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在校学生之间，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进行侮辱性身心攻击，并通过重复实施或传播，使被欺凌学生遭受身心痛苦的事件，在《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指导手册》中，对校园霸凌作出了看似清晰的规范。然而，《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论文中指出，我国法律对校园欺凌等概念并未进行规定，而学术界对于校园霸凌的定义更是多达十几种。这一观点不难理解，现实中校园霸凌情况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缺乏明确界定。正因现行缺少统一可靠的校园霸凌界定标准，才导致学生不怕做，老师不敢管的困境。当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和理解尚不够深入全面。一些政府部门、学校、媒体和民众等未真正重视校园欺凌的危害性和严重性，认为其仅是学生间的打闹嬉戏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无需政府和法律介入。正如《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的法律缺位与应对》论文中走访的绝大多数霸凌者所表示的，警察根本不管，家长找到学校也最多就是道个歉，做个检查。因此，《校园霸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论文中明确指出，准确界定校园霸凌是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手段可明确界定权责，有效解决校园霸凌。《校园霸凌治理机制研究》指出，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现行法律制度设计存在要么一法了之，要么一放了之的两个极端弊端。这是因为没有适用于校园欺凌行为的专门性法律，只能依靠《刑法》或者《民法典》中的只言片语进行不恰当裁决。相较而言，《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之旅经验借鉴》中，以日本《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及一系列相关配套防治体系为例，表明法律在规范处理校园霸凌问题权责后，对解决校园霸凌的有效推进作用。日本通过《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及老师在应对欺凌事件中的责任，要求教师群体不能对校园欺凌问题放任自流，能有效调动教师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积极性，同时对实施校园欺凌的学生及其家长产生足够威慑，使他们树立起对校园欺凌发生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国外校园欺凌立法治理体系现状、特点与借鉴》论文中，展示了日本中学校园发生的欺凌事件因立法而明显下降，欺凌事件平均下降 7.7%，大中小学校自杀人数年均下降 7.7%。足以见得，通过立法手段、法律手段可有效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感谢正方一辩。

　　环节由反方四辩质询正方一辩，时长 1 分半，有请双方。

　　反方四辩：对方辩友你好，什么叫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它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也就是说只要有改善就算解决。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尽管这个问题没有最终消亡掉，也算是解决了，对吧？ 　　正方一辩：是

　　反方四辩：那您方今天解决的态度，是不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能够分清楚责任，同时我们可以把做错的地方，不管是采取什么法律手段，把它抓起来也好，是这样的态度，对吧？ 　　正方一辩：是

　　反方四辩：所以您方并不准备跟我方探讨，如果我已然受到了他人带给我的伤害，这个法律诚然把这个坏人抓起来，他对我造成的身心健康的影响，您方不会对此讨论，但是我们经过法律的判决，我们应该对于被欺凌者和欺凌者有一定的惩罚以及补救措施，所以您方今天就是说所有的补救措施也好，都是按照法律的规章制度来，就是说法律认为你把我打成了重伤，你该罚钱，是这个态度对吗？ 　　正方一辩：是

　　反方四辩：好的，后续我方会跟您聊，我们认为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是把它的影响降到最低，而今天我们认为所谓的影响应该是指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您方今天继续跟我说说这个，这个现行的法律缺乏清晰的界定。 　　正方一辩：好

　　反方四辩：所以如果我方后续给您证成，现在的法律已经足够完善，但是由于人们缺乏法律意识，没有善用法律，这到底是法律的问题还是教育的问题？ 　　正方一辩：是

　　反方四辩：也就是说，对方辩友也认为，如果我方后续证明了，那就可以证明是教育不到位，人们缺乏法律意识。 　　正方一辩：是

　　反方四辩：好，行，感谢双方辩手，下面有请反方。

　　有请反方一辩。

　　我方先探讨校园霸凌应更根采用教育还是法律手段，本质是在探讨使用何种手段能够使校园霸凌产生的后果和损失降到最低。霸凌的本质是长时间精神和肉体上的攻击。校园霸凌有别于职场霸凌的环境模式，正在于学生间本应存在的平等以及老师及学校代表的公平、高层级的权力，而这在其他环境中很难见到。当学生间的平等被打破，老师的公平产生了偏移，霸凌由此滋生。但事实上，隐藏在校园霸凌之后的家庭教育的差距也在放大这种偏移，故教育应在多方受体共同作用下削弱这种偏移，将后果与损失降到最低，才可以有效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

　　根据明斯达大学心理学者以及伦伯喜德的研究，尽管幼儿园的老师们都说所有孩子都是那么好，他们从未因为孩子长相而去差别对待，但凭证资料显示，显然那些有吸引力的孩子正是老师所培养出来且更受欢迎的孩子。在心理学上也存在巴纳姆效应，大多数人认为那些长相一般的孩子，他们的才干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长得漂亮的同龄人，老师会因为种种原因，无外乎学习成绩、长相、好取的性格而公开表达自己的好恶，学生会显而易见地受到其影响，自发地排斥老师口中那些又蠢又笨又懒的坏孩子。故唯有强化师德教育，才能消解老师不自知的这样一个价值引导。

　　据《原生家庭对校园霸凌的影响及其预防策略分析》论文显示，家庭支持系统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健康的家庭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安全感和资源来建立孩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这种温暖、知性的环境促使孩子感到安全与信任。相较之下，学生受霸凌而不是如何反抗，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没有信任的人，认为不管是父母、老师都无法顺利解决问题，或者说压根不在乎这件事。通过对父母和自己的家庭教育，让彼此意识到这种情感链接信任的重要性，使得第一次暴力发生的时候就能够向父母求救，从而来最小化其伤害和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则更应注重于信任和权利结构，让孩子明确相信没有老师和父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才是解决校园霸凌的第一步。

　　我方认为，处于现有的社会环境结构下，校园霸凌的发生是无法预防和根除的，但是通过教育受害者和集体，可以让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以及校园霸凌的危害及影响降到最低，来解决校园霸凌这个问题。

　　好，谢谢大家，感谢反方。

　　有请。请问一下，对于您方认为教师的教育是否也算是一种教育？我们要通过强化师德教育来避免这种影响扩大化。然而，在我们资料中指出，现今基层教师中有 20%是专科以下学历，在乡村教师中则有 25%是专科以下学历。这种素质状况决定了师德教育难以切实实行，此为第一点。

　　第二点，您方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是否有可取之处？首先，由于部分教师素质欠佳，所以需要强化师德教育；其次，应试教育有一定可取性，但不能全盘推行，因为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基本场所，应当达到这一最基本的责任。

　　接下来，谈一下家庭教育的问题。我方资料显示，中国实际上能交个人所得税的仅有 3000 万，这意味着其余约 14 亿人的月收入不到 5000 元。对于这样的家庭，推行家庭教育是否合理？我方认为，家庭教育与经济水平无关，我们要告知家长，他们应成为孩子的靠山。当孩子在学校遇到问题时，应及时告知家长，因为家长能够帮助解决，而非让孩子独自承受。这是每一个家长应尽的责任，我方认为这与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无关，家长应为自己的孩子挺身而出。

　　最后，再问反方一个问题。您方说要把影响降到最低，那么您方是否只需要提供一个降低影响的方案，而无需考虑该方案的可行性？我方已经从两方面进行了举证：一是普遍存在的教师素质问题，即教师素质的缺失；二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所导致的工作时长问题，这使得家庭教育层面的改革难以实现。其次，我方认为家庭能否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与经济环境并无任何关系。谢谢，感谢反方辩手。

　　您方建模有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称，校园霸凌是一个较难定义的东西，所以需出台新法律加以规定。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法律已对校园霸凌有所涉及。校园暴力、性霸凌等，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关系。总之，我们发现校园霸凌在现实法律中是可以被定义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告知家长、孩子和老师，他们可以运用法律。而您方认为校园霸凌难以定义，概念模糊，不知其具体所指。

　　您方一论提到，似乎要学习欧美日韩的一些法律，探讨校园霸凌应如何处理及如何分责。但我们发现，2023 年日本的校园霸凌率达到了十年新高。这表明，并非如您方所说，法律出台，校园霸凌就会消失，反而霸凌现象可能会因法律而增多，这是您方需要向我方举证的。

　　接下来，我方要告诉您的是，对于此我们暂且不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那些受害者提供成长的契机，让那些已经受到霸凌的人，能够在一个更加温馨、美好的环境中成长，使他们不会因校园霸凌而产生诸如轻生、生理问题等情况。这才是我们目前应该做的，将校园霸凌的影响降至最小。

　　首先，学生似乎想要营造一种理想状态，即孩子受到欺凌可找家长，家长便会全力解决。然而，我想问，若是留守儿童，找不到家长该如何？这个世界上，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或许确实不叫问题，但事实上中国大多数人并无足够的钱去解决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家长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和精力顾孩子呢？况且，当今社会有论文显示，许多家长对校园霸凌的定义并不清晰，他们会认为这只是小孩子间的打闹嬉戏，未上升到校园霸凌的程度。对于孩子而言，若他去找家长解决问题，告知家长某人每天都在霸凌自己，家长可能会问：“你为何会与他扯上关系？他为何霸凌你？为何他不霸凌其他人而只霸凌你？你是不是也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而且很多家长自身也解决不了。我们难以改变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在其二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许多价值观已然确定，我们难以通过教育去改变他们，这是教育所无法达到的。而我们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什么是校园霸凌，明确提出何种解决措施，让每一个孩子，即便他是留守儿童，也能够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感谢！

　　正方二辩：如果是留守儿童，他找不到家长怎么办？我给您两条口径。第一条，您要向我证明目前中国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我刚告诉您的是，我们不仅教家长，我们也教老师。您找不到家长，您去找老师嘛。

　　反方：那您的意思是说留守儿童的校园霸凌问题比较严重吗？我跟您说了，找不到家长可以找老师，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老师的学历很低，其教育效果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我方认为，这些人所说的素质问题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低，我们还要去教他们。而您方告诉我说今天出台法律去限制家长有什么用处呢？我不去告诉家长说其行为触犯了一个法律，那些家长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所以您方这些论证没有任何作用。

　　正方二辩：但是如果我们明确了法律，完善了这个法律，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您方认为如果教育老师的话，那么怎么保证这个师德教育一定能够顺利进行，老师的素质一定会提高，而不是阳奉阴违呢？

　　反方：您要向我方证明的是，您有了法律之后，留守儿童一定能用。好像在我们看来，现在有了民法典，我们对 8 小时工作也不是有太好的运用，这就是法律的缺失。所以我们要通过立法来完善这个法律来解决。您方只能告诉我的是，我们通过完善立法怎么怎么样，您方不能直接告诉我说，有了立法，我们就一定能够用。而我方告诉您的是，教法，它真的好像就能变好。执法也是法律手段的一种。我们要通过完善法律手段，包括执法的手段。

　　正方二辩：那您方也没有证明，怎么教育就变好了。您说我今天必须对待儿童怎样，告诉他们校园霸凌是这样的，如果遇到校园霸凌要去帮他，不帮他可能会出问题，这没问题呀。请问之前没有这样的教育吗？

　　反方：据我了解，现在的老师每个月都会开师德大会啊。

　　正方二辩：对啊，所以您看您说的，现在校园霸凌变少了吗？

　　反方：您方说的呀，您方告诉我现在变少了呀。

　　（此时双方时间到）

　　下面我必须打断一下。现在有一个严重问题，你们根本没有研究过我论文里的内容，特别是法师的文秘方面。我看了，你们没看，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在讲的东西，你们有人理解，但要讲明白。比如我们稿里写的日本，日本有个法律叫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行法。在这个法律里，有个重要环节，就是学校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出问题，学校要成为被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反方讲的利好的东西。光谈教育没有强制力，那谈个屁教育。教师素质低，所以要靠强制去培养。没有能力也必须学着去，不然不光可能扣工资，还可能违法。班里有人违法，教师无所作为、不制止，一样是被告。这是我们立论的内容，我们讲的不只是抓害人的人，还要抓学校，甚至罚学校、罚老师、罚家长。

　　下面进入质询二环节，首先请正方三辩讨论，反方一二四辩有请双方辩论。

　　跟一辩确认第一个问题，您方的判准是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今天咱们院把江敏事件盖过去了，影响非常低，这是正确解决方法吗？包括给受害人带来神经伤害，社会公众作为见证者，这是否合理？如果把社会公众定义为受害者，那您方自己规定一下，您方想讲的影响最低是指对受害者影响最低，对吧？

　　接着，您方讲两个教育主体，一个是教育师德，一个是教育家长，还有一个是教育孩子，对吧？我给您方举个儿童的例子，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会听到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因为我们认为找警察叔叔是一种处理路径。比如留守儿童，找不到家长，找家长可能带来更大创伤，所以先找警察叔叔。那我们现在要聊找警察叔叔和找家长的效率问题。在今天社会上，一个成年人是对法律更敬畏，还是对教育更敬畏？答案是对法律更敬畏。所以我们发现，在做一个教师作为诗人的限定的时候，法律往往比教育更有效。那我问您方下一个问题，今天您方讲教育解决，您方希望从哪些实际教育来解决？首先法制教育是必须的，如果一个孩子在意识里都不知道去找警察，为什么？对校园霸凌的一些定义不清晰，而定义清晰才能让学生放心去找法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谢谢，感谢对方的配合。

　　有请反方三辩回到场上。有请对方辩友，您能把那组 7.7%的数据重复一下。日本中学校园发生的窃林事件因立法产生了明显下降，窃林事件年均下降 7.7%，大中小学校区未成年人犯罪率下降 7.7%。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都是 7.7%，是巧合吗？事实上，一个是 7.8，一个是 7.7，怎么能两个都是 7.7 呢？一个是 7.8，一个是 7.7，这两者不一样。所以，事实上您会发现我减少了霸凌的数量，同比例地减少了跳楼的数量，这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如果霸凌仍然产生，我受到的创伤就会减少。您方今天说 20%的事件减少了，所以显而易见，因为跳楼的人减少，这种数据的数值是一样的，而恰恰代表了对于那些仍然发生的霸凌，它带来的伤害是没变的，对吧？那您方怎么论这个问题？

　　对方认为通过法律强制让一些人感到畏惧，使这部分人不敢再犯，但对于那些仍然犯罪的人，他们带来的伤害没有削减。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发生了这种事情，通过法律也可以对其进行弥补，也可以对被霸凌者进行一定的补偿，这样就可以降低被霸凌事件带来的创伤。

　　您方今天说现在的基层教师的学历水平很低，这是不是代表他们接受道德教育的能力就低？所以您方今天的口径是我方进行师德教育是无效的，我们再继续往下走。您方今天跟我们说可以清晰地用法律条文界定霸凌，我刚才就举出老师上课说这个小孩长得丑，这个小孩又努力又勤奋，大家都不跟他玩，怎么界定这种情况？

　　谢谢主席。如果对方想解决问题，为何只注重影响事件的某一方面？我们发现，事情有起因有结果，对方想的是在结果出现后如何安慰受害者，而我方思考的是如何从预防角度避免产生受害者。为何我们强调法治规范？法律规范是什么？一个孩子在遇到问题时能找警察，有法可依。他明白，比如有人抢他橡皮这种行为，在以前没有法律规范时，孩子可能并不清楚这是不对的。这首先让学生自己知道校园霸凌是什么。第二点，对方今天提到老师和家长的作用，我们也认为这很重要。既然对方已经承认，我方认为法制比教育对成年人更具威慑力，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法制往往比教育更有效率，这是对方需要论证的一个点。接下来，我再跟您说一个情况。在北京有这样一些案例，一个学生把痰盂扣在另一个学生的头上，老师认为这很重要，家长却认为这不重要。当法律没有明确这种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时，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受到阻碍。接下来，我再谈下一个问题。今天对方提到受教育水平，是否意味着道德水平？我想告诉您，当要对全国各个郊区的老师都进行教育时，这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量，而我方提出的是立法。我方立法明确了什么是校园霸凌之后，会形成三方联动的局面，即老师知道什么是校园霸凌，家长知道什么是是非，学生也知道什么是校园霸凌，这样学生就能有法可依。谢谢！

　　正方反方三辩进行小结：

　　您方今天跟我们描述，我方的教育需要耗时耗力，难道普法和立法就不用吗？难道法律出台后，有了法条上的修改，不需要逐个让老师们确认并使其心中明确义务吗？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孩儿，他确实感觉自己不舒服了，即便他不知道这是大人的问题，他不舒服了。他现在最重要的点在于，他可以有信任的人，他可以跟老师讲，跟父母讲，通过普法教育让他意识到可以跟警察讲，而不是将其定性为正在遭受霸凌，这对一个切实受到霸凌的三年级小朋友来说是无意义的。

　　我诚然承认，当我们的年龄大到一定程度，进入公司或大学，有能力面对别人的欺凌并走上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这个时候法条越详尽越好。但是往往真正重要的校园霸凌时刻，是在小时候，没有那么清晰的法律和社会认知的时候。至少应该知道，他打我，他不对，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至少有父母可以依靠。这是我方今天要倡导的。我方并不是说在事后去弥补，而是在说切实遭受到别人的第一次侮辱、第一次打击、第一次打人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去制止，而不是不敢去。而不是像有人说，如果今天把我抢你钱的事情告诉你妈，我就把你们全家杀了，就会因为这一句恐吓而不敢去告诉家长。不是说今天告诉爸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感谢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