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大家好。

　　我方观点是，加害者是实施了伤害他人行为的个体，而社会公正则是指社会在处理各种事物时，遵循公平、正义、平等的原则，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权益和对待。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有利于社会公正。

　　第一，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正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保护，也是对加害者的公正对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只关注受害者的苦难，而忽视了加害者背后的原因。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加害者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也有其复杂的原因，如贫困、心理健康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导致人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及时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有效预防犯罪的发生，这不仅是对加害者的公正，也是对社会整体的公正。

　　2022年洪城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小雨因为缺乏教育和关爱，走上了偷窃的道路。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惩罚他，而不去关注他背后的贫困和不幸，那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类似的问题。1998年江西朱怀林案件，因收取农业税，乡长被活埋，当地派出所所长和民警也牵涉其中。这起不幸的事件促使取消农业税，推动了政策的调整，使社会制度更加公平合理，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只有通过讨论和关注，我们才能推动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关爱，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

　　第二，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有利于降低犯罪率，从而促进社会公正。犯罪率的降低不仅依赖于法律的严厉制裁，更依赖于社会的预防和矫正措施。通过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从而反思和改进我们的社会制度、教育体系等。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教育和改造措施，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例如2018年张扣扣为母复仇灭门案，若当时引入恢复性司法，让加害者真诚道歉，或许能修复关系，避免后来的悲剧。2024年邯郸杀人案，其中的加害者存在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社会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广泛讨论，促使学校加强教育，建立健全预警和处理机制，家庭也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和关怀，降低了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率，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并不是对加害者的同情纵容，而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和对公正的全面理解。正如美国法学家罗尔斯所说，公正不仅是法律上的平等，更是实质上的平等。通过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

　　请问对方辩友，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探究加害者的不幸，是否会挤压用于保障受害者权益的资源，导致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

　　您是否承认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

　　我们都知道，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我们能够兼顾对加害者和受害者权益的考量。那么当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倾向于加害者时，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充分补偿这一情况是否会成立？

　　对不起，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资源倾向于探究加害者时，受害者所能获得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时间成本都会相应减少。我们并非是为加害者开脱，而是希望更公平地讨论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将资源倾向于加害者时，受害者能获得的资源更少，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您方觉得在一件犯罪事件的处理中，我们应该侧重于归结原因还是归结罪责？

　　都应该考虑吧。但是如果着眼于加害者犯罪背后的不幸原因，能够增强社会的同理心。不过，这样归因是否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呢？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对加害者实施的犯罪事实，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您方认可吗？

　　嗯，好，那我们达成共识，在处理法律事件中，应该采取归罪的原则，而不是归因。

　　下一个问题，您方说犯罪者犯罪背后存在诸多社会因素。那么请问，社会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只有加害者会走向犯罪的道路呢？

　　加害者可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环境，遭受了某种不幸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本次辩论中，社会讨论指的是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辩论，加害者的不幸指的是他们在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所遭遇的困境与挫折。社会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我方今天以讨论加害者不幸是否造成司法不公、道德滑坡等现象，判定其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一、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会模糊是非界限，削弱公正道德底线和对社会公正的坚守。

　　加害者的行为本质上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无论其背后有何种原因，都不能成为其开脱罪责的理由。社会公正的前提是明确是非观和道德底线。然而，当我们过度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例如其悲惨的成长经历或心理困境时，很容易让公众产生同情，甚至将其犯罪行为合理化。这种同情心一旦泛滥，就会模糊善恶的界限，导致社会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度上升，而忽视其行为的危害性，真正的公正被践踏，情感天平倾斜，受害人的权益被忽视，坏人被同情，受害者却得不到同情，公众心中的正义观被扭曲。

　　这种行为会给社会营造“个人不幸是犯罪的免死金牌”的错误思想，深刻动摇社会的道德基础。如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针对青少年犯罪案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媒体对有不幸遭遇的青少年加害者进行大量的报道后，约30%的受访青少年认为，如果自己有类似的不幸，犯罪也可以被原谅。这就表明，因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公众弱化对犯罪的警惕，潜意识里受“不幸可减轻罪责”观念的影响，认为只要有不幸便可通过犯罪来平衡内心，从而引发更多恶劣性质的犯罪，极大危害社会安全和社会公正。

　　二、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削弱法律的威慑力，危害司法公正。

　　法律是司法审判的关键依据，张金柱案、许霆案等均证明了司法审判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而刑罚的作用不仅在于惩罚犯罪者，更在于警示社会，预防犯罪。然而，当我们过度讨论加害者的不幸，甚至以此为理由为其开脱时，舆论成为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工具，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被削弱，我们所追求的程序公正被破坏。如果犯罪者可以因为不幸而获得宽恕，那司法公正又何从谈起？守护法律的权威将荡然无存，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从谈起。

　　正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数据显示，当某些具有不幸背景的犯罪案件被媒体大肆报道，强调加害者不幸经历后，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同类型犯罪案件发案率出现波动。以盗窃类犯罪为例，在相关报道后3个月内，部分地区的盗窃案发生率较之前同期上升了约1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讨论加害者不幸对法律威慑力的削弱。

　　综上，我方认为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不利于社会公正。我方陈述完毕，谢谢大家。

　　同学，我想请问，您觉得法律是不是要保护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权利？

　　当然，需要保护。

　　那加害者不算人吗？

　　加害者当然算人，但是在加害者和受害者这场博弈当中，我们更应该把司法资源倾向于更应该受到保护的受害者。

　　那我们在讨论时，有没有讨论被害者的不幸？所以讨论被害者的不幸，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就告诉我有没有讨论被害者的不幸就可以了。

　　我们在司法的审判过程中，当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根据客观事实来进行判断的。那受害者遭遇不幸，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

　　但是，这个辩题讨论的是加害者的不幸，不是受害人的不幸。

　　对呀，你看我们今天去讨论被害者的不幸，却不去讨论加害者的不幸，而您方又提到了司法资源的公平平等，我想请问你，只讨论一个人的不幸，这算是资源的平等吗？

　　但是在这场案件当中，加害者始终是造成危害的一方。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幸遭遇的人有很多，但是他之所以成为加害者，是因为他选择进行了犯罪，他既然选择了犯罪，说明他心中就有恶的存在，我们应该把司法资源给权益受到侵害的人，而不是把司法资源浪费在根本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教化，甚至以后会发生更多恶性案件的人身上。

　　那有些人选择作恶，是被迫的。比如几年前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村霸对村子里的一个男人进行非法拘禁，并且每日强暴他的妻子，最后这个男人把村霸杀了，这算不算是一种被迫选择恶？

　　这属于个案，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这种加害者。难道那一个人就要被抛弃吗？您方不是说社会要维护每一个人的公平公正吗？难道这个人就要被忽略吗？

　　当然不可以被忽略，应该在不同的案件当中不同对待。

　　那我们今天不就是要去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了吗？

　　您方对于加害者的定义，是指其本身就有主观意义上的恶，而我方认为公正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我们要保证的是社会整体的公正，而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到公正。您方说为了一个个案就去讨论，这太理想化了，本来就应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怎么会呢？即使我们去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我们也可以保障所有人的平等。如果这个人真的有不幸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去讨论；如果这个人真的有不得不做的原因，这就是要讨论的。

　　好的，我先回应一下对方一直在讲的司法资源这个事情。对方辩友跟我们说资源是有限的，讨论加害者会挤占受害者的救助资源。

　　首先，我想跟对方辩友说一件事情，就是长期成本与短期投入的权衡。预防犯罪比事后救济更经济，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测算，在美国投入1美元在贫困社区教育，可节省7美元未来犯罪治理成本。

　　其次，是资源分配的悖论和博弈。社会公正议题的讨论本身能推动资源总量的扩大，也就是说，在资源本来有限的情况下，经过我们的讨论，资源总量会增加。再举一个数据，“MeToo”运动既支持了受害者，也促进企业增加反性骚扰预算，实现了双赢。

　　第二点，我方今天提到加害者其实跟受害者也会存在一定关联性。为什么加害者一定只有恶的一面呢？他有没有可能也是受害者的一部分呢？许多加害者本身就是系统性不公的受害者，比如童年遭受过虐待等，我们把这理解为不幸。而我们今天的本质是切断暴力的代际传递，保护潜在的受害者。我方再举一个数据，美国监狱改革中引入创伤疗愈项目，降低再犯率30%，并且保护了未来可能受害的群体。

　　第三点，刚刚对方辩友提到可能会削弱司法的威慑力。我方认为，承认加害者的不幸是解释而非辩解，真正的司法判决仍基于其行为后果，我们的归因分析需要矫正。这体现了我们的政策导向，即虽然我们可能会同情他们，但真正的司法判决和我们心中的公正，并不会因为这部分同情而产生变化。所以，反方一辩刚刚提到的观点，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

　　第四点，我还要跟对方辩友区别一下规定和规则。承认社会因素不影响个体选择，不等于否认个人自由意识。法律要求个人为其行为负责，但也需要干预诱发犯罪的环境。比如贫困地区盗窃高发，法律依然惩罚盗窃者，但政府同步提供救援、就业援助，以减少犯罪动机。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会重新调整政策，但加害者也会受到惩罚，这两点并不矛盾。

　　感谢主席。首先，对方有一个观点、一个定义是错误的，即加害者的定义。通过《现代汉语词典》等资料，我方认为加害者是指蓄意施加伤害，使人受害，其行为是主动、蓄意的，这也就排除了您方刚才所说的村霸案例。

　　其次，您方观点称对加害者的讨论可以降低犯罪率，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因果关系。我们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可能会让公众误以为犯罪行为是由于加害者的不幸导致的，而忽视了犯罪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将犯罪行为归因于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而非犯罪者的主观恶意和违法行为。这种错误认知会使社会对犯罪行为的谴责性降低，从而削弱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威慑力。

　　另外，您方将加害者与受害者混为一谈，不考虑受害者的原因和感受。若按照您方所说，加害者是因某些原因才实施犯罪，那请问，受害者难道就没有任何原因，只能无辜承受吗？特别是在毒品犯罪这类案例中。其次，您刚才提到一个重大案例，我想问这个案例有出处吗，还是您自己编造的？

　　再者，您说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有利于犯罪预防，但犯罪行为预防的关键难道不是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如社会教育缺失、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吗？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可能会转移公众对核心问题的关注，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减少犯罪的发生。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提供就业机会、心理疏导等方式来减少犯罪。

　　最后，您方刚才提出的论点，我们还算清楚，但您方只是说不利于实质的公正，希望后续您能进一步完善论点。谢谢。

　　下面有请双方对辩，由正方先开始，二辩发言。

　　对方辩友，我们发现这个话题热度好像有点低。我们所说的淡化犯罪，并非司法层面的问题。比如，一个男人发现女人出轨，然后将女人杀害。其他家庭关注到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因此有所约束呢？我们认为，对方辩友的想法过于理想化。认为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就能降低犯罪率，难道一个本性恶劣、想去杀人的人，会因为这些讨论就克制自己的行为吗？反正他内心就是想犯错，而对方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其内心的想法，只是从表面问题出发，这种想法太过理想化。

　　好，就算有你说的这种人，但你能代表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像你说的这种坏人吗？要知道，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坏人，有几个这样的人就足以把社会搅得不得安宁。

　　我想问对方辩友，您认为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时，是否会不可避免地让公众对加害者的行为产生同情呢？产生同情本身没问题，但您方所说的加害者的不幸就一定是事实吗？

　　既然您方说一定会产生同情，那么这种同情是否会使我们社会在判断对错时出现偏差呢？您方说受害者没有原则，可我方刚才已经表明，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加害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受害者也可能伤害过加害者，要将加害者和受害者区分来看。我方刚才已经举例说明，比如我好好的，准备回家，突然有人冲出来捅我一刀，那我算不算受害者，他算不算加害者？

　　我还想问，在讨论加害者不幸的时候，受害者家庭的权益是否能得到保障呢？为什么不能得到保障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并不矛盾，法院依旧会正常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同情的情况，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案件的判决。如果后续政策环境不发生改变，也不会对本案造成任何影响，只会对后续情况产生一定作用。

　　那受害者看到对加害者不幸的讨论，肯定也是会伤心的。毕竟我们不是没有感情的动物，但一个人作恶，就能代表他本身就是恶的吗？

　　正方三辩：我问反方辩手，你刚刚说到社会讨论这方面会让司法资源倾斜。但社会讨论并非司法部门，所有的司法资源基本都掌握在司法部门的警察、法官手中。社会并不是由那些警察、法官组成的，而是由我们这些平民、网民组成的。我们讨论这些东西并不会影响到司法资源的倾斜，不要偷换概念。

　　还有，我问反方一辩，你之前所有的论述都在说过度同情加害者会如何如何。但我想说的是，讨论并不等于过度。讨论只是将加害者的背景、动机等纳入考虑，加入我们的讨论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如果因为可能会过度就否定其可行性，那是不合理的。就像吃饭，吃多了会撑死，但不能因此就不吃饭了。你把这个点极端化，简直是无理取闹。

　　另外，反方二辩，你说如果同情过多会……（时间到）不好意思。

　　你好，我问一下，当人们了解到加害者的不幸经历时，会不会产生同情心？

　　当然会，会产生心理冲击。这就符合我方先前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公众因为加害者家人、老师对其的行为产生关注，会不会削弱对加害者的谴责？

　　并不会，我们只是讨论其附加因素来探究他犯罪背后的真正原因。

　　那第三个问题是，当人们开始为加害者寻找借口时，会不会逐渐放松道德的约束？

　　并不会放松对道德的要求，只会对这个事情了解得更清楚、更明白，然后推动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社会普遍认为加害者的不幸可以作为其行为的合理解释，那么讨论加害者的不幸，有可能导致道德感降低。

　　当然不会。

　　好，时间到。

　　我想说的是，对方经常提及，如果我们过多地同情加害者，会因同情心泛滥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但我认为，如果加害者的犯罪动机确实值得同情，给予一些同情又有何妨？倘若加害者纯粹作恶、毫无苦衷，又何必担心同情心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审判呢？

　　此外，我们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并非忽视其他一切。对方二辩刚刚提到，讨论加害者不幸的家人等会降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还会导致一些后果。但我们讨论不幸仅仅是将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目前探讨的问题是应不应该讨论，而不是讨论之后会怎样。总之，讨论不幸并非忽视其他一切，其他方面我们依然会讨论，只是需要将这一方面也纳入考量。

　　另外，对方二辩质疑我们所举例子的出处，认为例子存在问题。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狂飙》中，高启强因妻子被竞争对手派人暗杀而悲愤欲绝，直接持枪报复对手，这一情节令无数观众拍手称快。这难道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吗？

　　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提到的同情心理。既然产生了同情心理，就可能会对加害者产生宽容。就像在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中，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了解少年犯罪背后的家庭环境、社会因素等，来理解少年犯罪的原因，希望对少年罪犯从轻处罚。这种同情心理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甚至影响到了司法审判。

　　这就涉及我方第一个论点：对加害者的同情可能会削弱道德底线和法律权威。

　　第二个论点是，这种同情违背了司法公正的原则。司法公正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偏袒受害者，也不偏袒加害者。如果司法审判受到这种同情情绪的影响，可能会偏离公正的轨道。不能因为加害者有不幸的经历，就影响司法判决。

　　正方：对方辩友，你们一直强调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会导致司法同事进行偏查。那我想问，受害者父亲的情况，要不要讨论一下呢？我们讨论事情，关键就在于此。对方辩友今天只说要着重关注受害者，可在生活中，我们能只考虑部分情况吗？你们只看到受害人被杀的结果，却看不到他们父亲的情况，这种观点对解决当前问题有什么关联呢？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不仅仅会影响司法公正和执法工作。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就像看到酒驾的危害，我们也需要权衡。两种情况相比较，即便可能会对加害者产生一些同情，但我还是觉得他罪有应得。所以，司法公正会受到影响。

　　反方：首先，您方辩友的观点已经偏题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针对加害者的不幸，而不是受害者的不幸。其次，您说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不会影响司法公正，就拿您方举的例子来说，高启强通过打断对方腿的形式来让对方受惩罚，这是以私刑的方式进行惩罚，已经侵犯了司法公正，难道不是吗？

　　正方：那照您这么说，高启强妻子被杀，他就应该像老鼠一样窝着，不能反抗吗？您敢这么说吗？请问，如果今天您的妻子被杀了，您是选择去报案，还是选择去找对方打断他一条腿或者杀了他？那些犯罪团伙，有些还未被绳之以法，难道司法机关会因为我们的态度好，就不进行判决吗？社会上类似的案例，难道没有受到司法严惩吗？

　　反方：这是电视剧，不是现实。我们今天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理想化的情况。而且您也说过，坏人最终会被绳之以法。在坏人受到惩罚的前提下，为什么他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就应该受到侵害呢？

　　正方：刚刚我们举了很多有时间、有地点的实例，您质疑我们案件的合理性。我举了《狂飙》电视剧中的经典例子，您又说不行。那您到底要什么样的例子才合适呢？不管是实验数据，还是现实中的案例，您方可以举出一个案例，证明我们的讨论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影响到司法公正。

　　反方：对呀，这些同情心、怜悯并没有影响司法公正，这就是事实。

　　（此处有关于发言规则的说明，按要求去除）

　　反方：提到之前同城的案例，像98年的例子以及邯郸未成年人杀人的例子，您说这些例子推动了政策调整，让我们观察到事件负面的家庭暴力影响和对未成年教育辅导的问题。但我们就因为加害者家庭的不当，就要忽视被杀害的未成年人吗？难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推动政府调整政策吗？并不是。对方还在重复，只要我们把目光投向对加害者不幸的讨论、同情心的讨论，就会忽视其他一切。如果您这么说，那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正方：今天偷换概念的是您方。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忽视其他因素，今天辩论的重点是对加害者不幸的讨论，而不是其他因素。我们说过，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管是精力还是时间。当我们把资源倾向于加害者时，对其他方面就会有所偏颇，而不是忽视。我方刚刚问过，要不要重新审视受害者，在侧面上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比较。我可能会同情加害者，但还是觉得他罪有应得，这有什么问题呢？

　　反方：还是那句话，您方的说法太理想化了。不管是从社会大局的力量、司法执行的控制，还是人性的较量来看，您方是不是觉得这些都应该是真善美的，同情加害者但不包庇他，认为他有错但罪不至死。可您觉得人人都会像您这样想吗？如果不是，那请您方说明，像您这样理性思考的人更多。我们难道不应该提倡这样理性的思考吗？

　　正方：对方一直在说是非对错，还说削弱道德底线。我想问，对方对是非对错有明确的定义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我们国家，我们应该去理解加害者可能存在的不幸，这难道有错吗？法律应该与时俱进，我们推动它改变，才能促进社会公正。就像有人跳楼，大家都认为是孩子心理素质差，但我们应该去考虑背后的原因，比如家庭关系、同学关系等，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有什么问题吗？

　　反方：我方举这个例子，是因为以前社会大众认为正确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大家都认为孩子跳楼是因为心理脆弱，但我们不了解事实，不能确定就是这个原因。在任何一个案件中，普通大众不了解所有的司法资源，也不知道案件的具体过程和原因，他们怎么知道加害者的不幸是加害者故意表现出来的，还是人们主观认为的呢？他们知道案件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吗？关键是案件本身很复杂。只要有关于加害者不幸的讨论，就会形成舆论，司法机关看到舆论，就会影响司法判决。

　　对方今天阐述了你们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当加害事件发生时，我们首要关注的根本不应是加害者，而应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

　　您方今天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明确您方的前提，表述还不清楚，我们先不讨论。第二个问题，您说讨论加害者的不幸可以降低犯罪行为，我认为这个观点站不住脚。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对毒品犯罪实行“三振出局”法案后，在加州，其犯罪率上升到 40%多。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社会讨论，您方三辩已经明确说过，社会讨论不等于司法讨论，它只是普通大众的讨论，而非司法人群对其的讨论。

　　今天我一开始就跟大家指出，在司法讨论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会对加害者和受害者进行同等考量，即不管他们背后有什么因素，在司法过程中都会予以考量，不会有失偏颇或过于失衡。而你们所说的社会讨论则不同，普通群众对案件过程本身的认识并不清晰。

　　我方的第一个观点是，社会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会模糊界限。虽然这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正如您方三辩说过，加害者如果真的有不幸，难道不该被同情吗？有同情也无可厚非。但请问，如果加害者只是因为自身所谓的不幸，就要对无辜的人进行迫害，他值得同情吗？那受害者又该怎么办呢？

　　我方的第二个观点是，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会侵蚀司法公正。您方所举的例子也典型地表明，通过自行讨论的手段，只会让双方都受到伤害，而且司法在其中的作用和权威都受到了冲击。所以今天我方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而您方一个问题的逻辑被我们推翻，另一个问题，我们没看到合理依据。

　　最后我想说，5 年前我们都听过申公豹的那句话“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当时我们为之触动。而 5 年之后，当看到陈乔年被害的消息时，下意识地被网络暴力裹挟，这句话真的就像打了每个人一巴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即使是我们青年人，大多数都觉得自己非常幼稚、非常正义，我们自己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众多人聚在一起，一句一句反复讨论，怎么可能不带这样那样的偏见。

　　在现实中，我们对所谓加害者不幸的讨论，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私心，不可能是纯粹的。与其说是对他人不幸的同情，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发声，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

　　我们的法律本来就需要完善，社会需要进步，无数人前赴后继，都在为司法的完善而努力。与其在情绪化的考量中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如遵循有序的司法程序。法律是以公平正义为准绳的，我们应该朝着法律完善的目标前进，不管它是否完美，我们都应推动它进步，而不是通过自行讨论的手段，否则我们跟“舆论审判”有什么区别。

　　我方今天还是坚持我方观点，讨论加害者的不幸不利于社会公正。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反方会认为不应该去讨论那些加害者，是因为他们对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存在一种滤镜，即认为加害者永远邪恶，被害者永远善良。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并非如此，有些时候被害者才是邪恶的一方，加害者反而是无奈的一方。

　　举个简单的例子，于欢案中，年轻人的车被一群小流氓围住，他的母亲遭受屈辱对待，于欢看到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拿起刀冲上去把那些人杀掉了。按照反方观点，那些死掉的人一定是被害者，可这些所谓的“被害者”就一定是善良的吗？于欢这个加害者就一定是邪恶的吗？

　　另外，反方三辩提到一个问题，说遭遇强奸应该先报案。我想说，有些时候当事人来不及去做这些。就像于欢案，他为什么不先去报案？因为他来不及，他可能没手机、没电话。其次，就算他能报案，也不一定能及时解决问题。

　　正方和反方之所以觉得不应该去讨论那些加害者，是因为他们把加害者全部定义为邪恶，被害者全部定义为善良，没有看到社会中其他方面的情况。

　　反方今天提到一句话，叫做“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那么我想问反方，您方对被害者或者加害者的成见，认为一方永远善良、一方永远邪恶，这算不算一种成见呢？

　　今天正方与反方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点，其实不是社会公正，而是法律公正、司法公平公正。这里我可能要说一句比较颠覆三观的话，法律公正并不等于社会就一定公正。如果法律公正真的能衡量社会公正，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比如于欢案，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不是我方提出来，对方准备怎么回应加害者是因为被害者的某些行为，在无奈之下才做出伤害行为这一情况呢？毕竟咱们这一场相当于一场模拟辩论，周末还要跟经管打一场，如果他们提出类似问题，你们得想好怎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