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席，问候到场各位。开宗明义，公众指广大的社会群众，包括不同年龄、职业等的群体。应该不应该做一种有关责任义务的价值判断，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影响、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判断。抵制、抗拒、排斥吸烟镜头过多，指吸烟镜头的数量、时长或频率超过合理范围。如果某些镜头对人物塑造或者情节推进起到不可或缺或者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且探讨的价值观念符合健康理念，则认为是不过多的影视作品。影视作品是融合视听艺术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剧、节目、动画、短剧等。

　　基于此，我方的判断标准为，综合而言，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是否对全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我方坚定认为公众应该抵制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

　　论点如下：

　　首先，吸烟镜头过多易导致青少年模仿，影响其身心健康与价值观形成。在影视作品中，吸烟往往与英雄、酷炫、时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会渲染烟草与爱情、友情、亲情之间的关系，传播烟草信息，美化吸烟行为，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于烟草的认同度，从而达到心理说服的目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期，模仿能力强而判断能力差。针对北美地区 2022 年 10 - 14 岁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曾经观看过含有吸烟场景的电影是诱导他们尝试首次吸烟的重要独立关键因素。此外，曾有一项大学研究指出，在影视作品中总是看到吸烟镜头，青少年吸烟倾向性水平最高达到 69%，远高于其他群体。因此，鉴于吸烟镜头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显著诱导作用，公众有必要积极抵制影视作品中的过多吸烟镜头，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文化的侵蚀，维护其身心健康。

　　其次，抵制过多的吸烟镜头，有利于影视作品制作方承担控烟责任，宣传控烟意识。控烟离不开文娱宣传，为了让吸烟远离、淡出我们的生活，使公众逐渐习惯没有吸烟的社会文化环境，影视作品应当承担起文化传播中的控烟责任。与此同时，广电总局和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多次发文要求严格控制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吸烟镜头过多，会过多地渲染、美化吸烟行为，误导观众学习模仿，损害自身和他人的健康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最后，抵制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有助于推动影视行业自律，提高作品质量。奈兹、华纳兄弟等影视公司已纷纷出台控烟准则，严格控制吸烟镜头的使用。其中华纳兄弟公司要求努力减少或消除任何戏剧故事片中对吸烟和烟草的描述，除非源于事实或者实际历史人物的已知习惯。无独有偶，韩剧《机智的医生生活》中删除了吸烟镜头，并未影响医生形象的塑造，剧集评分高达 9.5，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由此可见，抵制过多吸烟镜头，有利于影视作品聚焦剧情、人物塑造等方面，提高作品质量乃至整体行业水平。

　　在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对影视内容控烟也成为了影视行业的共识。然而，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截至 2020 年，我国的影视剧内容中吸烟镜头比例仍然高达 86.7%。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有关吸烟内容的创作与传播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是决定我国未来控烟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呼吁公众应当抵制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积极发出声音与诉求，共同营造清朗文明的社会环境。感谢。

　　好，下一个环节是反方三辩质询正方一辩，时间为一分钟，质询方、被质询方不计时，但单次发言不得超过 15 秒，质询方不可以打断被质询方的回答，那么有请。

　　反方三辩：我方认为过多指的是在期间镜头，如果说对人物塑造或者情节推进，它不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它不是不可替代的，并且在探讨的价值理念，它不符合控烟理念，那么我方认为它是过多的。2018 年中国控烟协会颁布了当年奖项，指出我不知道谁人是当年奖项的得主，是因为他先进诺债权变的 14.5 时长是不是标准？时长不是绝对标准。我方的标准是，该期间镜头对于人物塑造或者情节推进不是不可或缺或不可替代的，且其倡导的价值观念不符合控烟理念，我方认为这样的镜头是过多的。我方刚才念了一份举证，告诉大家现状下，判断镜头是否过多按时长来判断是有问题的。您方所讲说要判断这个对于人物塑造有没有用，那我确认一下民众是怎么判断的？

　　正方一辩：首先，您方刚刚只举出了中国控烟协会的一个说法，但事实上关于吸烟镜头是否过多，有多种多样的标准，我们是综合了许多其他国家其他控烟协会的标准，综合来判断是否符合控烟理念。

　　反方三辩：所以您方的标准是如何让民众来进行判断？

　　正方一辩：民众可以自行根据这个标准，判断是否吸烟镜头是否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反方三辩：所以就是没有标准，坦白来讲，您刚讲的这么多标准，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因为用吸烟镜头的多少来判断，本身是一个模糊和含糊的概念，那您是怎么指导年轻人，指导这些观众真正去判断这个镜头有问题还是没问题的？

　　正方一辩：如果一个人物吸烟，对他本人的情节塑造、形象塑造没有任何用处，那么这个镜头为什么不能是过多的呢？

　　反方三辩：所以您只是在重复您的标准，却没有告诉我这个标准是如何落地的，指导大家。时间到。

　　谢谢主席，各位好！

　　吸烟镜头过多是指在电影市场中，具有较多与烟草相关镜头的情况。而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的手段，承担着反映社会现实风貌、传递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在社会意识宣传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我国作为烟草大国，控烟是社会一贯的态度和要求。我方并非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以艺术自由之名反对控烟乃至禁止未成年人吸烟这一正确态度。然而，当前并没有针对影视作品中涉及到吸烟镜头多寡的明确判断标准与审核依据。基于此，我方反对以严重视角下较为含混的标准作为抵制的依据，而是需要在影视作品真正上映以前，以镜头是否必要和镜头语言的合规性作为标准，加强审查力度，扩大审查范围，具体论证如下：

　　首先，当下针对影视作品中涉及烟草镜头多寡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主要计算方式是以烟草出现频率和人物行为的时长两方面来进行统计。但以这样的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抵制，极易牺牲影视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2018 年，大热电影《我不是药神》由于其中的烟镜头占全篇 14.5%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讨论，但主创团队、演员及业内人士的分析均表明，这部电影所选取的人物刻画视角和其所要反映的社会问题，在表现手法上有其必要性。在影片 26 分钟左右，刘思慧叫来了丁有权的群主，大家一起商量买药的事情，而主演程勇全程吸烟。此时，画面着力塑造的是一种小人物在前方未知与身后生活的苦难之间犹豫挣扎的困顿，袅袅升起的白烟既象征着他们未知的命运，也为后续剧情中的牺牲作出铺垫。这种镜头仅仅是作为人物塑造的必要手段，同时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作品的核心理念的理解。因此，在这方面更亟待加强的是对于吸烟镜头必要性及合理性的审查机制，同时尽快推动电影分级制度的完善。

　　其次，我们应该善用影视作品的宣传与教育意义，利用镜头语言更好地进行控烟宣传，而非一刀切的抵制。比如在 1989 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戒烟 25 法》，以文化的形式对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艰难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刻画，并给出 25 条极具可行性的解法。该部电影通过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一个长期吸烟的“烟民”，展现了他想方设法戒烟的全过程。在 25 个充满讽刺和夸张的情节中，“烟民”的种种行为看上去都显得愚蠢，但其实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为 7.4，评论区内前 20 条高赞热评都是对此的大力推崇，表示通过该片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吸烟的危害，同时也非常愿意将该部作品推荐给身边人，劝诫并帮助他们戒烟。有同样作用的还有电影《康斯坦丁》，该部作品中男主角有多个吸烟镜头，被公认为最有魅力镜头，但在影片最后，男主不幸患上肺癌，不得不接受撒旦为其做手术。其中电影刻画了撒旦徒手掏出男主肺部的镜头，让观众感到触目惊心，也因此这部电影被誉为最佳禁烟广告。由于影视作品上映到民众面前时，往往是这部作品的最终样貌，或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众的讨论，但在当前这个信息传播非常迅速的时代，以民意作为手段抵制是具有滞后性的。因此，更需要在前端做好审查工作，并推动我国影视分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方能起到更好的控烟效果。

　　以上，感谢！

　　好的，接下来是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辩，时间为 1 分钟。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您好，我想请问您方所严明的社会责任如何从吸烟的镜头中呈现呢？既然大家知道这辩题，正版双方应该都想起到婚姻的效果（此处应为“既然大家知道这辩题，正反双方应该都想起到一定的效果”），那我刚讲的戒烟（此处表述不太清晰，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无法和那个所谓的康斯坦丁，大家一种负面的效果去描述那些吸烟，告诉大家戒烟，吸烟的后果是什么呢？怕他描述那种形象是很帅的，可是也让大家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所以呢，他要时常分他老，这也有借鉴的，作描（此处表述不太清晰，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时间到。

　　正方三辩：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镜头本身就具有诱惑性。我们当然知道，具有教育性的镜头对我们的空间当然是有帮助的。第二，我想问，镜头是否必要与镜头语言的合规性是有明确的公众认证标准吗？镜头有诱惑性，可是我不太明白谁会看到烂烂掉的肺还愿意去吸烟，我不太懂。第二个就是因为民众没有必要的这种明确界限，所以我刚才不提倡民众去抵制呀。那所以我国电影中所有的吸烟镜头都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吗？

　　正方三辩：第三，我想问，推动电影分析制度的完善是否也是支持我方观点所努力的结果之一呢？推这个电影分析完善是一个明确的指标，而女方公共讲的只能是个模糊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毛主席吸烟大家觉得很正常，可是我作为一个孩子妈，我觉得他太过分了，不应该吸烟，这里是员工判断的蘑菇地带（此处应为“这里是个人判断的模糊地带”）。我们对于伟人吸烟的判断标准是基于对于历史人物的把握上的，那您方所认定的历史的抵制手法是在一起塑造的吗？所以这里讲的很清楚，我方应该讲的是审，就是这个应上映前审查机制，大家判断他，专业人士判断他必不必要，而不是年度，我发现这个一分钟的镜头，我觉得第二你觉得不必要，大家争来争去，最后没有个效果的落地，这是你方达不到的。所以在您方的认为，只有官方权威机构才能够拿到空间，民意不能够成为重要的空间行为吗？

　　反方一辩：我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当前公众判断的这种模糊、含糊的标准，不应该成为抵制的手段，这是我方的态度。

　　正方三辩：那在您方，我方是一种模糊含糊的标准，那么我方想请您方给一个关于必要与合规性的明确定义。嗯，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是我不是要审那里，这个导演对于他镜头中的必要性，对于专业人士进行了一个汇报，然后专业人士也分析这部电影是有必要性的，这是我刚才一个手段。民众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会去思考镜头给镜头背后所想表达那么高深的艺术境界吗？对，正是因为民众没有这个判断力，所以我方不倡导民众他的直觉，我认为他有必要，你认为他没必要，这样的直觉判断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能明白我意思吗？

　　正方三辩：民众在判断过程中仅仅是依靠直觉吗？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那个《老炮》里一分多钟就一次吸烟镜头，88%的人觉得他超合理。可是问题是你方也讲这个一有吸烟镜头，又对未成年人有不好的引导，所以这是你方民意抵制带来的效果。我国对于民众的公众教育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公知是有一定的普遍认知的，好，可是改善这个是 88 / 800 的（此处表述不太清晰，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不能再啊，反方一辩，不能再说了，这个没，没有这个多出来的 15 秒。是这样吧，我没记错了吧，就是正方时间到之后，反方没有说话的时间，没关系，咱们继续吧，嗯。

　　对方对“过渡”这个词的理解等同于不必要，这让我方难以理解。您方所有的实证讲说中，将独立和重要的独立关键因素都以时长作为控制变量，却从未控制其是否必要。所以，即便您方的需求观点来自于时长和对比，也没有充分考量其必要性。

　　更进一步说，您方避害的方式在于用吸烟的镜头数量和时长这样一种含糊且具有一定误导性的指标来判断，这可能会带来大量误判，遮蔽真实问题。例如，在偶像剧里，有人靠吸烟的方式把自己塑造成忧郁美男的形象，这会使粉丝群体吸烟的可能性增加 16 倍，然而这个镜头未必出现很久。其甚至会堂而皇之地打着筛选过的健康电影的旗号去伤害更多人。

　　更进一步，当您认为这种指标本身合理时，主创团队可能不会仔细判断吸烟镜头是否必要，只要不超过规定界限就好，而是否必要这个维度反倒被忽视了。然而，是否必要恰恰是判断吸烟镜头的真正标准。比如在我们的影片中，虽然吸烟镜头很多，但这是在塑造一个被生活蹉跎折磨的人，偶像剧里的耍帅镜头远比这些更值得警惕。

　　我方的第二层比较在于公众如何形成正确的共识，判断电影是否合理。如果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又怎能期待民众的判断是正确的呢？您方要方法没方法，要效果没效果，而我方恰恰希望在电影审查环节中加入对于电影镜头是否必要的讨论，让导演和相关部门进行探讨。谢谢各位！

　　感谢对方辩友，感谢各位。我们首先都能达成共识，吸烟有害健康，而我们需要为营造良好环境而努力。然而，当我方如此践行时，您方却称不合适，认为我方行为过激或没必要，且未能给出充分理由说明过多的吸烟镜头不会对公众产生不良影响。对方辩友此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场景，仿佛人人都是艺术家，能够深刻洞察影视作品中每一处细节的真意，却对艺术表达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避而不谈。而在您方的论述中，仅对何为过多进行了解释，却未对该艺术表达的合理性加以说明。

　　另外，对于过多的定义，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程度上，我方已给出明确界定，但对方始终未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界限。对方辩友在论证过程中是否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呢？您既然承认影视作品具有影响力，吸烟有害健康，却又表示像《我不是药神》这样优秀的作品，其中的吸烟镜头不会对公众产生不良影响，反而让人觉得这是一部优秀作品，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从案例来看，对方辩友虽举出个别影视作品中吸烟镜头被认为合理的例子，但这是以偏概全的错误逻辑，不能据此认为所有吸烟镜头过多的影片都不应被抵制。

　　作为公众，我们确实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并非完全由理性主导的主观意识，我们也不能理想化地认为每一个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在观看这些影视作品后都能做出正确的主观判断。对方认为所谓抵制会产生矫枉过正的结果，那即便如此又怎样？

　　接下来是正反二辩的对辩环节，正方二辩先发言，反方二辩后发言，双方交替发言至用时结束。

　　正方二辩：有一个问题很简单，我抵制的准则有问题，这并不影响我应该抵制这个行为。坦白说，我方觉得我们双方的目的出发点在今天没有区别。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轮不到您方的环节就结束了，您不能说这个事情的作用在您方的环节有效。您方唯一的核心重点在于告诉我公众抵制的准则有问题，所以这个事就轮不到公众来做了。为什么？公众没有准则呀，公众怎么会有一条统一的准则呢？今天一个孕妇觉得 14%该被抵制，明天一个小孩儿觉得 8%该被抵制。测量者是谁呢？对方辩友告诉我，公众的准则何以如此混乱，以至于连简单的吸烟镜头有害、有侵害他们的利益，以至于这个不合理的点都判断不了。对方需要看《老炮》播出的三年之内微博投票，80%的网友觉得没有问题，《我不是药神》学生吸烟的镜头，全天的 14.5%的吸烟频率，大家觉得徐峥藏得隐蔽。公众的准则在哪里？对方辩友告诉我，我抵制了吸烟镜头过多的作品，这并不影响公众认为它是一部好电影这个判断。那这样吧，我没有看到我对于公众，对于《我不是药神》的抵制，我不知道为什么票房 31 亿的价值在哪里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公众认为这里面的吸烟镜头过多了，因为这个东西需要整改，这就是您刚提到的，它被颁发的“烂烟灰奖”。“烂烟灰奖”是来自烟学的说法，恰恰还有观众对于此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因为大家依旧是奉献票房的。抵制在哪里呢？一是在于您方认为公众抵制《我不是药神》的准则在于它的吸烟镜头过多了，而您方又认为“赖雁飞刚”（此处表述存疑，可能存在错误）讲的意义范围也在于此过多了，您方认为这两个过多不是公众的准则之一吗？您不要打断我发言，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看到公众在抵制，恰恰相反，它依旧在被全天无缝地推荐，告诉我抵制在哪里了，抵制就在于被颁发了那个奖。

　　下一个问题，您方认为我们应该在前端做功夫，应该把判断一个影片吸烟镜头过不过多这个准则交给前端，交给那些部门，那难道公众在这方面就起不到一点作用吗？我确定一下，那“因灰刚”（此处表述存疑，可能存在错误）等应该是中国互联协会颁发的吧，这个事情我帮大家看到的，还有很多人在为此反抗，大家都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公众的抵制在哪里啊？您别着急，好，那请您帮举个数据，公众怎么就对这个东西有那么大的意见呢？您方知道吗？豆瓣热评前 20 点赞量超过 100 万的内容，大家都在冤枉《我不是药神》，烟抽得就该封神，您帮我看看公众抵制到底在哪里啊？您方的数据还是来源于豆瓣，但是您方没有把豆瓣和“赖飞刚”（此处表述存疑，可能存在错误）讲的所有电影进行一个对照，这个地方的论证是不足的。包括老炮微博评论，88%的人都觉得说的好，没有问题，觉得中国和北京电影或北京科研协会都是在无端地指责，公众的抵制到底在哪里？

　　还是那句话，对方辩友，您方逃避了，我不需要评这个点。

　　下一个问题，您方认为我们公众可以看到一个控烟教育的镜头，认为它是多么多么好，就像您方认为康复产业这个东西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一个简单的原则很简单，如果一个镜头本身就具有魅力，您方如何保证它不会被健康方面所阻碍？所以《我不是药神》和至少《老炮》这两部电影，我方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包括大家都对于公众这种高，都不对于控烟协会这种批评持反对意见的态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方觉得公众判断不了这件事情。他反映的镜头，他被评为最有魅力的抽烟者，可以当他的作品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可了，后来他变成了最有价值的禁烟电影，这是不是很矛盾？您方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并不能充分地证明您方给“烂烟会党”（此处表述存疑，可能存在错误）那个实例。这点，我在接下来会向您详细阐述。

　　如果把张国荣的事也拿出来，那我想必大家也会把它评为纪念内容，所以本质上不是我们一个新完成的展现，就恰恰是前端该做的事情，谢谢。

　　好，感谢主席及各位。在对方的视角里，公众的认知既愚昧又聪明。为何对方认为公众愚昧？是因为其品德标准不明确，认为不该有的镜头就不应该存在。咱们退一万步讲，假如一位母亲认为某个镜头对其子女教育有误导性，那母亲该不该抵制，公众应不应该顾及这位母亲的视角而抵制这样的镜头？我方认为是可以的。

　　诚然如对方所说，有些情节确实有必要性，但像我方已举出的例证，在《医生生活》这部影视剧中，即便没有某些镜头，也不影响人物塑造，甚至获得了 9.5 的豆瓣高分。

　　还有第二个问题，对方认为公众如此聪明，以至于能从那些所谓的空烟镜头中受到理财教育，比如康斯坦丁，看到他虽很帅，但因抽烟对身体产生危害的恐怖镜头。然而，当青少年观看一个镜头时，由于镜头本身的冲击力和诱导性，他们容易陷入模仿的浪潮中。比如张国荣抽烟的镜头，青少年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很帅、很有气质的人在抽烟，若学不到他的容貌和穿搭，那学抽烟似乎也能有所满足。在熊大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总是看到吸烟镜头的青少年，其易感性水平最高达 70%，远高于其他方面。而对方恰恰没有提到对青少年的保护在哪里。即使认为工作总则高低不等，但基于水桶效应，我们有义务保护那些支付票钱的观众。

　　第二个点，对方认为对于吸烟镜头的抵制，应该交由相关部门或前端的人来看，而不应交给公众。我方认为，对方此举剥夺了公众的话语权。关于公众应不应该抵制这个点，对方没有给出一个判断结论，而我方要告诉大家的是应该抵制。即便公众的判断标准不一，有时甚至是愚昧的，但假如公众愚昧，其代价在哪里？矫枉过正又如何？这个代价对方并未指出。一群人抵制吸烟镜头，即便可能存在冤枉的情况，我方也认为有必要，因为吸烟本身确实没有好处，也没有好的影响。

　　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质询正方二辩，时间为 1 分钟，有请。

　　反方一辩：对方辩友您好，我问您一下，王一博在《无名》里有一个耍帅的镜头，其中有一个抽烟镜头，按理经过审查，这属于漏网之鱼被放了出来，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偶像在吸烟，吸烟率扩大的可能性会增加 16 倍，您方怎么解决？我方认为这就是我们应该倡导公众应该抵制吸烟的原因。可是公众却把这个镜头视为王一博最帅的几个镜头之一，这是您方公众抵制的效果吗？所以，您方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了我们现在的禁烟教育任重而道远，这也与我方提到的价值观不谋而合。

　　反方一辩：再比如康斯坦丁那部片子，您方根据时长，认为一整部片子都在讲抽烟，就把它筛出去了，您说大家抵制这种电影，那这种抵制的意义在哪里呢？您方提到的超过时长、超过合理范围，这个合理的标准并没有说清楚。那我跟您探讨一下，您怎么判断它合不合理？应该是它对人物情节和情节推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符合公序良俗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公众来判断，公众是具有一定判断力的。我问您，《老炮》里有一分多钟的抽烟镜头，88%的人觉得超级合理，这是公众抵制的效果吗？您方需要向我举出《老炮》的微博评论，以及到现在这个趋势有没有变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认为公众抵制是不好的。

　　反方一辩：所以您会发现现在公众抵制不了这些，是前端的审核才能删减这部分画面，才能起到您方所说的抵制效果。谢谢。

　　接下来，我方作为反方二辩进行申论。首先，对方所提出的标准存在问题。“过多”这一词汇，对方忽略了实际情况，否定了绝对时长的判断。例如，王一博电影中仅有一个 13 秒的吸烟镜头，就被对方视为应被抵制的对象，然而对方又补充一个判断，认为只要吸烟镜头不影响情节和人物塑造，就应该被删掉。他们唯一的指证要求是符合事实，但是以现代背景的电影，如《我不是药神》为例，其中患病人群家属以抽烟方式解压的比例，对方并未进行任何讨论，这是其一。

　　其二，对方所举的例子，如《机智的医生生活》，其中吸烟镜头的减少并非是由于民众的意见，而是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吸烟镜头不符合医生形象，会败坏医生名誉，从而在前端进行控制，这与民众并无关系。而民众真正抵制或声讨的是另一部电视剧《请回答 1988》中陈宝拉吸烟的情节，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剧中陈宝拉有大量且多次的吸烟情况出现。

　　由此可见，对方既未举证抵制的效果，也未举证抵制的机制，其抵制的标准毫无统一性和合理性。按照对方二辩的陈词，只要有吸烟镜头就要抵制，那么这根本不是在抵制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而是在一刀切地断绝所有有吸烟镜头的影视作品。我方认为，这种做法本身是不可取的。

　　其次，在这件事情中，如果想要做好，应该把目光放在前端，而不是在影视作品上映后才进行抵制。我方在辩论阶段一直询问对方能否拿出抵制的效果，然而事实是，大家并未看到因抵制而产生的任何票房变动，也没有出现大批大体量的民众意见，更没有因强烈批评而导致电影有任何下架、罚款、惩罚或道歉声明等情况。至少，这些应该能体现出抵制的诚意吧。如果在前端环节进行限制，导致吸烟画面减少，让青少年免受不良影响，这才是更有意义的做法。谢谢！

　　接下来有请正方一辩质询反方二辩，时间为 1 分钟，有请。

　　正方一辩：对方辩友一直在说，因为公众有不同的意见，且这个意见不能统一，所以我们不能去抵制吸烟镜头过多的影视作品。那我想请问，为什么公众会有不同的意见呢？我方说的是不能用一个标准作为抗争的武器，就像审案子得依法，不能按照一个人朴素的道德正义观，不然大家会认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是合理的。我来告诉您，公众意见不同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控烟做得还不够好。即便到 2020 年，中国科研学位数据表明，影视剧中吸烟镜头的比例仍高达 86.7%。一个在将吸烟视为正常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人或成年人，当然会认为控烟没有必要，当然会认为不应该抵制过多吸烟镜头。其次，我想问您，您方如何解释您对公众两面性的矛盾说法？

　　反方二辩：我方什么时候对公众具有两面性？我方一直说的是大家对于这件事各有各的判断，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因为会造成欺压，所以不要用这种方式，所谓两面性是您方虚构的。而且我方很好奇，您方说的大家畸形的环境到底是什么？现在的环境很畸形吗？那如果公众的意见不能统一，请问前端审查的意见能统一吗？前端审查的意见至少在控烟协会之下，肯定是有一套标准的。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做，可以慢慢吸纳这套标准，让它变得完善。您先来看这个民法指证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至少我方这样做，比起您方征求每一个公民的意见要更加完善。并且现在控烟协会本身都在要求，比如我们可以在主观的感受与客观的时长相结合，我可以要求导演提前举证出剧本、情节设计和电影主要片段的拍摄。

　　正方一辩：您方主张这样的审查更加完善，但是您方始终没有关于完善的根据。其次，前端审查的可行性到底在哪里？您怎样保证审查没有漏洞？您说反复听证、反复举证、多层举证，实在不行的话，本身在电视剧从编号备案、电影的选辑到拍摄过程，包括到验片剪辑，就需要多个审核关卡，只要在这些审核关卡中继续严格落实关于吸烟这件事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您方的替代政策才是没有必要的。那您方有在实际中已经实现的例子吗？其他都没有的情况之下，时间结束，您就没有时间再发言了。

　　各位好，我必须指出对方朋友在电影方面的错误。对方把吸烟镜头过多直接等同于反方需要去捍卫不合理、不必要的所有吸烟镜头，认为这件事是反方的论证义务，而我方认为这件事情本身没有触及到辩题的核心，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正方说他们的抵制手段是怎样怎样讲，我方想说，如果真的觉得这个手段有效的话，为什么《我不是药神》的票房依旧超过了 31 个亿？你们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你们的手段是让大家有各自的标准，于是各自去抵制、各自质疑。但在于你们提出之前，现实当中不就是大家这样去做的吗？那你们所讲的现在对于公众教育的不够，现在现状下这些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所以本质上你们所讲的这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来判断是形不成合力的。

　　我方的质疑在于，公众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审查意识，审查电影是否合理。如果你们的标准本来就是含混、模糊的，那怎么期待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你们的指责是按照你们的专家标准来检验民众的判断是否正确。我坦白来讲，这里的正确就是专家告诉你标准，以这个标准来检验民众的判断是否正确。你们要方法没方法，要效果没效果，而我方期待的是在电影审查的环节当中，对于吸烟镜头是否必要这个维度，让专家们讨论一下。导演做个 PPT 上去汇报一下，说这个镜头是为了什么，那个镜头是为了什么。至少得通过电影协会和相关部门专家讨论审批，才能真正有效地狙击这些有问题的镜头。而如果只是一刀切地认为所有吸烟镜头过多的电影都是有问题的，本质上是没有办法狙击到这些真正有问题的部分。

　　我坦白来讲，正方的态度是对于控烟精神实践最粗糙的理解，就是反正我一刀切了，时间过长了，这些我都抵制了，我努力了。那有没有漏网之鱼不重要，有没有错杀不重要，你们正方自己的态度就是，民众的判断对不对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只要我判了就可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比我方在审批审查的环节当中加入对于控烟、吸烟镜头是否必要的评价，导演上去做个 PPT，专家们来讨论，不比你们让民众在未必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用一个模糊甚至含混、粗糙甚至错误的指标来谩骂，更能够精准地狙击这些真正在戕害未成年人的镜头呢？

　　我进一步来讲，就是对方也认为电影对于民众的教化是控烟工作的重要契机，所以恰恰要利用好影视作品这一个平台。你们精细地交给民众真正的控烟精神，而不是一刀切地说我禁了就好。在这样一个压力繁重的时代，可能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别抽了，是劝不动的。互联网上总说我跪着抽，自己别抽了，就发现跪着我也能点烟。你进入到具体的情境，利用好影视作品的广度和画面。比如像我一开始所讲的，戒烟广告无法告诉你戒烟的艰难和具体方法，而影视作品中展示的如肺部取出后全是黑斑，都烂了，警示你吸烟的伤害，或者是《我不是药神》里面曹斌看到自己怀孕的姐姐坐在车上，马上就把烟给掐了，也透露出对于二手烟危害的警惕。影视作品对于控烟宣传的作用，不是靠你们的这种回避、一刀切切掉之后就能带来的，而是要靠积极的承担和明确的审查来引导，用视觉冲击和观念的传递才能真正起效。而你们到最后已经推到说民众只要有这个意识就好了，未来都会好。我方的质疑在于，如果你们的效果是通过我方的审查和这个本身就存在的公众教育，那你们的利好又从何而来呢？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