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明义，今天这道题表面上是一个飞机坠毁的隐喻，其本质是在探讨人类在面对一个可能到来的终结时，我们要不要给别人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睡着的人们无法对当下的情况做出判断，没有自主选择能力。而叫醒与否的本质是选择的归属问题，我方认为应该叫醒。

　　下面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第一，叫醒意味着让对方自主选择如何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耶鲁大学实验显示，面对死亡威胁时，83%的被试优先处理未完成的情感表达。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从不单单只是对痛觉本身的恐惧，更多的是对死亡带来的离别、后悔、遗憾和“我不能再做些什么”的恐惧。因而，如果不叫醒，我们恐惧痛苦的根源也不会被消除，只会在死前几秒被无限放大。

　　在阿拉斯加航空261号空难中，工程师克雷格放下对女儿的牵挂，用平板电脑写下“请告诉艾玛，爸爸的骄傲与她考不考第一无关”。在印尼狮航JT610坠机事故里，在手机残骸中发现西班牙语的“我永远爱你”的录音片段。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命中最强烈的需求从来不是延续生理的存在，而是完成对重要之人的情感连接。正如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指出的，临终者需要的是存在性完成，即通过主动选择为生命赋予最终的意义。

　　第二，选择意味着我们能够清醒地面对绝境，以自由选择对抗荒诞，书写人性的尊严。存在主义哲学揭示了一个残酷而深刻的真相：生命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意义只能通过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来创造。即使这些注定徒劳的姿态本身便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知道巨石会滚落，仍一次次将其推向山顶，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人类的心灵。

　　同样，当乘客有序留下遗言，握住爱人的手，他们正是在用自由意志对抗死亡的荒诞，即使结局没有改变。人类精神的丰碑，也恰恰建立在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中。汶川地震中的母亲用身躯为孩子推开生机，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在沉默前奏响安魂曲。这些行动没有办法改变结局，却让死亡从被动接受的悲剧变成了人性的宣言。在死亡的刀刃下清醒地站立，才是对人类精神性的最高致敬。

　　对方所谓看似平和安宁的死亡方式，本质上就是在用结果功利主义消解人性的光辉。叫醒身边人，是对荒诞的宣战，是对自由的献祭，更是对人类神性的永恒确信。叫醒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抗虚无主义的宣言。

　　所以，当命运的引擎已然失灵，我方选择俯身叫醒身边的人，不像您方一样冷漠地袖手旁观，而是为了说一句：“我在，这长夜便不会独自湮灭。”谢谢各位。

　　谢谢主席。请问对方辩友，今天我们双方讨论的都是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也就是说我和身边的人面对的结局都是死亡，您方是否认可？

　　首先，我方认为有一定生还的概率，当然我认可这个概率不大，但您方不能完全否定。所以对方认为我们双方还是在考虑生存概率的问题，可是您方的立论和申论都没有提及能够提升生存概率的内容，那您方是否要在后续给出论证？

　　而我方认为，今天在讨论这个辩题时，如果坠机，会带来强烈的失重感和高达 100dB 的噪音，您方认为有人能在那个环境下睡着吗？

　　回应我方上一个问题，我方希望您能正面回答我第二个问题。按照您这么说，那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们在讨论什么？我方的意思是，这个辩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现实飞行场景，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人本来就不可能睡着，除非他已经生命垂危。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思想实验，我们面对的结局一定是死亡。

　　再次请问对方辩友，我现在是一个非常渴望平静地离去的人，我没有任何想要联系的亲人跟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您叫醒我，是不是剥夺了我平静离去的权利呢？

　　首先，我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从我们刚才给出的数据来看，大多数人是有牵挂的。有什么东西比平静地离去更重要呢？您也承认了，在大多数人之外，确实有一部分人是想平静地离去的，那您方否定这部分人的想法吗？

　　时间到，感谢反方二辩的质询。

　　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明义，坠毁是飞机因多种因素失控、坠落，撞击地面，在短短几分钟内机上人员无人生还的事故。而身边的人充满未知性，我们不知道对方是渴望平静地离去还是温馨地道别。基于无知之幕理论，今天我们讨论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我要不要叫醒身边的人，就是要看在危急情况下，我们能否综合考虑可能发生在叫醒者和被叫醒者身上的各种情况，权衡何者为最优解。我方坚定地认为，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我不要叫醒身边的人。接下来，我方将从不同的角度论证。

　　首先，从被叫醒者的角度看。想象一下，身边沉睡之人，或是与癌症搏斗三年的医生，或是刚哄睡孤儿院孩子后搭乘红眼航班的社工，或是靠药物暂免焦虑症折磨的诗人。我们怎能贸然断定叫醒身边的人就是正确的呢？古希腊神话中，睡神与死神是孪生兄弟，沉睡与死亡，温柔相连。当命运已为其铺就通往终结的暗河，叫醒他，使其在痛苦、绝望中面对死亡，是伤害，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我们不知其内心想法，“子非鱼，安知鱼不愿沉入最后的宁静”。或许在睡梦中无痛苦地离去正是他希望的告别方式。与其让他痛苦面对，不如让他平静离世。

　　其次，从叫醒者角度出发。在如此危急的时刻，我们不仅要面对自身的恐惧和绝望，还要在极度应激的状态下做出是否叫醒身边人的决定，这无疑是一种额外的心理负担。更让人纠结的是，我们无法预知叫醒对方后会发生什么。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案例，在2019年俄罗斯一起航班紧急迫降事件中，一名乘客在慌乱中情绪失控，不仅对周围乘客进行了言语攻击，还做出过激举动，导致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这种不可预测的反应让我们在决定是否叫醒他人时，内心充满了纠结。如果我们选择叫醒对方，对方可能会因为直面死亡的恐惧而情绪失控，甚至可能对我们或周围的人造成伤害。这种可能性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叫醒对方是否真的是一种善意，还是反而会加剧他们的痛苦和恐慌。我们可能会担心，万一对方在极度恐惧中暴起伤人，我们不仅无法提供安慰，反而会让局面更加混乱和危险。这种心理负担在绝境中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不叫醒身边的人，是尊重个体独有的生命轨迹，也是在命运面前的谦卑。

　　综上，我方坚定地认为，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我不要叫醒身边的人。谢谢！

　　正方二辩：感谢主席。首先我想问对方辩友，这个人睡着了，是否就代表他希望睡着死去、什么都不做呢？我们无法确定睡眠是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飞机上坐着的只是一个浑然不觉自己即将走向死亡，在生命最后一刻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可怜人。

　　但您方想尊重有人可能希望无感知地死去，可如果这个人希望做点什么，按照您方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呢？我方正是因为不知道对方想做什么，若贸然叫醒他……那如果您不叫醒他，又怎么知道他想不想做点什么呢？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方所说，把死亡的疼痛当作第一重要的事。我方正是看到，大多数时候，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最终交代比逃避痛苦更重要，所以我们才会叫醒他。

　　举个例子，作为一个父亲，刚乘上飞机回家看望刚出生的儿子，然而飞机就要坠毁了，即便痛苦、恐惧，为什么还要给孩子留下一句话，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痛苦中呢？

　　反方一辩：我方想回答您上一个问题，如果你希望安宁离世，现在却醒了，要面对这种痛苦……

　　正方二辩：我方讨论的不是他能不能睡着的问题。首先要让他自己去选择哪一个更重要。其次，请您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您如何解释他为什么要给孩子留信息而不是沉浸在痛苦中呢？

　　谢谢主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今天我们双方讨论的是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如果有生存的可能性，这道辩题将会变成“可行或者不可行”，对方能不能够增加生存概率，这将是一个需要统计计算、科学研究的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具有讨论价值的辩题。

　　退一万步说，坠机时候带来的100分贝以上的噪音和强烈的失重感，谁能在那个状态下继续睡着呢？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辩论场上的飞机最终注定走向毁灭，而我和身边人的结局一定是死亡。

　　其次，根据无知之幕理论，只有在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叫醒者还是被叫醒者的时候，我们得出的规则才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我方认为，在考虑要不要喊醒身边的人的时候，不应当只考虑身边人的想法，还应当考虑作为唤醒者的我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心理负担。在死亡的最后几分钟，唤醒对方的我不仅可能干扰到对方生命最后几分钟的安宁，还可能会让我在最后一刻仍然带着沉重的负罪感。

　　最后，我方希望能够再次强调未知性。我们无法得知身边的人渴望的是一场平静的死亡，还是死亡前最后几分钟的温情；我们不知道对方醒后是在恐慌之下引起骚乱，还是抓住最后几分钟留下遗言。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期减少身边的人可能承受的痛苦。

　　综上，我方坚定地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在真实情境下对彼此结局的思想实验，我们必须站在双方的角度综合考量，并决定不要拍下唤醒对方的手臂。

　　首先，我认为我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我们讨论的是在死亡面前，我们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交代。这是一场关于死亡面前人性尊严的讨论，而非飞机上的问题。

　　对方口口声声说我们叫醒他人，剥夺了其选择无痛死亡的权利。但需注意，所谓无痛死亡这一决定根本未被思考和选择，睡眠状态仅仅是对上一秒安稳飞机状态的延续。一方觉得他人想平静地死亡，我们予以尊重，然而那些想醒来的人，或许在他们心里，有比没有痛苦更重要的事。若这些事还没去做，我们就不尊重他们了吗？做了一生严格的父亲，也想用最后的时间告诉孩子，不管考不考第一，都是自己的骄傲；生命中有未解开的误会，要不要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向亲爱的朋友道个歉？

　　而且需要对方明确的是，无痛死亡和无知觉死亡有本质不同。想要安乐死的人也是交代好所有事才能实施安乐死。更何况实验表明，人在临终前的情绪复杂多变，并非简单的恐慌，既有恐慌，也有对未完成心愿的遗憾，还有对亲友的不舍、对未尽责任的愧疚。这些情绪可能同时存在、反复交替，除了恐惧之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交代。

　　我们来思考，对死亡的恐惧究竟来自何处？真的是那一下的痛苦吗？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曾经说过，人们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的痛苦，而是那些未了却的牵挂。所以当人们面对痛苦和死亡，即便痛苦，也会努力在最后时刻做好交代。

　　所以，无论叫不叫醒他人，都是一种干涉，但我们还是决定叫醒，因为如果对方怕痛苦，且痛苦高于一切，他完全可以吃安眠药把自己弄晕；但如果他有想做的事，再不被叫醒就没有机会了。

　　对方辩友你好，在立论环节，您方说这个自由醒是以自由选择对抗荒诞，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自由选择是谁的自由选择吗？

　　我方说的自由选择指的是叫醒这个动作本身，在您方说的抽象意义上是一种自由选择，而非在这个具体理论当中叫醒者的自由选择。

　　好，我问你，在坠机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是想要为孩子留下遗言，鼓励他好好活下去，还是想让小孩子毫无准备地接受死讯呢？

　　我不是很懂，您这个情境和今天的辩题是否相同。什么叫小孩子毫无知觉以及妈妈给孩子留下遗言呢？请您再明确一下，自由选择的主体到底是谁，是被叫的人还是叫别人的人？

　　哦，我刚才可能您没听清楚，我问的是，坠机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她在这架飞机上，她是更想要为孩子留下遗言，鼓励他好好活下去，还是想让小孩子毫无准备地接受死讯呢？

　　这个不一定，取决于她想要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和价值。

　　但她是一个很爱小孩子的妈妈，所以从常理来讲，她当然更希望留下遗言告诉她的孩子。

　　那我再问你，我想和一个人表白，我很喜欢他，我是希望不论结果怎样，我把我的心意告诉他，还是希望换个时空，我们就彼此错过呢。

　　再回想一下，你看前面举的例子，如果我真的很爱我的孩子，那我可能真的不会选择在我死之前还给他留下一个巨大的、可能让他产生心理障碍的东西。比如说在韩国岁月号事件中，因为有一个孩子在此前给他的父母用短信留下了遗言，所以导致他的父母其实比突然接受一个毫无预兆的死讯更加难受，而这个难受也是我去叫醒了之后，让这个人给他的亲人留遗言存在的一个弊端。

　　今天如果在死之前，我去进行一个表白，我觉得这对于我死这件事，对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对于那个被表白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

　　今天您方所说的这个自由选择，它的主体到底是谁？您方是只打算讨论被叫醒的人，还是也打算讨论我这个选择叫不叫别人的人？

　　我有一分钟回应。首先，在认真的预见当中保护女儿的母亲此时留下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还活着，请一定要记住我爱你”，难道这个信息没有意义吗？

　　其次，对于表白这件事来说，是因为没说出来的心意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他要说出来，不会自己留遗憾。

　　最后，我们所说的自由选择，肯定是睡着了那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且如果不去叫醒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之后就没有了一些精神支柱，那他不是也会觉得很遗憾吗？

　　但是今天的这个问题里，不止有这个被叫的人，还有这个选择是否要叫别人的人。

　　感谢正反双方四辩的精彩对辩。下面进入盘问环节，由反方三辩盘问正方一、二、四辩。盘问方可打断被盘问方，被盘问方不可反问，单边计时1分30秒，有请。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第一个问题，一个乘客被叫醒之后，做出了各种狂躁行为，散布恐慌，甚至直接导致了更快的死亡。这个时候，如果您重生之后，还会再次选择叫醒他吗，对方四辩？

　　一个人醒了之后拯救了全机组人。对方四辩，请您先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的人有多少呢？您只要回答，您还会再次选择叫醒他吗？

　　我会，因为我想看看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

　　那您方今天的论点完全违背人道主义。我方今天是通过无知之幕和不伤害原则，综合权衡所有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认为不叫醒才是更公平的选择，我方会在后续继续论证。

　　第二个问题，一个正常人临死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极度的恐惧和崩溃，这是符合常理的事实，您方认同吗，对方一辩？

　　我方从来没有否认过恐惧和痛苦，但总有一些东西比恐惧和痛苦更加重要。

　　所以您方就是承认了一个正常人临死的时候会产生极度的恐惧和崩溃。所以在飞机的情境下，您方叫醒，其实相当于主动为他造成了产生极度恐惧甚至崩溃的伤害。我方不叫醒，虽然伤害了他对自己死亡的知情权、自主权，但是我方是被动允许，并非主动伤害。相比之下，您方的主动伤害在道德上更不可接受。

　　第三个问题，面临著名的电车难题时，您方要不要选择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杀死一个人救下五个人呢，对方二辩？

　　我觉得这个题跟电车难题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您方无法论证所有人醒来都会造成伤害。

　　您方只要回答，您方要不要这样选择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方来决定。您方要不要选择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您方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可以，后续我们会给出相应的论证。

　　我方觉得还是要由驾驶员来决定。

　　所以面临这样的道德困境时，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选择。所以在这道题的情形下，不叫醒就是最好的选择。

　　感谢反方三辩的盘问。

　　下面由正方三辩盘问反方一、二、四辩。盘问方可打断被盘问方，被盘问方不可反问。三辩计时1分30秒，有请。

　　正方三辩：谢谢主席。请设想一下，生命只剩一年的患有癌症的年轻人，我们担心他恐慌和痛苦，所以瞒着他，对吗？对方二辩。

　　反方二辩：这个应该交由医生，由医学的原则决定。

　　正方三辩：你就回答我要不要瞒，就按照你方的原则，是不是应该瞒着他。

　　反方二辩：我认为这一年跟我们这几分钟就要坠毁了，如果不告诉他这个信息，是不是意味着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就无法去做了呢？

　　正方三辩：我方依旧认为只有几分钟跟一年时间没有可比性，我方认为是有可比性的，我方后面会给出论证。实际上他只有一年的情况下，是根本来不及按照谎言的节奏来完成遗愿的。

　　正方三辩：好的，对方辩友。一个被死神宣判生命只有一个月的老人，按照您方的逻辑，是不是意味着要维系原本的治疗，不告诉他病情急剧恶化呢？对方一辩。

　　反方一辩：我方也认为，这一个月跟我们在飞机上短短的几分钟没有可比性。

　　正方三辩：对方不需要质疑我问题的合理性，我们之后会给出论证，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

　　正方三辩：你回答不出来吧？那我来论证，在谎言下，他怎么意识到要做本来要在死前做的交代呢？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吧？时日不多的大陆老人，在认识到自己油尽灯枯的时候，拼尽全力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最后跨越海峡与失散几十年在台湾省的姐姐团聚。可见老人亲自寻亲的愿望比躺在病床上输液等死更重要。

　　正方三辩：在这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大家生命只有几分钟了，如果他无法完成对现任爱人和自己生命的交代，他还有机会吗？对方四辩。

　　反方四辩：没有机会了。

　　正方三辩：好的，当然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们在飞机坠毁前就睡着了，你方出于怕他恐慌、怕他扰乱秩序等原因，他就活该一句话都不留下就直接死了吗？

　　反方四辩：所以您方需要论证，他留下了什么一定比什么都没留下要好。

　　正方三辩：我方后续会持续给出论证。

　　（计时员）：时间到。

　　主持人：感谢正方三辩的盘问。

　　感谢主席。

　　第一个问题，我们双方都无法证明对方到底希望以何种方式离世。让对方安宁地死去，确实是我方选择不叫醒对方的一个好处；而贵方也确实能保证被叫醒的人拥有自我知情权。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不占优势，因此我们不必在对方希望如何死亡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当前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并进行权衡。如果被叫醒的人情绪稳定，如同贵方刚才所描述的那样，那自然是好的。但倘若此人醒来后情绪不安，甚至直接导致了更糟糕的结果呢？我不敢像贵方那样去冒险，我无法承受因善意叫醒他人，最终却导致更大不幸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和道德谴责。贵方今天仅考虑到了所有可能情况中那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形，一旦出现意外，贵方难道要让飞机上所有乘客为这一不确定因素买单吗？我方实在无法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

　　第二个问题，叫与不叫，实际上都是在替他人做决定。贵方四辩刚才提到自由选择的主体是睡着的人，可当这个人被告知当前的状况后，贵方认为他还能在不扰乱任何秩序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自己哄睡吗？无论叫不叫醒，都是在替他人做决定，只是存在主动与被动之分。在我实施叫醒行为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并非主观地去剥夺或隐瞒他对死亡的知情权；而贵方却是主动剥夺了这个人凭借意志做出选择的权益。在无知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是那个不叫醒他人的人，与世界告别。

　　首先，睡着的不一定都是暴徒，醒着的也不一定都是善良的人。

　　在盘问中我们可以明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承认死亡的信息会带来恐惧。但是，无论是生命还有一年、一个月，还是只有几分钟，人们都会在知晓生命即将结束后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而清醒着就具备完成这些事情的可能。即使是决定即将安乐死的人，也不会什么都不做直接安乐，而是都会在奔赴死亡之前努力设法完成遗愿，如陪伴父母旅游、写个人自传、告别世界。人们勇敢地承担恐惧，在此基础上积极求生、交代后事，并且珍惜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刻。

　　在必死之局下，相比于无知觉地死亡，我们更愿意为孩子留下激励的话语，给爱人进行深情的告白，甚至给死对头一个释然的和解。在肉体的疼痛背后，这些死者在死前行使本没必要完成的心愿，超越了生和死的结局。这些不能改变生死结局的临终选择，体现了人性、生命的意义对肉体恐惧的超越。

　　即将坠毁的飞机代表着注定的死亡，有时候坠毁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有时候是一年半载的重病，有时候是自然的衰老。人终有一死，我们每个人都坐在一架注定坠毁的飞机上。那么在死亡之前，我们究竟应该浑浑噩噩地睡过去，还是应该努力完善生命的意义呢？我们后续会持续论证。谢谢。

　　好，您方跟我纠缠电车难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怎么选择都会造成影响。对方害怕担责，所以不去选择，但当他醒来之后想做却做不了、后悔莫及的时候，您方难道就不用担责了吗？这一点需要您方给出相应的逻辑。

　　第二，我方有数据表明，在东航坠落时，机组人员持续通报高度，导致整个飞机上全程没有出现过尖叫的声音，大家都在理性思考。那您方如何解释这一情况呢？

　　您方前场说今天不讨论生存率的问题，可第二个问点为何又提及生存率的问题，这是否自相矛盾呢？

　　其实您方好像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我是叫醒者，我是否要承受把身边的人从甜美的梦境唤醒，使其直面痛苦死亡的心理负担呢？还是那句话，您方就是说不想承担压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我想请问，不叫他，您方就没有压力吗？如果他临终前跟我说“我想跟我媳妇说最后一句话”，而您方没让他说，您方是不是也有压力呢？我们不能只考虑这一点而不考虑其他方面。

　　我想请问您，如果您方只要看到结果不好就认为不好，那请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最终都是为了死亡，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好好活着？活着的意义不就是即便结局是死亡，我们也要有所作为吗？

　　首先，我方不叫醒他不是因为不想担责，而是在主动伤害和被动允许之间，我方认为选择被动允许是更好的选择。

　　我想问一下您方，如果今天我是离睡着的人隔着6排远的人，我并不知道他在睡觉，也没有冲过去把他叫醒，您认为我这个行为有问题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身边的人。而且我想问，当您遇到一个落水的人，会因为担心某些问题就不去救他吗？只要把他救上来，就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了吗？

　　您所说的救人落水问题和今天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去救落水者，他有很大的生存可能，但今天我们前场已经确定，讨论的情境是不存在生存可能的，我们讨论的只是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

　　既然您方不回答我，那我是否可以认为您方对于距离较远时要不要叫醒他没有考虑好。但您方今天非常坚定地认为坐在他身边就应该叫他，那您方是否认为坐在他身边就具有了替他考虑问题、做选择的义务呢？

　　没有义务的事情就不做了吗？而且按照您方的说法，除了活着以外，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那给喜欢的人发信息也没有意义了，反正人都是要死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您可以觉得死前给喜欢的人发信息有意义，但您如何比较出这两种死亡方式，即为什么认为在死亡之前做点什么比不做什么要好？如果比较不出来，这是否是价值霸权呢？

　　一项教学实验显示，83%的被试在死亡危险面前都会去处理未完成的情感表达。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举了父母、孩子的例子，您方却视而不见。您方只说有人不这样，我们承认有人不这样，但凭什么大部分人都要被您忽视呢？

　　实际上，您举83%这个数据时，也承认了另外17%的存在。所以我方是平等地看待这两种人。在我方的无知之幕理论下，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种情况，既要考虑被叫醒者的多种反应，也要考虑作为唤醒者需要承受的心理负担。但您方一直没有考虑过我作为唤醒者的心理负担是什么。

　　您方完全没有听我的解释，我刚才已经说过，无论叫不叫，我都要承受心理负担，您方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

　　其次，您方刚才说有很多人想无痛地死，在他们面前什么都比不上避免痛苦重要。那好，那您可以吃安眠药无痛地死，没人拦着您。我只是想说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想去做一些事情。您方凭什么忽视大部分人的需求呢？

　　我方也说过，我方是平等地看待这两种人的需求。在我方无知之幕理论下，我们不仅要考虑一种情况，也要考虑另一种情况。所以说您方只提出其中一种，是不是比我们更霸道呢？

　　第二，我方的想法是，如果把他唤醒，就会把他从甜美的梦境拉到全面死亡的崩溃、绝望之中，这样会给他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这难道不是给我带来心理负担吗？

　　您方刚才提到他有很多选择，又说要让他睡着，这已经自相矛盾了，所以我们认为您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方认为，即使在我们的视角下，不仅要考虑身边的人可能需要留下些什么，也要考虑身边的人可能不想留下，只想平静地死亡的情况。所以我方是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做出判断，但对方还是没有回答，这样的结果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吗？

　　还是那句话，都会造成心理负担，不要说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您方说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一部分人，我方已经说过，叫醒他对他来说，避免痛苦比什么都重要，晕过去之后什么都不知道，我方没有阻拦这种情况。而您方一棒子打死了所有的可能性，认为所有人避免痛苦就是更好的，认为这个东西比什么都高尚，凭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个父亲想给女儿发一句微信的需求呢？

　　我方无知之幕的背景是，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要面临什么结局的时候，讨论出来的秩序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是目睹被自己唤醒的人与亲人道别的感动者，也可能是被自己叫醒的人抢了本来属于自己氧气罩的人。对方辩友，如果您是后者，您会不会埋怨当时叫醒自己的人呢？所以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要面临什么结局的时候，不叫醒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更负责任的选择。

　　那我问您，在地震的时候，您不小心睡着了，本来可以逃生，按照您方的说法，就不用被叫醒，就不用活着了，这是您方想要的结果吗？

　　您举的这个情境和今天我们讨论的情境完全不一样。人家是基于有求生欲的情况来说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已经确定，讨论的是必死的结局，所以地震中要不要逃生这个类比不成立。

　　我再次阐述一下，我方为什么认为做了选择的主体，叫他会给我带来心理负担。因为叫他会给他带来主动的伤害，而不叫他只是被动允许。那么请问您方，如果今天我是飞机下面的人，我会因为没有能力拯救飞机上的人而产生心理负担吗？

　　您方既然说没有活着的概率，那还扯什么混乱不混乱。既然都无法存活，我们就考虑怎么面对死亡，您跟我扯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您方又说什么被动让他们选择，您方的做法就像不敢去做好人好事，然后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还说得冠冕堂皇，您方不觉得虚伪吗？

　　对方要求所有人都要有一个正面的态度面对死亡，但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有责任去证明自己面对死亡。而我刚刚只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您方却把所有人的选择都想得非常片面。

　　说白了，您方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我方正是通过唤醒的方式，给他一个在结束生命前完成有意义事情的机会，这是可以超越生死的。我方是想给予他一个机会，而不是把他推向绝境。

　　如果您说叫醒他之后自己心里会有负担，好，如果他真的不想被叫醒，我可以把他打晕，我来负这个责任，这样我自己也没有负担了，把他打晕有什么不可以呢？您只跟我讨论那一小部分人，却看不到大多数人的需求，我已经给您说了83%这个数据。

　　首先，我不知道您方刚才所说的“叫醒论”和“不叫醒论”到底有什么区别。接下来，我们谈谈今天的辩论战场。

　　在立论环节，您方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自由选择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第二个是以自由选择对抗灾难。但您方对于自由选择的主体，一直只聚焦在被救的人身上。之后，您方质疑我方所举的83%的数据，质问我方是不是看不到大多数。恰恰相反，我方一直在场上强调，我们看到的是所有人，既看到了83%，也看到了17%，同时也看到了今天做选择的主体。只看到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主体的恰恰是您方。

　　我方整场的观点是，首先我们不知道被叫的人到底想怎么死。所以，无论您说他如果没被叫醒，但其实想被叫醒，会感到遗憾；还是说如果他想安宁地死去，您非要让他感受痛苦，也会造成遗憾。在这个层面上，双方观点被拉平了，因为从个体层面，我们无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想怎么死，也就不可能做出一个真正随他所愿的选择。

　　在个人层面，您方一直在质疑我方，认为我方剥夺了他死前死得完整的权利。那我方也可以质疑您方，您方是不是剥夺了他死前的无知权呢？所以在个人层面上，双方再次拉平。

　　接下来谈谈普遍层面。您方想要比较的无非是醒了之后有哪些利好，认为这样的死亡方式比稀里糊涂死去更好。但您方并未论证原因，这其实只是基于一种朴素的价值判断，而这种朴素的价值判断本身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既然您方说要反抗灾难、反抗必然的结局，那我们想问，为什么西西弗斯非要推石头上山？如果此时他选择直接放弃，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反抗灾难？所以，您方并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您方倡导的让他面对死亡的方式就一定比我方倡导的更好。若如此，在普遍意义上，用“完整的死亡”去冲击“安宁的死亡”，其实构成了一种价值霸权。

　　您方还举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比如地震时，母亲给孩子发了一个短信。难道孩子相信母亲爱他只是因为这一个短信吗？您方又说在临死时进行表白，至少可以让自己死得没有遗憾。那您方的意思是不是不在乎被表白者会承受多大的心理负担呢？而我方恰恰要看到所有主体，包括被叫醒的人、做选择的主体，甚至包括这个人被叫醒后给谁发消息涉及的所有人。

　　我方通过前面提到的电车难题，想表达的是，当面对两难选择时，我们认为被动允许比主动伤害要好。您方也未回应我方提出的“我跟他隔着6排远”这一情况。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个责任强加到自己身上。

　　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对方有两个根本的分歧。一是我们对待生命最后时刻的态度。

　　您方今天一再渲染，睡着就可以忘记一切痛苦，享受一切安宁。您方都说了，每个人的想法是不确定的，但是您方甚至还提出，在睡着、毫不知情飞机将坠毁的情况下死去，是对个人选择权利的最好尊重。并非如此，人是有牵挂的。我方已经论证，我们有数据有力地表明，更多的人愿意给孩子留下一句鼓励的话，愿意把没说出口的爱说出口，愿意为了生存哪怕最终无济于事地努力。

　　您方又说，身边的那个人本来就知道人终有一死，在死亡之前，他本可以有机会做一些事情，本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可您方却一定要看着他毫不知情地逝去，带着遗憾离开。您方敢负这个让人后悔的责任吗？

　　面对生活中那些无力改变的事情，面对人生的有限性，您方提倡的是消极的态度，是闭上眼睛掩耳盗铃的态度，是被命运摆布的态度。而我方提倡的是积极的态度，是与虚无和命运斗争的态度，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态度。在飞机坠毁前，我闭上眼睛；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我不去听水浸过甲板的声音，就可以在自己编织的乌托邦中快乐地死去。我方选择的是再看一眼窗边的明月，是在沉船上，我带着乐队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

　　进一步来说，在座的各位都没有坐上过这样坠毁的飞机，但是这个辩题想问的是什么呢？是生活中我们都要面临一些无力改变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高考很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怕自己考不好；我们也都知道经济下行，找工作很难，我只能不断投递简历，我也怕找不到。害怕是人之常情，可是因为害怕我就不去高考、不找工作了吗？按照您方的说法，因为有一点点恐慌、会发抖，就不再走路，不再去看太阳，不再去看花，不再去过自己的人生了，并非如此。

　　好像您方认为，一件事的结果必须像太阳一样光亮美好，才值得去做。那么既然人终将走向死亡的黑暗，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地活着呢？事实是，太阳都存在阴影，不存在没有阴影的太阳。尽管人生短暂，死亡是必定的终点，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很坚强，都在珍惜存在的每一刻，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这不是价值的霸权，因为规律是客观的，这是规律。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是乘客，都坐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这趟航班的名字叫做人生。所以如果航程缩短了，目的地提前到达了，那就坦然吧。叫醒他一起看看窗外，告诉他这一程我知道，尽管短暂，尽管窗外有苦楚，尽管我也害怕，但依然那么绚烂。天空不会留下爆炸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也许当他醒来后，望着行程外最后一颗星，他会说：“看这一程的风景多漂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