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开宗明义，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在现行法律中，拐卖妇女儿童基准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而收买方基准刑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他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其有明确说明可从轻处罚。

　　当前我国人口买卖猖獗。2018年全球性别发展差距报告显示，中国女性健康与生存指数排名倒数第一，失踪人口过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每年因性别因素失踪的人口达到120万到150万。2019年人口贩卖报告数据上显示，中国是世界拐卖人口第二大受害国。与之对应的是当前法律对于收买方打击的力度，根据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2012年到2021年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被定罪处罚的案件数量仅有1062件，为拐卖罪的1/20不到，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的案件仅占收买罪的1/10，缓刑率高达64.98%，不难看出收买方立案数少、并罚率低、缓刑率高的现状。而最高检微信公众号2022年8月6日文章中指出，收买方起诉少，缓刑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限于收买罪仅5年的追诉期。

　　我方主张的买卖同罪，是指我方建议将刑法第240条、241条买卖两罪合并为买卖人口罪，将收买人口罪基准刑由3年以下升至5年以上10年以下，追诉期由5年升至10年到20年，其他加重情节参照现行刑罚。我方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应该买卖同罪。

　　第一，买卖同罪更符合我国当今刑罚体系。首先，法益保护主义是我国刑法的立法原则，侵犯法益相同的罪行应该规定在同一罪责中，而买卖妇女儿童的双方侵犯的法益同样为人身权，买卖行为理应归于同一罪责。其次，买卖双方是处于不同方向共同实施犯罪的共同对象，理应刑罚相当，买卖同罪更加符合该法理。最后，由于现行刑罚中收买人口刑责过轻，导致收买人的刑罚不如收买珍稀动物、植物的刑罚高，违背了人高于物的精神，所以买卖不同罪与刑法法益不符。

　　首先，买卖同罪不存在某些问题。第二，买卖同罪提高了对买方的刑罚强度，增强了对买方的威慑力，从而能够打击买方市场。在大陆法系和东亚文化的日本，2005 年通过拐卖收养同罪法案，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可被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这使得日本在社会观念和案件数量方面，成为妇女儿童生存较为安全的国家之一。公安部交管局指出，醉驾入刑以来的半个月内，全国共查处酒驾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35%，过往案例体现出适当加大刑罚所带来的威慑力和积极作用。第三，买卖同罪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对买卖妇女儿童行为的严重性和不正当性的认知。在现行法律下，收买方刑责过轻，致使社会对收买妇女儿童的严重性缺乏正确认识，收买者知道杀人放火犯法，却不清楚收买妇女儿童也是违法的。在流入妇女较多的地区，基层干部认为买媳妇儿是解决当地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的好办法，是成人之美，是件大好事。《三联周刊》报道，解救被拐卖妇女志愿者朱文光表示，他常遇到对解救工作出工不出力、推诿不配合，甚至通风报信的当地有关部门，究其原因是社会未意识到收买妇女儿童的严肃性和危害性。而刑法对刑事社会观念具有重要作用，提高刑罚必然会成为社会重视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的风向标，有利于降低拐卖率，提高解救率。综上，无论在法律体系、打击犯罪还是社会导向方面，都应实行买卖同罪。

　　好。刚才您说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技术手段，以打击买卖同罪的问题。那我想问，如果在一些偏远地区，这些买卖同罪的情况只是由于操作人员的某些原因，他们只是偶尔为之，而不能真正地去实施，那如何解决买卖同罪可能导致买方更加隐蔽地进行交易，从而增加执法难度的问题？刚才说买卖同罪可以做到减少买家需求，同时提高社会关注度，但我认为买卖同罪是否会导致社会对买家的关注性降低，从而忽视了对社会文化能力素质的综合治理。为什么明明对买方的刑罚提高了，对其有期徒刑年数也提高了，却还要降低对买方的关注度？但这其实应该是提高了社会的关注度。这将会暴露在公众之下，就是告诉大家，收买妇女儿童，就要受到应有的处罚，甚至要更重，要与卖方同罪。因为单纯对买方处以刑罚更多是治标不治本，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的根本解决，使得依赖严厉刑罚难以从根本上消除此类现象。

　　首先，我方第三个论点是，买卖同罪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严重性和不当性的认知。我方认为在这一点上，有利于形成对社会导向的正确引导，树立正确的社会风气，即大家要提高认识，认识到女性不是物品，女性是人，不能将女性进行买卖，也不能拿来给男性当做娶老婆的工具。这是对社会风气的正向引导，对于婚姻观也有积极影响。

　　买卖同罪可能使买方更加抵触，不愿意配合，反而增加了执法难度，也增加了对受害者心理康复和安置的难度，更应该考虑人性化的处理方式。首先，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行政手段能够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对于买方，能够解决其逃无可逃的问题，即他想逃，但我们有更强的行政手段将其抓出来。然后是安置问题，我方认为，如果买方被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社会公益手段和社会福利手段可以为其提供安置，若其是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但是，好的法律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考虑到不同家庭经济原因等具体情况，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而不是简单地加重处罚，以打击拐卖和收买行为的发生。这样做是为了从本质上让被拐卖者回归其原生家庭，而不是留在所谓的被拐卖家庭中过着“幸福”的生活，同时也能让原生家庭得到幸福。那么，买卖同罪是否可能使一些本可通过民事手段解决的问题变得复杂呢？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我方观点为：当今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当民意定义先行，拐卖是指非法买卖人口，这是通过诱骗、绑架等手段非法买卖妇女和儿童。买卖从纯粹意义上意味着在某些非法交易中，买方和卖方受到相同对待。在当今法律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本类犯罪的惩处力度，增加了犯罪成本。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即使不买卖同罪，也能很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同时确保法律分配责任和惩罚的公平性、合理性。

　　首先，实现买卖同罪需要考虑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匹配。虽然拐卖和收买行为在犯罪链条中相互依存，但两者的性质、恶劣程度和法益侵害程度存在差异。拐卖者是犯罪的源头，是整个拐卖行为的发起者，他们通过欺骗、胁迫和暴力等手段直接参与了人口贩卖的非法活动，剥夺了妇女儿童的自由权利，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和危害性。与之相对，购买者虽然也参与了犯罪，但其参与程度和主观恶意与拐卖者存在显著差异，其收买行为不一定会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造成危害，其恶劣程度相对较小，且现实中购买者的行为对被拐卖者的实际生活影响较为复杂。

　　其次，在现有的法律背景下，通过积极的执法，使拐卖方和收买方的各种犯罪情形都能得到相应处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买卖同罪可能导致潜在的购买者因为害怕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而不敢主动揭露犯罪行为，这反而不利于打击拐卖犯罪。有时购买者也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被拐卖者。如果能够对购买者采取更为灵活的法律措施，比如减轻处罚或提供保护，可能会鼓励他们揭露犯罪，从而帮助执法机关更有效地打击、管辖犯罪。

　　最后，区别对待买卖双方，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教育，强化公众对人口拐卖罪行的认识和防范意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可能在短期内看似有效地追防而不泛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可能对社会价值观认知和行为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道德恐慌的角度考虑，社会对特定问题的反应有时可能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放大，导致对问题的认知失真。在人口拐卖的背景下，这种法律政策可能会加剧这种恐慌，使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更加情绪化而非理性化。我方认为，对策略的合理确定有利于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首先，您方认为我方提出的打击拐卖治标不治本，我想问一下，您方为何觉得买卖人口的行为是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呢？现实中，虽有诸多打击拐卖的例子，但拐卖现象仍不断出现。可见，社会环境或现行法条规定中，买卖双方并非同等罪行，正因二者罪行不一致，才导致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而我方认为，在买卖同罪达成后，犯罪意愿会下降，这一情况是可行的。

　　接下来问您方，您方提出法律要有灵活性，不该简单施以重刑。我方已对此进行解释，这是有相应法律依据的，法律依据表明其是共同对象，且有法理依据，那为何说此事不灵活呢？

　　再者，拐卖行为中，卖方对被拐卖者的伤害与买方对被拐卖者的伤害，您方无法界定谁更大、谁更惨。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方可以看到，从六百六十五份判决书及不应提倡当中发现，不愿意与收买者共同生活的案件达五百九十二起，占比为 90.5%。所以，大多数人被拐卖后并不愿意和买人继续生活，若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是否应该想办法解决呢？

　　首先，针对您方辩论表的第一个问题，即罪行相适应的原则。您方提出拐卖者是源头，而收买者的主观恶意不大，且他们对被拐卖者的影响是复杂的，因此较难认定方不主张买卖同罪。我方认为，今天有一个犯罪经济学指出，惩罚成本乃是刑罚力度犯罪成本中最重要的成本，犯罪率随惩罚的概率及其严厉程度而变化。常州中院副院长指出，刑法规定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以前考虑的第一因素。所以，您方若想彻底降低买卖人口的发生率，就需让买方和卖方同时意识到拐卖行为是极其严重的事情，从原则上遏制这种行为，而非如您方第二个论点中所提到的，潜在购买者因害怕而产生不敢检举的行为。因此，我们要降低买家的顾虑，促使他们去检举，从根本上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第三点，您方说实行不应该买卖同罪，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我方认为，若要彻底解决一个问题，法律作为当今社会中普及性最高且最基本的手段，才是我们应达成此目标的第一要件，而非通过其他宣传方式。我方认为法律的有效性比其他方式更强。

　　最后一点，您方刚刚提到一些情况复杂的东西无法进行。那么我想问，今天如果一个买家对妇女儿童实施强奸、虐待等行为，您方该如何对其进行数罪并罚？因为其追诉有效期目前只能低续到 5 年，且在成为您方所说的情况之前，提升难度较大。若是现在前列的成为，咱们选择大的。

　　对方将拐卖者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认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集中执法资源，切断犯罪源头。但若拐卖重罪，可能会分散执法力量，影响对拐卖行为的遏制打击效果。再者，对方认为拐卖犯罪能有效遏制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行为，且适当降低该类犯罪行为，那么对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当下中国拐卖妇女儿童不应该买卖重罪。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拐卖与收买在社会危害性上存在差别。拐卖者往往是以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为主要动机，行为人通常会获利，其属于犯罪中的核心链条。在主观方面，拐卖者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有既遂的目的。这意味着犯罪者必须明知是对妇女儿童的侵害行为，并且希望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收买者作为利益行为人，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收买被拐卖者的危害性显然低于拐卖犯罪，其刑事责任低于拐卖犯罪也是合理的。 　　第二，现有的法律体系对于各种犯罪的定罪量刑是一个综合平衡的结果，如果将买卖同罪，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都有冲击。我方认为，加大惩罚力度并非只有实行买卖同罪这一种途径，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合理途径实现，如适当降低收买行为的入罪标准，显然更为有效，可以达到从严惩治、专项化权的目的。从严整治针对此类现象。谢谢。

　　正方二辩：如果买卖承兑，该知道这里就是买卖者和买家，如果购买承兑，那么资产产对销，只是买卖者可以更有效的提供产品，所以您觉得就是购买方式不需要被追究责任的对吗？就是还是说这个社会今天只需要去着重的去抓住这些人贩子就好了，而不需要对其他的这些购买方式的一些普及教育，因为你方第三类也说了嘛，和新闻卖家，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些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小村落，他们仍然有购买儿子不买数女的这种现象，那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些人想要有这个购买意愿，但人贩的会去实施这一犯罪行为吗？

　　反方二辩：我方并没有说不对其购买者行为只是重点针对买卖者。

　　正方二辩：第二个您说这个现有的综合良刑来看是不利于的，回到刚刚的我国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款卖行为，它是随着虐待和强奸的很多行为来去一起发生的，比如说在 1000 起强奸案中，大概就有 40 多起会逮捕嫌疑人，然后而能够走完所有流程的判罚的嫌疑人人均补给，所以今天我方一向买卖同罪，不仅是要惩罚这些买家，更是那些强奸犯和虐犯。那我想请问你们，那如果一些已经被收买的妇女儿童，他建立已经感情基础的家，就收买他方他已分离经改成处的家庭，可能对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破解，你那现在社会问题，那你方他是怎么解决这种情况呢？

　　反方二辩：我方人认为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就是对于这些家庭的依赖性，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之前所说的那些罪行可以就会被抹杀。

　　正方二辩：在最后一些论文地区后面说儿童的行为，可能说我当时很品观下意思，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加强就业和文化的普及，也不是，也不能简单的将其与拐卖同志处理。嗯，我们今天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在，新浪网对于广大同学展开的调查，有 92.5%的网友支持来奶肯队，因为光打一方是不够的，但绝对有势，只有 5%的人影响反队，所以说，今天要想彻底的去扭转这些局面，警方认为还是要将修改的刑法提高，提升这个重视程度。

　　注：原文中存在一些表述不太清晰或可能存在错误的内容，在尽量保持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但部分内容可能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例如“承兑”“来奶肯队”“影响反队”等表述，不太明确其确切含义。“款卖行为”应改为“拐卖行为”；“数女”应改为“孙女”；“品观下意思”表述不明，可能存在错误；“有 92.5%的网友支持来奶肯队，因为光打一方是不够的，但绝对有势，只有 5%的人影响反队”这段话存在较多理解困难，可能存在语音识别错误。

　　首先，您方刚刚二辩提到，更好的解决措施是降低买这个行为的入罪标准，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方想把这个入罪标准降到多低呢？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应该买卖同罪，而您方提出此观点。所以您方有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现实的、可以改变社会环境，解决社会问题的举措？我方可以给您举证，为何我方的观点可行，那您方若想提出借贷方案，您方需告诉我这个借贷方案如何可行。

　　下一个问题，您方曾提到，买房的人不一定知情，这是为什么呢？有些在网上的犯罪人员会这样说。所以您发现没有，即便这个人贩子把自己伪装得很可怜，但买卖妇女儿童这件事是违法的，难道能因为他可怜，就认为他的购买行为是对的吗？

　　接下来，您方在价值层面的核心解决方案是深入教育，以消除所谓的道德恐惧等。那您方要如何做到这件事呢？加强执法和技术手段固然重要，但过度严苛的刑罚可能导致适得其反，使买方更加狡猾，难以捉摸，反而增加了执法难度。我认为应该通过一些法律宣传和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这是很重要的。

　　然而，现在实施拐卖妇女行为的，主要是乡村地区初中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一些男性。所以您方告诉我，如何通过深入教育去解决这个问题，您方有任何办法吗？所以您方根本无法给我举证，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您方所谓的通过深入教育来解决问题这件事。因此，我方不明白为何买卖通过深入教育来解决问题这件事会成为可行的方案。

　　首先，您方在页稿中提及，有人报案时因执法人员的包庇或出工不出力的情况。那么，民事手段即可解决，通过加强执法便能处理此事，为何一定要通过增加立法来解决呢？要知道，涉及妇女儿童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所以，为何要通过强化立法力度去打击这一犯罪事实呢？而且，现今我们能看到许多人可以潜逃多年。如此一来，提高执法程度，其解决力根本无法达到。那么，为何不将买卖同罪的力度提升，让执法力与法律效力双管齐下应对此事呢？难道这样的解决效率不比仅提高执法力更强吗？

　　但是，您要明白，现在许多买家可能是因为不符合领养条件，若想领养一个孩子，却未达到领养标准，就可能通过非法购买的手段得到这个孩子。然而，若通过提高立法，在本应对受害者有利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刺激买家，使原本可能对孩子友好的状态发生变化，导致受卖者铤而走险，隐瞒事实，甚至限制其人身自由，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不符合领养条件，说明这个家庭完全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这点我认为我们可以达成共识，这也是您方才提到的。其次，在他没有领养条件的情况下，明知非法仍购买孩子，这并不能构成给他减刑或从轻判决的标准。再者，如今将老赖惩处力度提高，我们是否就能从根源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而非在明知这种情况时，反而产生虐待、强奸孩子的事实和行为呢？我方始终认为，提高反卖力度，有利于我们从源头直接打击这些犯罪行为，而不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后，期望犯罪者对受害者更好来遏制这一犯罪行为。

　　我方一直在询问贵方认为不应该买卖同罪的原因。其一，贵方提出的是罪形象问题，我方告知贵方存在共同对象犯这一情况，那么当共同对象为同一人时，为何买方和卖方的量刑不一致，这是我方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贵方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二，贵方表示买方不知情，或提出降低买方的入罪标准，但贵方并未提供具体措施来举证该措施应如何执行，以及其具体状态是怎样的。再者，贵方提到要通过深入教育来改变大家的观念。然而，我方已举证，主要的买卖环境是在极度偏远的乡村，那些男性孤寡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扭转这些男性必须找一个女性来传宗接代、必须养一个孩子来传宗接代的陈旧观念，这是贵方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我方所讲的是，希望将买卖这件事的犯罪成本，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同时提高，这样可以打击所谓的买方市场，从而使买卖的需求降低。我方认为，通过降低买方对这种买卖环境的需求，可使卖方自行减少，这反而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在拐卖罪和收买罪的前提下，拐卖行为已然对受害者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与伤害。然而，当收买者收买他人时，并不一定对其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造成明确的伤害，所以在这一方面，二者的法律效益亦不相同。再者，谈到深入教育，在一些偏远地区，执法本就困难重重。即便立法，法律又如何能深入此地？且偏远地区的人们，或许不会因法律刑罚的严苛程度而更加重视，他们可能更多地是通过身边人是否因该事受到更多处罚来决定对此的重视程度。故而，在这种偏远地区，加强执法比加强立法更为重要。此外，关于成本需求，当一些售卖方受到更为严厉的刑法刺激时，他们很有可能会鱼死网破，原本可能会保障被拐卖者的人身安全，但可能会因之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