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大家好。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应侧重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而非将当代的价值观强加于其身上。

　　怎么比较两种评价方式的利弊，我方给出两个方向。

　　第一层，比较哪种评价方式更客观，更能全面地理解人物的品质。强调历史背景优先性，本质是维护历史解释的严谨性。正如布洛戴尔在《地中海》中展现的长时段理论，当对方辩友强调评价历史人物更侧重于当代价值时，忽略了只有将人物嵌套在当时的物质基础、文化结构和时代精神中，才能避免历史认知沦为当代意识的任意游戏。我方谈到的当时背景的研究范式不仅体现学术规范，更是文明传承者对历史应有的敬畏。

　　一方面，我方在强调比较历史人物行为的局限时，能否结合当时社会现状予以理解，而非苛责。阿兹特克文明的领袖蒙特苏马二世搭建巨大的祭坛，对太阳神举行祭典。以现代的标准看，这是不可理喻的对资源的严重浪费。然而，这在他们的宇宙观中被视为维护世界秩序、保持天神与人类之间和谐关系的必要手段。强行用现代伦理标准来锁定古代文明的内在逻辑和表征，这种做法并非公正的历史评价，而是后人对前人一种视角狭隘的傲慢。

　　例如，亚里士多德做出了极大的哲学和科学成就，但他同样认为奴隶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好事。我们现在觉得奴隶制不可接受，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塑造了现代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用现代道德观念去评判在古代道德观念下成长的历史人物。

　　再比如，梁启超认为君主立宪是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维持国家稳定的可行道路，但以今天的民主观念来看，保留皇帝显然与现代政治的理念相悖。这种评价方式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现代标准强加于梁启超，就注定无法理解他在当时内忧外患背景下的抉择，无法理解他对改革的一种探索，并非简单的政治保守。现在的价值观会放大历史人物的缺陷，这些局限深受社会的因素影响，我们作为后人，从已知视角出发回顾，不该去苛责前人。

　　另一方面，我方强调在比较历史人物卓越的行为时，能否看见时代的局限更凸显其成就的价值。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如果从现代视角来看，他就只是一个给出真相的人，而不是顶着来自蒙昧群众对现代科学的抵触与教会的压力的勇士。只有审视当时教会权威之大，神权统治压迫力量之强，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突破性、革命性的精神内核。正如只有深刻了解古代社会妇女地位之低下，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武则天登上皇位的极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然，我们从现代价值来看，只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这显然不足以评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对方辩友将历史人物与事件孤立于当下的道德框架中，无法真正理解人物，就无法客观公正地给出评价。

　　第二层，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了解其深刻意义。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具有借鉴意义的不应是一个个标签化的褒义词汇，应是人物与时代交织叙述下的丰富内涵。

　　可是，当我们用现代价值评价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做出行为背后的背景和动机，无疑是对立体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我们以现代价值来评价岳飞、文天祥、于谦，他们都可以用几个字的价值诠释。可是我们把历史人物抽象成价值符号化，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来概括他们，这怎么能说服人接受这些价值呢？如果今天我方只是告诉你，岳飞、文天祥、于谦都是很伟大的人，他们都保家卫国，所以你也应该保家卫国。但不告诉你他们背后的故事，不告诉你岳飞为什么要保家卫国，文天祥为什么宁死不降，您能被这个空洞的价值教化吗？

　　只有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人物以及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才能从相似却不同的历史比对中发掘丰富的价值内涵，引导历史人物的评价回归其所处时代背景中蕴含的价值。

　　感谢！

　　好，同学，我问你第一个问题，您方能告诉我，今天如果侧重于看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就会导致将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孤立开来吗？

　　因为我方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起码不能把其背景和当代价值剥离开。比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的背景，或者只看他的当代价值，对吧？

　　对的，辩题要讨论的评价侧重点是哪一个更好，所以您方没办法说今天评价历史人物侧重于其当代价值，就是把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剥离开。

　　好，接下来看您方举的例子。您方说哥白尼在当时提出了“日心说”，现在来看，如果侧重于他的当代价值，就会忽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对吗？我方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正是因为看到当代那个时代背景的局限，以及诸多权威的压迫，才能更凸显他成就的价值。

　　所以你们发现了吗？今天了解他的背景是前提，但问题是，当我们知道了他做了什么，看到他背后的价值，然而真正对我们现在生活有用的，您方没办法用这个例子论证我们更应该注重当时的背景。

　　好，再来问您方，古代历史中女性地位低下，您方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武则天成为第一位女皇帝有多么不容易，对不对？

　　是的，没问题。可问题是，我们会感叹于武则天成为第一位女皇帝的经历，会感叹她为国家开拓的江山。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不能就此说明我们就应该注重当时的背景而非当代价值。

　　各位好。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对方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更应该侧重当时背景，其背后代表的是历史主义，强调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内在逻辑，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解释。

　　而我方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更应当侧重当代价值，其背后代表的是历史实用主义，更强调关注历史研究的实际效用，强调通过历史研究结合现实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历史应该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到底吃了多少肉不重要，沙丘之盟是谁先开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因此，今天的标准很简单，即更应该侧重何种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才更有利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我方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具有当代价值，这不仅是文明存续的时代要求，更是人类进步的必然选择。理由如下：

　　首先，历史研究的终极使命是服务现实，我们需要更多地侧重当代价值。司马光耗时19年编纂《资治通鉴》，在宋神宗朝，北宋独治，处于治乱存亡之际，宋神宗未尝不反复观览。北宋继承后周政权，却淡化篡位色彩，同时面临辽国正统性挑战。司马光打破尊刘抑曹传统，直言“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以功业而非血统论正统”。此举既呼应北宋占据中原的现实，又弱化了曹魏不正的隐忧。

　　当时北宋儒学复兴，强调伦理秩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刻意违礼的田氏代齐事件，聚焦其弑君篡国、任用酷吏等行为，并引用《春秋》使“弑君”“篡国”成为史家批判的对象。此举强化、巩固了儒家纲常伦理，巩固了北宋统治。

　　我们对比新旧《唐书》就会发现，《旧唐书》对武则天政绩的记载达73%，《新唐书》则扩大道德批判篇幅。数据表明，《新唐书》在北宋变法期间被引用多达247次，直接影响新政的设计，让当时的北宋变得更好。

　　正如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言：“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这种以当代价值为导向的历史编纂，恰是《资治通鉴》超越单纯史书的地位，成为帝王教科书的根本原因。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得透彻：“历史的意义永远在于对于当代的启示。”

　　其次，侧重当代价值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代问题。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理论，其侧重点在于，除了历史背景是前提这一点，对方甚至也认可这一点。还有“以史为鉴”，必须重视向前的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各大宗教的思想文化精髓进行整理，而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创造阿米巴模式时，正是将东方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学融合，一些银行集团在石油危机中逆势增长20%。历史中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借鉴。

　　正方四辩：有些问题想问您。评价和实践是两个先后过程，今天的辩题讲的是评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比较哪种评价方式更能够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的作为，对吗？

　　我方今天的标准是，何种标准更能让历史对现实产生意义，指引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您方认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只是为了让他们来服务当下，他们自己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究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当时这个人个性化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人物不应该被变成博物馆里像陈旧的化石一样永远放在这儿，他应该产生多元的理解，我方后期会给您论证。

　　下一个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力与社会资源发生变化，道德观念是在不断流动的，您方不否认吧？

　　反方一辩：不否认。

　　正方四辩：好，那我们分两类展开论述。

　　第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例，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观念无疑是与当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相冲的，难道您方要基于当代的道德观念去苛责孔子吗？评价不等于苛责。我们发现他与当代的理念是相冲的，但评价他是错的，不等于苛责他。恰恰是因为我们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上看，才可以去理解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下，孔子的主张其实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的。在一些我们当代看来有局限性的事情上，只有站在当时的背景，才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结构下的阻力有多大，从而谅解这些人做出的抉择。

　　第二种，也是我方一辩提到的哥白尼日心说。哥白尼提出“太阳让地球旋转”的正确结论，您方在现代价值下如何评价它？

　　反方一辩：是对的。

　　正方四辩：您方现在给他抽象的价值，只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可是我们只有着眼到当时宗教垄断科学的历史背景，才发现哥白尼的价值并不止如此，他掀起的还是近代科学向宗教玄学垄断统治宣战的新时代。

　　首先，如果我们以现代的价值观去评价历史，有时很难理解历史人物的决策和动机。

　　我想问你们方，如果我的行为在当时被广泛接受，但在今天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是否还要给予其正面评价？

　　我们当然要给予正面评价。正是因为要给予正面评价，我们才要考虑当时的背景。您方有当时错误、现在正确的情况，我方也有当时正确、现在错误的情况，这两者可以对冲。

　　第二点，用现代民主平等价值观，我们很难理解商鞅和李斯推行法家思想中用严峻刑法去控制百姓的行为。

　　但我认为不一定，在现代价值观背景下，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事情。给您方举个例子，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他在《独立宣言》里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这显然不包括黑奴。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都认为他是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从现在看来，他蓄奴的问题需不需要被批判呢？但如果深入考察18世纪的北美经济结构，就会发现蓄奴制是整个南方经济体系的基石。所以历史学家才会客观地说他的行为有利有弊，而不是全盘否定，这反而证明了我方的观点。如果从您方当代视角来看，他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在我方看来，我们才能客观、辩证地进行有利有弊的评价，这就是我方考虑历史背景比您方更合理的地方。

　　反而在我方看来，他的《独立宣言》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民主，但同时他的蓄奴制是有弊端的。这些有利有弊的情况，在我方视角下更能体现出来。

　　再举个例子，伍德罗·威尔逊推动了国际联盟，同时也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政策在当时看来是正常且被广泛接受的，我们是否要像您方所说的那样，同样赞同这两件事情呢？

　　首先回应您刚刚的问题，从当代视角看，某些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但如果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它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客观地看待。

　　比如第二个问题，种族隔离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当代视角下是错误的。其弊端在哪里呢？在您方看来，因为我们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才说当时的历史事件是有利有弊的。接下来请您方后续解释，为什么当时看来蓄奴制弊端很大，为什么在当时可以进行有利有弊的权衡，而现在却不行。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刚才我说的威尔逊的例子，到2020年，普林斯顿大学决定将以他名字命名的学院改名，以反对学校的种族主义倾向。

　　对方辩友首先忽略了一点，对方今天一直在跟我说，从当代视角看历史事件有利有弊。但对方辩友没有思考这是为什么。

　　就像对方所举的例子，华盛顿蓄奴的行为，从常规道德来看会受到诟病。但是我们要深入考察18世纪庄园经济结构，才会发现蓄奴是整个南方经济体系的基石。所以在当时，蓄奴对经济有激励及推进作用，我们才会说它有利有弊。我们侧重于考察当时背景，是为了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

　　第二点，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吸取历史经验，是想看看那些人在自己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做了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为什么说考虑当时背景比当代背景更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所得到的现代结论是不确切的，甚至是违背历史的。

　　就比如说我方所举孙中山的例子，孙中山当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不看历史背景，会认为这样的口号破坏民族和谐，存在问题。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反对满清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的民族主义口号，符合当时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背景，体现出革新精神。所以，以史为鉴，只有先考虑当时时代背景，才能得出更深刻、更生动、更客观的当代价值。考虑历史背景是得出当代价值的前提条件，并且是必要考量。

　　第三点，我方认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岳飞之所以具有传奇色彩，是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一生为国拼搏，最后含冤被杀，是一位波澜壮阔的悲情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抗击外敌，戚继光的英雄色彩更在于他的九战九捷以及戚家军的建立。

　　如果用当代背景去评价这两个人，一般会说他们都是抗击外敌、为国奋战、爱国，这样的评价会将他们标签化，显得枯燥单一。为什么说当时的背景更重要呢？因为它能赋予历史人物个性化的人格魅力。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当代视角评价历史人物，并非是有趣的历史评判游戏，而是要从过去吸取经验，指导当今社会的发展。

　　如果我们仅仅还原历史人物的处境，而不考量他们的思想行为对今天的影响，那么历史就会变成与现实脱节的故事，而无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比如说，华盛顿之所以被世界铭记，不仅是因为他领导美国独立，更因为他确立的民主宪政体系至今仍然影响着全球政治格局。相反，一个历史上曾经被推崇的人物，比如侵略扩张的殖民者，今天受到更多的批判，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与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相悖。如果评价历史人物不考虑当代价值，历史就会失去现实意义，社会也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借鉴。

　　第二，历史评价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被过去束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道德、法律、价值观的不断进步，对人物的评价也必须随时调整。如果固守过去的标准，不与时俱进，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客观公正。

　　比如说，之前很多国家将殖民扩张视为荣耀，今天我们意识到它给原住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因此殖民者的历史地位不断下降。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全盘否认他们曾经对于新大陆的发现等方面的贡献。在对方看来，殖民扩张有利有弊，利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但从现在的视角看，它存在诸多弊端。所以，我方认为在当今视角下来看这些事情更客观。对方所说的有利有弊，这种价值观并非是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方式，反而我方的观点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去评估历史人物的影响。

　　很多历史人物在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没有造成恶劣后果。我们有更成熟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完全可以依据这些来重新审视历史。

　　好，时间还剩一分半，我继续。

　　请教一下对方辩友，您觉得现在中国应该有皇帝吗？想请教一下您方的意见。

　　不应该。那如果我今天跟您说，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世袭，让臣民向他下跪磕头，他儿子当皇帝，孙子也当皇帝，万世一系，那您是不是一定会觉得我这种观点不符合当代价值呢？

　　是的。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已经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成功，从而使人人平等的概念深入人心。

　　那么再来请问对方二辩，在1900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德国都采用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客观条件和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很不一样，您方承认这一点吗？

　　对。那如果因为梁启超在推进政治改革时，采用了英国和德国的真君主立宪思想，选择保留皇帝，还是万世一系，我们说他是封建势力的走狗，您方认为这个评价公正吗？客观吗？

　　我觉得不完全公正客观。对方辩友也知道这不是公正的评价。那么，如果我们说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因为不符合现代中国民族团结价值，因此他是破坏民族的罪犯，您方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觉得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历史评价。对方辩友也认为这样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时代的发展带来生产力的改变，从而影响我们道德观念的转变，因此以当代价值评判古人是不公平的。

　　那再来请问对方辩友，如果让您用当代价值评判岳飞，您方会给岳飞赋予怎样的价值？想听听您方的观点。

　　还需要结合他具体做了什么事来说。就是请您用当代价值评价岳飞，您觉得他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那请对方给我评价一下文天祥。

　　文天祥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再请对方辩友评价一下于谦。

　　坚定。其实对方辩友把他们抽象成符号之后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抵抗外敌，都很坚定，都很不服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符号层面来看，他们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意义，被转化成了一个统一的符号来标记，实际上他们的形象被扁平化了。

　　好，那再来请问对方一辩，北魏孝文帝提出汉化政策，要求他们全部穿汉服、说汉语，您方认为这是什么价值呢？

　　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他推行改革的动作。

　　那为什么在鲜卑保守派里面，他这个行为的价值被认为是数典忘祖，绝对不可接受呢？

　　我不知道。

　　没关系，那我方替您回答，这是因为鲜卑保守派的历史背景和您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一样。因为您不是鲜卑人，也没有体会到当时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因此，如果我们脱离具体历史坐标，站在当下的具体背景来讨论，那对方进行的价值判断是有偏差的。

　　我的观点是，评价历史应该更注重当时的背景。

　　首先回应你的立场。你说很多历史人物有历史极限或局限，我方想说您方的立场更局限。因为历史人物是立体的，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请回答我的问题，从当时的视角来看，性奴现象有什么问题？在您看来，现在觉得性奴有问题，但在当时，比如匈奴存在类似情况，黑奴生活凄惨，可当时没人觉得有问题。解放黑奴是当代的价值观念。当正方以有利有弊或者历史局限性来评价历史时，通常是以当代价值视角去看待历史，这是第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再问二辩，您的立场下，比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有人认为这是错的。但这个事件不一定有绝对的对错，为什么一定要判定它是对或者错呢？在这个问题上您不敢去评价对错，因为如果不结合当时的情况去评价，历史本身就失去了借鉴意义和价值，这是正方立场带来的对现实无意义的第二个问题。

　　四辩，您的立场下，这道题不应该是正方看历史背景，反方看历史方法，对吧？我方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确定一下，我方立场是通过分析历史，以达到当下更好的效果，而您方不愿意做任何分析。我方认为历史本身是有价值的，不能说只为了当代价值而删减甚至牺牲一部分当时的历史背景。请问您方是否同意这一分析？我方认为我们的分歧在于，您方需要论证更注重当代价值的合理性，若大家都为当代价值服务，那我方就围绕这个分歧继续讨论。

　　比如评价孙中山，在当代我们要评价他是好人，不能不考察“驱除鞑虏”这部分，而只看他改革进步的部分。只有结合当时的背景，才能发现他这个行为的伟大之处。四辩，您说在当代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可“驱除鞑虏”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现在只从破坏民族团结的角度去看，让蒙古族朋友、满族朋友听了会很难受。

　　接下来请反方作答，感谢。时间不够了，如果要换环节，您先结束录屏，然后换一个会议。我先整理一下思路。刚刚的问题有些抽象，就像问能不能从某个特定角度去看，这不是简单贴标签就能解决的。

　　对方辩友刚才告诉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只看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那一部分，而不看他提出“驱逐鞑虏”这一部分，认为这样能更好服务于某种目的。

　　那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您方只看对您有利的价值，忽视这个历史人物不利的价值，您方真的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吗？还是说您方其实今天是在评价一个您虚构的人物？不提出“驱逐鞑虏”这个口号的孙中山，他真的还是孙中山吗？那您方其实没有办法说我们是在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更像是在评价一个伪史人物。

　　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把历史人物的行为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来看，其实是无法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精神内核的。如果用现代价值评价岳飞、文天祥、于谦、戚继光，对方辩友给他们一个抽象的价值，说他们很勇敢、很坚韧、很抵御外敌。可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符号化、抽象化，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具体为什么要抵抗外敌。

　　只有我们跟着历史书走进岳家庄，细数岳飞一路成长经历，直到他母亲亲手为他刺上“精忠报国”，才能意识到岳飞对于国破人亡、金人铁骑践踏大宋河山的愤怒，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写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时的心境。

　　同样的，我们只有深刻了解土木堡之变的历史背景，知道当时的皇帝明英宗已经被俘虏，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于谦当时稳定大局是多么不容易，他的战略定力以及他对于明朝的忠心是多么难能可贵。

　　同理，我们也只有知道南宋最后一代皇帝宋恭宗死后，南宋的覆灭已成定局，而且忽必烈亲自劝降文天祥，告诉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投降元朝，依旧让他当宰相治理天下。只有了解这样的背景，文天祥宁死不降才显得格外珍贵，我们才能体会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荡气回肠。

　　这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并不是因为简单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故事，这些不同之处构造出鲜活的、跳动的人物形象。因此，我方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更应侧重当时背景。

　　有背景不等于当时背景，所以反方反驳正方立场时，正方立场主要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你们提到历史要有细节，可是有细节不意味着能明确这个细节从何而来。有背景的情况下，要看这个产品在现存史料里的记载情况。然而，反方愿意为当代的价值而去服务于这个时代的细节。就像在当代，我们何时可以把背后“精忠报国”的印记留存下来，若不需要了，就将这一段历史抹去，改成别的内容。但这并非反方以历史人物先后为理由的依据，这是第一个关于人物不保护的方面。

　　第二部分，正方强调历史时，提到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关于某个地方，第二个要点是正方在强调第二个要点前，要看到传统的源头。可是，各位，考古发现，建筑与部分习俗记载和传世文本的差异达到 17%，连《资治通鉴》在用以解释当时的历史时，你们又要如何保证你们复原的历史的高度呢？我认为做不到。原因在于，历史是我们当代人对历史本质的理解，是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流的过程，而这种交流中的损耗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第二件事，对方必须要接受这一点。

　　第三件事，双方的区别是什么？这是方法论的区别。正方有一个理想的方法论，即把任何历史细节抛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告知人们它有历史的前瞻性，就认为人们会认同并理解。但当那些年轻人看到武则天，或者看到一些历史人物时，他们会像正方一样思考吗？不会的。我们可以说服一些历史学家，但怎么去说服那些在当下有了自己固化历史认知的人们呢？这是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将这份历史细节隐去，或者赋予其当代价值，这是更好的方法论。谢谢。

　　请问对方辩友，您方是认为为了服务当代价值，我方可以弱化甚至隐去，乃至修改一部分历史，对不对？

　　当然了，所有史官都这么干的。若对方辩友认为史官专业，这么干就是对的，对不对？

　　按照您方的逻辑，为服务于当代婚姻一夫一妻不出轨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要修改从古到今所有皇帝都有后宫的历史，告诉大家从古到今所有皇帝都是一夫一妻的？您的意思是要放到现在来看，皇帝不光有后宫，生活还很丰富。但至少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以前是三妻四妾，对不对？把这一情况呈现出来，目的是批判还是其他呢？

　　按对方辩友的逻辑，如果今天告诉大家李世民不是三妻四妾，而是一夫一妻的，那我们评价的还是李世民这个人吗？还是您方所构造出来的另一个人呢？

　　当下把皇帝三妻四妾的情况放在当代，是为了让我们推崇他的博爱，还是批判他呢？皇帝三妻四妾是客观事实，我们不一定要赋予其价值，只需告知其存在，其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并非一定要服务于现在某种博爱的价值观。

　　我们评价皇帝时，一方面要认识到他三妻四妾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要意识到他雄才大略的优越性，对不对？所以您方也是要批判三心二意的，对不对？如果您方都不知道他三妻四妾，又如何批判呢？所以反方是不懂历史的文盲吗？

　　按您方的逻辑，到底要不要让大家知道皇帝三妻四妾呢？

　　到这个部分为止，对于同样一段历史，在正方立场下，以当时背景来看，评价三妻四妾合理没问题；在反方立场下，以当前价值来看，存在问题，需要反思。这是第一个部分，您认为是没问题，还是该反思更好呢？

　　您刚才说该反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要承认皇帝三妻四妾的事实，因为不知道就无法反思，对吗？但您方这边口径变了，因为您刚才跟我讲应该让皇帝一夫一妻。

　　没问题，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去给文天祥和岳飞做区别性的价值评判，您方认为会有什么不同？一想到战场，我方的方法论又出现矛盾。您方立场是历史不能被改变，同时要服务于当代，如果要在当代实行，是用来批判，这两个路径并不冲突。

　　您要回应我的问题是，对于三妻四妾这个行为，我们的评价是基于当代价值有问题，该反思、该批判，还是基于历史背景没问题。要知道，如果没有历史背景，价值评判就是空洞的，对不对？因为要先知道他三妻四妾，才能一方面理解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意识到那个时代存在局限性，我们既批判又理解，对不对？

　　对方辩友不要回避我的问题，请您方举出一个岳飞和文天祥在价值观上有细节差异的例子。

　　我其实不太懂历史，但您要回应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您方一辩确认了反方不是没有历史背景，我方反驳时，您方也承认反方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现在反方却成了文盲。是您刚才告诉我不应该告诉后人皇帝三妻四妾，您还是不要逃避问题，请您方举出一个例子，随便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还是于谦，任意两个人，给出他们在价值上的思维差别可以吗？

　　我们讲的是价值上的差别，您方觉得抗击倭寇跟抗击金兵在价值观上有差别吗？都是忠君爱国，那除了忠君爱国以外，他们的价值观区别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通过价值观找到他们的差别，但他们确实存在差别，所以我们要看背景，对不对？如果价值观没差别，我们不就没有历史了吗？

　　所以请您回答，在反方立场下，结合当时背景评价人物是不好的，而您方立场下评价是好的，到底哪种评价更好，请给我一个明确态度。

　　我方没有说评价三妻四妾是好的，我方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理解因为当时时代的局限，三妻四妾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时代的局限性，指出那个年代的落后性，这并不冲突，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通过价值判断出岳飞、文天祥等四人的差异，那您方要怎么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来以史为鉴呢？如果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和不同的评价，那似乎都没有关系。

　　按您方立场，皇帝没错，都是封建时代害了他，我们要意识到那个时代的人有局限性。那对方辩友，如果不让犯错的人接受批判，那是不是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不能被批判呢？每个人都可以被批判，我们要理解正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所以他才会朝三暮四，这并不冲突。

　　我这么问，除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您方立场里，过往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您方认可吧？那您方用这种含糊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合适吗？难道对方辩友能指出有一个绝对的好人或者绝对的坏人吗？

　　在反方立场下，无论当时历史背景如何，杰斐逊参与蓄奴的恶劣行为，在您方立场里，他是个好人，只是被环境影响了，对吗？我方认为杰斐逊确实是一个好人。如果今天有个人蓄奴，我们判他五十大板，而杰斐逊蓄奴，因为时代条件不一样，我们不能判他五十大板，您方能认可吧？不判他五十大板，也是看到他推动了民族历程的改造，看到了当时的价值和历史背景，因为当时大家都蓄奴，而且他所接受的教育和道德观念都是支持蓄奴的，所以您方不能以一个接受现代道德教育的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当时的杰斐逊。

　　按照您方逻辑，纳粹当时的教育也是反对犹太人的，所以不能批判他们吗？如果有一个人从出生就被纳粹洗脑，被告知犹太人有罪，即使他做出对犹太人不利的事，我们是不是至少能稍微理解他，因为这不是他本身的错，是被那个时代所局限了。但当您说稍微理解的时候，您方的立场已经不坚定了。

　　我问您，按照您方逻辑，为什么二战德国战败后，法官要判定那些制定看到犹太人就要枪杀法律的德国人有罪并判刑呢？因为他们不是被这个环境影响，而是这个环境的创造者。所以在这个部分，恰恰有很多东西不能通过历史背景来开脱，这是人性本能的恶。而您方立场下，为黑奴贸易、三妻四妾开脱，这不是在为人性的恶开脱是什么？

　　对方辩友，我们侧重当时背景，是为了更好地知道他们如何迫害犹太人，而不是为他们开脱。这是有区别的。

　　我概括一下这两个事情，我们要看到历史背景，但不能基于历史背景来完成对事物的评价。也就是说，开始评价时要知道这段历史的全貌，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毫无依据。

　　感谢对方辩友。对方辩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批判，可是又说要看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称他们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做的选择是被迫的、身不由己的。

　　对方刚刚举了例子，比如提到犹太的某些情况。今天对方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这一点我们确实认同。然而，当我们以当时的背景为价值标准时，很多时候会为历史人物的其他行为进行开脱。就像提到皇帝，在古代特定的制度下，没有皇帝会违反纲常制度，他们那样做似乎是顺从大流，好像没有问题。

　　对方观点与我方根本上的区别在于，对方今天侧重于当时的背景，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为历史人物的选择进行开脱。对方会说这是时代所迫，即便他们内心明白某些事不该做，但还是做了，都归咎于时代背景。

　　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种族隔离政策。在今天的价值观下，我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只强调其在当代价值观下好的部分，而忽略坏的部分；也不能只谈坏的部分，完全跳开现代价值观去看待。我们侧重于使用现代价值来评价历史，是因为这能更好地服务于现实。我们会发现，在推行这些政策时本身就是错误的，它迫害了人。而对方却让我们看时代背景，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是不得不为之。所以可以发现，对方的这种评价体系无非是在为历史人物进行开脱，因为无论怎样，他们都会说身不由己、不得不做。

　　在全球化的文明冲突中，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被重新阐述为跨文化对话；面对生态危机，我们重拾老子“道法自然”的环保思想，其意义远超汉代时的想象；在医改困局里，我们提及孙思邈的大义精神。现实与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去的纪念碑。对于郑和下西洋，究竟是宣扬国威还是和平使者，取决于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海洋文明叙事，而不是像对方所说，只看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认为他们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

　　如果像对方这样执着于还原历史背景，就如同在流动的河面当中寻找固定的道理。我们应该聚焦现实的价值，以历史为某种点燃未来之路。当我们拆解还原论的认知迷障，直面现实产生的实际问题，就会发现评价历史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复刻过去的标准，而在于融入未来，让商鞅变法的精神、改革的光芒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注入新的意义。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首先，我们在前场已经确认共识，即我们今天的辩题讨论的是哪种评价方式更重要，而不是根据其中一种评价方式。所以，我们并非否定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并且，您方在前场列举了《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于历史主观性的评价，然后说因为历史资源的浪费不可避免，所以就要轻视它的重要性。我方认为这种观点很奇怪。

　　其次，一方面，我方强调在比较历史人物行为的局限时，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去理解，而不应苛责。我方当然也不认为弑民等手段是正确的，或者要为他们洗白。但是，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资源都与如今不同的条件下，您方不应该完全苛责其错误性。历史中有好的也有坏的部分，可您方一直在给我举一些批判历史人物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今物质资料和社会发展都在不断进步的当下，当我们回头去看历史人物做出的那些抉择时，都会认为是错误的、有局限的。所以，您方其实是忽略了基于历史当时时代对于历史人物评判这一部分利好。当我们批判历史的黑暗之时，实际上是在享受前人试错积累下来的红利。

　　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为野蛮辩护，而是要警惕绝对道德主义可能带来的心理压迫，这是波德莱尔所提醒的。若今人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古人，终将陷入时间殖民主义的泥沼。所以，从当代的道德来看，如果有人想当皇帝，一定会被嘲笑，可是赵匡胤想当皇帝，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难道我们要去苛责他吗？如果从当代道德来看，如果有人想娶三千个老婆，那无疑是渣男，可是唐太宗后宫佳丽三千，难道我们要去苛责他吗？所以我们发现，每个历史现象必然是与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我们现在看来无法理解的事情，可能恰恰是当时社会体制与道德观念造成的。我们当然承认他们不一定对，但我们没有必要苛责。所以，更侧重当时的时代背景，才是我们作为社会发展受益者的后辈对于前辈应有的公正评价方式。

　　我们今天双方达成的共识是，研究历史人物的一层重要价值是以史为鉴。我方认为，侧重当时时代背景反而更能够达到这一层利好。这种评判方式能够挖掘出历史人物更加丰富多元的价值，只有理解不同时代下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是好的，才能够让历史人物在当代重返新生。因此，您方侧重于当代视角去评判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在用一套当时并不存在的价值排序去衡量人物选择，以当代道德观念去评判，我们不能以此理解到这些人的具体动机是什么。这不仅是以傲慢的态度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苛责，也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的不尊重。

　　最后，我方想说的是，这些曾经鲜活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人物，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仔细考量当时的时代背景，给予他们一个客观中肯的评价吗？我们不认为挺身而出与神学相抗衡的哥白尼在当代只能被抽象为您方所谓的一位科学家这个标签，也不认为您方将各位历史人物异化成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某种价值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您方这样做会让一个个多维度的生命最终被腐蚀成扁平的政治符号，让英雄一步步沦为当代价值的祭品。这并不是我方认为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