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共情能力对于善良者是奖赏

在互联网上，共情能力对于善良者是惩罚

　　第一个问题，冲突的奖励机制是什么？冲突本质是一种历程，在互联网中体现为大家观念不同所产生的碰撞。在冲突中，每一次交锋都是对每个人认知的打磨。

　　现在讨论一件事，当外卖员送餐出现问题，是否应该给他差评。有人认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判断，有人觉得差评会影响其收入，不应该给，还有人认为超时耽误了买家时间，应该给差评。在双方的碰撞中，更多人能看到问题的多面性，这就是冲突带给我们的奖励机制。

　　其次，回答第二个问题，发声的奖赏体现在哪里？我从三个方面阐述。

　　第一层，在发声过程中，个体的善意能够被看见，互联网会给予一种确认感。就像青岛某大学宿管事件中，学生们写下的细节，本是个体对老人的心疼，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意味着千万人在屏幕前表达“我懂你的感受，我也觉得应该为老人讨个公道”。这种共鸣让发声者知道自己的善意没有石沉大海，获得了具体的确认感，这是最直接的奖赏，让微小的善意知道自己不是在孤独呐喊。

　　第二层，善意从个体不断放大到整个社会，能获得价值感。比如抖音博主“两田”，他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其善意开关撬动了更多人加入。这种能在互联网上发声并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力量感，是远超个体的深层奖赏，是从个体到社会奖赏的升级。

　　最后一层，对于发声者的续航力而言，当善良者的发声持续产生影响，会对其个体产生正向影响力，让自己知道发声是有意义的，从而愿意在以后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继续发声，成为那个在沉默中发声的人。而无数参与共同发声的个体，也会受到影响，让善良持续下去。

　　对方之前一直提到，互联网中总有心怀不轨的人会利用善良者的善意。但这就能否定共情本身的价值吗？就像一把刀，既可以用来做菜，也可以用来杀人，不能因为有人用刀做坏事就说刀错了，而应该是使用刀的人出了问题。因此，对方辩友提到的很多例子是不成立的，这些问题是互联网机制推送带来的，而非共情能力本身的问题。

　　我们成长于互联网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具备了理性和基本的判断能力，并非盲目共情、盲目善良。被欺骗、被利用不代表共情能力本身错误。

　　因此，我方坚定认为，在互联网上，共情能力对于善良者是奖赏。

　　我跟学长说一下，对面的四个都是大二的，我不是主力队伍成员，我是替补。对面上场的四人是张伟琪、邓清元、肖帅和赵鑫。

　　好了，等一下，你准备好了就直接开始，开始发言即可。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共情能力是指个体通过情感共情，即自动感应他人心理状态，或者认知共情这两种维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行为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能力。其底线是不伤害他人，能感同身受，理解他人的痛苦，体现为非功利性地集中帮助他人。当善良者在互联网上通过共情能力做出相应行为，并从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正向强化，如肯定和鼓励时，这是对善良者的奖赏。因此，我方将以善良者在互联网上运用共情能力有利于塑造对己对外的向善社会氛围为标准，展开如下论述：

　　其一，具有共情能力的善良者在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后，成功获得积极反馈，形成对个人自我的正向价值强化。在互联网环境中，具有共情能力的善良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当他们在社交平台、论坛或各种网络社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时，这种共情能力会吸引到与之有相似价值观的同类人。剑桥大学共情实验室与哈佛医学院合作研究发现，共情能力使大脑前腭岛与杏仁核的联接密度增强27%，使得个体对他人的情感识别、存储能力显著提高，从而更容易吸引相同价值观的同类人群。这些积极的正向反馈会让善良者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投入和观点表达是有价值的，并从中汲取力量，使自身获得正向引导的同时，也给社会传达精神力量。

　　其二，具有共情能力的善良者是消解社会冷漠的纽带，是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关键。2021年《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指出，碎片化生活导致信息过载和注意力分散，分散了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呈现出快餐式消费的特征，最终形成司空见惯的冷漠心态，而善良者的共情能力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近日，青岛大学宿管大爷热射病事件中，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相关评论里，抖音相关视频点赞量达到30.65万次，微博话题“青岛大学生为宿管大爷集资”阅读量突破3亿次，相比之下，青岛大学发布的官方通告仅有168次阅读量，且未提及高温环境或人文关怀，阅读量不足百万。这种冷漠在善良者充满善意的视角中得以消解，在网络中形成“既无获利己身，也要摇旗呐喊”的互助互联网环境。例如抖音博主“神木心儿”用心传递温暖，通过抖音记录残障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并为他们提供帮助。视频累计获赞4.25万，带动网友自发捐赠或参与帮扶。当互联网成为一个大家可以携手共筑的网络生态时，我们就可以让互联网在社会中无限扩大这样的情感，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正方一辩陈述结束后，进入反方四辩盘问正方一辩环节。此环节提问方不可打断，回答方不可反问，提问不超过15秒，回答不超过20秒，采用单边计时。

　　反方四辩首先提问：您方提及积极反馈较少，那么积极反馈的程度如何？ 　　正方一辩回答：积极反馈在很大程度上给予鼓励，能提供原动力。

　　反方四辩接着问：如今互联网大环境及底层逻辑是平台推送机制，对于善良者而言，这种环境容易煽动其共情，您是否认可？ 　　正方一辩回答：该机制既可以推动共享，也可能推送一些与主题相关但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

　　反方四辩继续提问：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善良者的共情能力被利用，无法获得积极反馈时，您方将如何应对？ 　　正方一辩回应：请对方详细阐述，为何互联网机制一定会阻碍正向反馈的获取。

　　反方四辩提出数据：高共情用户接收到虚假内容的概率比普通用户高137%，即两倍以上。这些虚假内容带来的短暂情感满足，会迅速转化为自我怀疑与社会信任危机，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正方一辩反驳：用数据追溯没有意义。纽约大学的研究表明，通过共享能力，沟通的感染程度和沟通能力可提升53%。若对方有后续补充，我方无太大意见。

　　反方四辩提问：您是说通过共情能力能找到小团体吗？ 　　正方一辩回答：通过共情能力能与他人建立往来，达成共识，共同为社会奉献，或找到价值观相同的人。

　　反方四辩又问：如果通过共情能力找到的价值观相同的朋友，在某件事上无法达成共识，对您造成的伤害您如何看待？ 　　正方一辩回应：已经找到有共识的人，没必要关注可能的弊端。

　　反方四辩再次提及数据：回到137%的数据，当接触到更多虚假信息并被利用时，情绪问题如何解决？ 　　正方一辩回答：既然能在一件事上找到有共识的人，就能在每件事上达成共识。关于137%的数据，不再回答，进入下一个环节。

　　期间有人提到正在录音，旁边应有录音设备。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我方今天的观点是在互联网上，共情能力是对善良者的惩罚。

　　开宗明义，善良者是那些以善意为出发点，不求回报，习惯性将他人处境纳入考量，心存温暖，又能用行动传递善意的人。共情能力是指个体感受和理解他人情绪、立场和经验的能力，其核心在于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境遇，从而实现情感联结和有效沟通。惩罚是指施加负面后果，以抑制或减少某种特定行为。

　　今天我方判断的标准是，共情能力与互联网二者的共同作用，是否让善良者更多地遭受痛苦。

　　首先，互联网所呈现的虚拟性与复杂性会让善良者受骗的风险增大。互联网是一个包罗万象且带有算法机制的平台，存在真实与虚假信息的混杂。根据信息推送规律，平台会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这使得用户接触虚假内容的概率提高 130%。善良者因共情于大量虚假正能量视频和短文而获得短暂的情感满足，但真相揭露后，这种短暂愉悦会迅速转化为自我怀疑与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信念崩塌和精神打击。

　　全球实验表明，高共情者接触虚假正能量内容后，产生自我怀疑的占比为 73%，减少现实利他行为的占比为 61%，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的占比为 44%。这并非偶然，而是平台机制对善良者的必然惩罚。算法通过精准推送虚假内容，将善良者的共情特质转化为收割的工具，使其陷入善良与遭遇欺骗、自我否定的循环，反复受伤。

　　其次，无限暴露与共情过载会给善良者带来心理浩劫。互联网打破了物理世界对信息暴露的自然限制。在过去，我们对远方一些苦难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传统媒体的筛选和报道，信息量相对有限且具有一定的距离感。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全球范围内的痛苦、冲突、不公和灾难以生动、个人化、高频率的方式直接推送到用户面前。

　　善良者拥有较强的共情能力，他们更容易被他人的负面情感感染，感同身受。互联网推送的往往是通过算法优化的最能激发情绪反应的内容，其中负面信息的吸引力、捕获能力及审视能力更强。一项研究指出，社交媒体算法为最大化用户的参与度，可能会优先推送这种强烈情感色彩的内容。这意味着善良者在使用互联网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持续地暴露在海量的负面情感刺激之下。

　　想象一下，一个善良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可能看到战争的残酷、罕见病的求助、无家可归者的悲惨遭遇等等。每一次的共情性情感植入都是心理能量的消耗，当这种消耗变得无休止且缺乏有效的情感缓冲时，其负面影响是毁灭性的。

　　进行盘问，时间同样为1分30秒，提问方不可以打断回答，回答方不可以反问，提问不超过15秒，回答不超过20秒。

　　对方辩友，首先问您一个问题，您方认为虚假信息带来的过错和共情带来的惩罚是相同的吗？我方认为是不同的。您方之前提到互联网给善良者带来虚假事迹，让善良者受到惩罚，这难道是共情带来的过错吗？这是因为您共情能力强，平台利用您的共情能力机制会给您推送更多类似相关视频，从而提高受骗的风险概率。所以，您方承认了共情能力是被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从而产生虚假信息的错误，因此这不是共情本身带来的惩罚，而是利用您共情能力的人犯了错对您的惩罚，并非共情能力带来的惩罚。

　　下一个问题，对方辩友，您方提到虚拟环境中存在虚假信息，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就等于共情本身是惩罚吗？

　　互联网这个虚拟环境存在虚假信息，可能会利用您的共情能力，但存在被利用的可能就等同于共情本身是惩罚吗？这里要强调，正是因为您有共情能力，所以才会被利用。而且在互联网平台机制下，并非存在谁心怀不轨，只是有些人想要受到更多关注度，所以您才会经常刷到这类视频。

　　我方在一辩陈词中已经强调过这两者的底线，不是伤害他人，而是感同身受，能够保持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您方认为互联网的复杂让共情更难运用，可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能够精确识别环境。您方如何论证具有共情能力的善良者更容易受骗？

　　假设我是一个普通人，经常刷到此类视频，在鱼龙混杂的信息里已经难以分清真假，更何况我是一个共情能力高的人，会以善良推导，优先考虑他人想法，会认为这世界大部分是好的，对情感的感知能力更强，更愿意相信事情是真的，所以更容易上当受骗。

　　可是根据剑桥大学研究显示，共情能力强的人会更精确地识别情绪，这意味着他们在虚假虚拟环境中反而能够更快区分真实需求与虚假伪装，难道这不是在复杂环境中对我们的一种成长吗？

　　首先，我要质疑您方这个数据的合理性。您方数据只是说更能够，并不代表在整个互联网复杂环境下，我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本性。而且，我作为一个高共情能力的善良者，容易共情他人，我不否认共情者具有理性，但同时必须强调，在互联网环境和平台推流机制下，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且这种情况占比我方数据显示高达37%。

　　按照您方的逻辑，虚拟环境的风险让共情成了惩罚，那为何互联网上还有无数人因为共情参与公益捐赠，为弱势群体发声呢？这难道不是他们在自讨苦吃吗？

　　我方很认可公益行为，也支持您方所强调的内容，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共情能力会被人利用善良者的共情能力，从而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当您投入捐钱时，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刚才的辩论非常精彩，现在我要说三个点。

　　第一个点是关于你们方的判标，你们提出善良者的共情能力是否会让苦难程度加深。首先，我方认为苦难程度的加深并不代表这是一种惩罚，也不意味着它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苦难程度的加深，只是让我们更加铭记这件事。就像唐山大地震，即便事情过去，我们仍会通过新闻报道、电影演绎等方式不断提及它，目的是让我们铭记这个悲伤的事件。所以，苦难程度的加深不等于惩罚，此时它也并非坏事，它只会让我们铭记。

　　第二个点，你方第一个观点提到互联网所呈现的虚拟性和复杂性，会让受害者受骗的风险增大。我方并不否认互联网存在虚拟性和复杂性，互联网面向的是全体人，并非仅针对善良者。你方所说的受骗风险增加，是指善良者接收虚假内容的概率比普通用户更高，但接收虚假内容就意味着善良者的受骗率比普通用户高吗？虽然善良者共情能力强，但你方无法论证共情能力强就会导致受骗率更高。他人可以利用善良者的共情能力引导其受骗，但善良者是否真正受骗是由其判断能力决定的，而非由共情能力高低或接收内容的情况决定。

　　第三个点，你方提到共情会给善良者带来内耗。我换个说法，情感共情会给善良者带来心理内耗。那么请问，为何这是无限的情感透支呢？

　　下一个环节。

　　是两分钟，没事，我记时，到时候直接提醒大家。手机上显示刚才计时是两分钟。我也可以重申一下。

　　对方辩友，您方刚刚在定义中强调共情能力，它不仅提供能力，还会因为这种能力去做出一个行为。那么您方在这个善良者定义下，把共情能力与行为结果挂钩，这样到底是在说共情能力本身，还是行为表达这种外在体现，我方对此提出质疑。

　　如果一个人有共情能力，看到新闻后感到难受，但没有采取行动，那他就不算有共情能力了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您方刚刚说善良者会有一定的理性思考，但其理性思考会做出一些非功利的结果。您方这样的表述是否自相矛盾？因为共情能力的核心是自动感应他人的情绪，而这种感应本身具有及时性和冲动性，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您方并未论证共情行为从一开始就是理性的。

　　所以，您方将理性纳入共情者的定义，是强行将自身行为的理性与非功利的体现相联系。您方提到善良者会做出一些非功利的行为来帮助社会，但您是否考虑过，互联网的底层逻辑是流量变现，点赞、转发、关注、评论本身都会带来流量转化。所以，即便最初主观上是非功利的，但客观上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

　　在攻击方面，您方第一个论点提到大家与互联网客体的一级反馈，但一级反馈是独立的而非偶然的吗？这并不一定。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充满争议，争议性远大于共识。即便在互联网上能获得一些共识，也不排除有不同解读的可能。并且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相同价值观的人抱团，从而强化一些偏见。

　　第二点，您方刚刚提到了一个青岛事件的例子，但这个例子中，更多的不仅是共情，还有愤怒和质疑。

　　时间到。

　　这个宫辩规则说明，不是特别的双关题。比如我问对方，对方回答时，一方攻击一方，我问对方时，对方只能回答，对方问我时，我也只能回答。计时方面，只有一个人提问、一个人回答时计时。前面两分钟单纯是正方问，后面两分钟单纯是反方问，这是区别。

　　也就是说，只记正方或者反方问问题的时间，回答也计时，从开始问就全部计时。

　　这是正、反方三辩攻辩，双方三辩互相攻辩与回答，提问方不可以打断，回答方不可以反问，提问不超过10秒，应该是正方先开始。

　　正方开始发言。

　　正方提出第一个问题：“公益有风险，所以我不做了。”

　　反方回应：“我们并没有说公益有风险就不做，有风险的事情不做是我方观点，没有承认。今天就算互联网带来了风险，我们也可以继续做，要看它对我们人生或者社会更有意义的地方。在邯郸杀人事件中，我们共情推动了社会法治体系的完善，在你方看来，这个完善的过程没必要存在吗？”

　　正方回答：“我们讨论的辩题是互联网上共情能力对于善良者是惩罚还是奖赏，您回归到这个问题。您说有风险代表给了苦难，但没说有苦难就不应该做，您方的提倡我没看到。邯郸杀人事件中，我承认共情有好有坏，但正是极端发言推动了法治体系的完善，在您方看来这不是好的。您要推出您方辩题是奖赏，直接举一个奖赏的例子。比如面对唐山事件这样的热情事件，我们可以批判，看到苦难后把它化解成为努力的部分，让生活更好地过下去。而您方一味批判说有苦难就不做。”

　　反方反驳：“对方辩友，您说化解这个词倒是容易，但没化解出来是不是就是一种惩罚，也就是认同我方辩题。”

　　接下来是反方提问环节。

　　反方提问：“解释一下我们的共情能力。比如一个小孩坐在前面，您上去是自己兴奋占比大，还是直接上去把小孩放在一边？我认为共情能力很简单，能让我感同身受，但不代表我不会思考，我方认为做一件事情时会有理性和善良部分。您觉得一个小孩哇哇哭时，您情绪上头，共情能力来的时候，理性判断能力占比更大吗？”

　　正方回答：“看到小男孩哭，我会问什么事情，是不是他欺负了别人才哭。”

　　反方继续：“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中看到小孩哭很难受，第一次情绪上都会想安慰他，而不是分析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第二个问题，您方提到我方作为善良者的生活能力可以找到更多产品，那么找到产品之后呢？剑桥大学共情实验室发布研究表明……您给我正面回答问题。”

　　此时出现打断情况，规定提问方不能打断回答方，回答方回答不超过20秒，提问方提问不超过15秒。

　　反方接着问：“长沙大地震让灾难加深，那些走不出来的人痛苦，这难道不是对善良者共情能力的一种惩罚吗？”

　　正方三辩进行攻辩小结和自由人对话小结。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在青岛事件中我们要敢于发声。当我们形成共识，有敢于发声的群体和渠道后，才会影响更多人发声，而不是面对不良行为选择逃避。我方一直提倡内循环的改善，而这是对您方观点的否定。

　　第二个问题，回到您方核心案例。我方一直在追问，您方认为有苦难也可以做，但您方的论证逻辑似乎是有危险就要回避。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从古至今，当我们面对困境时，应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就像“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是我们对世界苦难的认知所带来的反馈。

　　第三个问题，关于我方观点中积极反馈对社会的作用。您方认为社会存在观点冲突，但正是这种冲突能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时代不可磨灭的观点。每个热点事件背后都有多种声音，每一种声音都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这也是个人权利的体现，所以您方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多元观点的碰撞，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情感的交流与接纳，都会让社会更加多元、向上，这就是我方所说的向善的社会状态。而您方的态度是全盘否定，遇到冲突就逃避。比如面对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我们难道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声音去捍卫国家和世界的权利吗？在台海相关事件发布到网上时，我们也不应一味隐忍。所以，冲动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冲动的方向。

　　请您进行回应。

　　这边先从反方开始发言，反方开始表达观点。如果反方提出问题，正方需及时回答。

　　对方辩友，我想问一下，刚刚您方一直在提及“躲避”，但我方从未提到过“躲避”。我们只是说文化冲突存在，但冲突存在并不能直接推导到您方所说的“奖赏”这个点上。有冲突才会有碰撞，文化交流才会更加繁荣。

　　就唐山事件而言，在您方观点中，有人走不出来就一直走不出来。我想问，冲突碰撞后得到奖赏，您方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请正方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在唐山事件中，按照您方态度，有人说走不出来，是否就更走不出来了？我方认为，如果一个人最后走出来了，他中间所经历的痛苦不能被忽视。不能因为最后走出来了，就认为这些痛苦不存在。痛苦可以进行转化，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走出来，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

　　继续问您方，在日本排海事件中，我们可以正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在您方态度下，对于日本的海产市场，您方持什么态度？我认为您方的观点有些理想化，好像所有人都应该从痛苦中走出来，如果不走出来就是不好的人。您方根本没有论证冲突就等于奖赏这一点。请正面回答我，在日本排海事件中，您方如何处理这种事件？

　　如果在互联网上，善良者的共情被欺骗、被利用，这是否算是一种惩罚呢？不能因为害怕被欺骗，就不参与公益活动。如今公益活动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不能因为可能存在不好的情况就否定一切。我们不能用结果去推导原因，身为善良者，在做公益活动时，即便可能会遭遇痛苦和惩罚，但这也是有意义的。我们承认有痛苦的部分，但应该积极转化。

　　我一直强调，我方认可冲突存在，但我们会积极解决冲突。冲突本身是一种客观现象。

　　正方发言之后，反方再继续发言，不能正方连续发言。

　　接下来，我回应您方关于排海问题以及后续发生的问题。我们支持发声，但发声并不等同于奖赏。您方所说的共情，当共情者与有相同思维的人抱团后，都处于相同维度，如何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融呢？

　　我们不能把社会想象得过于和谐。如果不发声，日本、韩国等国家可能会在国际舆论中污蔑中国。我们应该主动发声，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是敢于表达的群体，这样才能维护中国的形象。在您方观点下，面对国际环境的压力和语言环境对中国的诬陷，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方同样支持发声，但当发声得不到认同和支持时，应该如何应对呢？作为中国人，为国家发声是我们的本质，不需要他人评判。在社会的语言环境中，按照您方态度，如何让善良者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更好地前行呢？

　　您方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在互联网平台推送机制下，善良者持续暴露在高强度情感刺激下，产生共情疲劳甚至创伤，导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发声、不作为，您方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互联网机制对所有群体都有影响，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应该磨砺出韧性，做出理性判断。

　　我们讨论的辩题是共情能力对于善良者是奖赏还是惩罚，为什么您方要用国际形势来打压我们呢？我们有共情能力，是爱国主义的深刻体现，能让我们在社会维度上站得更高。

　　在爱国的态度下，面对国际化的语言体系和网络上的两国争端事件，您方认为只要默默吸收经验即可。我不太理解您方将爱国、共情和善良者是如何挂钩的。请您方正面回答，当善良者因共情被欺骗、被利用，开始怀疑自己时，该如何解决？我方一直强调冲突存在，但我们会积极解决冲突，而不是像您方一样只强调痛苦，却不寻求解决办法。

　　首先回应您方关于“发生”的问题。我方一直在阐述“发生”的相关情况，当我们认为某行为是惩罚时，“发生”这一情况同样存在。我们只是在意识到冲突本质后，会去解决冲突。所以，“发生”并非您方所认为的利好，不是只要“发生”就绝对是奖赏。

　　其次，您方提到在当前大环境下生存会使人养成某种认知和任性。但我方的数据显示，善良者接收到的虚假信息比其他人更多。在接收到大量情感刺激和虚假正能量视频后，产生自我怀疑的占比达 73%，减少现实利他主义行为的占 61%，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的占 44%。我方明确指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尽管按照您方观点可能会使人养成某种特性，但大数据表明我们会受到影响和伤害，并非如您方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就一定会变得更好或更任性。您需要具体阐述您方观点的体现之处。

　　您方认为这样的大环境对所有群体都生效，当然，它的确对所有群体都有影响，但我们今天只讨论善良者。善良者和其他人一样会受到环境影响，且他们拥有更强、更多的共情能力，在倾注了更多情感情绪的情况下，持续暴露在情感刺激中，必然会导致共情疲劳。

　　就像刷抖音会产生审美疲劳一样，我们不断刷到能引起共鸣的苦难视频，短时间内接触大量此类视频，就会对其产生麻木感。起初看到这些视频会共情并想要帮助，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当大量类似视频不断出现，我们可能会变得盲目，甚至无视这些视频，善良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所以，互联网带来的冲突、无视以及共情疲劳都是惩罚。

　　最后回应您方观点，当发送共情却没有得到积极反馈甚至遭遇反击时，既无法实现您方所说的个体共情，因为这会对自身造成伤害。而且，这种共情只能让同思维的人抱团，并未促进任何文化交流。

　　到这儿吧，下一个。

　　先确定一下，此环节为分别计时，从10开始。需明确是发言才计时还是分别计时。规则表明双方交替发言，每次发言不超过30秒，正反方分别计时，这与之前谁发言谁计时的规则一致。

　　先结束当前讨论，开启下一个会议。大家能听到我说话。我已进入会议，也让你的队友们进来一下，等人员到齐后，继续开始刚才的环节，此环节预计40分钟，若时间不够再做安排。

　　不好意思，外卖到了，马上处理。现在美团和饿了么有活动，淘宝点闪购更便宜。我在淘宝购买得差不多了，微信支付摇一摇好像也有优惠，能摇到美团10元的券，我摇到了20减15的券。

　　查看人员是否到齐，对面还有一人未进入。此环节为共计时，直接开问即可，正方开始提问时便开始计时。

　　对方辩友，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提到第二个论点，认为共情能力会导致文化消融。但在互联网上，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共性误读更为常见。例如西方对中国一些词汇的解读，被指责为人权的扭曲。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不仅难以融合，还可能引发文化冲突。请问你们所说的文化融合体现在哪里？

　　我方认为文化融合体现在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你们所说的行为结果不对等是什么意思？仅仅找到兴趣相同的人就等同于文化融合吗？这种抱团式的交流，人们只待在自己的舒适区，这能算文化融合吗？

　　我们所说的融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你们提到的冲突，是因为双方没有理解彼此的文化，带有误解和有色眼光。我们所说的融合是同化之间的碰撞，是不同思想的交流。

　　我刚才反驳你们第一个问题时强调过，互联网上的争议性远大于共识性，不同的人多于相同的人。但这并不能推出在互联网上达成共识就是一种惩罚。你们说被骗后会陷入自我怀疑，可为何不能去指责欺骗者呢？

　　互联网上争议多、不同的人多，意味着会有更多文化和观点的碰撞交流。每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若观点被误读或攻击，这难道不是一种惩罚吗？若双方观点达成共识，促成文化交流的局面，推动文化发展，这就是一种奖励。

　　请举例说明如何推动文化发展。你们所举的青岛四馆的例子，更多体现的是愤怒和对痛苦的感同身受，而非共情。这种情况怎么能算奖励呢？奖励应是在共情痛苦时，对自己形成积极反馈，体现自我价值。

　　对于你们所举的例子，更多是对痛苦的感同身受和对不公的抗议，并没有获得好的结果，自我反馈也未落实到位，所以你们的这一论点不成立。

　　此环节双方不能打断，一方说完后另一方再继续提问。反方还有11秒钟，我关于对公义抗议代表群体争取权益的情况还未阐述完。你们认为公义抗议代表群体争取权益，但并未获得好结果，且自我反馈也未落实到位。

　　三辩，然后攻辩小结，同样的发言形式，老师中间有提到，你们谈到一个类型，就是吸引更多人发声。但我们今天的辩题是针对最善良的那一群人，更多人发声，这些人都是善良的人，这是我方反驳中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反驳您方提到的剑桥大学的例子。您方一直在提及，可能我无法完全反驳。您方所说的电竞相关例子，是针对互联网生态。我方可以明确指出，在互联网和现实之间，共情能力所能发挥作用的共同点在于，互联网上我们获取的都是信息，无论是视频信息还是其他，我们无法深入细致地去观察和感受。因此，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是不完整的、客观且片面的，有些是为了博取流量、追求注意力经济而发布的。

　　第三个点，您方一直强调恶语、坏事、名气对善良者也有好处，认为可以吸引更多人。但我想问，您方所说的这种能力是一直存在的吗？恶语一定能被消化吗？那些经历过地震等灾难的人，可能无法走出阴影，不一定能走出来。对于共情能力更强、感受更深的善良者来说，走不出来该怎么办？他们的信念该如何解决？

　　回到我们的例子，我们想问，在互联网上容易受骗的情况下，您还能认为这是一种奖赏吗？

　　OK，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