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者说”法治辩论赛

　　好的，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我方认为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法律手段。

　　开门见山。校园霸凌是指蓄意反复、带有力量差的伤害行为，包含肢体暴力、言语侮辱、孤立等校园霸凌等多种形式。而法律则是由国家强制性保障，能够清晰界定行为、明确责任、提供救济的制度体系。教育是价值引导、心理疏导、品德教化。在我方看来，哪种方式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校园霸凌长期存在的问题，哪种手段就是我们更应该依靠的核心手段？基于此，我方论证如下。

　　第一，法律能够划出清晰边界，终结所谓“孩子打闹”与校园霸凌之间的混淆，采用统一认定标准。很长时间以来存在一种现象，很多校园霸凌者会被内部消化，用一句“只是玩笑”就让伤害被掩盖。而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明确，把学生欺凌列为独立违法行为，区分玩笑、嬉戏与恶劣欺凌，给学校、家长、公安统一标识，避免学校自由裁量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而教育手段没有统一标准，老师、家长、学校对算不算欺负理解各不相同，仅仅依靠教育手段就很容易出现认定不公的结果。

　　第二，法律能够以强制力保障追责的方式，倒逼多方主体履行职责，打破责任真空。校园霸凌的治理从来不止在管教学生本身。如果发生校园霸凌事件，监护人也会因为未尽监管教育义务而被追责；如果学校瞒报或者不处置霸凌，相关负责人也要被问责。而教育只能够呼吁学校和家长尽责，却没有强制约束力。只有法律手段才能把学校、家长甚至公安的责任定死，避免出现学校不敢管、家长管不了、出了事又没有人担责的现实困境。

　　第三，法律手段能够为受害者提供刚性救济的同时，形成普遍震慑，降低校园霸凌再发风险。教育固然可以与双方谈心，让施暴者道歉，但却无法强制其赔偿损失、消除网络谣言等行为，无法给受害者真正的权利保护。而法律恰恰相反，它可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删除侵权内容，对严重施暴者采取矫治处罚措施。这样一种可预期的后果会对全体学生形成普遍威慑，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

　　教育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听劝，有的人反复施暴。而法律的约束则是普适性的，不因个人性格、老师耐心而改变。当然，我方也承认法律之中可以附带早期教育，法律本身并不排斥教育，但要明确教育是法律框架下的配套手段，而非核心依靠；校园霸凌治理本身的标准与责任都需要依靠法律进行。

　　反方四辩：打一个巴掌属于玩笑的话，你这个属于……对，要看那个打的具体实施后果。

　　正方一辩：好，谢谢。所以很清楚地看到校园霸凌具有隐蔽性，有很多情况它在法律上很难确定，根本鉴定不出来。

　　正方一辩：评委老师，我们这边是向正方二辩进行传的，因为我们正方一辩这边有些情况。

　　评委：好的，你们双方自己协调好就好。

　　反方四辩：2020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仅684人，说明这么多校园霸凌最终走到司法程序的仅仅只有一小部分。即使你在法律上有严密的立法，但你的实践上其实并做不到，对吗？

　　正方一辩：这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于法律，法律手段在校园霸凌治理中的运用还不够彻底。

　　反方四辩：对，不够彻底。请问对方，矫治教育是教育手段吗？

　　正方一辩：矫治教育当然是一种教育手段，但是矫治教育也可以归属于法律手段。

　　反方四辩：所以也可以归属于法律手段，所以法律手段就是兜底，最终还是需要借助教育手段，对吗？

　　正方一辩：并不是的。现在讲教育手段依赖法律手段，可以看到您方的标准其实并不清晰。

　　反方四辩：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来，但是并非只有软性的，教育手段也有刚性的一种方式，对吗？

　　正方一辩：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听到您方的疑问。

　　反方四辩：我们已经说了，您刚刚说教育手段只有软性的，但是教育手段也有刚性的，并不一定要等到刑法这个阶段，对吗？

　　正方一辩：您方并没有明确地指出哪一种矫正教育的教育手段是刚性的矫正教育。

　　反方四辩：矫治教育就包括专门教育，包括专门学校的管制教育。就比如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全国202所专门学校，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转化成功率平均在90%以上。这体现出了这种刚性的教育手段，它同时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正方一辩：就您方刚才说的论述，始终没有说明刚性到底刚在了哪里：是指它对于学生采取强制措施，还是指它使用了一些其他的强制性的方法？您方并没有彻底地指出来，所以您方只是在单纯地论述说它是整体方案，没有给出实例。

　　反方四辩：我们已经说了，专门教育是当他从学校这个阶段里面提取出来，在里面进行一个教育活动。

　　反方四辩：好，再问，请问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都是法律手段。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我方认为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首先，根据实际行为来看，法律手段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而教育手段既包含专业教育、心理疏导，也包含惩戒开除教育、矫治教育。校园霸凌是指在学校情境中，一个或者多个同学对另一个或者多个同学实施多种形式的欺凌行为，从而使被害者产生心理、身体等多方面的伤害。关于校园霸凌的解决，我方的判断标准是教育手段和法律手段：何者能够让霸凌者不再霸凌他人，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健康成长，让社会具有正确的共识，剔除霸凌滋生的土壤？我方坚定认为教育手段更能够解决校园霸凌。

　　论证如下。第一，校园霸凌具有难以察觉的隐蔽特征，而教育手段更能够更早干预霸凌行为，从霸凌早期介入，避免伤害的扩大化。校园霸凌具有长期性、反复性，那些令人心痛的霸凌结果往往是从轻微行为逐步发展的。例如，一次恶作剧，一个具有贬低意味的外号，而这些行为无法被纳入司法范围，也难以取证。但伤害确实存在，而教育能够更早地干预这些不尊重同学的行为，通过批评、校规、惩戒等手段，及时干涉霸凌者的行为，阻却霸凌者进一步实施更加严重的霸凌行为，避免造成更加无法挽回的伤害。

　　第二，校园霸凌是一个多诱因的社会性问题，而教育手段更能够通过更加全面细致的手段，从根源上去解决人的思想认知问题，从而解决根源性问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显示，37%点30.7%受欺凌者自我归因。山东师范大学林勤团队的调研显示，遭遇欺凌的学生里已经有约四成愿意求助。日本千叶大学调研显示，75.5%的霸凌者会将欺凌者的责任归于受害者。虽然司法给出了裁定结果，但无法改变人的思想认知，当霸凌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根本问题时，他仍然会继续实施霸凌行为，并且选择更加隐蔽的方式。比如日本的毒空气式霸凌就是他们的第二大霸凌形式。在2015年，日本关东一所私立学校，一个女生被全班19名同学集体孤立。法律越写越严密，但只要认知不改变，霸凌就会越藏越变本加厉。同样的，被害者的心理状态、思想认知也是司法无法干涉的。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法律手段是事后进行裁定，而教育手段却可以从霸凌早期及时介入，避免伤害的扩大化；在事中教育被害者有意识地寻求帮助，在事后去改变社会共同体的意识，避免霸凌的再次发生。因此，我方坚定地认为，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谢谢。

　　同样问题，每一个问题打一个巴掌，算不算霸凌？我想请问对方辩友，您所说的场景是在校园里面，你们有没有问我是不是在校园里？就在校园里，第二个巴掌到底算不算霸凌？就是看何种场景下，如果在何种场景下，法律中有法官、有检察院、有公安可以做出一个认定。但是在学校呢？老师呢？老师是绝对的权威吗？老师不同，老师做出一个判断，他一定是正确的吗？一定是所谓正确的解决标准吗？

　　第二个问题，法治教育，这四个字是现行法律的。法治教育这四个字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法律借用了教育，对吗？

　　对了，以前已经回答过了。

　　所以就是法律来接受教育，就恰恰说明教育要落地，必须需要一只必须的手把它接住，这个必须的手就是法律。下一个问题，如果施暴者的父母不管，老师说不动，学校还想把他压下去，那么教育还剩下什么呢？

　　我觉得教育可以通过事前的感化、预防，防微杜渐去预防。

　　那么他最后如何解决呢？

　　那这种舆论、这种热度，它会散掉，但最后的判决不会散掉。这正是这种无法散掉的。

　　所以通过这种教育，让大家，让老师，让施暴者，甚至受害方知道我们如何保证这种教育呢？更应该靠法律，让大家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的教育，到底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观，对吗？

　　法律是一方面，但是教育对学生也是一方面。

　　所以，法律借用教育，所以法律是教育最后的靠山，所以更应该依靠法律，而不是教育。所以，教育靠的是法律，对吗？

　　我方不认为这样，因为首先去预防校园霸凌，因为这个场景是发生在校园里，你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来管校园，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但是相比于法律和教育，在这个校园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教育手段显然是更胜一筹的。

　　对啊，所以教育不应该靠法律啊。

　　我觉得您方在混淆一个观点，教育没有在靠法律啊，不是说谁在靠教育就应该靠法律，对吧？

　　法律既然规定了教育要如何，那么教育就应该依靠法律作为一个最后的保障。

　　我们认为，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法律手段。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校园霸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同学矛盾，而是一种对他人人身权利、人格尊严乃至于心理健康的持续侵害。因此，我们要评价一个手段是否有效，首先就要看它能否及时地制止侵害，切实地保护受害者。

　　教育当然可以引导霸凌者认识错误，但请问，当霸凌正在发生，受害者正在遭受身体伤害、语言侮辱和精神压迫时，难道要让受害者等待施暴者接受教育、改变思想吗？显然不是。此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立刻制止侵害，调查事实，保护受害者。法律能够通过明确的规则与制度化的处理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切实的现实保障，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施暴者的自我觉醒。

　　其次，法律能够通过明确行为边界落实责任担当。校园霸凌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部分行为发生之后，它被老师、被学校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同学之间的玩笑打闹，甚至成长中的一个小摩擦。如果每一次校园霸凌发生之后，我们都要求双方进行沟通、相互谅解，甚至要求受害者也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施暴者就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受害者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公平。法律的作用就是告诉所有人，校园并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也不能以年龄为由理所应当地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

　　最后，法律不仅具有事后追责的功能，也具有事前预防的作用。明确的行为规范、学校的防控义务以及相应的责任后果，能够让潜在的施暴者认识到校园霸凌并非没有代价，从而形成有效的约束。相比之下，教育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是否自愿接受引导，而法律能够为教育效果的不足提供必要的保障。

　　当然，我方并不否认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请对方辩友再次思考：教育可以期待一个人向上，但法律却必须保护每一个人不受侵害。鉴于此，我方坚定地认为，解决校园霸凌必须依靠法律手段。

　　反方三辩：韩国的一项暴力调查显示，33%的施暴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那既然认知偏差这件事情在施暴的原因当中占有如此比例，那么您方是否认同，解决校园霸凌其实也需要解决学生的认知问题呢？

　　正方二辩：解决校园霸凌当然需要解决学生的认知问题，但校园霸凌这个性质本身的评判，并不以学生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

　　反方三辩：既然解决学生的认知问题，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去避免校园霸凌的发生。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认知偏差是它产生的起因，那么其实它是校园霸凌的根本性问题。那比如说，我给我的同桌起名叫“黑胖”，我给他起名叫“孙子”，那我就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但他很受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种认知问题呢？

　　正方二辩：不，如果你给同桌起名“黑胖”或者“孙子”这种恶意性的称呼，导致你的同桌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后果，并且在法律上认为这是一种伤害，那么显然它就是一个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校园霸凌。

　　反方三辩：它并不以您自身对于这个行为的定义。您认为我给同学起了外号，我就需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吗？那是不是法律对未成年人，甚至对一个成年人来说都过于严格？不需要承担责任，由法律进行制裁。

　　正方二辩：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医学标准的，那法律上的侮辱罪的标准，入罪门槛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要求被害人去亲告。在这个时候，它已经被诟病入罪门槛非常高了，反方真的认为我给同学起个外号，我就可以受法律制裁吗？反方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我方再次重申，所谓入罪门槛高的问题就是法律的一个不足。但是，这并不——

　　反方三辩：你方已经承认法律存在如此不足了对吧？

　　正方二辩：是吧，法律存在一定的不足。

　　反方三辩：那么此时，教育、家长可以介入跟我说，老师跟我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认为是玩笑，但是对方已经受到伤害，那就不是一个玩笑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改变我的认知？这是不是在解决教育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正方二辩：我方开始所说，我们在强调什么？应该使用法律还是应该使用教育，强调的是我们对于制止这个侵害、保护这个受害者，到底使用哪种方式更加有利于保护这个受害者。

　　现在对方给了三个论点，我一个一个给你拆。您方第一个论点叫法律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但是我方告诉你，您方画不出这个边界。就以外号这个意思，我给你起个外号，你就要给我判刑吗？我是要上法庭接受你的审判吗？

　　第二件事情，是我刚有数据告诉你，日本文部省2024年的数据，语言霸凌占64%，关系霸凌占21%。我今天全班孤立你，我不和你玩儿。我这种形式上的霸凌，您方要怎么判？您方的法律边界告诉我，我不和你玩儿，我不理你，我就要接受法律的审判吗？显然，您方的论点是很荒谬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您方二辩讲法律有一个强制力，可以划定老师的责任边界。但我方进一步跟您方讲，我老师会遵守，只要法律有了，我老师就遵守这个责任。但法律没有，法律没法处理。就前面我上一个讲了，起外号，还有孤立这种形式的霸凌，法律你没办法处理啊。我老师面对这种霸凌，我是不是说我不去做、我不去管？我按照你们法律，我不承担这个责任了。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您方第二个是讲法律规定了老师的责任，显然也是极其荒谬的。真正现实行动中，怎么去解决这个霸凌？一种是要靠老师凭借自身的感悟，而不是法律的条条框框去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

　　第三个事情，您方讲霸凌可以解决，可以为受害者提供赔偿。但是提供赔偿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霸凌是这样的，霸凌不是说从最开始就是一个恶性的事件，而是可能说我给你起个外号，然后发现你好欺负，再打你一顿，然后我发现***你真的好欺负，然后我再狠狠打你一顿了。到这个情况下，法律才能介入。这时候，您方的法律给了一个赔偿，而我方的教育告诉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赔偿。您方的只是一个赔偿，而没有解决霸凌这件事情本身。我方在从起外号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从外面去，这种比较轻微、与法律根本没法处理的地方，教育去进行干预，而这部分干预您方的法律是无法做到的。我方教育可以做到让霸凌根本就不存在，这才是真正解决校园霸凌。然后第三件事情，接下来我方还告诉你，法律教育他也可以在大一停止。

　　正方三辩：对方辩友，你好，请问我给我的同桌起一个外号，这种行为在你眼里有没有触犯法律？会不会有触犯法律的风险？

　　反方二辩：我方认为起个外号不会触犯法律。

　　正方三辩：你们认为起个外号只有在上升到侮辱罪的时候才会触犯法律，那你是不是把我们所谓的法律手段与刑事处罚进行了一个等同呢？如果说我给同桌起外号导致了他的心理受到了损害，他达到了抑郁症或者其他的心理病症，我是不是可以从民事途径去解决呢？这些东西是不是需要我们法律来规制的呢？

　　反方二辩：是这样的。如果您方认为起一个外号就要接受惩罚的话，我希望您方可以找出具体的案例或者判罚，告诉我说，我给你起一个外号，你就要接受这个惩罚。我相信大众的朴素认知都不会这么认为。我给你起个外号，可能说我就要接受一个惩罚，这我相信不光是起一个外号。你们的论调一直是在强调它是一个校园霸凌，怎么样的起外号是校园霸凌，怎么样的起外号是校园霸凌，就是说你持续地通过这一个外号对同学进行称呼，并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他产生了不好的心理后果或者身心健康的后果，这个才叫校园霸凌。

　　反方二辩：你不要把校园霸凌给降级为一个普通的起外号行为，这是你对于校园霸凌的定义产生的主张。是这样的，比方这样，您方是告诉我说，我只要产生了一个恶劣的后果，这个后果您方将其归因于一个起外号，而我方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产生一个恶劣的后果，为什么一定是你给我起个外号而产生的呢？这个后果是多方面的。您方将其归因于一个单纯的外号，这是一个非常片面的。正是因为这个后果是多方面的，既存在于受害者本身，也存在于施暴者本身的施害行为，又存在于学校老师监管的不到位。

　　正方三辩：所以我们对于校园霸凌的三大现实痛点，我们才需要通过法律来规制责任，通过法律把这个责任分清楚。

　　正方三辩：没有关系，反方告诉我，那我跟您讲刚才那个孤立的案子。全班所有人都孤立你，我方一辩，我跟你讲清楚了，日本一个女生，她遭到全班19名同学集体孤立，消息长时间不回，被排除在外。这种监管责任就没有错吗？

　　感谢主席，感谢对方辩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根据暴力调查的数据显示，33%的施暴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这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很多霸凌行为可能被老师误认为某种玩笑。这也恰恰说明，您方认可很多霸凌其实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或者一种非常早期的状态，往往没有进入非常严厉的民事甚至刑事阶段。

　　那么此时，教育手段恰恰可以在这种早期阶段、萌芽阶段介入，然后扭转受害者或施暴者的主观认知，从而使校园霸凌止步于早期阶段，或者还没有产生严重损害的阶段。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认为的：法律主要是去处理一个人的外部行为，很难从根本上去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它无法对我的思想施加任何影响，但是教育可以。教育可以在早期通过学校、老师、家长等多方面的形式，对我的认知、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认知产生敏感性的影响。所以，这是我方坚定认为，想要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的原因。谢谢。

　　首先，对方辩友一直将希望寄托于施暴者的主观悔改。但是，教育效果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拿受害者的安全去赌。教育的理想状态，也就是我想询问对方辩友的：解决校园霸凌是否等于让施暴者不再侵害？还是说，我们解决校园霸凌，其最终目标应该是保护受害者？

　　第二，对方刻意进行概念偷换。我们刚刚一直提出，对方将法律手段等同于入罪处罚。请问，法律手段一定等于刑事上的处罚吗？是否存在其他行政上的规制？比如对校方、对老师的规制，以及对受害者家长、受害者监护人的民事处罚，以及通过民事赔偿对他们进行规制？

　　第三，对方无视校园霸凌的三大现实痛点：其一是界定模糊，其二是处置随意，其三是责任真空。也就是说，对方一直强调教育要从霸凌的萌芽阶段就遏制霸凌。但是，我们对霸凌的定义其实非常模糊，没有办法有效地从一开始就制止霸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法律，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手段去解决校园霸凌。

　　你是否听说过蒙布罗多的新鲜犯罪人理念？有的人他就是犯罪人，就是要去……

　　正方：首先请问反方，您方认为所谓的教育手段是否对每一个人都有效？

　　反方：没有关系，我们告诉你这个手段，我们在三个群体里进行教育。第一是施暴者，我刚告诉你，施暴者，你施暴是错的，各方面是施暴者的教育。第二方面是被施暴者、受害者，我告诉你，在接受到霸凌时，你要去寻求帮助，或者用各种方式，这是被霸凌者的教育。还有旁观者，作为旁观的第三方，我告诉你不要漠视，你要乐于助人，这是我们三方面平等的教育。先把这个大帽子给摘掉。其次，我问你们：这民刑法律讲民法啊，没办法解决这个校园霸凌早期的萌芽，但是我刚告诉你，我刚介绍也可以，民刑法律怎么去提炼？

　　正方：首先，法律具有一般预防的效果。因此，它可以通过某个特定事件的震慑效果来使得其他的潜在施暴者不再实施施暴行为。所以您后来就没有回答我所谓的教育手段，它能否真正地使所有人受到教育之后，就百分百不会再实施暴力霸凌。

　　反方：我们告诉你三方面群体，这三方面群体只要一方成功地教育到了，那么这个霸凌就可以在早期的萌芽中解决掉。民刑法律无法实现。我给你举个例子，2015年，日本关东这所私立学校女生被同班19名同学集体孤立，消息持续不回，长期遭窃出餐，最终这个女生精神崩溃了。我想问一下，您方对于这个19名孤立她的同学，民刑法律要怎么去处理？

　　正方：您方对于我们需要教育的对象分成了三类，其中一类包括被受害者。那么我请问，就在你刚刚的那个案例中，如果受害者懂得去保护自己，在面对全班19个同学的施暴中，她怎么样成功地摆脱这个校园霸凌？请你给出方法。

　　反方：我方告诉你，我方教育可以告诉这个女生，你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可以找老师帮助，或者说你寻求转班。而您方的法律怎么对这个19名同学进行处罚，怎么在早期将它扼杀在萌芽之中？

　　正方：你方还是没有回答我，你还是在说那个教育手段。好像全班四十几个人，加上施暴者和被害者，所有人都没有接受过所谓的教育手段，那我们需要预防校园霸凌吗？那么显然，这不能体现你方的教育手段在这里是缺乏作用的。教育没有实践不等于教育失灵了呀。没有证据不能说明这个教育手段是失效的。

　　反方：这个时候更应该说明，也许因为经济或者社会的原因，这个时候教育没有到位不代表教育失效吧。这个时候是法律失效的呀。但是这个时候教育如果介入的话，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危害制止于萌芽之中呢？

　　正方：这一个，它是教育没有失效，可是教育明显失效了呀。受害者没有采用受到教育的合理的躲避校园霸凌的方式，施暴者没有采取正确对待同学的方式，这受你方教育之效。

　　反方：你方那时候问我说法律怎么办？我这个时候可以告诉你法律：我们可以引导我们学校建立合适的制度，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施暴者和寻求他的法律援助。我们显然有一系列的法律方式，但是您方却始终想着法律没有作用。

　　正方：可以看到了，您方法律下场的最后目的还是借助于教育吧，还是借助于老师、借助于学校吧。其次，您说的这个弄错了一个概念，就是教育手段没有实践和教育失灵是不一样的。如果它能够成功介入的话，那就是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反方：不好意思，什么叫教育手段没有实践和教育手段失灵，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教育一个人说你要好好对待同学，但他没有这么做，难道这不说明我们教育他是失败的吗？

　　正方：可能因为一些经济原因或者是家庭原因，他们没有进行介入和保护，不代表如果保护了这件事情，它就不会发生了呀。如果教育实践了的话，那它就是可以成效的呀。那我想纠正对方辩友，也就是说，我们执行有缺陷并不等于制度没有价值。

　　反方：那么，如果我们学校就像刚刚那个日本的同学，他就算向老师汇报了，他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那么学校隐瞒这个霸凌事件，如果法律执行不到位，法律有什么意义？法律的意义就在于去明确学校的强制报告义务，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明确对于失责主体的问责机制，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正方：很高兴你开始走了法律，它最后是一个责任的分配，对吧？是等到结果发生了之后才开始分发。只有等到这个死亡结果或者说伤害结果发生了之后，你再去追责，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教育在最开始萌芽阶段就把它切断更好、更有效、成本更低呢？

　　反方：那你的教育真的落到实处了吗？真的能够实现萌芽的阶段吗？

　　正方：我方告诉你可以实现呀。我方从三方面群体都进行教育，您方还是没有根本性地回答我，您方的法律要对这19位同学进行怎样的判罚？您刚刚咱不是讲吗？我只要骂一个58中年了，我就会受到判罚，判罚在哪里？那教育就应该针对这19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呢？

　　反方：但是教育你先说预防，但预防如果失效呢？如果有漏洞了呢？那法律当然是有漏洞的，法律现在的漏洞就是无法处理这19个人，那么就应该补充法律，依靠法律来处理这19个人。

　　正方：那教育可以靠什么呢？教育没有权利，教育没有power，教育只是他说的说教，最后的保证一定要靠法律，才能对这19个人进行追责，应当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而不是靠教育。所以我们说，教育不只是软性的，也有刚性的。然后我们再说法律，它就一定是法律，它的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可能在半个月、一个月之后，这个司法机关、学校才进入，然后去慢慢地提升教育。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场景，你教育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举证，这是什么样的进展。

　　反方：法律做不到？教育有软性，教育也有刚性。那么，教育的刚性是哪来的呢？是不是法律赋予了教育的这种刚性的权利？那最终规定还是法律对教育权利的规定。所以，他依靠的是法律赋予教育的权利，而不是教育赋予法律的权利。

　　正方：所以，你觉得只要法律首先摘一个帽子，您方告诉我，只要法律赋予了，那就是法律权利。法律还赋予了我受教育权吗？我接受的教育是因为我尊法吗？不是的，是因为我是教育。法律赋予了老师教学生的权利，难道老师教学生这个过程不叫教育吗？是守法吗？显然不对的啊。

　　反方：来，我告诉他，就是说，法律对于你的权利进行了界定，这是不是法律的作用？请问，教育法规定老师应该关心爱护学生，那老师教育关心学生，这个也是法律手段吗？写在条文里也就是法律手段吗？那医生根据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法规制定就是法律手段吗？

　　正方：法律要求老师去关心教育学生，这个是法律手段。老师如果说没有关心教育学生，落到实处，那这就是教育手段的缺失。

　　反方：没有，您方第一个一辩稿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法律手段，国家强制力，国家强制力呢？我接受教育这个过程，就是用一个暴力机构，要用警察拿着枪指着我说你必须接受教育，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方承认这是法律手段，但是没有，不好意思，这叫教育手段。真正缺乏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是要看你的实际行为是法律的国家强制力约束下，还是因为这个教育的监管下。

　　正方：那你的意思是前面那句法条老师应该关心爱护学生，这样法条没有强制力保护措施吗？没有强制力吗？没有国家的强制力吗？所以老师怎么样都可以是吗？

　　反方：不是，我刚告诉你，这是学校的教育，它的教育有一定强制力，指着没有民间的暴力机构，拿着枪，指着你的强制力。

　　正方：你方明显扭曲了对于我们所谓的国家强制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也可以是国家强制力，我们国家司法机关做出的民事判决也可以是一种强制力，并不一定要警察拿枪才是一种强制力。难道所有的校园霸凌都要用到这个拿枪指着你来弄吗？拿枪指着你来界定为是国家强制力。一起来看，对方辩友始终还是没有回答出一个，他们始终把教育置于一个理想的状态，而忽略了校园霸凌。其实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没有教育，而是教育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而且，对方还忽略我方提的第二个观点，叫做其实法律也是有一般预防的效果的，除了通过个案实现一般预防的效果以外，我们的法律可以在校园霸凌的过程中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学校责任、学校责任系统。

　　对方对于教育手段和法律手段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界定。首先，法律的一般预防情况到底是什么？你们都说了普法教育，难道它就是法律手段吗？你的这个法律如何起到警示作用？难道不是通过教育告诉同学们法律是什么样、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法律、知道法条吗？并不是。我们只有让他知道了、了解了、教育到了，这个时候，你的法律一般预防效果才会有效吧。

　　然后你再说惩戒效果。那很好，你说一个事情，案件发生了，这个时候我没有惩罚他，当然是如此。那它的惩戒性是不是又体现了它的滞后性呢？那这个时候，只有当人死了，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法律才确定，这恰恰说明了法律的一种不足啊。

　　同时，您方又说了，当教育没有做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可能老师有失职，可能学校分管不到位。但是，这恰恰说明了是教育手段没有实践下去，不等于教育手段本身失灵，它是有效的呀。如果它能够成功实施的话，那它就可以进行到一个早期的预防呀。

　　对方，我们今天一直在想，对方说那我们要有严厉的法律，我们去规定好它的界限。可是你们知道吗？当法律越写越厚的时候，霸凌都是越藏越深的。韩国、日本，韩国在2004年就颁布了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此后20年层层加码，各种法律条文非常细致，连排挤都单独定义了；日本也是，所有的这种法律制度执行下非常严密啊。可是他们暴力减少了吗？没有啊。在日本，它转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它的毒空技是集体霸凌，就短短几年攀升。然后，韩国，它的法律严厉吧，但是它的霸凌文化是不是世界皆知？我告诉你，当重刑重典，或者说你法律很严密、很细实、管理得很好、密集到小事都入法的时候，换来的不是善良，看到的是一群精通法律边界的施害者。他们在这样的恶毒的教育环境下长大，他们就算有法了，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的不是这是错的，不是知道法律范围是错的，而是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他们知道法律会在哪里停下，他们看到法律画下了一条线，他们就在法律停下的地方肆无忌惮。他们的这种恶毒的文化告诉他们：被害者，你就是有罪的。这些旁观者，如果你敢帮他，那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这个时候法律很严密呀，但是如果没有教育的话，那所有土壤都是罪恶的；那罪恶土壤，它终究开不出善之花。你法律能做到的就是砍掉那些生长出来的、已经有毒的果实，但是那些土壤呢？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教育就可以做到。因为我们要说解决一件事情，主要讲的是它的根源吧。我们教育要从最开始就解决它吧。那80%的校园霸凌，它体现在言语上的暴力，体现在孤立排挤。比方已经说了，根源上的东西，法律管不了，可是所有的恶难道不是都是从一点点根源走到了最后的吗？那这些微小的、刚刚冒头的时候，还是因为无知被社会裹挟，我们去引导他、教导他，或者是批评惩戒他，把恶意在深远处按掉，但也告诉受害者不要沉默，不是你的错。各种残酷旁观者，你的沉默、你的纵容都是有错的。站出来，别害怕，你告诉家长，告诉社会，多方协同。

　　那最后，我们也没有否定法律的惩戒与威慑呀。但是，你解决了这个个案，惩罚了这个孩子，霸凌的恶意就少了吗？那个被惩罚的孩子，他知他怕了，他知错了吗？他准备换成更隐秘的霸凌。最后。

　　谢谢对方辩友。对方刚才已经跟我们讲到了，教育可以尽早地干预。法律赶到时，这个孩子已经受伤了，贴上了被欺凌者的标签，可能一辈子都撕不掉。这些话都对，但恰恰是这些说明了为什么这些都应该靠法律。

　　首先说这个“太晚”。我们要的从来不是法律在伤害发生前就赶到现场，而是让伤害在动手之前就被计算过一次。施暴者抬头打人的瞬间，脑海里会闪过“会不会有人管”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预防，它不是写在课本里，而是写在这个后果里。把孩子的安全交给“遇见谁”，那不是教育的力量，那是运气。

　　校园暴力还很难发现，是因为学校瞒而不报、老师也不上报等等原因。但是，如何让它们被发现呢？如何发现校园暴力呢？就要靠法律。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写着，学校明知严重欺凌不报告、不处置，要被责令改正、追究责任。它不是让学校闭嘴，是让学校不能闭嘴。

　　至于施暴者，也是孩子。法律中写着矫正矫治教育，所以教育不是法律的对手，是法律的下游；没有强制力的教育，只能说是建议。

　　我们常常会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为什么要用法律这种手段来处理他呢？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但它从来不是对那个被打的孩子说的。说他的人往往是那个可以少管一件事的人，会说“这个孩子就过去吧，就不管这件事情了”。一个孩子第三次走进办公室，说他们又来了。老师就很温和地说，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你回去吧。我已经找过他家长了。我已经跟他们谈过了，我已经和他们谈过好多次了。但是，这些话落到孩子的耳朵里，就是“到此为止吧”。我再这样下去，可能没有什么用，老师也无能为力。所以法律做的就是把这种“到此为止”改成“必须继续”。

　　对方同样把“解决”理解为再也不会有霸凌，这是不可能的；这种绝对的事情，那是愿望。我们的解决是更小的：每一件发生的霸凌，每一件霸凌发生都必须要有人负责，必须有正在成长的孩子，有地方可以去教育，期待你成长成好人；法律承诺你不许伤害别人。前者是上限，后者是下限。法律就是那个愿意，它不会去挑别人。所以，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靠的是法律手段，不是因为法律更温暖，而是因为它更不容易缺席。让孩子走在走廊上被拦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一位好老师，而是他能获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