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如果你在B站上搜索“幸福者退让论”，排名第一的视频记录了一位父亲的故事，该视频高达410万播放量。视频中，父亲去烧烤店吃饭，面对酒鬼的挑衅，父亲虽然身强体壮，却一声不吭，选择退让。如果你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稳定的生活，在面对他人的挑衅时让步是更好的选择。这种退让不是懦弱或屈服，而是一种主动选择，以保全自己更真实的幸福，促进更大的和谐。这便是“幸福者退让论”。

　　善是一种利他的品质，而智慧的方式多种多样，理性思考与分析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幸福者退让论”既存在着利他的要素，也是一种理性分析的思考方式。我方论证如下：

　　首先，“幸福者退让论”在利他的同时还能利己，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善的智慧。幸福者愿意放下自己的情绪和利益，而优先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境遇，避免冲突升级，自然化解矛盾，体现了利他精神。这种谦让的美德无疑是善的。

　　例如六尺巷的故事中，宰相张英面对邻居的占地行为没有锱铢必较；在上述视频的父亲的故事中，面对酒鬼的挑衅，父亲没有被怒火冲昏头脑，为一时之气大打出手，反而冷静理智地选择了沉默与离开。这样的处事方式，正是因为在父亲的价值排序中，自我的生命、自己对家人的意义要远高于一时的胜负，这种理性的考量显然是一种智慧。而这样的处事方式也是对亲人、对家庭负责任的体现，也是一种善。

　　其次，将“幸福者退让论”判断为善的智慧，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善待社会礼仪被倡导，对恶的纵容主要被遏制甚至杜绝，这是双方价值倡导中的差异。

　　当下社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房贷、车贷、职场竞争、子女教育等无形的压力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情绪变得愈发脆弱，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

　　2012年12月，患有侏儒症的谢尚军带着仅剩的50元搭车回家，在途中因车费问题与司机李丽发生争执，李丽执意多收5块钱车费，这成了压倒谢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刚刚倾家荡产为儿子治病，生活的重担在此时将他击垮。谢尚军将李丽捆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在北京的冬夜里，李丽被活活冻死，谢尚军也最终被判处死刑。

　　如此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北京大学2023年的调查表明，在暴力犯罪案件中，情绪性犯罪所占比例高达70% - 80%，并且呈上升趋势。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无法判断对方是否一无所有，已被生活逼入绝境。而这些看似微小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压断对方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若幸福者选择退让，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避免矛盾升级，防止悲剧发生，有利于减少社会中的暴力和不和谐因素，进而减少情绪性犯罪的发生。当这种理解和包容的善意价值观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时，社会整体和谐稳定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善的智慧。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幸福者退让论”源于罗翔老师基于对某些社会事件的思考，核心在于如果你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或稳定的生活，在面对他人的挑衅时，你应该选择让步。放在今天这个辩题中，我们双方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幸福者退让论”是不是善的智慧，以及“幸福者退让论”是不是对恶的纵容。

　　退让的界限在于是否直面矛盾，尝试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并不能算作退让。基于此，我方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对恶的纵容，理由如下。

　　首先，“幸福者退让论”既不能体现善良的品质，也不能解决矛盾，并不是善的智慧。

　　善的智慧应当建立在清晰的是非观之上，它需要勇气直面矛盾。“一让本是太平”，在火爆的景区里等待游玩时被插队，我们或许可以用“幸福者退让论”化解冲突，可是我们心里也可能会认为下次插别人的队是可取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出让步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很善良，而是因为在此情此景之下，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勇气和足够大的权利，只能在心里暗暗记下一笔，下次再用同样的方式为难别人。

　　与此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奉行“幸福者退让论”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限制我们进一步尝试的决心。比如在网上已经购买的商品很快遇到降价，跟商家协商退差价无果，我们可以自认倒霉，顺便用“幸福者退让论”安慰自己：“我有幸福的家庭，我还是让一让吧。”但我们也完全可以选择绕开商家，拨打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善的智慧绝不是对矛盾的逃避和掩饰。

　　其次，“幸福者退让论”消解了反抗的勇气，加剧了不公的蔓延，体现出对恶的纵容。

　　恶的滋生往往始于对微小越界行为的默许。幸福者因为不愿意破坏心情而对恶行退避三舍，则是为恶的蔓延铺路。当你正在按照规定排队时，有人插队，你告诉自己“我是幸福者，所以我不和他计较”。在你的默许下，插队的人并不会被感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下次还这样，甚至变本加厉。当你的身边有人在欺负同学，你告诉自己“我是幸福者，所以我没必要掺和进这种事情”。于是，校园霸凌事件从小小的玩闹演变成不可挽回的惨剧。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校园欺凌中旁观者的角色行为转变》一文中表示，有超过70%的目击者不会表现出亲欺凌或反欺凌的行为，而是一直处于不作为的旁观或沉默状态，这会加剧欺凌的持续时间和发生频次，加重受欺凌者遭受羞辱的公开程度，从而加重其受害程度。并且旁观行为会在同学之间传递一种冷漠、恃强凌弱的人际互动方式，从而损害校园氛围以及学生的安全。

　　没有底线支撑的退让，都会沦为恶的帮凶。当我们遇到矛盾，总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自我安慰时，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混淆了宽容与懦弱的边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机会，甚至为更为严重的问题埋下了隐患，让退让沦为对蓄意之恶的纵容。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对恶的纵容。

　　本轮环节结束后，请问双方辩手是否发动奇袭质询或者奇袭申论？正方不发动。反方发动奇袭质询。

　　好的，有请反方任意一位辩手进行。那这个是我们选择人来接质，是吧。我先念一下这个规则，质询是质询方可派任意辩手进行，被质询方可派任意一位辩手作答，中途不允许换人，质询方可在任意时刻打断被质询方，被质询方不可反问。那由正方二辩接质，有请。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劝服那些被侵犯权利的人不要去计较，对吧？

　　在我们所举的具体场景当中，像那个酒鬼向我走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实质侵犯我的权益，只是这个时候他对我产生威胁，我不对他进行面子上的冲突，而是进行暂时的避让。这是为了避免他后续可能对我的生活安全产生的威胁，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权益受到侵犯的状态。所以按理说，“幸福者退让论”不一定是被侵害权益的人去使用，那你认为它是给那些大众或者是给那些强者使用最好，是吗？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实质的区别，是你方非要说当我自己的性命或者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是一个权益受到侵犯的状态，而正方更多的是……

　　我方再来确认一下，你方认为什么是退让？就是在“幸福者退让论”这个原则、这个理论之下，是我暂时避开冲突，不与他纠缠。不管是B站10万播放量的事情，还是29万播放量的事情，都是说我暂时不与他计较。所以说这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不作为，不做任何的动作，对吧？就是您自己也讲了，是暂时性的，就在这一时刻不与他做直接的冲突。

　　我再给你举个场景，今天我被偷东西了，我选择忍气吞声去包容这个小偷，和我选择去查出这个小偷、追究他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退让吗？很明显不是的。而我方的态度是后者。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去进一步追责。

　　那么我接下来问你下一个问题，我方认为使用“幸福者退让论”的动机是什么？

　　刚才您提了这么多，其实“幸福者退让论”使用者往往是自身或者家人受到威胁。就像外卖被偷这件事，我完全不明白这有什么危险和特定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外卖被偷，我不适用“幸福者退让论”。所以今天使用这个理论的动机一定是好的吗？这取决于您方觉得什么是好的东西。我方觉得它的具体动机，比如说作为父亲，我的孩子在我身边，我是这个家庭的……

　　所以今天您判断动机，也不一定是好的。比如今天我被别人插队了，我忍了，然后我下次去插别人的队补回来，那么这个时候这种行为就不是好的。那么您刚说的使用这个理论的动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这是我的问题。

　　感谢双方辩手。刚刚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退让。在这个语境下，退让意味着矛盾的暂时终止，防止其对我们后续的幸福生活产生影响。但我们要思考，如果退让后觉得后续仍可能遭到恶人的威胁，比如外卖员知道了我们的地址，这是否会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呢？所以，退让并非毫无风险。

　　另外，正方对于善的定义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正方认为善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理性思考和保全幸福。但懦弱和理性思考冲突吗？坏人也可以进行理性思考，比如理性思考之后选择了懦弱的行为。就以正方所说醉酒者的例子来说，今天我被一个醉酒者威胁而选择退让，是因为我体谅了这个醉酒者吗？不，是因为我怂了，并非因为善，这只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保全。

　　我们并非苛责所有人都不能退让，而是说可以退让，但不要把它包装成善良的行为。因为在生活中，很多所谓的“退让”并非出于善。比如淘宝买衣服发现尺码不合适不想退换，可能是因为懒惰；在地铁上有人外放抖音，我们甚至把自己的音量悄悄拉高，这些都称不上善良和智慧。所谓“善的智慧”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这种行为其实很不妥。因为善是一个非常高的褒奖，社会上很多被我们称之为善的行为值得全社会去推崇，比如明星捐款，不管其目的是什么，客观上让受助的孩子得到了帮助。而正方推崇全社会面对校园霸凌者、醉汉等无规则地退让，后果会如何，我方不清楚。

　　还有，正方提到越落后的社会越适用于“幸福者退让论”，就像老一辈人“吃亏是福”的理念。在落后的社会，人们可能没有办法维护正当权利，面对侵权者无法维权。但在今天进步的社会，有多种渠道可以帮助我们捍卫自己的权利，比如12315，工商部门在收到消费者投诉后七天之内必须处理和回应。如果不使用这些渠道，这不是一种豁达和智慧，而是愚昧和落后。每一个消费者、受害者的沉默都助长了商家的气焰，商家从尝试性的违规到系统性的剥削，转折点往往就是第一个沉默的消费者。而罪犯也不会因为你的让步和善心就不再欺负人，反而会因为你的沉默，觉得今天能欺负你，以后就能欺负更多人，这恰恰是恶的滋生和延伸。

　　首先是定义的区分。反方将所有的退让全部定义为以退到底的形式，但你们的定义依据在哪里呢？而且，正方好像也没有说完全不做任何其他的考量。

　　正方无论是小红书29万播放量的视频，还是B站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视频，其中都没有对后续的维权这部分做限制。双方都认可进行退让的前提是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正方认为退出那个场景之后，继续进行维权，依然是存在安全威胁的行为，所以要继续退让。

　　问题在于，不管是在外卖行业的规则制度，还是在犯罪领域，我们对警方进行举证，对投案者、举报者都会有完善的保护，这是对方应该考虑到的。所以至少在定义这一部分，反方所举的例子，是用过于宽泛的概念来讨论“幸福者退让论”，而完全不考虑后续的维权等其他方式。

　　第二个分析是，当进行退让之后，对方会做出什么反应。反方论证说袖手旁观之后对方会变得放纵，我完全没听懂这和“幸福者退让论”有什么关系。

　　而正方依据《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第六十七页的内容，从社会感染这一心理学上最普遍的现象来看，人与人之间会传递情绪。也就是说，我今天用退让的原则友善地对待你，之后你同样也会用善良的态度回应我；我今天用对抗的原则，对你进行索取、强硬要求，你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回应我。所以在进行退让之后，事件是被化解还是升级，显然正方的理论更合理。

　　进一步讲，我们抛开理论探讨进入实际场景。在醉酒闹事这类事件当中，这只是一个情绪化的时刻，很明显，选择退让是更合适的。

　　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善的智慧”。正方对于“善”的论证是包含利他考量的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是考虑到当下实际情况的一种表现，是符合社会现实的。

　　正方二辩：同学你好，你所定义的让步是完全的让步，不做任何其他行为。你倡导的是智慧的维权，而非我方所说的退让。比如外卖员知道我的地址，若我退让，并不会让我的生活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再比如，今天遇到校园霸凌者，到底是因为选择不反抗，让霸凌者的善心被打压，还是因为我的沉默让其肆无忌惮呢？在定义方面，我方已经阐述清楚。而且我方也举证过，在我举报时，会有相应的办法。至于你提到的校园霸凌事件，你需要后续跟我描述清楚，这是否真的是一种幸福者退让的状况，有谁会跟当事人说在这个时候要进行所谓“幸福者退让”呢，这真的关乎自身幸福吗？

　　我再请教你，善的范畴里，“孝”为先，孝顺可不可以是一种善？你也提到，善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利己的行为。我举一个美国校园枪击案的例子，有一个长期遭受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因为长期的遭遇导致内心出现问题，对生命不负责，后续选择报复社会，造成15人死亡。所以恶行可能会被延伸，受伤害的人也可能因为恶行变成恶人。若按照你的观点，我不马上反抗，我和霸凌者都会变成“好人”，但在那种情况下，当事人感觉自己不幸福，所以选择不退让。我刚才是运用心理学教材里的理论，你质疑我的机理，那请问孝顺是不是一种善呢？你对恶人的不作为，导致恶行蔓延，就像现实中的醉酒闹事者，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觉得恶行都可以继续延伸。你既没有反驳我的理论，也没有给出实际案例说明谁的做法是最好的。而且你也承认，孝顺确实有利己的因素，可你却觉得正方所描绘的幸福者退让没有利己因素。比如今天我跑回家，让我的家人在我身边，这难道不是一种救助，也是对家人的一种保护。

　　反方二辩：同学，如果觉得今天向恶人释放善行，恶人就会退让，那这个社会就不需要法律了。你们所说的善行只是保全自己的家人，这不是一种善的信念，只是一种庸俗的做法。如果你能恰当帮助家人去维权，当家人受到侵害时，帮他们争夺更多权益，这才是我方认为的智慧。比如遇到不公，我们必须起来拨打相关电话，会有更多人来帮助你，这才是智慧，而不是选择退让这种愚蠢的做法。退让和后续拨打电话维权这两种方式，我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到现在各位应该能明白，因为反方承认了孝顺确实是一种价值，是一种善，要考虑家人的情况，所以幸福者的退让从自身出发其实是一种大善。

　　正方三辩：麦克风测试，可以听见吗？可以听见。

　　接下来进入正题，做定义真的很有意思。无论最终呈现怎样的视角，绝对要想清楚这个点。能够请教的是，当面临危险和冲突的时候，不要与对方做过多的纠缠。我没提到事故安全的时候，也都可以有所处理。

　　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在你看来，只要退让就不算退让，那我也可以认为抗争就是正义。所以不要纠结于每个人的看法。如果我被人骂了，我只选择报警；如果被人打了，我只是躲避，难道就要惯着他们继续打吗？如果你说我方是缩头乌龟，那你方就是强盗。相信评委真正想听的是，我方也承认，在直面挑衅与冲突的时候，我方选择的是回避而非反击，其中甚至可能有疏漏的部分。但是事后无论是举报也好，还是报警也好，都可以保证我的安全，这和进步社会的重要原则并不冲突。其实你方现在在论证我方的观点，你告诉我，进步的社会在帮助你捍卫权利，只是进步的社会在前，由警方处理犯罪问题。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外卖举报电话中，针对外卖人员的信息是完全隐藏的；12315举报中，举报人的信息相对于被举报方来说也是完全保密的。所以无论你方如何看待社会，我恰恰在论证我方的观点，即今天的社会希望大家能够在保障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再去考虑后续处理措施。

　　你们二辩在前述环节提到明星捐款就是捐款，所以今天你方对于善心的评判也是一种论迹不论心的实质。你方论点当中所强调的或是内心想法，既没有这种善的考量，第一是无端的揣测，第二和你方二辩所讲的想法也自相矛盾，其根本不是从更高层面考虑自己是否为善。但问题是，在警方看来，是要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只看个别行为。期待你们后续解释清楚。

　　第一个问题，请问你方一辩，你说我方在态度上是懦弱的行为，不要告诉我是违规。如果捐款就是看善举所得，那你方到底对善的评判是论心还是论迹？我方认为这种问题没有争议，所以你们后续也不要通过对内心行为的揣测来反驳我。

　　第二个部分，如果你认为对一件事情持纵容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的态度是，我不应该退让，我应该去选择维权。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面对某一个事情，比如你旁边那个人的行为，该如何评判呢？我方会觉得他可能表现得懦弱，但我方也并不是说大家这样做就是不对的，我们只是在指出一个事实。按照你方的观点，你也无法通过态度对其同时进行善的认定。

　　当我在校园里被高年级学长骂，那个学长明显比我强壮，他要求我给他送钱，我是要抗争还是退让呢？全是抗争逻辑。在校园环境中，如果高年级学长到我眼前要钱，到底是给他还是不给？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保留这个问题，后续去投诉。在直面冲突的时候，我认为更智慧的选择是先避免冲突，再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不抗争，并非是明确地选择了恶。我方不是在选择恶，我方只是想说，选择退让不是善的智慧，但同时也不是对恶的纵容。换个问法，如果今天有一个警察看到坏人在作恶，明显是恶行，要不要批判？这当然要批判。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们最后向我解释一下，到底所有的纵容该不该批判？批判之后又如何？

　　反方三辩请正方一、二、四辩准备。

　　一个外卖员把我的外卖吃了，这个时候我选择退让。首先，这个场景与我们的辩题相关。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退让，我会觉得自己更幸福，但后果是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两个要点。第一，我选择不投诉，这算是退让吗？请您解释一下。当我们有所作为时，显然与退让的情况完全不同。

　　第二，刚才提到社会感染的问题，说我们会感染他人。但为什么是我感染坏人，而不是坏人感染我呢？这要看哪一方是主动的。我主动选择退让，但对方不一定就是坏人。在我所举的例子中，对方可能只是犯了错，还未达到“恶”的程度。我认为主动不一定能感染他人，但如果我无限退让，有可能让“恶”感染我。我可以举校园霸凌的例子，被霸凌者最后可能会报复社会。

　　接下来问正方同学，比方说我理性思考之后，选择保全家人，这被认为是一种善，没问题。您方刚才提到孝是一种善，我保全家人，考虑到家人的处境，认为这样能让社会变得更好，所以选择退让。但您方没有论证，为什么这种看似会让社会变得更差的“善”还是一种善。您方也没有论证，为什么保护家人就会让社会的秩序和态度变好。我方认为，从动机上看，选择保全家人、保全自己，是选择了平息纷争，而不是选择了善，不能给自己戴上过高的道德帽子，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让“恶”蔓延。

　　最后，我要问问正方二辩同学，您刚才所举的所有例子，如果从今天的价值层面来看，都劝大家退让，那“恶”难道不会变得越来越多吗？首先，您方完全没有理论支撑，告诉我“恶”会蔓延，而正方所说的善会感染他人已经完成了论证。当大家都秉持“幸福者退让论”时，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理论的后果。

　　谢谢主席。

　　第一部分，解释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可以不让”。刚刚提到面对外卖人的挑衅，我方选择不与其直接冲突，这并非无意义的代入，我方已经讲清楚了退让的本质。

　　第二，关于动机方面。希望对方不要再通过揣测一个人的动机究竟是懦弱还是真正的善良，来评判其行为是否为善。在很多情形下，这一点其实很清楚，不能分析不清。

　　接下来聊聊智慧的第一个部分。在我们看来，什么叫智慧？在我方一辩的辩词中做出了明确阐释，即做出明智的利益权衡。就像在东文父亲的例子中，是要一时的口舌之快，还是要顾及自己家中的婆母和孩子。在63的例子当中，要考虑实际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那个宏大的美名。

　　第二部分是敬畏的处事态度。很多时候，当我们直面冲突时，若能保持敬畏的态度，克制自己冲动的情绪，这其实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敬畏的体现。

　　往下说，今天只看实然的部分，幸福者退让这一原则往往是善良与智慧相依附的情形。那么提到“平庸之恶”，我方一直强调，为什么要对其下一个道德上善与恶的定义，善要看其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一部分，我方也确认过，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恶人妥协，那对方最后的态度，因为你是以暴制暴，是让人去付诸行动。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当主持人自己炒股时，面对眼前的恶性，对方敢于挑衅你，恰恰是因为他察觉到你处在弱势地位。若将我方的退让都苛责为对恶的纵容，那又该如何应对呢？

　　第二部分，我方的态度很多时候并非不解决矛盾，而是在引导双方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在我方一辩所举的司机与乘客的例子中，司机认为是乘客想坐霸王车，乘客认为是司机多收了钱。对于乘客来说，多收的5块钱几乎是他身上仅有的钱，他坐车是为了去跟哥哥借钱。因此产生了冲突，但我方认为不能一味地以暴制暴。虽然社会上很多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自己，但这种退让也叫做善。

　　我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今天考虑自己的价值要从他人的体系来体现。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但在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些母亲为了救更多的人而暂时放下自己的孩子，我们好像又会批判她。

　　谢谢。我认为“幸福者退让论”与不作为更为贴切。正方今天自行设定，要求反方论证幸福者的反面是每个人都应该如何，这显然不合理。在小红书上，“幸福者退让论”的高赞回答是“所有事情都不与他人计较”，这种表现本身就是，我退让了，事情结束了，这便是所谓“幸福者”的逻辑。

　　第二，关于“对恶的纵容”。我方查阅资料发现，无论是纽约还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调查都显示，当社会中轻微的违法行为和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之后公开的严重恶性犯罪也会随之减少，二者存在相关关系。所以，如果在某些地方对恶习进行退让，任由其发展，就可能导致更多、更严重的恶习出现，这难道不是对恶的纵容吗？我方认为这一点论证得很清晰。

　　接下来聊一聊这是否是“善的智慧”。在此，我方要向大家道歉，之前表述有误。我方认为，判断是否为善，一定要看其动机。很多人选择退让，并非因为自认为善良，而是因为“怂”，这是一种“怂人理论”。如果本身是“怂”的一方，又怎能将其与善联系在一起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从动机上来说，每个人选择退让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很多人只是以此来自我合理化，所以在动机上，“幸福者退让论”无法与善自然衔接。

　　我方在此提醒大家，在一件事情中选择放手，其实就是选择了平庸，不要给自己戴上过高的帽子。我方提及“平庸”的原因在于，“幸福者退让论”所倡导的不作为会助长恶的链条。我方并非指责选择退让的人成为了恶的一部分，只是希望大家认真思考，当面对社会中轻微的不良行为，而这些行为有可能发展成大恶时，还秉持所谓“善良的高傲”选择退让，这对社会而言是不公平的。

　　最后，正方一直在问，我方对于这种退让是鼓励还是反对。我方的观点是，鼓励更多的人直面恶并进行抗争。但当确实觉得抗争不过时，选择退让一定要有前提。这就是我方的态度。

　　我为了一些好学生去做慈善，这或许得看那个人的本事，且这必须是他自己的想法才行。不过他还算有自知之明，我没去投诉，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但外面那些人继续为非作歹，在你们看来这有关系吗？

　　关于为非作歹的论证，只提到小恶是恶，并非说需要论证小恶积累会怎样，这是后续的情况。如果你认为能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怎么能仅凭一个人的态度就判断其说谎呢？我觉得你对我的观点理解很奇怪。

　　当幸福者退让时，这个恶人会觉得自己今天可以继续作恶，甚至通过社会影响去感染他人，比如美国的某些事件，一些恶劣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曾被校园霸凌者影响，这部分坏人出现了该怎么办？可是你们直接强硬应对，受害者可能也不满意，所以哪怕从行为的出发点来看，你们的做法也不纯粹，你能回答一下吗？

　　这位同学在学校，根本没告诉他人自己受到的剥削。你说百善孝为先，那今天我抢了其他老人的床位给我妈，按照你的标准，这也是善吗？所以按照你的标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善的理论，而刚才学校里的部分论证并不充分。

　　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喝醉了，他是情绪型醉酒驾车。这种情况，不将其视为犯罪，你怎么论证这对社会没有负担呢？同学，今天我可以因为某种情绪去做一件事，或者我发现做了这件事没人制止，我就可以继续做，这难道是对的吗？人喝醉了，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这就是幸福者退让面临的大多数情境，从这里其实能看得很清楚。

　　在李丽和向军的事例中，你说退让是恶的纵容，可研究发现不文明行为越少，恶性犯罪越少，甚至城市企业逃票现象也会减少。不文明行为不就是恶行中的一环吗？所以你是要和退让论争个高下，还是说你觉得如果选择退让就是懦弱后悔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当我觉得有不文明行为却没人制止时，这类行为是不是会变多呢？所以你举的喝酒的例子，喝酒的人完全没有理性思考，和正常情况不一样。

　　所有的论证都指向，如果不文明行为越少，犯罪行为越少，那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安全。我方问你，如果社会中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改善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体系在促使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它能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反馈机制。如果社会真的想发展，像你方所说的，在考虑每个人都能得到同等对待的情况下，社会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公民的情况。

　　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70%多的暴力关系，本质上双方可能都不是恶人，但却存在恶的态度。同学，那个喝酒的人如果没人制止，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喝酒唱歌，有的人喝酒闹事，这种恶人的行为，如果你选择退让，凭什么觉得这是你的善念呢？他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善念，恶是否会继续存在？

　　大家要注意，反方对于喝醉的人会继续恶习的观点，没有站在幸福者退让的原点和幸福的情境中去考虑，同时正方的心理学观点也很清楚，人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宋州的一位民警，感化了1900多位穷凶极恶的罪犯。那照此来说，需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变得更好，那这个过程就不需要法律了吗？

　　我觉得问题很清楚，如果这个社会本身能给我们更多更安全的反馈，而这是因为大家不退让，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是不是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我也应该理性判断，让大家去面对，从而获得更多好的反馈，促使社会进步。

　　对于警方来说，第一，有民警感化了1900多名罪犯；第二，如果社会强调在乎公民的家庭等情况，一方在面对明显安全问题时。我跟你说过，只要看到危险，我退让，然后再去处理。同学，我给你一个实证，上海和北京的警方经常告诉性骚扰的受害者要积极维权，沉默是案件得不到侦破的重要原因，他们提倡受害者主动去报警、当场制止，这使得过去的恶性犯罪减少。

　　各位同学，首先回应你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方刚刚提到的喝醉酒的情绪型犯人。按照你方逻辑，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喝醉酒处于不理性状态，就可以去性骚扰别人、侵犯女性呢？你方说他喝醉酒属于不理性状态，所以要忍气吞声，这点我很费解，期待你方后续解释。

　　第二点，你方一直在给自己的观点包装，声称退让是一种善良的智慧。但我们看到，当今社会有很多维权机制。当我们面对违法犯罪分子时，可以报警，可以通过舆论发声、拨打投诉热线，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我们今天选择退让、低头，难道不是一种懒于思考，不去动用社会给予我们的维护权益机制的表现吗？我想说，承认自己平庸很正常，但请不要将退让粉饰成一种高大上的善的智慧。

　　苏格拉底曾说：“好人能够理解坏人，而坏人理解不了好人。”所以，幸福者退让不一定能让自己明哲保身，化解与坏人的矛盾。当面对坏人时，我们不能保证退让就能让对方体会善意，从而达到保身的目的，又何来善的智慧一说呢？

　　人的主观意图认为退让会换来好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盖伦的枪击案件中，两名被霸凌者一味退让，认为退让能得到霸凌者的体谅，可结果却是事情愈发严重，最终导致被霸凌者开枪伤人的悲剧。可见，“幸福者退让论”给了恶行发展的空间。无论是校园霸凌、职场性骚扰，还是众多类似案件，都能看到这种退让原则被坏人利用。

　　其次，我再说明一下这个原则对社会的影响。你方在论证中提到，“幸福者退让论”对社会影响有益，能促进和谐，但我方恰恰认为，这个原则对社会有长期危害。我们在论证中也提到，社会上有很多维权机制。选择退让原则，难道不是忽视了社会维权机制和法律工作的重要性吗？

　　我们选择退让，而不选择用法律保护自己，会导致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如果每个人都一味退让，社会秩序和法律武器将无从谈起，道德底线也无人遵守。退让只会让道德标准和原则不断降低，恶人会觉得即便做了恶行，好人也会退让，这样只会让恶行被更加包容。这就是我们不能让“幸福者退让论”给恶行滋生空间的原因，也是法律会制裁恶人的原因。

　　我方认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是直面问题，而非退让。我们有社会公平的维护机制，也有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不应以幸福与否为标准来决定是否退让。公民的权益应该得到伸张，而不是向恶行妥协。

　　如果我们不在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选择直面问题，一旦选择明哲保身、一味退让，当面对重大利益冲突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各位，首先请回顾一下您方全场的论证责任。您方说在某些情况下不退让，可在这些情形下，您方的主张没有任何解决力。您方对于相关概念的定义从何而来？不过是唱高调、喊口号罢了。

　　我最后一次解释我方观点的意义。幸福者退让有这样两个条件：其一，我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其二，我感觉到存在一些危险的因素。这些客观的危险因素，比如喝醉的人开车，他握着方向盘，有可能把车开到不知什么地方去，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构成我方所说的退让情形。

　　所以，您方说退让有很多样态，而不退让就不是退让这件事，其实并非如此。后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报警等，事情都可以再往下推进。

　　再来说说您方定义的双标。您方既然觉得退让有多种样态，那为何在您方论点里，不退让就只有报警这样一种看似理智的行为呢？您方前面还提到要跟对方好好理论，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这真的可行吗？上车之后难道要打一架吗？您方为何这样来论证呢？

　　接下来谈谈善是什么。其实您方论证的任务是对善和恶进行构建，但您方对善的构建简直是一种高标。您方常举的例子是，无法保证那个人未来会不会再作恶，无法将事情的走向导向善，无法彻底消除一切恶习。可在这种情况下，您方将我方所说的善的智慧指责为对恶的纵容。这种至高至美、完善无限的善，到底有谁能够做到呢？您方的指责不过是给这种指责的外壳找了一个理由罢了。

　　况且，您方那套对抗的主张忽略了危险性。每个幸福者都有自己的幸福家庭，就像我刚举的杀人案例子，受害者的家人该怎么办呢？不进入实际的场景，您方的主张能解决恶习吗？能做到吗？

　　就拿我们举的那个严谨的例子来说，有人认为要多付5块钱，因为觉得对方会流口水，可对方身上没多少钱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您方的主张又落在何处呢？

　　我方向您方举了社会感染的例子，您方前面已经提及，但后续却论证不下去了。而且，面对一些大恶、结构性的恶，我很疑惑，您方的态度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我站出来说“你们不要霸凌我了”，这就能解决问题吗？实际上，这只是暂时搁置了冲突，到后面去求助老师、放弃这件事才是解决办法。而按照我方的定义和解决方式，我们也可以解决这类事情。

　　所以，并非所有的恶都能用强硬对抗的方式解决。如果恶像一辆疾驰的汽车向我冲过来，我来不及躲开，只能看着它碾压过来，它也不减速，我这哪里是对它的纵容呢？我只是阻止不了它罢了。对于结构性的恶，即便您方往前推进了一点，后续却无法继续。比如您已经知道存在结构性的压迫外卖人的情况，您却让错误的规则去惩罚外卖人，这才是对恶的纵容，我不理解您方的态度。

　　双方都应该考虑实际情况和法律分歧，也要考虑危险的问题。我不考虑辩论到底会不会激怒别人，就像唐山事件，如果我去辩论，对方说“让你走不出唐山”，这就是现实情况。实际上，比较之后就能发现，明哲保身、一以贯之的善的论证是合理的，而您方对于恶的虚幻构建根本站不住脚。

　　最后，您方说这不是什么事，说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我要考虑我的家人，我要知道我的家里还有老小，我不能让自己陷入危险，让他们永远等不到我回家，这就是幸福者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