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卫生用品类只收取13%的增值税，且增值税是一种仅关联政府与消费者双方的流转税，这部分税收的增加与减少不会干扰到卫生巾的制作、商用及营销商的盈利额。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章内容，生活类商品的政府指导价格在政府权力下具有强制定价范围，以此论述开始。

　　首先，《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指出，在中国，仅14 - 16岁的女性就有将近400万处于所谓的经期贫困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支付不起卫生巾类的生活用品费用。

　　所以我方实行的政策分为两层： 　　其一，政府取消对卫生巾增收的增值税，免除这部分对女性的额外增收。在免除增值税的商品部分，大多数商品均为生活所需及特殊人群使用的物品，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是残军人群使用的物品。而作为女性所需的特殊生活用品，卫生巾完全符合这一范畴，在我方看来，应当纳入免费部分。

　　其次，根据财政部网站发布的财政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209条建议的答复，公布了财政部答复全国人民代表王国英提出的关于多措并举消除月经贫困、更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议的具体内容。政策指出每年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补贴为每人79元，而搜狐新闻显示，中国女性平均每年卫生用品支出为508元，折合13%的增值税即为66元。所以政府在取消征收增值税之后不会出现重大损失，因为在标准补助范围以内。

　　其二，将卫生巾的定价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的政府指导价格，避免因政府的便民、利民政策导致税收减少后，商家企图提高定价，将政府让利给民众的那部分利益纳入自己的收入。所以让政府对卫生巾产品制定政府指导价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章，违反指导价范畴制定价格的商家会遭受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定倍数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罚，保障了群众能切实接收到政府便民利民政策让渡给他们的利益。

　　基于这部分监督，政府及地方政府对于政府指导价格以及政府定价的商品，在已有的法律条规下已然存在中央定价目录，我方的政策会把卫生巾的定价也纳入中央定价目录之中，现有的政策已有对这部分定价的监督，不存在额外的监督成本。同时，政府指导价格的制定也需要纳入资本价格成本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多方面的因素与意见，所以也不存在打压商家正常营收的弊端。

　　最后，免除残障人士生活用品增税的法条中明确表示，免除这部分增值税是为了体现对纳税人的关怀，以及对他们康复的支持。所以在我方制定的政策之下，也可以向社会展现政府对女性生理需求的关怀，向民众展示政府对民众的关怀与贴切关照，让女性的生理健康和生理需求成为社会关照的议题，早日落实社会对于女性生理方面的福利政策，让高铁卫生巾之类的问题早日得到关注与解决，切实关照女性权益。

　　因此……

　　反方四辩：第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先证明当下女性缺少这部分钱，华为手机的钱就去挣？我前面说了，仅仅是14 - 16岁的女性，只有将近400万处于经济贫困状态。她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支出来源，家里人只是给她们零花钱，这不是生活必需品，是家长给她们买的。所以现状下，并没有人缺这部分钱，我看你后边怎么举证。

　　你所说的数据显示，取消这一部分的税收是从588元减到580元，少了66块钱。但你要举证现在大家缺这66块钱。一方面，如果家里不给钱，是因为家里支付不起，能少一点是一点；另一方面，如果家里经济状况还好，压根不需要10 - 16岁的疫苗，有钱去买，能省一点是一点。所以，你方这种利弊比较是不需要的，因为现有政策没有改变，确实能省一点。前面我给出的专业数据表明这部分是有特点的。

　　往下，你知道免税是免什么税吗？你知道增值税吧，增值税是链条税，你方所说的免税是免除零售环节的税，而原材料等环节的税还是要缴纳。增值税是流转税，它只有一条链条。相比于供货的上下游，上下都需要缴纳增值税，一旦免税，存在只免中间环节和上下游都免这两种情况，这其实是一个整合。

　　我给你举个例子解释一下，比如我给你55块钱，你再给别人15块钱，这就是一个整合。从原材料加工市场，到下游的供货商，再到最终下游的售卖，都属于增值税的范畴。所以你要取消税收，大概不能只取消中间一部分，要全取消。但如果要全部取消这部分税收，你如何解释在现状下，大家通过税收实现的监管制度呢？如果取消，监管制度会不会混乱？

　　正方一辩：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所说的监管制度属于企业所得税之下的，不是增值税之下的。增值税是一个流转税。

　　反方四辩：请你举证，我们今天政府监管不是通过增值税达到监管目的的。柴米油盐没有增值税，这就是我的举证。生活必需品没有增值税，但政府也在监督这些东西，所以不能说政府没有监督。

　　实际上，现状下那些取消增值税的商品，大多数是链条极短的，比如农副产品，自己种自己卖，链条很短。而较长链条的商品是通过增值税实行监管的。如果你要上下游都免税，第一部分监管会使企业成本提高。

　　往下看，就比如你所说的个人切实受益方面，哪怕前面没有钱，你说取消那一部分增值税，女性真的会因此花更少的钱吗？税取消了，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女性不会得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猪肉每年都涨价降价，可是饭店的菜品什么时候做过价格调动？税是涉及所有环节的，一部分税务成本的降低，不会反映到最后结果端女性实际能获得的利益上。换句话讲，哪怕取消了免税政策，也不能保证最终卫生用品的价格会降低，要真正保证女性用户的利益切实得到释放，这部分利益要落到女性头上，而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

　　我发现一件事，现在淘宝上29块100片的散装卫生巾的高销量，引起了人们对卫生巾问题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大众对月经贫困女性的广泛关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其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层面，支付不起质量合格的卫生巾；二是意识层面，不重视卫生巾的作用。

　　我们今天讨论是否应该实行卫生巾免税，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其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基础。

　　首先，免税政策并不能真正使卫生巾的价格下降。我们对卫生巾征收的是增值税，作为典型的价外税，其税率的降低与卫生巾价格的下降并无直接关系。我国卫生巾增值税减免后，这一部分价外的税收红利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让利。中国最大的卫生巾品牌和M的CEO也明确表示，这份红利可以由企业自行消化，不会调整价格。

　　不仅如此，卫生巾价格本身是由供求关系、行业传统溢价能力等综合决定的。单一商品免税后，价格的变化微乎其微，但市场竞争的作用很大，因此企业并不会采取降价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更可能将这部分节省下来的税收用于宣传。以恒安国际为例，由精准宣传高档产品所带来的利润占企业全部产品经营利润的58.07%，远高于平价产品。因而，即使降税，企业也更有可能将省下来的税收投入营销，而并非让利于消费者。

　　并且，增值税在产品成本中本身占比就小。上市公司重庆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2021年的季度报表显示，该公司营业总成本为2.52亿元，而税金为261万元，仅占总成本的1%。这也就是说，卫生巾的高价并不是由税收造成的，即使降低税额并全部让利给消费者，价格降幅也非常小。以中档产品自由点为例，其月生品出厂价为0.38元，零售价为1.25元，即使免除增值税，也最多只能便宜一毛钱。对于贫困女性而言，与目前购买的不合格卫生巾相比，价格上仍然不具有优势，并不能吸引她们去购买。实际上，2018 - 2019年增值税两次下降，卫生巾价格却连年上涨，2019年更是暴增8.5%。由此可见，免税政策并不能有效使卫生巾的价格降下来，无法解决买不起质量合格的卫生巾问题。

　　其次，免税政策并不能解决漠视卫生巾的关键问题。由于生育知识普及不足以及性别歧视等问题，部分女性即使能够支付得起购买卫生巾的花销，也会选择不购买或者购买不合格产品。此时，即便实行了免税政策，由于降价效果难以反馈到贫困女性身上，且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等原因，并不能改变她们的观念。

　　而与此相对的，如果采用政府统一招标采购并免费发放的模式，既能让贫困女性获得数量充足、质量有保障的卫生巾，又可以在发放过程中通过卫生教育、宣传等方式，向女性传递出卫生巾是女性必需品，对女性很重要，并不是羞耻之物的信号，从意识层面上纠正错误观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综上，我方认为当今中国不应该实行卫生巾免税。谢谢！

　　正方四辩质询反方一辩，时间为4分钟，双方有请。

　　首先第一个点，监督问题。在现有的政府条例下，科学用品、医疗用品、残疾人用品这些东西是没有增值税的。政府对这些东西有没有进行监督呢？监督方式不一样。所以，至少取消增值税后不会失去监督，只会改变一种监督方式。接下来，我们接着聊价格的问题。

　　你说删除了增值税，不代表一定会降价，这个论证是不对的。可以从产业链条的方式来看，也可以不采用增值税的监督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谈这些医疗产品和科学用品，至少在我看来，它们不是短链条的。所以你所谓的降了税之后不会降价的论证是不成立的。

　　我之前看到卫生厅有过两次大幅的降税，那是在2019年，之后就迎来了疫情。疫情期间，所有的生活类用品，包括口罩都在涨价。我觉得这个很好解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论证吗？

　　至少在这一方面，能看到它起码有个降价趋势。现在疫情过去了，它仍然没有降价的趋势，是因为经济崩溃了。你还有其他的观点吗？

　　所以在这个例子下，征税和降税并不是唯一影响价格的方式。也就是说，涨价和降价是有原因的。如果今天全世界卫生巾的成本真的要上涨了，它确实该上涨，那这个时候它的价格确实没法往下压。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天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商家会在政府便民降税的政策之后，还不让商品降低价格呢？

　　论证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我方确实有举证，那个CEO明确表示这部分红利可以由企业内部消化，不会调整价格。其次，你也承认，如果我是政府，我的便民利民政策把这部分的利益让渡给居民了，然后企业中途把这部分让渡的利益抽走了，这算偷税漏税。因为我的便民利民政策就是标明了要让步给居民。

　　第二点，我方提出要把卫生巾纳入中央定价，使其成为政府指导价格，让政府去限制它的价格浮动，不允许它没有任何原因地提高价格，这样是不是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呢？

　　你说降了税，凭什么算偷税漏税呢？我来解释一下，不是因为降税，而是因为我降税的目的是便民利民，这笔钱应该落到民众手里，结果你现在故意把价格提高，让这笔钱落到你的兜里了，你更改了政府颁布法条的意愿，所以这部分应该算偷税漏税。

　　接着往后聊，我把它纳入政府定价范畴。

　　我这边第二条政策是把卫生巾纳入中央定价目录，让政府给予它指导价格，禁止卫生巾因为没有成本等原因无端涨价，这部分是不是能避免你所说的经销商提高价格，把政府的让利吃到自己兜里的问题？

　　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我是在说让政府去监督，不允许所谓的商家故意提高价格，把降税的那部分在价格上补回来，这样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效果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监督呢？还有，凭什么说它偷税漏税啊，本来也没有税呀。不是这样的，因为我降税的目的是便民，你现在把我便民的名义变成你获利的名义了。

　　这个监督政策，因为它要是政府指导价，所以必须纳入中央定价目录，政府才能进行监督，否则就需要市场的自我调节。我记得之前讨论预制菜的时候，你们也说过，在市场没有崩盘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强制介入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

　　接下来我简单翻译一下。首先，我再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个税是什么样的。

　　比方说，按照我所掌握的数据，原本一件商品定价 508 元，这里面包含 13%的税收，也就是 66 元。所以，508 减去 66 等于 448 元，448 元是原本商家的定价，加了税之后才卖到 508 元。如果去掉税收，商品原本就应该卖 448 元。

　　如果商家不仅不卖 448 元，在减税之后还维持 508 元的价格，那么这就属于涨价了。所以，我方在论点二里提出，政府应立法将其纳入监管范围。比如计生用品，像大米、水、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针对特殊群体的用品，如轮椅等，都应免除增值税。既然原先定价是考虑了税收之后的价格，那么把税免了，商品就应该卖之前未含税的价格，也就是 400 多元，这就是我方所说商品会降价的原因。

　　对方辩友提到省下来的税收可以用于营销，这正是我方论点二所说的监督权问题。我们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政府指导价，让商家按照原本该有的价格销售商品，税收没了，就不能随意涨价。这样一来，商品才会出现更便宜的局面。

　　下面说说对方论点二。对方论点二提到有人因为性别歧视可能不购买某商品，我没太听清具体所指，其意思似乎是无法纠正错误观念。但我想说的是，回到我方所举的例子，在《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中指出，在中国范围内，仅 14 - 16 岁的女性就将近 400 万处于经济贫困状态，她们买不起相关商品。这里的前提是处于国家贫困地区，是因为贫困导致她们家里没钱购买，而不是像对方所说家里不给钱。所以，我们把税收抽走，降低商品价格，能让大家都更买得起，这也是我方最开始提出此观点的目的。

　　先进行反方三辩的质询。

　　第一，关于对方所推行的免税政策，是免除所有产业的增值税。增值税是链条税，环环征收、环环扣除，供应链的上下游商家都需要缴纳这份增值税。目前我国大部分商品生产供应链较长，为了方便计算和避免偷税漏税，国家普遍用发票来计算增值税，以达到监管税收以及保证环节正规性的效果。

　　若减免增值税的条目及范围过大，特别是生产供应链非常广或者销售链非常大的情况，就不适用于减免增值税。比如农户销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残疾人相关产品等可减免。但卫生巾这种产品，其供应链涉及原材料生产、自加工、精加工、包装、运输、零售等众多环节，销售面极广，若减免增值税，很容易造成大范围多环节的脱税现象。

　　第一个问题，你如何确实保证这部分降增值税的政策优惠力度能切实用于贫困儿童？正方有政策制定权吗？若商家称将这部分钱用于品宣或者推广，消费者无法直接从中受益。打个比方，原本定价400多，因增值税卖到500多，没有增值税就应卖400多，因为原本定价就是400多。请你举证，在减免增值税的部分中，商家不会以有额外营销推广费用为由而不降价。

　　我方数据显示，原本卖508元，增值税66元，但增值税由商家承担等情况。免收增值税后，商家可能不会降价，而是称有额外宣传支出所以不能减价。请说明如何保证政策能切实运行下去。

　　举个例子，餐馆里炸肉的价格，小时候猪肉10多块钱时，炸肉卖20多块钱，后来猪肉涨到20块，炸肉卖30多块钱，去年猪肉价格又调到10多块钱时，炸肉还是卖20多块钱。这说明即便成本降低，价格也不一定降低。所以在你方观点中，减少的那部分钱不一定能切实让真正的接收者受益，购买价格可能不变，你需要论证这一循环。

　　接着问，我方举证显示2019年之后下调了相关税费，但现实情况是价格并未降低，你能切实说明价格降低的具体情况吗？我方提到政府监管，比如以前卖400多，现在即便减完税，商家可能还是维持原价。两次下调税率8%，请说明现状下价格能降低。

　　你说价格没降是因为疫情特殊情况。但疫情期间，计生用品并未下架，口罩价格上涨是因为当时缺口罩，可你说因为疫情缺卫生巾，实际上卫生巾有被抢购的情况。在疫情环境下，生活用品被抢购，计生用品全部涨价，上海封控期间，计生用品被列为非必要物资，团购占比不足10%，所以你也无法区分现状下价格未降是因为疫情还是其他原因，且我有相关举证。

　　我来找一下我这个数据。中国网的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女性生活用品被列为非必要物资。上海封控期间，卫生巾的团购成功率不足10%，低于电子烟和白酒。

　　可以看到，在你方的探讨中，提及2019年没有降价的原因，但显然这与疫情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卫生巾并非风险管控的对象，也没有那部分讲价的必要，这是你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往下看，对方所主张的免税政策，我再强调一遍，其实免税政策，如我前面所讲，适用于容易造成大范围、多环节情况的领域。此外，税收是监管生产经营活动的正规途径，通过征收增值税，可以对上下游进行溯源和正规性检查，避免安全事故。

　　第二点，你方政策未能让低收入贫困女性真正受益。你方的逻辑无非是免收增值税，价格就会降低。但实际情况是，除非各环节都减免增值税，否则很难实现终端价格下降，更不用说大幅度降低了。从机制上来说，增值税也很难使价格降低。我方一辩给出的数据显示，中部地区产业的降价幅度微乎其微，中低端产品即便免税后，贫困女性依旧买不起；高端商品又不打价格战，其他方面的价格也降不下来。你方前面所举的例子，2018 - 2019年增值税两次下降，卫生巾价格却接连上涨，2019年更是暴增8.5%。因此，免税政策并不能有效降低卫生巾的价格，无法解决贫困女性买不起合格卫生巾的难题。

　　还有关于财政方面的问题。若实行免税政策，每年财政至少损失23 - 24%。而如果采用统一招标后免费发放卫生巾的方式，只需投入96亿，并且随着社会慈善资源的投入，还能减轻财政负担。所以，你方的免税政策无法取得实际成效，还可能造成监管混乱，对财政贡献不大。

　　你方所提及的山区贫困女性问题，前面已经问过，并非所有贫困女性都缺买卫生巾的钱，即便在显示贫困的地区，这部分人群占比也非常少，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几。如果想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我方建议，与其实行免税政策，不如向社会慈善机构争取一些慈善条款，为贫困女性发放卫生巾，这样才能切实解决问题。而你方的免税政策，第一，无法使卫生巾价格切实下降惠及大众；第二，即便实施了，也难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重要困境。

　　好，接下来我开始质询，可以听清吧？

　　可以的。

　　第一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中央政常目录，就是你所担心的监管问题，包括那些监管行业其实都存在，只不过是把卫生巾加了进去。为什么会监管不到位呢？很简单，哪怕监管了一部分，还有营销成本、推广成本等，这些成本是逐渐增加的。商家的推广成本本就是商家本来就该承担的，而不是要去克扣这部分费用。

　　打个比方，我原本定价是400块钱，因为增值税66元，我把价格提到了466元，那么这66元本来就不是商家该收的。所以在您方看来，把那66元移除，定价会变，是因为商家要挣钱。但商家原本该挣多少就挣多少。

　　请您方对监管不到位进行举证。1918年（此处可能有误，推测为口误）价格下降后反而上涨，除了疫情期间，还有其他情况吗？

　　我们想说的是，疫情期间工厂停工，很多卫生巾品牌也停工了。因为供应缺少，所以才会把价格往上提，就像口罩一样。

　　接着往下问，中国网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女性生理用品如果价格不翻倍，回购率不足10%，这好像不是您方所说的因为稀缺才涨价的情况吧？

　　非必要物品的意思是大家没有它也能活。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对于女性来说，疫情期间和非疫情期间有区别。疫情期间大家出不去门，买不到东西很难抢。所以卫生巾这类非必要物品，和柴米油盐等人们生活必需的物品不同，没有卫生巾大家也能活下去，所以政府才会把卫生巾列入非最必要的系列之一。

　　我接着问您，您方提到的第二点，我没听懂，您可以解释一下吗？就是什么错误观念，这对您方的论证有很大影响。

　　您要了解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里的情况。我给您解释，免税政策恰恰是因为生理知识普及不足以及存在性别歧视的地区，部分女性即便买得起，也会选择不买。因为即便实施了这个政策，也很难改变现状。

　　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春雷计划”，这是专门针对女童的项目，但项目的31%资助者为男性。

　　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女童失学率高达 87.85%，因此特别成立了专门帮助女童的项目“春雷计划”。但我们却发现，2019 年“春雷计划”高达 31%的受助咨询者为男性。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可能压根不缺钱，问题恰恰出在他们父母的家庭观念上，他们会把给女性的钱拿来养儿子。比如一个家庭里有一儿一女，父母会优先养儿子，而真正需要那些必要生活物资的女孩却得不到。

　　就像 2018 年贫困学生免费牛奶早餐公益项目，孩子必须当场吃完，不然倒掉就成了浪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因为调查发现，如果不要求女生当场吃完，家长就会要求她们把手里的牛奶和鸡蛋留下来给家里的哥哥和弟弟。

　　所以，哪怕正方真的能让那些家庭获得资金利好，但坦白来讲，真正能帮助到的，是那些山区真正需要帮助的女性吗？并不是。因为压在她们心中的大山，并非是每年价值 6 块钱的物资。哪怕是最贫困的家庭，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这也不算什么大数目。

　　她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改变观念。就拿卫生巾来说，很多家长会觉得用布、抹布、布条，或者其他布料也能做卫生巾，不用浪费钱，洗一洗还能反复使用。我们要改变这种落后的观念，告诉他们卫生巾对于女性来说是必要的，它很重要，不是羞耻的象征。

　　从意识根源上解决观念问题，才能从本质上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告诉那些持有错误观念的家长，女孩对家庭来说很重要，要切实保护她们的隐私安全，关心她们的健康，改变这种家庭观念。否则，即便女孩能用得起个人护理用品，家长还是会觉得，这些钱还不如留给儿子娶媳妇，女孩要的东西根本不重要。

　　以上。

　　首先，第一点，如您方所说的春雷计划，它并非由政府发行，而是由一个基金会发行，所以其监管力度可能严重不足。就像我们常提及的基金会，以捐款行业为例，捐款实际能落到受助者手中的数额是个未知数。而我方主张由政府来制定活动和项目，政府具备一定的监管效力。

　　其次，疫情期间，许多工厂停工。在疫情期间，能保障大家生存的部分物品是必需的，而其他即便没有，人们也能维持生活的物品所属行业，都可列为非必要行业。如今，疫情已经过去，我们完全可以将卫生用品纳入计生行业，因为这是女性切实需要的物品。

　　再者，疫情期间存在工业成本问题。疫情导致工厂停工，若要复工，企业需承担一定风险，就必须给工人支付更高的报酬，这也是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最后，关于扣除税收后价格不变的问题。您方提到的流转税，这笔钱并不经过商家之手。例如，政府规定某商品定价为 508 元，其中 442 元为原本定价，66 元为税款。商家收到 508 元后，会立即将 66 元税款转交给政府，这笔税款只是从商家手中过了一遍。所以，消除这部分税收后，商家仍按原先定价销售商品，实际上就是降价了。因为只有定价部分才是商家应赚取的利润，加上税款才构成商品的整体售价。

　　直接开始吗？我们来讲猪肉定价的问题。猪肉的定价和商家的定价相关，而且商家的定价并非不遵循规定的价格。我们今天将其纳入政府指导价格，一是税收不会因定价而减少，二是政府指导价若超出范围是有直接规定的，所以这并非乱售价。

　　第一，猪肉会干扰猪肉商品价格，因为这部分成本并非正常成本概念。二是猪肉商家自行定价属于市场自由定价，它和政府指导价是两个不同概念，商家可自由定价，政府在市场未崩盘前不应以政策干扰市场自由定价，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所以你所说的会降低价格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们已将其纳入市场指导价。纳入市场指导价后会有监督，有明确的监督条例。

　　我接着说流转性的监督问题。有人认为流转性消失会失去监督作用，那我想问，那些残疾用品以及科学研究用品等，难道缺少政府监督吗？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政府监督逻辑，那降税其实意义不大，政府可以直接加强监督。其次，这部分降税是否真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群体呢？我了解到普通女性每月花费在某方面大概6块钱，所以普通女性其实没有太大难处，真正有难处的是山区女性，但她们面临的阻碍真的是价格问题吗？似乎并非如此。

　　我记得之前打辩论看过一个数据，农村一年人均结余支出为2000块钱，而一年能免赔6000块。至少在生活开销方面，我认为能减免一点是一点。按成年人均结余算出来是2万，这比农村人均结余高出10倍，所以你可以轻松地说不需要减免，但至少对于农村群体来说，这是有帮助的，若你不信，我可以举证。

　　解释一下农村为啥花钱少，是因为农村自己种、自己吃，没有额外支出。而这2000元可能会用于购买像卫生巾这类物品。这里说的是结余，是所有收支完成后每年剩下的钱，而且是一个家庭的。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有意义的。

　　接着说，你今天提到替代政策是让政府收购再发放。你既然怀疑我的政策会让商家不配合，那你的政策呢？农村那部分说的是结余，这说明大家买完生活用品后还有剩余。本质上农村自己保障生活成本，无需额外消费，多挣的钱还能拿去卖。你说一年减免66元，每月5块5，你能举例说明是哪部分人因为缺这5块5而买不起卫生巾，而不是因为把钱用在了其他地方吗？不妨现在就举例，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补充方法，若你们同意，可以把方案再念一遍，我再听一下。

　　你方只是强调很多人缺这部分价格，但实际上很多人不买卫生巾不是因为家庭支出不起，而是把钱拿去做别的了。就像山区女孩用布条也能用，还能反复使用，这就是观念问题。你们要改变山区家庭的观念，让他们把钱花在这方面。

　　春雷计划有两个问题，一是它是民间机构，没有政府监督；二是我印象中春雷计划是把钱给男孩子买相机，而不是用于你们所说的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父母认为卫生巾不是必需品，所以即便价格合适，父母也不会为此支出，倒不如直接把卫生巾送到他们手里。

　　我问你，中国最大的运输途径是什么？到最偏僻的地方，可能是卡车运输。一趟公路运输成本本来可以通过远程运输等方式降低，今天却非要开一趟车，来回油费可能高达5000元，这费用难道不要政府出吗？不是商店不愿意送过去，你说政府集中发放，之前说不能给现金，现在又要商店白白承担费用。我的政策没有干扰到商家盈利，没有扣掉企业所得税，是商家提出减免这部分税收，而你的政策反而让商家自己掏钱，你这是用政策强制干扰了市场调节机制。

　　那部分山区的商店情况也并非如你所说。而且路程费用问题，很多山区正是因为运输成本高而无法正常供应商品。综合来看，把整个产业链包括制作等环节由政府收购，采用类似收购、分发的模式，再通过社会公益项目、资金帮助等环节，才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你说我的方案设备设置成本高，可能超千万，但你一直只是口说，没有实际行动。就像疫情期间，即便资源紧张，你方也没有切实的解决途径。还有春雷计划以及媒体报道等都指出，现状下没有切实保障大家的利益。在家庭关系支出这部分问题上，你方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而我方的方案在这方面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以上就是所有问题。

　　首先，我方已向大家举证，降税不一定能真正落实到消费者群体。所谓的监督利好，实际上相当于另一项政策，并非免税、免增值税所带来的利好。

　　其次，即便真的免除一部分增值税，我们来看看卫生巾价格能下降多少。卫生巾出厂价为0.38元，零售价为1.25元，即使免除增值税，最多也只能便宜一毛钱。这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异；对于贫困山区女性来说，这点价格优势也不足以吸引她们购买正规卫生巾，因为散装卫生巾价格更为便宜，降税也难以使其价格低于散装卫生巾。

　　那么，当前首要解决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解决大家对卫生巾的认知差异。很多人认为卫生巾并非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一些观念较为落后的地区，人们觉得生理期用布条也可以，还能反复使用，就像婴儿用布条一样。这种情况下，生理知识普及不足，才是阻碍她们使用正规卫生巾的关键因素。

　　所以，与其盲目地免税、降税，不如在偏远山区统一招标采购，并免费发放给真正有需要的山区女性。若统一调价，普通女性支付的费用相差不过一毛钱，这样的优惠很难精准惠及贫困女性。如今国家强调精准扶贫，与其免除所有增值税，不如由政府统一调配采购，免费发放给真正需要的女性，向女性传递卫生巾是必需品、对女性很重要的信号。如此，政府的这项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女性解决卫生巾使用问题。

　　在此，我也很好奇，对方所说柴米油盐算生活计生用品，而卫生巾不算，这十分奇怪。卫生巾在疫情期间不算计生用品，疫情之后却算，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我期待对方的解释。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不应盲目降低税费，因为降税很难让偏远山区女性受益，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统一调配，无需缴税，直接统一招标采购。政府只需统一拨款，可将款项拨至当地小卖部，由小卖部发放给每家每户的女性。可见，我方的政策更能帮助女性解决困境。

　　以上。

　　首先，第一件事是观念问题，它属于观念而非贫困。至少我们给出数据了，现在仅14 - 16岁就有400万处于经济贫困，我们解决的是贫困问题，所以属性这个东西不属于我们的政策讨论范畴。

　　我再往后接着聊你之前说的那一部分，什么新增政策的利好不属于我们。至少政策制定有主行政策就有复行条例，复行条例为什么不属于我们政策执行方式呢？在我看来，政府不应该……

　　然后再往后聊监督问题。至少在我们看来，在原有的取消增值税的那部分，包括医疗用品、科学用品、残疾人用品等，这些东西依旧在社会上有监督。所以，你们所谓的消除了增值税这个流转税会导致监督失利的这部分弊端是不存在的。

　　我接着往后聊你们的低价政策。现在又变成花钱给所有小卖部，让小卖部给村里那些女性发放了。我们的政策全程由中央价目表以及价格制定局监管，所有商店上架的时候也需要报备。但今天你把钱直接交到他们手里，然后告诉他们去拿货，挨村挨户地发，那这个时候他们发的时候会不会故意少发几个，会不会不发，会不会直接把钱私吞了，这部分你怎么去监管？难道要给中国每一个村子都安排一个检察官吗？至少在我看来，你们的方案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监管成本。

　　再聊降价问题。我承认13%的增值税可能真的不够让那些轻度贫困的女性完全脱离轻度贫困，但是对于那部分家庭，有没有可能少这3%的钱，一年少66块钱，他们就会同意给自家的女孩儿多买一片卫生用品？有没有可能这13%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政府能做到多少是多少，政府要在不干扰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让渡自己的权益来便民利民。

　　在我们看来，我们切实地关切到了民众的需求。确实，像你所说，对于一个城里人，年均结余2万，这66块钱不算什么，但对于村里人呢？村里人平均结余，折算上村长和村里的暴发户一共才2000块钱，这2000块钱还要拿出一部分来买500块钱的卫生巾。至少减少了这一部分成本，在我们看来，这对农村家庭是有意义的。

　　最后一点，那个关键问题。至少在国家之前消除残疾人产品的增值税的时候，那条条例也写了，这套政策是为了体现政府对于残疾人的关怀，以及对于他们早日康复的关心。所以，我们在颁布这套政策的时候，也能体现政府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怀，也能同时促进其他一些政策条例的完善。

　　看来我没有推进观念的传播这些。

　　我方发言到此结束，辛苦了。因为我们赶场，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考虑太多细节。没事，我把录屏发给你们。辛苦，谢谢。祝比赛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