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席，各位好！

　　首先，正方的背景基于两件事情。其一，吸烟严重有害健康，会导致疾病，影响人的消费习惯，社会上也认为吸烟是不良嗜好，这对烟民群体本身存在不健康的看法，影响其人生各种机会的获取。此部分数据不再赘述，这是正方立论依赖的第一个背景。

　　其二，中国现在有远超世界平均数的庞大烟民数量，这其中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人口基数问题。事实上，在中国吸烟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平均每月抽烟数量，即便平均到小孩、新生儿、老人以及完全不抽烟的妇女身上，每人每月也有 15.6 只，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总体来说，在这三大背景之下，正方叙述一件事情，即控烟迫在眉睫，并以此展开正方的两重论述。

　　正方的第一重论述很简单，设置最低价格的措施会对控烟有显著帮助。例如，有专家计算过，在香港，当每包烟价格上涨 24 到 34 港元时，3%的吸烟者表示会降低吸烟量；而将每包烟的价格上涨至 80 港币时，有 33%的吸烟者表示一定会戒烟。若继续增加价格，零售卷烟价格每上涨 10%，卷烟的消费量就会下降 4%。在多数中低收入国家，10%的卷烟零售价上涨导致的消费量下降幅度甚至比发达国家更高。所以，在中国实行最低价格控烟是有显著利益的。事实上，在世界上四个实行最低价格的地方，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美国的两个不同州，都有明确的效果。

　　正方的第二重论述，是关于为何要通过最低价格的方式来实现控烟。最低价格不仅对于戒烟群体，即现有的吸烟者，能动摇他们的抽烟动力，让他们减少抽烟，甚至迫使一些人戒烟，同时它还是一个准入门槛概念。因为最低价格会决定很多还未抽过烟的人是否选择抽烟。在此，正方将详细论述两个视角。

　　第一个视角是青少年。众所周知，青少年开始抽烟时会受到很多诱惑，而世界控烟大会明确提出，在控制青少年不要接触抽烟，不要开启抽烟这一罪恶之门时，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不让烟草厂商搞各种促销活动，因为这会提供很大的诱惑力。而设置最低价格门槛，能显著避免无限打折，是有效的。

　　第二个视角是穷人。在我国，无论是中国显示的情况，比如两个吸烟者中就有一个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这不仅会导致病重，还会影响人的劳动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创收。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这件事情的危害更为剧烈。我国贫困地区烟草流行非常严峻，吸烟率高达 34.2%，远高于全国的 26.6%。这些吸烟人群中贫困家庭的概率是 23%，显著高于非限制人群的 13.8%。而烟草价格上涨后，61%的贫困人口会减少吸烟量，13.37%的人会选择戒烟或把平常吸的烟量降低到很低。正方认为，这对于降低贫困家庭的生活负担很有帮助。

　　综上所述，第一，正方认为控烟可以减少已抽烟的人继续抽烟的概率；第二，它可以设置一个门槛，让更多的穷人和青少年不要开启抽烟的道路。正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

　　那有请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一辩，质询方单边计时一分钟，被质询方不计时，但是单次发言时长不得超过 15 秒，质询方不可以打断被质询方。

　　反方三辩：您的论讲中国的吸烟问题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那您觉得是要把吸烟人群减少到一定的比例就可以了，还是把烟控得越少越好？ 　　正方一辩：越少越好。 　　反方三辩：那要不要全禁了？ 　　正方一辩：如果能的话，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反方三辩：那您觉得要不要考虑烟草本身带来的税收，以及它带来的就业岗位这些因素？ 　　正方一辩：保持这个目标努力的意思就是在尽量平衡这些因素的前提之下，往这个目标努力。 　　反方三辩：那我确认一下现阶段您觉得应不应该进行全面禁烟？ 　　正方一辩：现阶段这个我们没用过计算过，我觉得我粗略的感觉应该还没有到能直接一刀切的时候，所以现阶段应该适度控制。 　　反方三辩：现阶段也应该往全面禁烟去努力，应该推行这样的政策，只不过力度可以缓和着来。 　　正方一辩：嗯，缓和下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当今不要把烟控得越狠越好。 　　反方三辩：那您的控制是不是要越狠越好？ 　　正方一辩：好的，是控得越狠越好。 　　反方三辩：那您的就业岗位和烟草人的需求就不要了？ 　　正方一辩：在平衡代价情况下，越狠越好。 　　反方三辩：那您具体打平衡卡的一个标准吧。我们认为是这样的，第一就是有很多明确能计算出来的代价，比如吸烟导致的疾病发病率，第二还有很多隐形的代价，您方也可以帮大家去算一算，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满身烟味，他在职场就业时还是会遭到歧视呢，无论代价如何对吧。我问得具体一点，您希望减少多少烟民？ 　　正方一辩：越多越好啊。 　　反方三辩：那您到底是怎么个想法？ 　　正方一辩：30%，就是减少的越多越好啊，如果这里有一个代价，我们就跟您比，如果这个代价我们认为是不可承受的呢，这部分人我们认为就慢点。 　　反方三辩：所以目前烟草行业给我国带来了很多的税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都不能抛开。而且我今天进一步请教您，您的理论无非讲的是通过提高价格让大家觉得烟更贵了，就买的少一点，对吧？动摇大家的吸烟习惯，因为吸烟是一个很周期性的日常习惯，他会改变这个习惯，比如说如果我们每包 40 块钱，那这个人他的整个支出的结构要重新调整一下。对，那我方通过税收调控的方式，给每一包烟增收 3 - 4 元的同量式，也能让烟卖的更贵，是不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提高价格呀？ 　　正方一辩：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而且我方后续的…… 　　反方三辩：所以第一点分歧就在于他觉得应该全面禁，我方觉得像健康中国一样，我们得找一定比例就好。第二点是我们有接待政策，感谢交流。

　　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 3 分 30 秒，就请反方一辩。

　　我方认为不应设置烟草最低零售价格，理由如下： 　　第一，该制度在执行环节中困难重重，无法完成政策目的。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2 年我国烟民数量达 3.5 亿，而全国零售户约五百八十万户之多。这些零售户分布在全国各地，想要在零售价格方面进行监管和处理十分困难。市场监管总局的报告显示，我国基层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严重不足。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也显示，我国执法团队距离烟草行政执法工作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在捕捉线索、获取证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同时，面对经济下行，很多烟草商为薄利多销都恶意采取低价卖烟的形式，烟草局报告就显示，很多零售商为争夺客户都会低于指导价卖烟。面对执法困难和零售商低价卖烟的现状，采取最低零售价格制度意味着执法和监管的巨大困境，基层执法过程中，很可能导致零售商偷偷卖、低价卖，执法人员也难发现、难取证的困境，最后导致执行缺位、执法难的尴尬局面，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李克强总理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就曾指出，执法不严等不合法、不规范问题容易打击市场信心，损害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公平与正义。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也认为，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共政策实施性不足。

　　此外，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打击问题中也指出，行业只能提取出零售指导价，不能通过直接定价格的方式提高零售价格。最低零售价格不仅违背了国家自己的政策导向，伤害了零售商的自主定价权。另一方面，最低零售价格在实际上增加了穷人买烟的负担，却对富人买烟视而不见。这种不公平也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南开大学引述罗斯坦的研究发现，社会制度公平平等的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会更高。由此，设置最低零售价格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导致不公平的诸多问题，不应该设置。

　　第二，我方提出的调控政策为通过消费税的方式调节烟草售卖价格，达成控烟目标。不同于最低零售价格，消费税在生产和批发的环节统一征税，执法困难更小得多。烟草税本就是税收的重要部分，税收政策也不会为执法人员带来额外的负担。对于零售商户来说，一旦税收提高，那么为了保证自己的盈利，也必须提高自己的烟草售卖价格，从而保证了控烟效果。根据新的预测模型也发现，在众多控烟政策工具中，提高烟草税在我国的控烟效果是最佳。在具体目标方面，会实现健康中国 2030 年提出的将吸烟率降低为 20%的目标。根据郑榕教授团队 tax 模型计算的结果，我国烟草税应提升至 82%。在具体政策方面，我方认为未来六年采取价格和比例混合征税逐步提高的措施。胡德伟教授建议，未来中国应每生产一包烟就征收 3 - 4 元的从量税，使中国烟草税率达到 64% - 66%，同时提升约 16%的按比例征税，达到烟草税 82%的目标。具体税率也可根据其他情况做进一步修正。

　　可见，相比设置困难且弊端重重的最低零售价格，采取税率调整，效果更好且弊端更小。因此不应设置最低零售价格，而应采取税率调整。综上，感谢。

　　正方三辩：吸烟这种行为会严重危害人的健康，这一点是否可以重视？吸烟当然对健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具体控烟控到何种程度，我方有举证，健康中国 2030 规划中，将吸烟率控制到 20%是五年前的最强目标。目前联合国卫生组织已经表明，在香烟烟雾当中的 2000 多种化合物中，69 种是致癌物，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达成危害健康作用的共识。

　　正方三辩：既然烟草危害健康，那对于烟草的态度，难道是说它既然会带来税收，就越多越好吗？我方刚才已经说了，将企业税率降低 2%是我们的小目标，因为这个税收一时间无法完全取消，而且 20%的就业岗位也是一方面，我们打算控制烟草的数量和减少吸烟量。但是我方的质疑在于，设置最低零售价不能有效达成这个目标，而征收烟草税可以达成。第一，烟草税可以完全替代它所有的利好；第二，设置最低零售价不仅难以达成目标，还会有更多的负面效应，例如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违背国家原有政策。烟草税是按照税率进行征收的。我方的烟草税有两层，逐步混合提高，第一是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从量税，第二我们根据比率去进行提高，最终达成每包烟所有的烟草进行一个 82%的比例的收成。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老家黑龙江，最便宜的烟叫老八左右，一包只需要 5 块钱，目前中国廉价香烟的收税率是 36%，您不用提高到 80%，就算提高到 100%，它卖 10 块钱一包，是不是还是很便宜？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便宜烟，提高其最低价格的门槛，是具有普遍征收性质的，这对于那部分穷人抽的便宜烟来说，应该进行调整。现在人对于价格很敏感，当然这也会影响到吸烟的量。

　　反方一辩：好的，感谢双方辩手。

　　这场比赛双方在控烟态度上存在根本分歧。按对方首支的说法，对方要全面禁烟，根本不顾及所谓的税收问题、就业岗位问题，能减多少是多少，我方觉得不对。因为就像健康中国 2030 里提出的，我们到 2030 年前要努力把控，把吸烟率降低到 20%为止。为什么？是因为现阶段烟草行业为我国提供了上千万的就业岗位，以及万亿级的税收收入，而对方要直接以一刀切的方式将这些全部割舍，这本身会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问题，而这一部分对方一点都没有考虑。

　　更进一步讲，他们的政策会带来几重弊端。其一，会进一步提升基层部门的执法难度。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报告，我国基层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严重不足，很多监管所只有 2 至 4 人，而接到上级下发需要落实的文件平均每天有两到三份之多，所以工作负荷极大，很多监管工作只能流于形式。这种情况下，对方却要求基层执法人员面对全国各地有 580 万家烟草零售商，查清每一个零售点是否遵循最低价格，我方认为难度太大。即便真的落实，也无疑极大程度地加大了执法难度。而如果落实不好，就可能会损伤政府的公信力。

　　进一步讲，他们的这种限制较大程度地仅针对穷人。穷人抽烟，所以会引发人们观念中的攻击性问题。大家有可能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一个穷人本身娱乐方式就不充足，你还要限制我吸烟，而那些富人却根本不受限制，他们抽的烟会更进一步地引发大家对公平感的质疑。

　　好，谢谢主席，各位好。我们双方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对方同样认为烟草对人的健康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在刚才质询的环节当中，我也完成了可能的举证且没有问题。那我们双方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控烟的态度。一方的态度是控烟要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不能损害到政府的公信度，同时要符合目前中国基层执法的现状。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度究竟在哪里？我方没有告诉大家，如果仅仅是征税的话，那征税的时候为什么不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这是您方需要解释的。

　　第二件事情是您方说危害公平这件事情，如果对于穷人征更多的税，会危害公平，会损害到政府的信誉。但是我方认为，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而言，公平从来都不是最高价值，对于一个政府而言，最高的价值应该是保证自己国民的健康，特别是对于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说底层民众而言，对于他们健康的维护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双方在质证当中也确认到了，如何通过征税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有效提高廉价香烟的价格。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价格基数比较低的香烟而言，其价格没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根本达不到我方所有举证的那种控制烟民数量的效果。所以说，对于那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来说，对方的政策完全没有用，而我方的政策能起到效果。我方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的态度。谢谢各位！

　　正方二辩：

　　比方说监控有难度，比如据我所知，现在国家正在执法打击先诈严（此处表述不太明确，可能存在错误），在这个过程中，能同时严格规定，若低于一定价格销售香烟，会予以没收，这并非难事。在管理管制零售时，这件事很难做到吗？既然要平衡健康与社会利益，我方提出到 2030 年实现某空间 20%的目标，您是否愿意认可？您只说有难度，却未说明既然已经在做相关工作，这件事难在何处？

　　接着说目标，我方认为这个目标的达成有两种路径，我方的路径是优先保证穷人目标去吸烟（此处表述不太清晰），您的态度是否相反？您是否觉得穷人吸烟是他的自由？因为天价烟较少，且包装华丽、显眼，容易查，而穷人的香烟并非如此。

　　我想问您，既然您也认为要实现 20%的目标，您的具体政策是什么？您打算将最低零售价格定在多少元？我方关注的是穷人群体，我们来确认一下双方对这一群体态度的分歧。您是否认为一个人只要想抽烟，就应该让他有抽烟的自由，即便抽烟会对他造成不良影响？

　　我方进行第二次追问，您方的具体政策是多少钱？10 元以下都区分的话，您的态度是要管控，那管控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对穷人进行更多管控？因为他们本身更危险，承担风险的能力更弱。您是要禁止生产 10 元以下的香烟，还是 5 块钱的香烟，并且规定售卖价格在 10 块钱以上？质量不合格的低价烟应予以取缔，质量合格的让其在 10 块钱以上销售，您方的态度在此出现了犹豫。您也认为对于穷人来讲，不能放任他们随意吸烟，您也觉得要对他们进行管控，对吧？

　　有没有没有自己领售价格高和水低价高伪类的烟（此处表述不太明确），我们把最低的烟定到了 10 元。您刚刚提到现在最便宜的烟应该是 5 块钱，我方认为目前提高 4 元的存量税，将其提高到 9 块钱，我们的税率能达到 66%，再提升 1 元总量税，完全能达到目标，甚至不会超过 82%这个线，没问题吧？我方认为目标虽不同，但您方提出增加总体税收、提高总体价格，我方也可以做到。然而，我方认为对于穷人这一更应关注的群体，应有他们独有的政策，接下来我会向您论证这部分内容。

　　除了执行有难度，您说警察认为有难度之外，您还认为有什么执行难度？在穷人这一部分，您认为要把最低的香烟提升到 10 块钱，我方提出提升 4 月份的总量税税率至 66%，使最低香烟价格达到 9 块钱，再提升 1 元，税率不会超过 80%，不会突破未来 20%的空间目标。请问我方通过设置税率的方法，能否达到最低价格 10 元的目标？如果通过设置税率，最终实现取消 10 块钱以下的烟，那我们的政策就没差别，只是途径不同。能否回答我除了查零售有困难之外，您还认为有哪里执行有困难？

　　在具体的理论执行效果方面，我方完全可以应对对方的所有质疑。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穷人，我方唯一的区别在于双方的政策实际执行上谁能够做得到。我方的第一种质疑是您方很难做到，原因在于我国有几百万的零售商，分布在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仅仅在我们学校的周围，有些报亭卖香烟时，您先问和晚上偷偷问价格都不一样。所以我方认为对于零售的监管非常困难，而税收是在批发端、生产中端直接征收，这件事相对简单。

　　如果通过征税使所有烟的价格降至 10 块钱以下，这与设置资金的零售价格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我只想解决一个问题，即他们所提及的那部分应该保有自由的穷人。在山东省栖霞市有个新家口村，村民刘茂，13 岁时，他母亲每天在家抽一盒香烟，他每天为母亲点烟，闻着烟草的味道，觉得好闻，于是也染上了烟瘾。25 岁时，刘某每天抽烟两到三包，此时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女儿，因二手烟的影响，这个女孩出生便是智障儿，他的家庭因此陷入困境。因为抽烟导致不健康，为给女儿治病花费十几万，变得更加贫穷。贫穷使刘某更加消沉，他自己说，觉得生活已无希望，只剩烟能给他一些安慰。为何连这也要阻止？于是陷入更抽烟更贫穷的恶性循环。我们的态度是，只能通过平等地抬高香烟价格来解决这部分问题。对穷人不能有额外的监管，否则就是不公平。只有当认为抽烟是利好时，才叫不公平；当认为抽烟有害时，这便是特别的关心和照顾。因为你在悬崖边上，所以我在悬崖边立道警戒线，告诉你即使是铁栅栏，你也不能迈出来一步。真正的关心不是你可以自由地选择去死，而是哪怕你不情愿，我也希望你好好活着。现在唯一的质疑是设置最低零售价格这件事很难，难道就意味着不去做吗？通过增加一定的执法成本，可以拯救一个像刘某这样的家庭，使其不用因低价烟而陷入贫穷和吸烟的无限循环中，这些成本是值得的。其次，现在打击天价烟的政府团队会在每个零售点布控几例，并来回巡查。只需在巡查时多查一项，即是否有低于这个价格的烟，若有则没收。没收一两次，商家就不敢继续这样做了。

　　反方一辩：我方认为，通过收税的方式设定目标，原本 5 元的烟，到 2030 年可能卖到 10 元的价格。但为何说放弃了对穷人的帮助呢？如果最终目的是将所有烟都设置在 10 元，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对穷人的帮助？我方认为应该更关注穷人。可以在同时抬高价格的同时设置一个零售线，投放一些低价烟，禁止卖到 10 块钱以下，这样既保证了有牟利空间，也能照顾到穷人。所以，我方并没有像您方所说的那样放弃对穷人的帮助。

　　其次，收税和设置最低零售价有何区别？我们通过收税是在生产端增加成本，提高税收，而设置最低零售价是在零售商的层面进行管控。设置最低零售价的难度更大，但我方这样做可以多一种预防措施。万一生产商通过其他途径降低成本，生产出劣质烟，设置最低价格限制可以将这条途径堵死，更好地保护穷人。在法律情况下，不符合生产要求的烟是可以被收买的，可能存在低价烟或通过省略品牌价格等其他途径降低成本的情况。如果有最低价格限制，在没收时会更有正当性。

　　在价格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收税的方式进行不断调整。您方是否想告诉我方，那些偷税漏税的厂家可以规避？即便有其他降低成本的方法，通过偷税漏税卖到低价烟，我方也能确保这部分不会伤害到穷人，这是我方的独特之处。

　　目前烟草生产商只有几百家，而零售商有几百万家，是管理偷税漏税的难度高，还是管理零售商的难度高呢？我们要打击不正当的烟草销售，在这个过程中多加一些审查，成本并不高。像您刚刚说的，每个报刊亭设置检查监管，难度真的很高吗？原本就要打击假冒伪劣香烟和天价烟，只是多加一项而已。

　　正方二辩：非常期待您方拿出站在每个报刊厅旁边都有人在进行视察的情况的举证，感谢。

　　那有请反方二辩进行申论，时间为 2 分 30 秒。

　　各位好，我们先确认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在政策实现的目的上，无论是 10 元的最低价格，还是 20%的空烟率不要太低，这件事情双方都有共识，没有问题。第二个前提是正方的所有政策利益，基本上反方都可以做到，在这里正方完全不反驳了。正方唯一说的是，如果靠税收以及低价但没有品牌效应的产品可能卖得更便宜，这是没有道理的。乙方自己举证的最便宜的价格目前是 5 元，这是已经刨除了所有品牌销售之后的最低价。那我们在征收 5 元的同量税，每天生产出来就得多交 5 块钱，那它势必就要提到 10 块钱，所以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如果是假冒伪劣，那就不应该在这个题的探讨范围内，无论有没有最低零售架构，都应该不管假冒伪劣。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正方的所有政策利益，反方都可以做到。

　　而接下来双方的核心分歧在于理论与现实。正方设想的政策利益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型，而反方探讨的是现实中谁能够做得到。这里第一个区别是对方认为税收和最低零售价格有没有区别，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生产端与零售端的区别。因为生产端我们有 2000 多要加这个零，生产商跟批发商，可是零售端有 500 多万户，在这里的区别非常明显，哪个监管更难？很明显。

　　第二个部分是在监管方式上，在税收上我们有统一的人工智能的统一算法去监管，它可以先管账对不对，有没有恶意的奇奇怪怪的账目。而零售这件事情监管非常困难，问烟卖多少块钱，嘴上可以说 10 块钱，可本来对熟客就卖 5 块钱，这一部分监管的困境更为严重。

　　第三个部分，对方说我们现在不是也在打击天价烟吗？那我们就比较一下，会在江西大山里的一个贫困山村出现 100 元甚至 500 元的天价烟吗？这些天价烟往往只会出现在大城市的少部分烟草商里面，可是更多的 5 元的低价烟是散落在全国各地，散落在所有我们检查的执法力量最难以深入的山村里面、乡镇里面，剩余部分的执法难度跟天价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所以如果要讲压价，就要承担巨大的执法成本。

　　第四个部分，无论执法成本如何，我刚才多次提到额外避害。比如像烟草局自己说的，代表政府的立场，我们要保证烟零售的自由，物价局要相同。您方违背大众方针，再比如我方说的专门针对穷人，对其他人视而不见，这种给人民带来的不公平的感受，以及我方说的在公益执法不利的情况下，会带来政府的公信力的缺失。这都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您方的利害更多，而我方不会。谢谢！

　　有请正方一辩质询反方二辩。

　　正方一辩：第一个问题，烟草商和烟草生产商可不可以聘请出专业的法务和会计？我方认为，在目前的税收方面，不能仅依靠法务和会计。第一，在传统税收上，我们的税收审查原本就在进行，原本也有会计。第二，目前使用的税务风险核查系统可以直接监测开票及核实性，靠会计来规避一些东西，在直接的系统中很难实现，而零售根本没有这种系统。我问的是可不可以请会计，我的回应是，有会计没差别，会计难以防住税务风险核查系统，零售商的系统根本深入不到每一个具体的相关聘请，聘请专业人士是有难度的。我强调一下，我的观点是原来也有会计，增加额外成本，且对抗会计的系统是人工智能，对抗零售商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执法人员。而我方曾讲过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可查，中国目前的基层执法人员的能力是不足的，所以在这里的难度是有高低之差的。

　　正方一辩：企业方面偷税漏税可以聘请专业的人，这里面和监管零售的难度您可以慢慢比较。您一定要看着说一定减少不能过 20%的人抽烟这件事儿过了又怎样呢？第一出口，前面第一个是比的是 2000 对 500 万的数量，第二个比的是有专业的系统跟目前能力不足的执法人员，我觉得这里很清楚。

　　正方一辩：第二部分，您方一开始说的破坏平衡导致的烟草应院（此处表述可能存在错误，不太明确其含义）的伤害，导致了中国一五万亿几乎完全可以覆盖军费的烟草税收的伤害。所以我们这个效果一定比您那个更显著，这是指您的判断方式，所以正方的政策会导致过线，反方的政策不会导致过线，对吗？我这里有两层，第一，如果您的目标是 10 块钱，您根本就还没到过线的那个地步，因为我方完全可以通过同一纳税达到 10 块钱。第二层，如果您真的觉得现在完全无所谓，您应该直接禁，禁止中国所有的香烟销售，您不敢承认这样也是有伤害。

　　正方一辩：接下来我问问清楚，从量税的意思，这就是每支烟一生产出来，在生产端征收 5 元的税，目前我们建议是两到 4 元，如果您方的目标是要报最低零售价格 10 元的话，那就是对应升 5 元的从量税。那我可以每支烟卖 3 块吗？这不可以，这是最低价格了对吧？然后我进一步来问，如果我想让这个香烟价格整体提升 20%，您用您的税率方法帮我算一下。我这里有两层，第一个部分两块有明显区别，因为在实际上您可以不卖三块钱，您不会那么做，而最低零售价格直接从法律规定，所以您是零售端，我是生产端。如果我前端流水快，我确实没有算过，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极端的过度，本身也会导致很多伤害，那您为什么不直接禁烟呢？我们在前端有举证过。

　　正方一辩：所以这里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您认为在您方政策下，仍然还可以有赔本售卖的风险，那我方能告诉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低廉价香烟，就是整个的烟草行业的业尾流款吸引人，现在成为您这件事本身是反方永远根除不掉的弊害，因为您法律没有硬性标准。而第二层小结是，您方所谓那个您觉得极端，可是我方为什么告诉您，有专家明确计算说在中国香烟应该最低到 26 块钱，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对需求方的空间效果，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著地提升，我们认为应该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去前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您方所谓那一个不极端的场景底下，真正保留下来的就是我方刚才小结沉思里面讲的那些穷人，正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这一圈又一圈的转悠，而您方用那个烟草还（此处表述不太明确）的大旗把这些穷人的损害全部都给遮盖住，是我方看到的最大的问题。

　　以上感谢双方。

　　最后，由反方三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为 3 分 30 秒。

　　在对方的论述环节中，提到许多烟草零售商为了引流会低于成本价卖烟。然而，一个烟草零售商本就面临诸多困难，还要为整个烟草行业吸引新烟民而赔本卖烟，这显然不合常理。所以，在我方政策倡导下，由于成本价提高，烟草商从批发商处的进价也随之提高。为了保证自身盈利，他们会如我方二辩所阐释的那样，被迫提高售卖价格，从而达到我方期望的效果。

　　从这场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对方其实也希望在烟草税收与维护公共健康之间达成平衡，只是不清楚平衡点在哪里。我方依据“健康中国 2030”提出，将税收控制在 20%这条线，这应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那么，双方比较合理的政策更易达成，我方对此提出了质疑。

　　第一种质疑是，我们对比双方在生产端和对方在零售端的情况，探讨何种政策能够切实落实，而不沦为一纸空文。我方认为，在全国各地分布着 580 万家大大小小的零售商，而当前无论是市场监管组织的报告，还是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都明确指出在很多基层，执法监管力度严重不足，很多时候监管工作只是走形式、走过场。对方自始至终都未在我们举证时说明，到底如何通过他们所谓的加强监管来真正保证政策能够落实。相反，我方提出的税收政策理论，有非常明确的监管细化方式。我们现阶段可以通过监察审计流程，从生产端落实好我们的政策。我们可以通过税务风险核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核查仅有的几家烟草生产商的财务报表，查看其在纳税方面是否遵守了我们的政策。因此，我方政策远比对方政策更容易落实。

　　更进一步来看，对方的政策难以实施。根据烟草总署的报告，尤其在当今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很多烟草商会低于指导价卖烟。比如，某款香烟指导价应为 5 元一盒，为争夺市场，商家会以 3 - 4 元的价格出售，因为这样他们仍有利可图。所以，这种情况难以杜绝。而在我方的倡导下，如前面所讲，由于成本价提高，商家为避免亏损，会被迫抬高价格，从而使我方政策能在基层让许多烟民减少吸烟量。

　　再者，如果对方的政策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无论是依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还是其他相关研究，都会发现执法不严导致法律无法落实，这会打击政府的公信力，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是对方需要承担的弊端。

　　更进一步讲，从控烟的理念来看，对方的倡导无非是让穷人承担责任，打着保护的旗号，却不对富人的吸烟权利加以限制，而是无限抬高穷人吸烟的门槛。如此一来，穷人可能会想，为何富人朋友的吸烟价格不涨，而自己所吸的这几款烟却涨价了呢？这可能会让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在针对他们，损害了他们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对方政策需要承担的额外弊端。

　　所以，在政策执行效果方面，我方通过税收调控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障青少年和贫困人口的健康。而对方会增加额外的执法成本，造成额外的困难，且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这便是我方政策的优势，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