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为：应该提高门槛 vs 不应该提高门槛

　　我们认为不应该提高门槛。首先，如果不提高门槛，孩子们可能会觉得犯罪成本低，从而一再做出法律禁止的行为。但如果提高门槛，相当于给孩子们降低犯错成本，会默许此类事件发生，而提高门槛后虽能减少错误性发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提高门槛对孩子们有警醒作用，这是王瑶所说，但提高门槛后，一旦涉及一些代价，不管是家长还是社会，虽会起到监管责任，可对方能力好，国防能力好，这一点需要思考。

　　其二，我们通过降低门槛，也就是不提高门槛来与对方对冲。比如对方说要提高犯错成本，那需思考这个错是否真的需要付出那么多成本。像有人打赏 20 万，是家里救命钱，这个错是否大到需要花 20 万买教训。这是我们的利好，通过这种惩罚性教育能让孩子变得更好。对方若想达到不让未成年人随意打赏的效果，不应该是提高门槛加大惩罚力度，而应从根本上加强监管力度，而不是在退款方面做文章。按照对方政策实行，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对方一直强调要达到教育意义，但今天的问题是出在教育环节，而我们的政策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在监管上加强，而不是在退房方面，这是一个误区。

　　我们不需要论证不提高门槛有什么利好，而只需要想提高门槛后有什么弊端。比如提高门槛会产生相应弊端，要把具体弊端指出。像上一场打的应不应该延迟满足，我们是应该，对方是不应该。对方不知道我们对延迟满足的定义，却给出不应该延迟满足的观点，因为延迟满足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导致产生抑郁焦虑的心情等，要去看本质。我们写不应该提高门槛的稿子，第一点是提高后会怎样所以不好，第二点也是提高后会怎样所以不好。我们要发散思维，不能局限。比如查与直播打赏、未成年人退款相关的内容，看直播对未成年人的坏处，打赏对未成年人的坏处，未成年人退款的相关情况等。

　　提高门槛后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提高退款门槛后，犯罪成本可能过高。像有个例子，一个人的爸爸生病了，他却打赏了十几万，导致爸爸没钱治病，这种犯罪成本太高。所以第一个论点可以是提高门槛后带来的犯罪成本问题。

　　从精神层面来看，通过观测和理性分析，明白这是天体乐器的自然现象，认知从人类走向理性认知的道理。（此段内容不太清晰，可能存在理解偏差）

　　关于未成年人退款问题，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直播平台对于未成年人退款有相关政策。如抖音的退款原则为全额非法信及严格审核，退款流程为提交申请，平台审核签署，节约退款处理。在这个过程中需严格审核，审核内容包括支付审核等，若信息收集和整理不充分，可能导致退款被拒绝。平台统计 2023 年两个月未成年人退款申请量高达 3 万个月，其中退款成功已达 6000 美元，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不支持退费的约 2 万美元，占比 70%。这说明在现有门槛下，已经可以充分防止成年人恶意冒充的情况。提高门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有问题，且提高门槛会使未成年人因操作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更加难以控制，这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根本目的不符。此外，提高未成年人退款门槛会增加成本，且即使提高门槛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当前未成年人申请直播打赏退款的制度是怎样的呢？一份 2022 年 B 站客服的解释显示，提供未成年人身份证明、监护人身份证明、站内消费记录、退款金额即可申请办理。在我们看来，根据这份要求，一个三口之家，妻子完全可以拿小孩身份证去退款。丈夫的打赏可以看出，目前几乎是无门槛的全额退款。我方认为门槛应该提高，理由有二： 　　首先，直播本身是一种情绪价值类的商品，该类商品的退款难度理应高于普通商品，而非无门槛退款。举例而言，在心理咨询或情感陪伴类服务中，消费者支付费用后获得的是情绪支持和个人定制化的情感关怀，这类服务一经完成就难以退回。因为主播的直播过程中基于观众的情绪价值、观众反馈达成一种互动，所以就不应该因为未成年的身份而无条件退还。其次，就算要退还，也不是全部退还。从家长的角度，家长去申请这种退还的时候，是认为未成年人不懂事，拿出去的钱就像泼出去的水，是孩子不小心给弄丢了。而根据我国对于遗产遗失财产纠纷判定，财产一旦离开原主人就失去了所有权，其他人可以占有。因此，如果把孩子丢钱当成这种情况，那也不至于要全部退款，甚至根本就不用退款。而反过来讲，就算是被盗窃的财产，刑法第 264 条指出超过 1000 元才会被警察立案追查。法律不会帮助被偷了 1000 元以下的人追回自己的钱。保护未成年人自己为了购买情绪价值合理花费的真金白银，未免过于荒谬。

　　因此，基于以上两点法律一致性问题，我方认为政策应当改进如下：在加强退款审核的基础上，设置对退款最低门槛，超过该数额的部分可退款，低于该数额的打赏金金额不予退款。如数额设置为 1000 元，则意味着 1000 元以下的未成年人打赏不可退款，超过 1000 元的部分可退款。而该政策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首先，这保护了主播群体的利益。服务群体在接受打赏后，往往会给予打赏者额外的情绪反馈，甚至物质反馈。是 B 站主播算了一笔账，总督的价格是 1998 元，比平台抽取 50%后，主播大约能拿到 800 元，而他回馈给总督的礼物就价值 690 元。此贝尔 office 也给自己的总督提出过美食礼包、定制周边，甚至充值过原神。为了感谢这些头部粉丝的支持，几乎所有主播都会按月发放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类似为 VIP 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而如果此时因为未成年人的一个身份就全额退款，其实对于主播来说是干了半天活，赔了一大笔，是市场交易的不公平现象。我方认为新政策为主播保留了一定数额，比如一千、两千块，起码可以帮助主播平衡回馈礼物的价值。

　　其次，由于限制一定程度的退款，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试图冒用未成年人身份退款的成年人利用我们监管难度高的漏洞，白条直播直播的周边礼物的礼包的行为。因为限制退款的本质是抬高了打赏者的违约成本，在税务与合同法的研究中也表明，负担的条款和高额的违约成本有助于减少对合同的利用行为，也就是有这种妻子想退丈夫打赏的钱，就拿孩子的方式来做这种被预期的行为。

　　因此综上，我方认为无论从法律执行角度，还是从目前主播的生态利益角度，都应该提高当前直播打赏的退款门槛。

　　需要录屏吗？需要录屏吗？录一录看能不能录。

　　您好，对方一辩。首先第一个问题，您方认为未成年人退款申请这一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什么？我方认为小孩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超出其认知的款项，所以应该退款。但我方觉得不是小孩不能退款，而是退款应有一定限度，所有抬高。本质上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那部分合法权益。那我们如今对这一条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政策进行改动，不求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至少不应以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条件，去进行对其他利益方的一些保护，对吗？我方不认为这里存在损害，比如未成年人去楼下便利店买一个薯片，吃完后人家也不会给退，难道 10 块钱的消费都能退款吗？而现在又伤害了主播直播主的利益，所以法律要做到一个平衡，现在不一致，那当然要往直播主这个方向偏向，而不是维持原有的保护。

　　好，第二个问题，那您方根据您方给的数据，从 2022 年的报告看，未成年人申请退款几乎是零门槛，只要提供相应的身份证以及退款金额就能得到退款。但根据我方查到的，2024 年给出的退款门槛，需要提供一些录频，提供一些视频为条件，才可能达到退款的情况。所以我方认为您方给出的数据是否有失目前现状？我方看到这种说法，首先，确实有的系统是如此操作，可是我们也看到有律师说，这种监控拍照存在很强的偶然性，比如拍到孩子在玩手机，然后这个时候打款了，那怎么知道不是另一部手机，一个成年人正好在打款呢？就是您证明孩子此时在玩手机，不能证明他是在打款，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依然退款了，这就是个无门槛的提现，这种证明其实不是很重要，举证难度很大，而往往在不需要这个举证的情况下，就一定往前推。这是保护过度的地方。

　　嗯，好，您方那根啊，那再说根据您方刚才说的，在现实生活中，孩子花了 10 块钱买了薯片啊。与下一个环节。

　　辩题为：应该提高门槛 vs 不应该提高门槛 　　环节为：反方一辩 · 开篇陈词

　　感谢主席。直播打赏是指观众在观赏主播直播时，通过直播平台购买虚拟货币或虚拟礼物，再将这些虚拟物品打赏给主播的行为。

　　首先明确一点，大部分直播打赏本身具有诱导性，而未成年人人群心智尚未成熟，且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直播打赏中未成年人退款根本目的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群利益。如果在直播打赏中未成年人退款门槛提高，弊大于利。

　　第一，提高直播打赏中未成年人退款门槛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未成年人退款的具体规定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执行。而民法典的修订一般流程为确定修改的必要性，起草修改草案及提交审议、表决与公布、实施和执行。由此可见，民法典的修改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遵循法定的程序和原则。同时，修改民法典也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确保新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倘若只是强调提高门槛，忽略了提高门槛这一政策背后需要付出的人力、财力以及物力，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除此之外，随着门槛的提高，未成年人因失误操作打赏的金钱更加难以退回，这恰恰违背了此项政策的根本目的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群的利益。

　　第二，提高未成年人退款门槛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目前最大的直播平台抖音对于未成年人退款政策如下：退款原则为全额退款，严格审核。退款流程为提交审核、提交申请、平台审核、签署协议、退款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层层的严格审核，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打赏记录、支付凭证、监护人身份证明等。只有经过审核确认无误的退款申请才会被批准。在退款方面，家长在申请退款时，需要证明打赏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完成的，这通常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如监控录像、聊天记录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往往难以提供这些证据，导致退款申请被拒绝。直播平台在审核退款申请时，可能会要求家长提供详细的打款记录、支付凭证等信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对于家长来说是一项繁琐的任务。这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未成年人退款门槛已经足够高。此外，据某直播平台统计，2023 年的两个月，未成年人退款申请量高达 3 万每月，但其中未成年人退款成功量仅达 6000 元，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不支持退费约 2 万元，占比约 70%。也就是说，现有门槛之下，已经可以充分防止成年人恶意冒充等情况。在面对未成年人因缺乏判断能力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时，提高门槛反而会使得退款成功率降低，做不到更好的帮助。

　　综上所述，直播打赏中提高未成年人退款门槛的修改和实施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并且即使提高门槛，也没有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因此，我方坚持认为，在直播打赏中，未成年人退款门槛不应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