗？这才是当代青年更重要的事。

　　首先由反方发言。当一方发言终止后，另一方的计时开始，请二位注意自己的思考时间。

　　反方：那我抓紧时间开始了。请问您方是怎么划定普通人这个概念的？

　　正方：划定普通人概念，我认为这跟今天的辩题没有关系。

　　反方：你认为跟今天的辩题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你，普通人也是很难成为的，有时候不是说想就能做到。“想”只是给年轻人踏出第一步的勇气，但有时候不用这么刻意，而是可以放松地过好每一天。你想成为普通人当然没问题，那如果现在不让你成为普通人呢？你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你的想法，是否还要继续说出你的诉求？人生就这么100年，真的要为了这个目标去拼搏，而不可以选择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过完这一生吗？

　　当然，我可以说做怎样的人可以更轻松。但反过来问一下，难道你的一生就只想做一个简单的普通人吗？这就是你对于当下时代的回答，对吗？

　　我想表达的是，如果明确自己不想成为怎样的人，就能为自己划定一个宽泛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中会有更多样的选择。而不是像为了成为一个画家，就必须每天朝九晚五地画画、钻研，最后却发现自己没有天赋，回头已来不及。

　　如果不是设定一个一定要达成的目标，而是告诉自己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不想成为一个没有艺术天分的人，那么就可以把画画当作一种爱好，而不是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并非一定要完成，而是能让自己愉悦，找到实现自我的价值。我认为追寻才是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达成某个目标才是价值的实现。

　　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今天的辩题其实是追寻梦想和放弃梦想哪个更重要吗？

　　正方：我认为辩题就是“想”和“不想”，我和你的观点是可以统一的，但我更多地认为，虽然都是划定，但方向不一样，一种是框定，另一种是追求，算是一种指引。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听我的论点，我讲过想成为怎样的人，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也就是说想做怎样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不去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有内驱力，不去实践，怎么知道自己不适合呢？难道一路只说不想做怎样的人，就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摆脱迷茫的现状吗？

　　（提示：反方还剩30秒）

　　反方：首先我不否认当代年轻人迷茫的现状。但有时候既然迷茫了，找到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对未来不好呢？反之，如果只是框定自己的底线，在迷茫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很多压力？比如只要明确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而不是一定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虽然迷茫，但起码失去的东西更少。

　　（提示：反方时间到，正方还有1分55秒）

　　正方：首先，我不太认同你所谓为了避免压力，就只划定不想做的人，这反而像是逃避，你自己反思一下。

　　对方说就算迷茫了，去追寻仍然有压力，这一点我不认同，这就是一种逃避的表现。

　　我来举一个语境上的例子，在一场校园霸凌中，有施暴者、有在一旁为施暴者助威的注视者、有被害者，也许你只意识到三观告诉你不能做施暴者，但这里还有保护者，也就是去保护被欺凌者的人。你的底线思维只会告诉你不想做施暴者，那剩下的三种身份，你到底想成为谁？你真的清楚吗？这样的迷茫真的是成长过程中不能摆脱的吗？

　　再者，这还只是划定了这几个范围，难道我不能跳出这个范围吗？也就是说，对方一直在思考成为怎样的人过程中的压力，就为此放弃了表达自己需求的呐喊。

　　我再给你讲一个科学的概念叫自我认同，这是个体自我内在与环境之间的平衡，通过认知和自我综合来组织。

　　（提示：时间到）

　　今天我们的辩题是“对于青年来说，想做什么样的人”与“不想做什么样的人”哪个更重要。我方和正方的观点不同，重点在于“想”和“不想”的反面。

　　的确，“想”是一种呐喊，表达“我想成为怎样的人”；“不想”则是一种划定底线的想法。我方承认，“想做”确实需要付出勇气，但在这个年纪，青年人处于一个迷茫的大环境下，此时去做这件事是否显得有些鲁莽呢？

　　反过来想，如果不想去做某事，而是为自己划定一种界限，这只是将迷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让自己所承受和面对的东西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不是像因为“想做”而行动后，当发现无法回头时才追悔莫及。而且，年轻人的适应性其实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认为，“想做怎样的人”更多是一种鲁莽，而“不想做怎样的人”更多是一种清晰。因为青年处于迷茫状态，此时让他们去寻找目标，这个目标本身是否也带有迷茫性呢？这点在今天的辩论中我们并未深入探讨。

　　在我方观点中，只要为自己划定不想成为怎样的人的界限，哪怕再迷茫，也不会步入歧途。就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关于爱国。如果年轻人迷茫，但确定自己爱国，那就是有爱国情怀。但如果没有确定爱国这个底线，反而去确立一些目标，比如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在追寻的路上，别的国家以高薪挖你，你可能就会动摇，因为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爱国。所以，在迷茫的情况下，因为迷茫而去寻找的目标，这个目标本身或许也是迷茫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迷茫的情况下或许是迷茫的，而“不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许能解决一些问题。

　　首先，对方提到迫于压力说“不”。对方认为想做怎样的人的目标同样迷茫，但我想说，有了“我想做怎样的人”的呐喊，去直面自己的内心，诉说自己的需求，才有可能真正走出迷茫。而一味地只想“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是永远不可能走出迷茫的。

　　其次，回应对方所说的在各种压力情况下，就不愿意再去追寻、说出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假如当年霍去病没有表明自己想做荡平匈奴、保家卫国的人，只是说“我不能做一个不爱国的人”，他还能成就如此伟业吗？假如孙中山在海外留学时也只是想着“我不能做汉奸”，他还会引领中国创立民国吗？假如周恩来只说“我不能做一个不爱国的人”，新中国的成立又从何谈起呢？仅仅因为成长过程中有压力就放弃，这其实是逃避，并非趋利避害，只是逃避成长过程中不适感的借口罢了。

　　我们回归到时代背景，为什么会出现“对于青年来说，‘我想做怎样的人’更重要还是‘我不想做怎样的人’更重要”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容易迷茫，我们需要直面自己的内心。在社会的重压下，当代青年普遍早熟，但较少的社会经验不足以支撑他们找到方向。所以，我倡导青年们应该回归自我，正视内心，方能摆脱迷茫的心境。

　　举个例子，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碇真嗣，早年居住乡下的不自信与早年的创伤心理，使他觉得做一个普通人都很难。他因心理创伤变得封闭、逃避现实，十分迷茫，不知道人生方向，面对突如其来的使命感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只为获取他人认同，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但直到他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动机，反思自己为什么逃避，正视内心需求，决定做一个不再惧怕孤独与恐惧现实的人之后，他才走出了迷茫，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与自信。

　　影视作品反映到现实亦是如此。当我们迷茫时，一味地逃避、拒绝不会带来任何进展。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内心，与自我对话，找到自己真正的需求，明白自己想做怎样的人。在成为真正的自己的路上不断成长，才是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