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席及在场各位。开篇明义，垃圾分类是指按照一定规定将垃圾分类处理，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教育引导是一种以诱导和启发的方式来引导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法，主要通过宣传、普及知识等温和的手段影响个人。法律强制是指国家通过法律手段确保法律法规得到遵守和执行的一种强制措施。

　　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我国每年都产生近 10 亿吨垃圾，垃圾占地 75 万亩，垃圾的堆积情况可想而知。中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25 年间每日产生垃圾增加了 15 倍，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倡导垃圾分类，却仍然面临着垃圾分类推行不畅的局面，由此可知，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为了更好落实垃圾分类，让居民成为垃圾分类的参与者，我方认为落实垃圾分类更靠法律强制，并阐述如下判准。在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下，何者可以更高效地落实垃圾分类？为何法律强制更高效？请看我方接下来的重点阐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新华日报曾发表报道，垃圾分类的理念早在 1957 年就已提出，然而 63 年过去，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只有 46%。这个数据充分揭示了教育引导在推动垃圾分类方面的局限性，尽管我们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宣传教育，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相比之下，法律强制的实施则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2020 年 5 月 1 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强制实施，在短短的十几个月内，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率竟然高达 90%。这一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了法律强制在推动垃圾分类上以自身强大的约束性避免了个体行为的自愿性和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了公众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使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由此可见，法律强制在落实垃圾分类的进程中效率更高、速度更快。

　　其次，法律强制实施垃圾分类能够显著提高普及率，而教育引导这一方式的收效会因地域、群体而产生明显差异。法律强制通过严格的执法和处罚，普适性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改善人们的惰性，提高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度。除了之前提到的北京案例，我们还从上海大调研发布的报道中了解到，上海市在实施垃圾分类相关法律后，五年来，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已经基本养成，社会参与热情明显提高，市民自觉履行义务已经达到 97%，全市居住小区分类达标率从条例实施前的 15%提高到 95%。这一数字直接反映了垃圾分类在法律实施后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市民的一部分，垃圾分类普及率得到大幅提升。

　　综上所述，我方坚定认为垃圾分类更靠法律强制实施，谢谢大家。

　　对方辩友你好，今天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垃圾分类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请问您一个问题，您方认为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分类是何种境况？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并不高，即便在知晓度经常得到教育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不愿意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所以我们会发现，日常的垃圾分类情况并没有我们期望的那样理想，并非这几个月或这几年不马上解决，地球就会怎样，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急迫。

　　第二个问题，一方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高效性，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方重点阐述，一个是执行速度更快，另一个是已普及立法。比如一项法律的出台，需要什么过程，中间需要制定并修订相关法律，那么这个时间成本与法律的效力如何呢？我方认为，相较于教育引导，以北京、上海市的案例为例，在法律颁布实施之前的修订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成本，我们认为教育引导并不具有优势。

　　接下来一个问题，您方提到参与率，比如三种不同参与率达到 90%，那么它的效果呢？今天我随便进行一下垃圾分类，就算我参与了，但它的实际效果在哪里呢？我方认为，对于这个数据，这只是一种直接的参与行为，但我们今天想要达到的效果，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您方有没有注意北京市条约的发布和后续进展？后续进展到今天，北京的居民的满意度、知晓率和参与度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在评论中有详细的数据进行阐述。我方在上海市 2014 年发布相关规定后，后续的数据也证明实际效果得到了提高。

　　辩开编层是积分 3 分钟，发言计时，好，谢谢主席提恭后家长各位，我方的观点是相当于法律强制，垃圾分类更要告我。（此句表述不明，可能存在错误）注意一下我方认为判断的标准是何者更有利于垃圾分类的落实。

　　法律强制指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公民执行成为法律要求，违反者会面临来自法律的后果。教育是指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教育引导是指通过对行为动作或思想上的引导，帮助个体向特定目标行动的过程。

　　接下来我方将从以下两点开始阐述。首先，教育引导更有利于垃圾分类常态化。思科员的小燕在基于结构方程的生活垃圾研究行为中表明，宣传教育是影响居民生活垃圾行为的最显著因素。居民接触到的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越多，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越高，积极性越高。所以大家也在企业要经验分类的研究中指出，宣传教育能够激发公众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从而将生活垃圾内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关于德国、日本垃圾分类的多篇研究中表明，其垃圾分类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自觉行为，与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引导不无关系。在德国，垃圾分类并不停留于政府的文件，它是一项全民参与的环保事业。德国人从小被教导垃圾分类知识，不遵守垃圾分类的人会遭到唾弃。在日本，环保教育属于义务教育，比如参观垃圾焚烧场就是东京四年级小学生的必修课。通过教育引导，能够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日常生活习惯，实现垃圾分类的常态化，从而真正长期有效地落实到公众身上。相比之下，法律往往只流于表面，而无法保证公众真正的行为改变。

　　其次，教育引导更有利于垃圾分类的精细化。人家家（表述不明，可能存在错误）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宣传教育不仅能激发公众的积极性，还能提升生活垃圾的正确率。湖北大学生杨玉文在其研究中指出，我国垃圾分类推广过程中效率差、效果差，原因是大部分居民的知识储备不够。张张燕、张胜燕等人在日本垃圾分类研究中表明，日本政府垃圾分类准确、程度高，其有效执行主要体现在宣传教育上。日本政府会免费向居民提供垃圾回收表和特制的垃圾分类指南，通过教育宣传以及在官网上设置多种语言的垃圾分类事项，通过有效引导，提高民众对垃圾分类的知识储备，进而提高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使垃圾分类最终得到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教育引导更能使垃圾分类实现常态化与精细化，从而实现垃圾分类长期有效落实到人民生活中。我们相信通过教育引导能够实现垃圾分类的广泛推广，更能培育一代一代具有环保意识、有责任感的公民。以上，谢谢。

　　正方二辩：对方辩友，我方认为我们双方是基于何种背景来讨论辩题，国情又是怎样的？我方觉得当下垃圾分类的落实已迫在眉睫，这一点我们可否达成共识？

　　其次，您方也说要落实，那能否比较哪种方式更高效落实呢？我们之前有过统一观点，要看高效落实，不仅要看时间，还要看落实的质量。

　　接着，您方认为垃圾分类落实到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普及率不够，大家对知识了解不够，是因为宣传教育不够，对吧？那是否存在人们懂了但不愿意去做的情况呢？很多人其实并不懂，比如垃圾分类，根据我方一辩稿，今天北京有 80%的知晓率，但投放比率依旧很低，这种知道了也不愿意做的情况是存在的。所以您方如何将教育引导落到实处，希望听到您方后续的论证。

　　然后，您方今天表示没有否定法律，对吧？知晓率并不代表就只知道垃圾分类，具体怎么分类还是需要引导。比如这支笔，我方后续会给您进行比较，我方有数据。最后我问您，您方虽没有否定法律，但认为不需要强制，我方强调要法律强制，当然不是以法律强制为主，而是也要强制，而您方是以教育引导为主，那您方这个比例是怎么界定的？您方如何判断是法律强制带来的效益，还是教育引导所带来的效益？您看法律颁布之后带来的效果。

　　正方二辩陈词：

　　当二辩申论计时 2 分钟开始时，我想说，今天我们对于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更应该确保它的质量。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仅依靠奖惩机制让居民去进行垃圾分类，而是要让居民群众真正地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只有当他们从内心认可垃圾分类，才不会敷衍了事。这才是我之前所说的关键所在。

　　第二，关于您方提出的法律高效问题。首先，我方已经阐明，您方在法律条文修订方面，无论是修改还是其他操作，都存在时间成本。我们并未将其与高效进行比较，您方也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其高效性。并且，对于您方所期望达到的效果，虽然今天发布了相关规定，我们可能会去参与，但垃圾分类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大家树立环保意识，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这个目的可能并未实现。比如说，现今交通规则已相当完善，但仍有许多人闯红灯。这是因为监管机制并不完善，人们也没有从内心真正意识到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第二，对于 2019 年上海市发布的相关条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后续对垃圾分类产生了一些有益效果。然而，在后续跟进中我们发现，上海市的垃圾分类存在反弹现象。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并非从根本上认可垃圾分类，他们只是因为政府的要求而被动去做，对垃圾分类能够缓解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的感受并不深刻，对自己是垃圾的生产者和制造者的感受也不明显。他们认为垃圾分类是政府的要求，自己是被动参与，而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上海市在同年出现了反弹现象。因此，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根本问题，并非您方的一个行为就能决定的。感谢。

　　有请二辩陈词，计时 2 分钟。

　　好，谢谢主席，各位评委。我方认为当下法律比教育的周期实现速度更快。我方通过举例说明，今天一个人因垃圾分类不到位而被罚款，为避免下次受罚，他会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这体现了法律带来的效益，即行为与意识培养同时进行。而教育是先培养意识，再落实到行为习惯。再如酒驾，法律强制入刑并严惩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才深入人心，全国酒驾伤亡人数也逐年下降。所以，法律强制不仅能带来观念的树立，而且更加快速且深入人心。这是我方对法律更快落实的论证。

　　再从实际落实情况来看，对方一直在质疑我方。我方认为，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于树立的观念，难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落实。而从北京强制实行垃圾分类的数据以及上海的数据来看，法律的强制性更能确保落实。今天我方一辩已明确指出，在北京，市民自觉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比例已达到 97%，其中达标率从 15%上涨到了 95%。这是我方所追求的垃圾分类精细度和准确度的体现。

　　所以，对方的弊端无法解决，而我方的利好是教育带来的观念，我方同样能养成习惯。在实际案例中可以证明，法律强制带来的切实效率比教育保障更好。

　　正方四辩和反方四辩对辩。

　　正方四辩：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看我们大家是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对方辩友，我想问您，习惯的养成是教育还是引导呢？其实我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垃圾分类的教育。那我再请问对方辩友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关注过宿舍楼、教学楼这些地方的垃圾分类教育情况？ 　　反方四辩：我关注过。 　　正方四辩：我想告诉您的是，习惯的养成确实是自律和他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有相关的研究，通过自我决定理论，当一个人是自发地去做出一个行为的时候，他的习惯可能会更加高效，并且他的幸福感会更高。另外我问对方辩友，您方刚刚所说的我们的背景是严峻的国情，那么为什么说北京和上海是否是垃圾分类的典型呢？ 　　反方四辩：好，对方没有认知，没有回答我正面问题。既然我关注过，那您请告诉我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确实垃圾分类的情况还算好。 　　正方四辩：好多方辩友您也知道我们从小学或初中就开始垃圾分类，那为什么作为大学生这样的高素质群体，垃圾分类现在的普及率还是这么低呢？ 　　反方四辩：第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要告诉我，我从小学的时候暂时没有接触到垃圾分类教育，然后您方也没有回答我北京和上海是否是垃圾分类的典型。是啊，那你们今天把典型这个案例放在前头说，我接下来讲这个是其他什么问题？对方辩友请您告诉我一个问题，既然您关注过那么多垃圾分类，我们从小就接触到这个垃圾分类教育，那为什么不推进一下呢？我们还没有进行垃圾分类，那为什么北京和上海从 2016 年制定法律到现在，垃圾分类应该保持到一个非常可观的水平呢？您知道北京和上海这法律颁布之前，他们进行过多少前期工作吗？ 　　正方四辩：那您有没有了解过阿富汗这里面是几年提出的？ 　　反方四辩：我不知哪里啊，我告诉您，1996 年就提出把垃圾分类能力理论了，但是您知道 2019 年才出台相关立法，垃圾分类的普及率一直很低啊。对方辩友，所以您发现没有，在短短的四年内，从法律出台开始，上海的垃圾分类的准确率大大地提升，而与之相反，在前面长达接近 20 年的时间里面，垃圾分类并没有进行可观上的普及率的提升啊。对方辩友，所以您方发现没有，在如何有效地落实垃圾分类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制度的时候，法律强制起到了非常强大的作用，而您方一直都没有回答我，北京和上海是不是当下的典型，那么我就告诉您，确实是的，北京和上海不仅是垃圾分类这个实施结果的典型，它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等各个方面具有较高代表性的城市。那么我们现在在当下的国情下，我们不能只看这两个城市的例子，以及您可以告诉我，在北京 1996 年，它的垃圾分类这里面就已经实施，但是我告诉您，在上海市垃圾分类完成之前，一个清洗是一写 2000 万次。

　　正方三辩盘问反方：

　　我想请问，与面相关的法律有好多吧，比如有伤残法，那是否可以借鉴这类法律来更好地制定法律呢？是否可以借鉴别的地方法律呢？假如我的目的是解决某个问题，比如出海之后，教育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深入人心？这要看教育领导和法律观念，它们分别要花多少成本和时间，您能告诉我具体需要多少时间吗？

　　对方辩友，比如我是一个上班族，每天要花很多时间上班，您要怎么对我进行教育？我每天上班，像我如果是法律，是否可以强制性约束他们的行为呢？现在交通法已经很完善，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如果法律能够做到约束的话，是不是法律所有的规定都能起效果呢？那交通法的监督力度到底要多大呢？反正法律规定是能起效果的，这和效率没关系，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是对已生效的好效果。

　　正方三辩时间到。刚好我们在现场还真有一位在工地搬砖过的学长。

　　中小城市垃圾分类建制不足，导致垃圾处理不到位。许多城市仅有一个绿色垃圾桶，垃圾投放后根本未进行分类。您方拿全国的数据和上海、北京的数据作对比，这是不成立的。下一个问题，如今许多城市为居民提供免费的环保垃圾袋，且每月保证使用量，但仍有不少居民使用超市购买的非环保型垃圾袋，您认为这是为何？既然中小城市在某些方面无法提供完善的发展条件，而你们认为教育引导能够起到作用，那么能否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许多城市提供免费环保垃圾袋且保证每月使用量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人购买超市的非环保塑料袋，这是因为法律制度虽好，但民众意识不够，此时应依靠教育引导，而非法律或制度强制，对不对？今天一个会画画的人和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去临摹大师的画作，您觉得谁能做得更好？根据我们的了解，当人们了解一个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动力去做。可见如果单纯依靠法律，人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做好垃圾分类。再来问您，您方政策落实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经济成本？给我一个大致的估算。我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环境方面应该加大投入。就拿河南省的建设来说，您告诉我要将一个政策制定并落实，使其达到像上海一样的效果，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可以告诉您，这并非易事，法律落实需要实际的操作，需要很长时间。

　　就当前情况而言，垃圾分类问题亟待解决。垃圾分类工作需在原地开展，而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法律政策的制定都需要耗费时间。法律出台旨在提高评判效率，教育则需确保完整性，这需要一定时间。从时效性来看，法律的作用体现得更快。

　　我方的第一个论点是，法律与教育的作用有所不同。我们希望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但对于部分人群，教育所能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比如，对于那些面临 996 或 007 上班模式的人，他们每天工作繁忙，很难抽出空闲时间接受完整的垃圾分类教育。而且，多年来垃圾分类教育成效不佳，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受。直接告知人们怎么做，比花费时间聊天了解情况更有效。所以，对于部分人群，如老年人，垃圾分类教育可能难以起到作用，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那些性格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教育或许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能够规范所有人的行为。因此，我认为法律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他们付诸行动。

　　八大点总结陈词，计时两分钟。当计时开始，我讲两个方面。无非就是落实效率，这是其一。我们先来讲时效性，我刚才问过一个问题，对方辩友，从法律制定落实到一个河南小县城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到的是县城，而非仅说河南省。拿上海、北京来作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们的基建和法律都很完善。若要进行全国范围的比较，就应该与全国那些较为落后的地区相比。比如一个山村中七八十个老人，难道要让一个警察看着他们，在垃圾遍地的地方贴上标语，说不分类就罚款 200 元，他们就会信服并从心底里愿意进行垃圾分类吗？还是应该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让他们从内心认可垃圾分类的好处，然后再来探讨。这是其一。

　　其二，对方所说的举措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对方只是跟我说现在有政策，那政策在哪里呢？仅拿北京来举例是不够的。我方今天所说的是，通过让人们熟悉了解垃圾分类的过程，一方面了解其步骤，以便更好地实施，保证质量。而且，无论是法律制定还是教育，我们都发现它们都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事情，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管是法律制定，还是教育，都是长期的过程，并非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对方举例说垃圾分类从 1956 年就开始了，但那个时候垃圾桶和水分成几个呢？如今，是不是应该先把基建和教育做好，在这个基础不好的情况下，以法律为辅助来实施，这样法律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呢？如果没有教育引导，只是告诉人们有这样一条法律要求做这件事，人们可能并不理解。既然我不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那我可能就会无所谓。难道要为农村的每一个垃圾分类方面都设立一个专门的人员或账号吗？这是否经过计算呢？我认为完全可以让垃圾分类的教育从小学开始。

　　辩论环节两边都是 3 分钟计时，双方交替发言，交替计时，先由正方开始。

　　正方：你方攻击我方第一个点是成本，时间成本和基建不够。那我方想请问，今天我方的法律关注是有强制性规定的，它能否涵盖从上游到下游整个产业链，从垃圾的回收分类到最后的监管这一整套过程？您看教育怎么改，现在是您本末倒置了。今天国家大力推行这个，才会有基建、才会设置法律，从教育引导和法律这两个方面来看，今天教育引导和法律都会促进基建的建设。您方能否给出我具体制定法律到落实的成本？我方没有说是我方独有利，我方只是阐明双方的基建和成本的弊端都存在，所以您方的基建在法律上也能带来利好，在弊端上我们也能应对。我刚跟您强调一件事，是因为我想告诉您，在我们教育完成的情况下，即使我们的垃圾桶、机械设施没有完成，但是垃圾分类这个事情也能依靠民众自觉进行，并且自觉完成。福州经济还可以，这个垃圾分类这事怎么说呢，福州的经济也是个问题，福州还没有垃圾分类，好像现在也没有法律吧，那不是因为基础教育没做好吗？您看，如果我们现在福州能像上海一样，把城市基建这些东西都做好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像上海一样进行垃圾分类。您现在宿舍门口的垃圾桶就已经分好了吗？好，来告诉我，教育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够，怎样的自觉才叫自觉？首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福州是有查里的，您怎么能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去查一下呢？然后呢，您不知道福州的那山，说明我们宣传不够到位，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宣传到位，您可能就自己去扔垃圾了。还有，下面说法律小伙伴下午就生效了，但是生效了您就懂垃圾分类了吗？是不是需要引导呢？我现在是 96 年的上班族，我要说什么垃圾分类好奇怪呀，可是这个垃圾分类知识我们都应该了解，难道您就不能去学习一些垃圾分类知识吗？好，接下来问您一个问题，这边数据显示监督力度会提高，提高会带来居民的制度负面感知增加，你们怎么解决，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呢？我们双方本质区别就在于您方是要先培养意识才去做，而我方是意识和行动同时进行。您方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教育推行应该像日本、德国一样，纳入义务教育，您小学的时候有时间吗？您现在没有时间，现在没有时间法律怎么颁布，您没有时间去学习，请问您怎么做到义务教育是法律呢？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我们上学，和初中、高中是一样的。义务教育是法律，国家强制我们上学，初中、高中也是如此。我初中可以不上，您要讲引导，像补贴这样讲，大家都说法律搞的教学做法律题不会认，您这样讲对辩论没有意义。我们还想问您那个问题，您方一个法律落实需要多长时间呢？能告诉我吗？我承诺福州是垃圾分类处理条例，那是条例，不是法律。对方辩友，条例和法律是两个概念。还是我们教育是到位的，我们很抱歉，希望我们一方能够加强教育，让您了解条例，完善法律，而您方迟迟没有告诉我您方法律教育的情况。我来告诉您，您方今天所说的法律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成本，包括后期的落实，这带来的效果，您方可能没有告诉我，但是教育引导已经有明显的成效了。就 2019 年的情况来看，制定法规需要成本，而且您说的关系在大，我们制定法制的成本跟您在表面上推行的进行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这方面您发现没有，我们要比较的是在两个同时推行之后的时间上的比较，而我方在这方面更快更高效，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您知道现在中国目前实施强制垃圾分类法律的几个城市吗？深圳、广州、上海、北京，您有没有发现这 4 个全都是发达城市，那农村怎么办呢？那我请问我的奶奶要怎么去做到依据法律开始分类，是不是我要去教育她，或者有人来教育她，她可能并不懂啊。所以，今天您方一直指责我方的数据，是因为上海、北京这些是发达城市，可是问题在于这些重点城市先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我们的法律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民参与的一些投票意见制定出来的，并非没有人质疑。

　　反方：再回到 B 端的问题，您方一直在质问，我方坦然承认，法律在一些措施上的成本可能会高，但同样我方也存在成本问题，比如偏远地区的教育普及率不高，教育观念落后，有些人甚至不会说普通话，您方怎么解决？所以弊端是同样存在的，没法比。所以我们来比高效，比效率才是有用的。您方先别着急，刚才您承认了成本问题，我方认为对于小学的义务教育，这些都是可以的。您方刚才说我们举个例子，农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您用法律去罚，罚 200 元，您觉得她真的愿意去做垃圾分类吗？罚了以后没有用吗？罚了 200 块我都不愿意做，您叫我做我更不愿意做了，这个要怎么解决呢？您方法律的这种情况没有用，您应该通过教育去引导，告诉她这个垃圾分类对她有多好，她不就自己愿意做了吗？人不是天生就会的，您今天跟她讲说您垃圾分类之后，环境会变好，对您的子女也好，她自己慢慢理解，她难道不会去做吗？我能拿到钱吗？您说拿到钱了，但是我为了 200 块都不想去做，这教育呢，我 200 块都不想做。反方时间到，还剩 30 秒。

　　正方：我想说成本问题，我们的标准是不是更好落实啊，不是跟您比谁钱多，而是比谁成本少，完全是在这个点上。对方辩友一直在找我们关于普及的问题，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意识到了，但确实忽略了一个时间，从思想过渡到行动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对方也一直没有论证。但是我们从法律而言，可以在环保的两三年时间里去改变一个行动，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法律在推行垃圾分类上，它更强、更高效，双方水平更高。

　　好，感谢主席。首先，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定理和基础。以湖州市区某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为例，即便社区提供环保垃圾袋，仍有众多居民从超市、菜市场获取微损袋用作垃圾袋。为何如此？因为法规并未告知我们，若垃圾分类做得不好会有何后果。在冰冷的法条下，我们难以明白将垃圾丢在该丢的垃圾桶中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及意义。而中山大学的教授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要求仅处于基础校级，许多人甚至包括在场的各位，连垃圾如何分类都不知晓。在此情形下，若强制推行法律手段，其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法律的强制手段规定了人们应做何事、不应做何事。对方提及，如一个处于“996”“007”工作状态的人，每天上班已疲惫不堪。某天早晨匆匆下班后，顺手带垃圾准备扔掉，却被告知垃圾需分类放置，此时此人不得不蹲在脏兮兮的垃圾桶边进行分类，这可能导致其上班迟到。这便是强制手段所带来的后果。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若人们自愿去做某行为，其内心的幸福感及完成效率都会更高。

　　我方也认同，如今我们已不再处于高速发展时代，而是追求质量，因此更不应急功近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在严肃严苛的法律下被迫追究自己行为的居民，而是责任感强且幸福感高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措施和手段，难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今日所讨论的落实垃圾分类的问题吗？俄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言：“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由此不难看出，教育确实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实垃圾分类的问题。所以，落实垃圾分类建设要把教育抓好。还有 1 分钟。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中国社会不断发展，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人均垃圾产量颇高，每天垃圾量约为十亿吨，且垃圾总量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对环境资源及垃圾处理方面，正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加强垃圾处理的落实，推动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

　　这个辩题在讨论一个是法律强制还是道德引导的问题，其本质是思考我们是需要行动去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去影响行动。

　　我们先来看对方提出的观点，对方称教育在落实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老奶奶身上时，存在问题。那些基础知识不好的人，并不落实垃圾分类，即便他们知道垃圾分类对孩子有诸多好处。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他们没有较高的见识。就像我自己在家，始终强调不要吃剩饭，对身体不好，强调了 10 年依然无作用。

　　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一个较小的县城，垃圾分类的法律已开始落实。他们将所有垃圾房统一管理，不进行垃圾分类则不允许投放垃圾。不过，这里不是惩罚，而是奖励。每天进行垃圾分类会给予积分，积分足够可免费兑换香皂，这也是法规的一部分。而且每晚 8 点左右，街道上会有厨余垃圾回收车，帮忙收取厨余垃圾。

　　对方辩友还提到日本的垃圾处理做得很好，但我想告诉对方辩友，日本垃圾处理做得好，是先有法律的强制，而后人们的环保意识才慢慢跟上。我是一名日语学习者，我的思语老师曾在日本留学 10 年。他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并非因为接受过垃圾分类教育，而是因为日本的垃圾相关法律条例严苛到让人付不起违反的成本，在法律的长期强制下，他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垃圾分类学习并非难事，用两三年时间就能做到自觉分类。所以在当前社会环境及生态环境下，我们需要进行垃圾分类，不能仅期望从思想上改变，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懒惰的人，即便经过诸多事情，可能依然懒惰，但法律强制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法律的强制力至少可以让人们做到垃圾分类，确实可以改善我国的社会环境，落实垃圾的重复利用率，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而对方的道德引导，其过程漫长，我们甚至不知道教育一个人需要多久，可能是 10 年、20 年，甚至一辈子，且对方并未给出相关数据。我们发现，不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法律实施后，短短两三年就能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和质量。正方时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