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定义先行。“幸福者退让论”是指当我们与有可能不计后果、情绪极端化的人产生矛盾时，选择通过暂时退让不让其情绪激化的一种处置准则。

　　幸福不是活得比别人更好，也不是通过比较获得的，而是人对自己的一种主观认知。而“幸福者退让论”的最终目的是不对双方造成二次伤害。依据密尔的功利主义原则，善的标准是最大化的整体幸福。今天我们判断“幸福者退让原则”是否为善的智慧的标准，是看幸福者退让能否在保证个体自身权利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化的整体幸福。

　　如今，似乎人人都很不满，火气都很大，谦谦公俭让不见痕迹，争凶斗狠却蔚然成风。乘客跟司机吵架导致车毁人亡、亲人相残、同事投毒、校园砍杀。打开手机，每一时刻的新闻都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我们似乎越来越容易被情绪控制，网络暴力频发，刑事案件增多，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容易发生矛盾。而往往这些极端后果的起因只是一份打翻的外卖、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小小的争论。

　　根据调查显示，53%的受访骑手会因为工作繁忙、顾客差评导致罚款而感到压力，65%的骑手会因为雨雪等恶劣天气感到不适。而一些自我损耗理论显示，情绪压力会耗尽认知资源，降低自控力。在极端情绪下处理矛盾所带来的后果不是双方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双方所能承受的。这样做不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成全他人，而是规避情绪激化，保障自身安全，同时也保证矛盾的另一方不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武汉一外卖员因为顾客差评持刀上门威胁，放言“我以后每天都来，我知道你家门牌号”。试问这个时候不退让，难道要开门正面跟他硬刚吗？此时选择退让，是因为感受到了他的无助，他已经不顾一切了，我不能再给他压上这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幸福者的善意所在，同时这也保证了我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怎么不算是一种善的智慧呢？

　　可矛盾频发的根源真的在于我退不退让吗？外卖骑手为什么要拿刀上门？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恶人吗？快递员为什么要暴力运输，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坏吗？外卖骑手一个差评可能会导致一个月少赚1300元，快递员在双十一、双十二期间派单压力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定要恶性矛盾爆发之后才能意识到吗？显然不是。要求个人在矛盾中挺身而出，直面矛盾，本质上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压力转嫁给个人。使矛盾产生的种种原因，究其根本，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结构性的矛盾所导致的。

　　“幸福者退让原则”是让矛盾回归正常的解决方法，避免人们被情绪控制。张女士在双11期间发现小区中圆通快递员暴力摔打快递，没有选择上去指责，而是记录下来后续向快递公司进行反映。事后快递公司介入追责并进行制度改善。这种退让不是懦弱，而是拒绝成为结构恶行的牺牲品，是保障个人安全的智慧，更是对社会善念更深刻的守护。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社会也不应当靠每个人的牺牲解决社会矛盾。“幸福者退让论”的出现，给了每个人在矛盾中保护自己、保护对方的机会。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善的智慧。

　　反方二辩：可以听清吗？ 　　正方一辩：可以的。

　　反方二辩：你们认为矛盾发生之后还需不需要解决？ 　　正方一辩：我方觉得需要解决，只是通过幸福者退让，避免情绪激化，造成不想看到的后果。

　　反方二辩：我点了一个外卖，把外卖定位地址改到外卖柜，到外卖柜取外卖时发现外卖已经散了，此时我退让的空间在哪里？ 　　正方一辩：此时你在外卖柜，没有跟外卖员发生直接正面冲突，我方支持你去向外卖平台反馈问题、解决问题，这不属于应用幸福者退让论的范围。

　　反方二辩：如果我已经遭受到了外卖员的人身安全危机，不进行退让的空间又在哪里呢？这也符合你们的幸福退让原则吗？比如武汉有个例子，外卖员上门拿刀准备威胁，说不取消差评就砍死人。 　　正方一辩：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人身受到威胁，给对方进行退让。但具体退让多少，是否选择报警解决问题，要根据个人需求、性格特点或处境来看。如果觉得外卖员看起来没那么大威胁，没到下一秒就要砍到身上的程度，也可以选择报警。我方所说的幸福者退让，并非阻止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反方二辩：也就是说，即使看到外卖员进行了一系列武力威胁，你们还是主张可以积极正面解决问题，是吗？ 　　正方一辩：我方觉得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退让，应该视情况而定。

　　反方二辩：在这个过程中，善体现在哪里呢？ 　　正方一辩：首先进行自保，这是一种智慧。其次，选择以退让的方式自保，是因为感觉到对方比自己更难受，对方做出拿刀砍人的孤注一掷行为，我方出于不想让对方做出令其后悔的决定，所以选择退让，这就是善的体现。

　　反方二辩：你选择不让对方做出后悔的决定，然后还要积极主张报警，是吗？也就是说你们并非站在一个完全原谅、谅解对方的角度来践行这个幸福避让原则，是吗？ 　　正方一辩：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报警跟退让或者谅解之间有什么矛盾点。

　　反方二辩：没有矛盾点。因为你们之前提出现在社会很多人压力非常大，如果认为对方的行为值得原谅和谅解，就不会让对方进行一系列后果补偿。另外，如果出现对方的恶意行为，如何从情绪角度进行解决？ 　　正方一辩：我方进行退让之后，对方感受到这种退让，就不会再做出更过激的行为，这点我方后续可以继续论证。根据我方调查到的理论显示，恶行并不会因避让而结束，谢谢。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定义先行。所谓幸福者的退让论，即在矛盾冲突发生时，人主观上将自己判定为幸福者，而选择忍让对方侵害自身利益，以避免自己的幸福生活甚至生命受到伤害。对恶的纵容则是指对导致冲突的恶没有进行制止。而我方认为，在面对冲突矛盾时，践行幸福者退让的行为是对恶者纵容、妥协，而非是善人的智慧。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幸福者退让论放纵了恶行的升级。以幸福者退让论作为面对问题的方法论，则受害者便会选择忍气吞声、毫不作为。这不仅仅是对自身正当权益的让渡，也会积少成多，从而导致幸福的权益一步步被侵蚀。一般攻击模型展示出，在这种情形下，施恶方逐渐形成错误认知，认为自己的恶行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后果，施恶方小小的平庸之恶就会被进一步催化为更大的恶行。也许起先只是5块、10块的索要，渐渐便会发展为违法乱纪的敲诈勒索；起先只是骑手无心之失导致的警告，最后便会演变为对一切剩余价值的榨取。班杜拉的社会推脱理论中揭示了人因恶行获利后会进行道德推脱，为自己的恶行寻找辩护，进而扩大自身恶行。社会学习理论也指出，当暴力行为没有受到负面反馈时，施暴者可能会通过观察和学习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从而进一步升级，同时也会因为作恶成本低而产生更多的受害者。施恶方将挑衅、伤害等行为视作理所应当，而让幸福者总去遵循幸福者退让论，让渡自身权利，从而导致幸福者变得慢慢不幸，真正幸福的人越来越少，而施恶者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地进行作恶。

　　例如，我们在平时点外卖时，会碰到外卖骑手送餐出现差错的情况，如果我们处于幸福者的状态而选择了毫不作为、不进行任何举报等反抗措施，那么随着社会学习理论的作用，吃到一份汤被打翻的外卖的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对于日本电车色狼事件，被侵害的女性忍气吞声，她们的生活也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反而助长了流氓的嚣张气焰。受害者普遍面临着恶行被催化的风险，反而是得不偿失且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第二，幸福者退让阻碍了问题的暴露，从而影响了问题的解决。在社会资源有限的现状下，往往需要一定的矛盾冲突使问题变得更加紧急，将问题带到有关部门和决策者的面前。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鼠头鸭脖”事件中，正是受害方不退让，通过网络手段扩大舆情，使得冲突持续发酵，进而引起了江西省成立联合调查组整顿食品安全。矛盾和冲突是发现问题的重要形式，如果按照息事宁人的态度，矛盾冲突被一笔带过，问题就此被遮盖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掩盖在表面的祥和之下，不会得到发现，更谈不上解决。而幸福者退让论阻止了问题的暴露，使客观存在的恶无法得到关注与制止，这正是对恶的纵容。

　　因此，我方认为，在面对矛盾冲突时，我们应该选择实事求是的分析自己的处境后做出反抗，就像碰到外卖被抢后，在平台点举报；反馈受到威胁后选择报警等，让施恶方明白作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来防止更大的恶行发生，也让反抗成为制止的反馈，将问题得到暴露及解决之后，才能得到关注与解决。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对恶的纵容。谢谢！

　　正方二辩：感谢反方一辩的精彩立论。我先确定你方的态度，因为你方觉得“幸福者退让论”是对个体权益的损害，那你方觉得幸福者不应该退让，需要怎么做呢？

　　我方认为应该根据自己面对的矛盾和冲突，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处境，然后来做出反抗。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考虑处境的时候，因为我背后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我选择退让，可不可以？这是一种情况，但并不是完全都要遵循这个。所以至少你不否定这种情况，这就是“幸福者退让论”，没问题吧。

　　我认为您方觉得“幸福者退让论”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形，所以您方认为有讨论的必要。那你认为“幸福者退让论”究竟是什么？

　　反方一辩：我在一辩稿中已经说过了，“幸福者退让论”就是在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其定义的来源是忍让。定义的来源就是罗翔老师之前说的那一段，然后我们对那段话进行了一些翻译。我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家里有人等你平安归来，所以在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幸福者退让论”呢？我方认为是在面对可能导致你无法平安归来的矛盾和冲突时，才适用，而不是你方所谓宽泛的矛盾和冲突。

　　正方二辩：接下来往下看，既然我们这边“幸福者退让论”的适用范围已经确定了，那我的退让等不等于一定不报警，就是对这件事情不做任何处理，认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了？

　　如果今天报警会威胁到我的生命，我当然不推荐报警，但如果报警不会影响到生命安全，我推荐报警。我方认为，选择报警就是一种不退让的行为，并不是“幸福者退让论”。

　　我方“幸福者退让论”判定的核心标准是，这个事情我退让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我背后幸福美满的家庭，如果会影响到，那我方就推荐你不退让，这跟报不报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方后续会举例阐释。

　　首先，我认为幸福者面临冲突时，矛盾点并不永远基于生命安全的威胁，这一点请对方辩友予以明晰。

　　其次，“幸福者退让论”实则为恶行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温床。将其奉为解决问题的圭臬，受害者往往无奈选择忍气吞声、消极不作为。这不仅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动放弃，更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随着时间推移，幸福者的权益将逐步被侵蚀。

　　从一般因果模型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施恶者会因为恶行未得到实质性的惩罚，逐渐形成错误认知，进而将最初的小恶不断放大。例如，从起初索要小额钱财逐渐演变为违法乱纪的敲诈勒索，从起初偶尔的无心之失，最终发展成对他人剩余价值的肆意压榨。

　　潘多拉道德推脱理论显示，人一旦从恶行中获利，便会进行道德推脱，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从而促使恶行变本加厉。社会学习理论也指出，当暴力行为未得到负面反馈时，施暴者会通过观察学习，将此类行为视为被认可的方式，进而一步步升级恶行。同时，由于施恶成本极低，更多人会沦为受害者。施恶者将会将挑衅、伤害等行为视为理所当然，而幸福者长期遵循退让论，不断让渡权益，最终幸福不再，而施恶者愈发肆无忌惮，作恶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就像日常点外卖，若消费者秉持“幸福者退让论”，对外卖骑手打翻餐品的情况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餐品被打翻的现象必然频繁发生。日本电车色狼事件亦是如此，被侵害女性忍气吞声并未改善她们的生活，反而助长了色狼的嚣张气焰。可见，受害者普遍面临恶行催化的风险，“幸福者退让论”不仅得不偿失，更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我总结一下对方辩友列举的社会问题。一类是当冲突发生时，我们进行了退让，且未威胁到生命安全；另一类是冲突威胁到了生命安全。但此时我方认为，当威胁到生命安全时的退让，并非源于“我是幸福者”，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属于自保，既不属于善，也不能称之为一种智慧的方式。

　　在没有威胁到生命安全时，我们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作为幸福者的退让，必然存在冲突和挑衅，既然有冲突和挑衅，他人的恶意就自然存在。而贵方的退让只是让这个恶因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并未解决其中的问题。那么，人人心中的恶意若得不到遏制，即使不在你身上发生恶果，也会在其他不能及时退让的“不幸福人”身上发生。这种恶意的放大，是我方认为“幸福者退让论”会影响社会全面发展的依据。所以，我方认为“幸福者退让论”是对恶的纵容。

　　感谢反方二辩的精彩陈词。

　　当一个人家庭幸福美满，在外面遇到他人纠缠时该如何退让？因为家里有等待自己平安归来的家人。当我们拥有幸福的生活，在遇到对方给自己带来困扰，让自己感到不适时，我们要懂得退让。这其实就是当某件事情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或者你觉得做了某件事可能会产生影响，但又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时，就不要去做。当然，我们提出这个观点时，也给对方留了一定的思考空间，不过这需要对方自己去挖掘。

　　从实际例子来看，以青岛公交女司机逆行后殴打正常行驶男子这一事件为例。该男子为何不还手？显然，因为他知道老婆和孩子还在车里，如果还手，有可能会激起已经近乎疯狂的女司机的情绪，进而影响老婆和孩子的安危，影响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他选择安全离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者退让的情景。那为何后面他又去报警了呢？很简单，此时他已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报警不会影响到他幸福美满的家庭，此时已不适用“退让”的情况，自然可以报警。那么他什么时候不能报警呢？就是当女司机还在他们身边，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时，自然要适用“退让”的原则。所以，我们倡导的“幸福者退让论”，根本不影响当事人报警与否，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会影响到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今天所说的“幸福者退让”，看起来只是一种自保，实际上更是当事人一种善良的智慧。就像不要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在高密摊主杀人案中，如果两个抢摊位的摊主在发生争执时，能想到自己身后幸福美满的家庭，主动说一句“兄弟，抽根烟吧，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别闹成这样”，或许就能避免两个家庭的幸福被摧毁，将悲剧最小化。这不仅是一种自保，更是防止自己成为压死对方的最后一根稻草，避免让自己做出会后悔的事情，是让双方幸福最大化的一种善的智慧。

　　首先第一个问题，“幸福者退让论”适用范围，您方为什么认为在我的处境当中，并不意味着我会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第二个问题，在您刚提到的色狼的例子当中，请问日本很多女性忍受侵害，结果色狼变本加厉，到底是社会的问题还是女性的问题？

　　首先，您方只看欧阳老师最后一句话，说不回家是因为不反抗、是退让，是因为有人在等我回家。但他前面说的是家庭美满的人在外遇到挑衅或冲突的时候，并没有说遇到生命危险，您方对这段话的过度解读，强行添加了一个条件。

　　其次，对于您方第二个问题，您方说社会结构问题同时存在，但同时不作为会助长恶。我方说过这是班德拉的道德推脱理论、一般攻击模型和社会学理论，我方有三个学理，请问您方的学理在哪里？

　　我想问一下对方辩友，您方到底认为什么是不退让？我们说不是为了保全家庭就要不退让，究竟我方的不对之处在哪里，我方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那我来问您方，请问幸福者退让和正常退让的区别在哪？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来告诉您，幸福者退让是在发生冲突时只有一个人退，而正常退让可以包括两个人同时退，或者说不是因为我幸福所以退，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觉得无所谓了就退了。

　　那对方辩友，我问您一个问题，日本人侵略的时候，他们架着枪在你脑袋上，让你去杀一个中国人，不杀的话就要把你杀了，请问您为了安全回家，退还是不退？首先，在这个例子里，您幸福吗？这并不适用于今天的讨论范围。

　　再者，在日本社会当中，反抗死亡很危险，如果当场跟对方拼的话，可能会产生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您方是否认可情绪激化的人造成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对方辩友，我也是有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人，日本女性被骚扰的情况为什么不适用您所说的一心不舍？

　　对方辩友，请回应您方的问题。而且在电车上，不止有一个人，请问对方辩友，为什么会造成情绪激化？您方情绪激化的数据在哪？学理在哪？我刚刚没有听到。所以在您方给我的例子里，您方开始提到前置条件的时候，并没有说我是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人，这是您方强加给我方的一个论证义务。

　　再来，您方不承认情绪激化的人造成的后果不可估量，但是根据情绪ABC理论，情绪激化者可能基于错误认知采取极端行动，所以如果我在电车上当场跟对方起了争执，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怎么解决？

　　对方辩友，不要跳口径，家庭美满是你们前面人都在说的，要保全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不是我们强加给您的，是您方强加给自己的。

　　对方辩友，我们说矛盾要暴露出来才能让更多人发现，才能解决，所以您方还是不敢回应我。所以您方的方法论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推荐我当场跟对方去解决，比如在电车上当场跟这个色狼对峙，对吧？要告诉大家他是一个色狼，然后让社会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方说的方法论，您方那个学理没法证明不退让一定会导致情绪激化。

　　对方辩友全程就是在论证说，要主动去为了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把应该由社会解决的问题交由我身上，也就是我被迫为社会牺牲自我，那我的家人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要怎么自保？问题在于社会，并不在于我这个退让的人，请不要把责任交给我。

　　正方三辩：谢谢主席，我翻译一下，对方辩友想让我们论证一件事，叫做不报警是善的智慧。我现在问你，对方辩友，你的态度是不是不退让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反方四辩：我方说的是不退让更容易解决问题，不是一定。谢谢。

　　正方三辩：没问题，有这个方向就好。我按我方框架和你聊，我提问，不退让的具体方法论是什么？不是让你说一个不具体的方法论。我方是说根据审时度势，确定好情况，找出最优的方法论，而不是说有一个固定最优的方法论。抗争是什么，反抗又是什么，具体给我解释一下。

　　反方四辩：我方说的不退让是……

　　正方三辩：具体抗争你不要跟我笼统分析。就是说你要我方拿出来一个类似于“幸福者退让论”这样的具体策略，没问题，我不需要。谢谢，我继续说你方的例子。比如说刚才那个日本女性遭受的问题，真正助长这个问题的难道不是日本社会治安疏忽有漏洞吗？当时认为容忍过度，所以才造成这些色狼进一步加深问题所在，对不对？

　　反方四辩：首先，这种现象的出现包括泛滥，肯定有结构化的原因在，但也脱不开个人原因。

　　正方三辩：所以你当时的文字论证的是结构化的问题要比女性容忍的问题小，你方觉得女性容忍问题占大头。请论证。

　　反方四辩：我方并没有说女性的容忍问题占大头，只是说这会导致恶的滋长，是对恶的一种纵容。谢谢。

　　正方三辩：没问题，继续说具体的情境。如果我是个女性，此时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反方四辩：如果对方身上带刀，你要保证自身安全，那你可以选择事后报警，告诉他人你被猥亵了。

　　正方三辩：太好了，谢谢，没问题，我懂你方态度。我给你说一个事实情况，2024年11月武汉的一位女士，就跟你现在说的这位日本的女士一样，她也选择秉持着不退让的态度，也选择在事后向平台举报报警，但是被外卖员二次报复，这种风险怎么办？

　　反方四辩：是的，对方辩友，所以说您方之前说的那些报警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报警属于一种不退让的方式，您方鼓励这种报警，但为了防止情绪激化，需要选择智取，这一部分防止情绪激化的退让，我方认可。

　　正方三辩：我继续聊平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风险你方承担不了。如果今天有个劫匪绑架了我的女儿，你方是不是认为我只是给劫匪钱，拿钱赎我女儿的命，这也是在纵容罪恶，所以我应该让我女儿去撕票，对吧？

　　反方四辩：首先，对方辩友，拿钱去赎并不是一种善，更可能是一种智慧。那如果这是一种善，那我怎么做才是善？这种问题不是我方需要给您解答的，是您方要告诉我，您方怎么做，为什么这是善。

　　正方三辩：所以我方认为此时这一步退让就是善，因为我要保全我的女儿，这一份风险你方承担不了。我继续举一个例子，2022年联合国气候报告显示，全球不到1%的富豪，碳排放是31亿穷人的两倍，但这时候却要让普通人来背负全球变暖的道德责任。你方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不去富豪门口泼红油漆游行抗议，我也是在纵容恶，对不对？

　　反方四辩：对方辩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偏激？你把我方的反抗全部归到这种极端的例子来。我们可以向人大代表反馈，向上头去反馈这个问题，而你非要……

　　正方三辩：太好了，没问题，所以你方觉得我现在一个普通人，我现在给世卫组织写封投诉信就能改变困境，对不对？

　　反方四辩：起码我是在行动，而幸福者退让是不作为。我方起码是在做。

　　正方三辩：谢谢你又绕回去了，你还是想让我们论证，不作为，甚至不报警，是一种善的智慧，我不理解这种情况下我方论证空间在哪。我继续翻译你方话，你方的意思就是说在刚才那种情况下，在日本女性的情况下，在我刚才举的外卖员的那种情况下，我就应该上去和他理论，或者我当面报警，如果我事后报警，还是被发现这层风险，算我活该。接下来我小结。谢谢。

　　反方三辩：感谢主席，很简单的逻辑问题，问题是不是只有被发现了才能够被解决？

　　想要解决问题，我们就看哪种方法论可以先发现问题，对吧？来告诉我，退让了，事情这么过去了，问题如何被发现？

　　正方：退让不等于过去，我事后可以告知。

　　反方三辩：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只要退让了，微小的问题就会被暂时掩盖住，不利于问题的察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方告诉我说不选择退让会带来恶劣的后果，从而无法自保，论证在哪里？我们已经确认过的定义了，我们的退让指的是当你面对生命威胁的时候，你选择退让是没有问题的；当你的生命不受威胁的时候，退让当然不是一种合理选择。所以你方的方法论压根不是紧急避险式的退让。

　　回到我方刚才的问题，今天你方告诉我不选择退让会带来恶劣后果，从而无法自保，论证在哪里？一是无法自保，第一件事情，他威胁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叫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计较它，其实我们两边都可以保全，这就是所谓善的智慧，两边都能保全。

　　所以您方发现没有，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担心，说白了是您方妄想出来的一个虚拟语境，它不代表必然的实然结果。从实际生活中的反馈情况来看，也无非是您方的臆想导致自己吓自己。

　　我们接着聊，今天遇到外卖小哥把我的汤弄洒了，你不反馈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小了吗？我们今天从来没有说过幸福者退让就是不反馈，这是你方要论证的问题。我告诉你，幸福者退让论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我不选择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确实很小，小到你反馈一下就过去了，你要做的只是反馈问题，让决策者看到真实的民意，换句话说就是反馈问题，不是闹事。

　　我再问你，在您方观点里，如何判断矛盾双方是谁以及恶到底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青岛路虎女司机报警事件，谁侵害了别人的权益，谁就是恶的一方，被侵害者和侵害者就是矛盾双方，不一定非要危害人身安全来进行论断。

　　你方告诉我说退让可以使整体利益最大化，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是零和博弈，只要你退让之后就变成正和博弈，双方都获利了？但我们定义问题都没解决呢，刚刚那个例子根本就不是你方所说单纯冲突的点，而是生命安全问题，而且后续也报警了，这是你方需要论证的。

　　你刚刚问的是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但我告诉你，在涉及生命安全的时候，冲突和矛盾的讨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们的定义还没解决。你给我论证一下，为什么个体做了选择，宏观系统就能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也就是达成你方所谓的双方都获利的状态。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当人在情绪激化的时候，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有什么问题吗？你方后续给我论证。

　　你方立论把社会诠释得那么黑暗，说那么多恐怖的事情都来源于一个小恶，世界真的有那么黑暗吗？我方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社会是黑暗的，我方只是说现在社会戾气重，人容易被激起情绪，我方只是告诉你，你不要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方说社会之中的人容易被激起情绪，论证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发现38%的外向人都已经出现了情绪崩溃的现象，一触即发，这就是我方的数据。

　　所以您方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恶都是来自于结构的恶，这是您方刚刚说的。我方告诉你，现在基本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你方要告诉我，我不退让，可以解决其他的问题。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方不需要论证到所有的恶都可以解决，我方只是告诉你，今天我们退让或不退让，对这个结构的恶都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在你方立论下，就是不退让一定没法发现问题，那么你方发现不了问题自然没法解决问题。我方现在告诉你，如果一个外卖小哥因为天气的原因把我的汤弄洒了，在这个过程中，矛盾双方是我和平台，平台没有保障小哥既准时又安全地送达外卖的权利，同时它也没有保证我吃上一份完整外卖的权利，所以我选择反馈给平台，让平台的决策者能够发现这个问题，并且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方不退让才能带来的解决问题的利好。

　　以上，感谢。

　　我听懂了对方辩友今天的态度，即不要苟且偷生。对方前场所举的所有例子，无非是想告诉我们，不要苟且偷生，今天就应该上去与之抗争，哪怕牺牲自我，也应该让问题的本质显现，让问题暴露在社会视野下，这样问题才能得到改变。

　　对方辩友，以你们所举的女性容忍色狼的例子来说，难道我上去与色狼抗争，赌上自己的性命，赌警察靠谱，赌不会有二次伤害，这样就能解决这个社会性结构的问题吗？

　　再看你们所举的外卖平台的例子，外卖人员被打了，一个普通人还被外卖员威胁别给差评，不然就要砍死自己。你们就觉得这时应该冒险抗争，应该上去与之对抗。平台环境恶劣难道是我的责任吗？凭什么要我上去跟他拼命？从头到尾，你们都不敢承担这份风险。

　　还有，你们提到没坐过私人飞机、来不及享受房车，就把全球变暖的责任怪到我头上，可为什么这时候不去与有钱人抗争到底呢？

　　明明在我们所举的所有例子里，涉及的都是遭受欺压的普通人，为什么你们却指责幸福者天然就背负着改变社会、维稳社会长治久安的责任呢？这部分责任是你们强加给所有幸福者的。

　　我退一步讲，在可能引发更大冲突的环境下，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不与对方一般见识，才能让结构性的问题真正显现出来，让该承担的责任回归到结构当中。可为什么在你们眼里，这就成了懦弱的借口呢？

　　对方的口径跳动有点大，场上称自己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理由是照顾外卖人的情绪。

　　其实，现代社会我们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即重要的和紧急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不选择退让，就是让一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变得紧急，让应该看见这些问题的人看见。当今社会资源调配是有限的，解决问题的常态是谁会哭，谁就有奶吃。一旦退让，这些问题压根就无法被发现，那还谈何解决？这只会让行恶者的恶行升级，施暴者的暴力演化，是对恶赤裸裸的纵容。

　　对方辩友告诉我们，今天的方法论是让社会关注问题。我认为您方想得太极端了，不知您方在生活中是否也是如此。其实，让问题暴露出来，让决策者发现问题，并非只有极端的方法才行。比如，我发现外卖平台的算法不合理，下雨天给外卖小哥的配送时长和晴天一样，这时我可以选择点美团外卖，通过联系客服反馈问题，告诉平台其算法有问题，需要更改。对方辩友说一定要向社会组织反映才可能改变现状，这是不行的。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采用我方所说的方法论，都向平台反映其算法有问题，那么决策者看到后就会做出更改，这是我方推定的方法论。

　　第二点是关于您方所谓的报警。既然事后已经选择了报警，而您方所谓的退让是出于善良去照顾他人情绪，那为何还要报警呢？

　　以上，感谢。

　　正方：见主席，所以你方还是不敢承认你方论点的核心是利己、自我。我现在问你，在日本女性遭遇色狼的例子里，我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问题真正显现给社会？其实很简单，只需报警，或者在TikTok、X等平台上发布相关内容，让大家知道有色狼的存在。我想说的重点并不是非得与色狼正面冲突，比如从兜里掏出一把美工刀去捅他，并非如此。

　　我来问你，你方认为反馈问题就一定会闹事，对吗？我很好奇，如果日本社会治安差到这种程度，日本女性遭遇色狼的情况如此严重，你觉得她们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吐槽吗？她们没有试图报警吗？为什么问题依旧泛滥，你还是不敢回答我？

　　我方数据显示，近5年来，日本的色狼数量确实有所减少，同时，日本女性在TikTok和Twitter上揭露这种行为的数量也在增多，这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反馈问题的方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请回答我上一个问题，你方认为反馈问题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请问你方是如何论证这种强关联的？能否从单纯的数据结构上进行解释？我为何不能将其解释为社会治安从结构性上实现了彻底的良好改变，从而达成了你方所说的那种利好，而这种利好却被你方归结为自身观点的成果。

　　我最后再解释一遍我方论点的一个基本原则，我方强调的是自保。我并非说今天反抗就一定会激化对方情绪，而是在矛盾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情绪冲突时，此时我选择退让一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事后作为当事人可以自行决断是否选择报警，这是我方对于退让的思路。

　　而你方给出的方法论，是让当事人自己解决问题。你方表示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选择自保，所以你方的方法论不叫“幸福者退让论”，而叫“紧急避险”。那么此时我想说，这种方法论无法完成你方的论证。

　　请回答我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是否只有通过极端行为才能够反馈问题？

　　反方：所以我理解你方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应该去赌警察靠谱，赌色狼找不到自己、不会对自己进行二次报复，赌这一次反馈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甚至不惜自爆也没关系，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你方二辩一会儿说可以报警，一会儿又说不要承担二次风险、不需要报警，请问你方口径如此跳跃，到底是需要报警还是不需要报警？我方所说的退让，并非是不解决问题，而是要找到一个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让问题暴露出来。

　　你方提到日本女性遭遇色狼的问题，正是因为你方认为发帖子没用，担心日后会受到威胁，才导致在你方观点下，此类问题更加泛滥，请问对方辩友如何看待这一点？而且对方辩友一直在说我们反抗就会走向极端，请问你方的论证依据在哪里？

　　正方：不要着急，对方辩友，我跟你梳理一下。首先，在电车遇到色狼这个问题上，您方说可以事后发TikTok、可以报警，那我请问，在电车当场是否选择了退让？当事人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说“你今天骚扰我了，我要让整个电车的人都知道”，而是选择暂时忍耐、退让一步，后续再去报警、发帖子告知所有人这里有色狼要注意。

　　再看青岛女司机打人的案子，这是“幸福者退让论”的出处。这个案子最后，被打的男人回去报了警，女司机也被关进去了。所以我想请问对方，报不报警跟退让到底有没有关系？

　　实际上，你方从始至终都认为退让的唯一选择就是跟对方干一架，并非如此。你方定义的善是理解对方、谅解对方，然后不追究其后续责任，这才是你方所谓的利好。但这里我要说明，你方所谓的这种有限的、有条件的退让，并不是文山老师所说的“幸福者退让论”，他所说的退让论是指将其作为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和方法论。

　　我问你方一个问题，只谈一个事情的危险性，不谈它发生的可能性，有意义吗？

　　反方：你方还是不敢回应，就像刚才青岛女司机的例子，你方也不敢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方让我方论证不报警就是善良智慧、一味忍让就是善良智慧，可退让和报警本身你方也无法论证其强关联，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实很简单，今天对事情进行反馈的途径有很多种。比如遭遇商家违规，我可以反馈给美团平台；被色狼侵扰，我可以反馈给警察或者列车乘警；针对结构性问题，我可以反馈给结构的决策者。这就是我方方法论的优势，因为反馈问题才能让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我再问你方，今天你方说会有很恐怖的后果，但只谈后果的恐怖性，不谈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有意义吗？

　　你方认为我方立场是不报警、不反馈、有苦自己偷偷吃、一味忍让，以此来传递社会善意，这是你方的误区。我追问一点，在绑架案中，我女儿被绑架，你方认为我应该拖着不给钱，劫匪要多少钱我都不给，要相信警察，让事情进一步激化，这样才能救我女儿，给劫匪钱就是错误的，对吗？

　　正方：有两个方面。第一，比如今天我在北京，旁边是中国研究反舰导弹的飞航研究院，我随时有可能被美国人投下的原子弹气化掉，这个危险性很大，但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二，你方说拖着不给钱，可大家应该都知道，警察在处理绑架案时是会采取策略的，他们不会强攻，可能会让当事人拿着装着现金的大麻袋去和匪徒交易，以此缓和匪徒的激动情绪。所以你方始终没有论证，为什么不退让一定会导致情绪激化。

　　退让不会，在极端情况下不退让才会进一步激化情绪，有数据显示，情绪激化会使37%的人可能爆发巨大冲突。说到底，这部分责任你方不敢承担。我们也提到可以先给劫匪钱，再进一步想办法，这是不是在那种语境下，向歹徒暂时妥协、暂时退让了呢？

　　反方：不要着急，对方辩友。我们的方法是，结构性问题找结构解决，个体问题找个体解决。比如电车遭遇色狼的例子，如果是日本社会治安差，就把问题反馈给日本议会，让其想办法加强女性在车辆上的安全保障，所以现在日本有女性专用车厢；如果是平台算法有问题，就把问题反馈给平台，让其优化算法，这就是我方解决问题的方式。

　　虽然存在风险，但这种概率很低，可近似理解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我很好奇，对方辩友，风险提示是由你方说了算吗？我刚才提到的2024年11月武汉的那位女士，只是普普通通地向平台举报、报了警，就被外卖员拿着刀二次报复，你方所谓的风险微乎其微、不可能发生，显然是不成立的。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首先，分析一下对方辩友今天戴的一层“面具”。他们先说可以报警，称当场退让之后可以反馈、可以报警。接着又提到武汉外卖员二次威胁的例子。那请问，如果女性遭遇二次威胁后报警，觉得没有危险了，但最后还是被捅死了，或者又遭遇威胁了，该怎么办呢？对方辩友，您方所说的退让与不退让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我方并未看出。

　　其次，对方辩友在一辩陈词中提到一个非常宏大的观点，说“不做压死道德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促进社会共同和谐”。请问，把一个可能威胁自己的人投诉、报警，这是给他留了一口饭吃，还是做到了不做压死道德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所以，对方辩友的所有论点整体是伪善的。

　　对方辩友在抨击我方关于“电视色狼该怎么做”的例子时，表现如何呢？他们担心把事情曝光后，很多人发微博、在社交媒体反馈，但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幸福者选择默默无闻地退让，就是在想“如果发了没有得到解决怎么办？很多人反馈都没解决怎么办？”如此一来，问题会越演越烈，这何尝不是对恶的纵容呢？

　　对方辩友刚才提及碳中和与生命安全，还一直举特别极端的例子，说会威胁到生命。请问，碳中和如何威胁到我方生命安全呢？而且，对方辩友又举了一个与论点不相关的例子在这里讨论。

　　我方所说的退让，是指在面对冲突、面对威胁的时候选择退让，但并非针对所有极端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若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被日寇俘虏，日寇用枪指着你脑袋，让你当汉奸、当走狗，请问你是退让还是不退让？如果对方辩友认为此时不退让不叫对恶的纵容，不当汉奸、不当走狗，那我方当然无话可说。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说的“幸福者退让”到底是什么。它实际上是对恶的置之不理。就像《水浒传》中的林冲，一开始他因怕威胁到自己的父母妻儿而选择退让，可最后得到了什么？是不断被欺凌，被逼上梁山，丢失了自己所有的幸福生活。这难道是我们要鼓吹的“幸福者退让”吗？“幸福者退让”的本质就是畏惧冲突，根本不去考虑问题的本质，只想着逃避，而逃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把冲突暴露出来，才能让问题得到解决。如果不是那些被猥亵、被明星嫖宿还遭侮辱的女性发声，那些高高在上、光鲜亮丽的明星，他们罪恶的一面如何会被发现，又如何会被关进监狱，让大家看清他们伪善的面貌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退让，要把问题暴露出来。当然，这不是说要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拿把刀去拼命，我们不讨论这种极端情况。我们讨论的不全是极端情况，也不是非此即彼的辩论，对方不能将这种观点强加给我们。

　　最后，回到辩题。究竟什么是“幸福者退让”？其本质就是……对方辩友，如果在家国情怀面前，你还要推脱，说不要把家国情怀强加给你们。家国情怀是我们强加给你们的吗？还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本来就应有的向善之心和爱国情怀呢？这是我们强加的，还是你们自身就该具备的素质呢？若没有这种情怀，我们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失去民族的血性，这难道是我们所期望的吗？我方认为并非如此。

　　谢谢主席。

　　今天全场对方辩友一直都在跳口径。您方一直不敢正视，如果我当场跟对方拼命，当场造成的伤害到底是什么。我确实可以接受不使用暴力，但如果没有风险，我方到底在谈什么呢？

　　您方今天一直在说报警和退让的关系，但退不退让是我的态度，报不报警只是我的手段。“幸福者退让论”的出处就是青浦女司机逆行打人事件，这是最典型的案例。被打的男子在事后确实采取了报警措施，所以退让和报警没有关系。

　　您方今天一直觉得幸福者要承担责任，但我方认为这个社会应当努力让幸福者可以安全地制止罪恶。但如果觉得不安全，那么就可以退让。

　　今天对方全场跟我说，“幸福者退让原则”不一定是在面临生死危机、生命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就一直在举例，说什么枪口抵着我头，问到底谁走谁该留。这时候又变成有生死危机了，还说如果我不去抗争、选择退让，那么我的爱国热情就被您方掠夺了。

　　“幸福者退让论”和其他情况的根本区别在于，也许我能让那个山东高铁上的孩子避开一眼看到他的父亲，能当场保全所有我爱的人。独特性我方已经论证完了，您方只是给它贴上标签，但这只是对幸福者的引导，不幸者是否如您方所扣的帽子那样呢？

　　然后您方全场一直在举女性车厢的例子，您方态度一直是这个社会问题不被揭发，是因为女性的纵容所导致的。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在责怪受害者，很奇怪。

　　所以我们今天双方的一个根本分歧点就在于，矛盾爆发时，到底是要由事件中的人来解决、提出方法措施，还是要交给催生引发问题的社会来处理？我想这个答案很简单，社会结构性问题应该交给社会来处理。社会大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你我他都是在当下社会的土壤里成长出来的果子，果子不好吃了，说明土壤出问题了。

　　而当下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国家经济下行，社会戾气加重，无差别伤害频发。当一个人只想做好自己时，环境中的问题他都来不及应对、承受，反而还要被指责，这不是在自我腐蚀吗？所以不要把结构性的、社会的问题归咎于个人。

　　解决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问题，而个人是无法对抗的。“幸福者退让原则”是暂时搁置矛盾，让矛盾转向制度，通过制度解决，采取合规合法的手段，而不是两个人通过情绪解决，这样维护了多数人的幸福，体现了善的智慧。

　　我们今天倡导的从来不是一味地退后、妥协，而是先自保，冷静分析基本问题，做到最大化的整体善良。我们希望这份善良和包容在一次次磨练之后依然闪闪发光，希望能够始终保持这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