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法律手段

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

　　谢谢主席，开宗明义，定义先行。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校园霸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据2023年调查数据显示，12-17周岁的青少年办理比例高达87.1%，欺凌者的年龄整体呈下降趋势，这需要法律及时介入和调整。2021年未成年人处罚年龄从14周岁下降到12周岁，基于此判断，校园霸凌更应该采取法律手段还是教育手段，要看在双方都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下，哪一方更能够降低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论证如下：

　　第一，只有在法律的审视下，才能够重视校园霸凌问题，更好地保护被霸凌者。当前校园霸凌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认知模糊和教育体系自律性不足。教育的功利性使得社会倾向于用成绩和分数来管理评价学生，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中学校园欺凌风险预警监测报告2024》显示，35.1%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行为风险，且其往往与学校和有关部门敷衍、遮掩甚至反向警告有关。据内蒙古一所大学调查显示，28.7%的被霸凌者表示家长在听到自己被霸凌后没有理会，17.2%的被霸凌者表示家长毫不知情。这说明社会对校园霸凌问题的重视度严重不足，导致学校未开设有关校园霸凌的课程，教育体系存在缺环，家长也不够重视。而法律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通过介入才能以国家意志强制提升校园霸凌问题的优先级，将霸凌从孩子间的矛盾定义为违法行为，以此提高社会重视度，保护被霸凌者。

　　其次，法律从刑事责任上规范了青少年的行为，相较于教育手段更具有可执行性和强制执行性。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多件，此后两年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由于我国向来认为应对青少年应遵从以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理念，目前的法案尚不具备足够效力。而校园霸凌的低龄化现象说明，解决校园霸凌相关问题需要法律介入，其体现出的强制性相较于教育手段，执行力度更大更强，才能有效规范青少年行为。

　　最后，在其他国家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实践中，法律手段的效果更具参考意义。如美国、瑞典等国家通过完善的法律规定，能够更有效解决校园霸凌问题。

　　综上所述，解决校园霸凌应该采取法律手段。

　　首先请问对方辩友，校园霸凌的主体是什么？

　　（对方回应后）不是。或者我换一种说法：实施校园霸凌或遭受霸凌的是否为青少年？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这是否会导致校园霸凌的产生？我方一辩后续将对此展开论证。

　　下一个问题，请问对方辩友，校园霸凌是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方回应后）好的，我举个例子：若学生在学校因拿取高数资料时，被同学以"够不到了吧，小短腿"调侃，这是否构成校园霸凌？我方认为对方混淆了概念——校园霸凌的定义是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

　　（对方回应后）如果此类低级玩笑最终演变为全班性的精神孤立，难道不算是校园霸凌的征兆吗？请问对方，法律如何识别和解决尚未升级的校园霸凌征兆？对方尚未给出明确回应。

　　下一个问题：当冲突从玩笑升级为全班孤立，针对这种社交霸凌，法律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对方回应后）所以对方认为应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即便当前法律不完善，但未来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即可使被孤立者获得有效保护对吗？那么请对方阐述法律解决的具体过程。

　　（对方回应后）我方关注的是当前现实而非未来可能性。数据显示，67%的校园霸凌案件因证据不足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民事诉讼平均耗时8.3个月。对方如何解决证据收集困难及诉讼周期过长的问题？

　　同时想请教对方：若教育手段真的有效，为何在长期教化背景下，校园霸凌问题仍未解决？对方需对此进行论证。

　　感谢主席，问候对方辩友及各位评委。校园欺凌是指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在于，哪一种手段更能全面覆盖霸凌相关主体，并具备更高的阻止效力与伤害修复能力。我方认为，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理由如下：

　　首先，从施暴者角度看，教育手段更符合青少年生理发育特点。阿姆斯特教授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大脑皮层感知情绪刺激的功能区域发育较快，而主管情绪控制和风险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发育相对滞后。这导致青少年对霸凌行为的伤害性缺乏清晰认知，对行为后果的预见能力薄弱，甚至多数未成年人认为"年龄小做事没关系"，从而降低对霸凌行为的自我约束。美国蒂波教授的12周实验显示，通过针对性教育训练，青少年冲动攻击行为减少32%；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跟踪研究也证实，体区管理训练可使重复施暴率从21%降至7%。这说明未成年人的大脑功能与行为模式并非固定不变，教育能够通过科学训练提升其情绪管控能力，帮助他们以合理方式处理矛盾，从源头上减少霸凌行为的发生。

　　其次，对受害者而言，教育是更及时有效的保护盾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3年数据显示，62%的受害者首次被欺凌后两周才选择求助，走完司法流程平均需97.4天。相比之下，芬兰全国性反霸凌项目Kiva摒弃单纯惩罚模式，通过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教育方式培养学生的欺凌识别能力，组织施暴者、受害者、旁观者及教师共同制定修复方案。这种模式既能修复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又能帮助施暴者重建行为模式——法律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教育可以通过系统性干预实现修补。

　　最后，从旁观者角度看，教育能够打破沉默的涡旋。法律对旁观者责任认定存在空白，而霸凌生态链中，旁观者是决定冲突走向的关键力量。法律虽能划定行为界限，却难以撬动85%沉默旁观者的冷漠——毕竟法律无法强制未成年人挺身而出，更无法惩罚没有作恶的沉默。芬兰Kiva项目的成功经验表明，当旁观者掌握干预方法并形成集体意识，霸凌事件发生率可降低50%以上。这并非法律强制力所能达成，而是教育赋予每个普通人成为干预者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教育通过靶向干预施暴者认知、及时修复受害者创伤、激活旁观者干预能力，构建了全链条的霸凌防治体系。相比法律的事后惩戒，教育更能实现源头预防与生态修复，因此解决校园霸凌更应该依靠教育手段。

　　同学，我试一下音，可以听到吗？

　　听到的，好。那我先请教对方同学，在今天的情况之下，校园暴力无法被完全消灭，这个观点您方认同吗？

　　好，校园霸凌确实没有办法……够了够了，打断你。无法被完全消灭，那么暴力必然存在。今天讨论的核心应该是哪个手段更应该减少暴力的发生、降低伤害？这个观点可以吗？

　　与其说让他们受到伤害，不如说不让他们受到伤害。同学，我打断你，你就立即停。我第一次再来问你，今天有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法律吗？

　　今天有教育的时候，我们需要法律和教育是并行的，不是说……好同学，够了。法律教育并行，意味着就是我有法律的同时依旧可以去教育，但是我有教育的时候，没有法律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我方有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同样可行。同学，可是我方告诉你，今天有87.1%的同学是在旁观者和老师不作为的情况之下受到伤害，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我们不是说了吗？让旁观者接受角色扮演等认知性的训练。

　　同学，继续打断一下。角色扮演的行动，在有法律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继续去教育呢？

　　你在法律之下，这属于用教育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法律。

　　不是同学，我方告诉你的第一点是，只有在法律的审视之下，校园霸凌才能够被重视。如果没有法律，校园霸凌是不会被重视的。现在一些教育课、心理课都是被公共课所占用的。

　　那我接着来问你，教育手段依赖于加害者的道德自觉，如果这个施暴者明知是错却故意为之，教育要怎么阻止呢？

　　我们刚才其实有说到，现在青少年的认知中，施暴行为是一种本能的趋向性。教育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同理心的提升，能够明确知道自己这样做伤害别人的后果的严重性，从而降低冲动性。

　　OK，好同学，可是您方说了，在暴力发生的时候，是需要您方现在说的德育教育课，还是能够立即叫停这场暴力的强制力呢？

　　暴力发生时，我方认为旁观者也可以做到……不好意思同学，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暴力发生的时候需要哪一种？

　　患者，也可以做到这个？不好意思同学，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暴力发生的时候需要哪一种？

　　当然两方都需要吧。

　　更需要哪一种？

　　我觉得旁观者的直接叫停也可以。

　　OK，所以你承认了需要直接叫停。教育只能在旁边说不要再打了，打下去没有好结果，而法律可以立即叫停。以上感谢您方已经承认。

　　发言结束。

　　您好。抱歉，我这里网络不太好，需要检查一下网络，可以等待我两分钟吗？

　　（等待后）是反方二辩接吗？发言请开始。

　　好的，谢谢。首先请问对方辩友，迟来的正义是不是正义？能否具体阐述？例如您方刚刚一直在举例诉讼时长非常长，那么我想问，诉讼所得来的结果是否属于正义的范畴？

　　可是问题在于，我刚刚列举的数据已经表明存在很大争议。对方辩友，您似乎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您只提到诉讼时长，却没有说明教化能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力，我需要您就此进行论证。

　　首先，证据不足无法提起诉讼；其次，您想了解教育带来的效益是吗？我可以提供相关数据。这是我在二辩小结时提到过的对比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一项校园欺凌干预效果评估显示，对300余名轻微霸凌加害人进行对比实验，仅接受惩戒的对照组再犯率为XX%（注：原始数据缺失）。您方是否认为法律手段仅包括判刑？校规校纪、机构开除、训诫、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束、民事赔偿等，甚至对严重犯罪采取刑事处罚，这些都属于法律手段，您方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

　　既然提到再犯率，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存在再犯率？对方辩友现在也知道，再犯率的存在恰恰说明教化效果不足。多年来教化从未停止，为何仍有再犯情况，请您解释。

　　首先我方需要明确，我们似乎已达成共识：校园暴力无法完全被解决，对吗？教育在不断完善，正如法律也在逐步发展，这一点无需过多论证。对方辩友，我们现在强调的是：教化需要时间，教育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这是公认的原理。但受害者每一分钟的煎熬都是真实的，您方如何保证在漫长的教化过程中，受害者的正义能够得到保障？如何避免受害者遭受不可逆的身心创伤？

　　我们主张的是从小开始进行教育，而非在发生霸凌行为后才介入。对方辩友，您刚才提到"没有法律也行"，那么请问，如果没有法律手段，校园霸凌问题如何解决？

　　首先需要明确，如果教育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续就不会发生校园霸凌事件，法律手段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对吗？

　　（信号中断后重连）抱歉，刚才断线导致听不清楚，我重新说明一下。您刚才提到"没有法律也行"，请问如果没有法律手段，具体如何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我需要您的详细论证。

　　我方认为，当教育从根本上避免了霸凌行为的发生，后续自然无需法律强制介入。我方也有实例可以证明：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处理的一起案件中，通过调解促使有过错的学生赔礼道歉，同时开展心理疏导，不仅修复了同学关系，还让涉事学生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学会互相尊重。此外，长兴县实验小学推行家校共育模式，组织家长每月开展法制茶话会，仅一个学期，校园冲突事件就显著下降。

　　对方辩友，如果像您方所说教化如此有效，全社会都采用教育手段即可，为何还需要法律存在？我方并非否定教育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手段同样不可或缺。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首先对方已经退步了，他现在在跟我论证暴力发生时，法律可以做出强制性的制止，但是我们教育要做到的是在暴力未发生之前告诉那些青少年，那些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告诉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其危害性很大。好在质询当中，我问对方队友，在面对这种校园霸凌的征兆的时候，对方没有给出我一个具体的回答。

　　其次，面对一些校园霸凌证据不足以及没有办法提起诉讼这样的条件下，对方也没有给出我具体的论证，希望对方后面给出我具体论证。

　　其次，我想证明的是，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校园霸凌的主体是青少年，所以校园霸凌的本质是成长阶段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失控，这就恰恰需要教育的精准介入。霸凌者缺乏对其他人权利的尊重，对于后果的认知模糊，而受害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陷入困境，旁观者则因事不关己的心态纵容霸凌。教育的独特性就在于价值性的引导，同理心的培养。

　　同时，教育的手段是符合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其霸凌行为源于一时的模仿和冲动，而非恶性的犯罪。如果过度依赖惩戒，可能会给他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从而使其在负面价值中越陷越深。我方有数据后续可以论证。教育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明确指出行为的错误所在，让问题在萌芽阶段就得到化解，而不是等发展成严重事件时才需要法律介入。

　　其次，我方也有论证表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欺凌干预效果的评估研究显示，对300余名轻微霸凌加害者的对比实验中，仅接受惩戒的对照组再犯率为35%，而接受认知教育加心理辅导加同伴互助的综合干预组再犯率降至12%。

　　对方辩友认为教育具有前置力，但法律同样具备前置警示作用。正如"打赢坐牢，打输住院"的法律威慑，已明确告知施暴后果。既然双方都承认前置预防的必要性，对方需进一步论证教育手段在效率上的独特优势。

　　我方认为教育手段存在显著局限性：首先，教育主体已出现失效迹象。数据显示28.7%的家长忽视霸凌问题，17.2%的家长拒绝与孩子沟通。连最应承担教育责任的监护人都无法通过教育改变，又怎能期待教育有效感化施暴者？当施暴者从欺凌行为中获得快感时，单纯的"感同身受"说教如何确保共情效果？对方需要证明共情教育的实际转化率。

　　其次，教育干预存在根本性滞后。德育课程既不能在暴力发生时喝止拳头，也无法实时保护受害者。对方提出的"旁观者叫停"方案，在现实中不过是"老师教过不能打人"的苍白劝阻。反观法律手段，若明确挥拳即需父母赔偿十万、二十万，其制止效力必然远超道德说教百倍。

　　最后，教育手段完全缺乏追责能力。当受害者躺在医院，家庭已无力承担伤害后果时，教育能提供何种实质救济？法律却可强制追责，正如瑞典和美国立法规定：校园霸凌者的父母需承担连带教育失职责任。这种通过法律规范教育责任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方提到施暴者情绪管理问题，这恰是法律与教育的共性议题。我方再次明确：当使用法律手段时，您方不否认仍需教育配合；但当使用教育手段时，您方却主张可以缺失法律手段。既然对方坚持"仅靠教育即可"，请后续论证为何法律手段在校园霸凌治理中可以完全缺位。

　　首先，对方观点认为教育手段更加符合青少儿阶段的性格，对吗？既然方法适合，就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吗？那对方认为法律是最佳解决方案吗？

　　对方提到教育具有潜制力，能防患于未然，但我方在小结时已说明法律同样具备此功能。若论后续追责力度，教育难道比法律更高？对方只谈追责，却未考虑法律介入可能引发家校对抗，难道学校教育在这一环节不重要？例如部分家长可能因孩子被罚而状告学校管理失职，或联合其他家长抵制学校，对吗？

　　对方同样提到家教方面，既然双方都认可法律和教育的重要性，是否也应看到家教矛盾激化时，教育可能成为引火点？比如校方按对方观点进行教育，学生却产生抵制心理，进而引导家长反制学校，对方如何论证这一点？家长不配合的根源是自身教育能力不足，而非学校问题，既然家长已缺位，完全依靠学校可行吗？

　　美国有家庭连接计划，通过家长学校提升家长对霸凌干预的配合率，从35%提高到78%。但现在想请问，法律惩戒是事后追责，意味着必须等伤害发生才能介入。若学生长期遭受霸凌后自杀，法律虽能追责施暴者，却无法挽回生命。对方如何解决法律无法预防首次伤害的天然局限？

　　对方提到两个问题，首先回应家校合作后家长配合度提高，但我方想问的是配合后校园霸凌的情况和频率是否下降，这方面需要数据或论证支持。

　　第二个问题，法律和教育在事中发生时能否直接介入？后续追责是否可以起到整体警示作用？

　　对方提到法律和教育的前置力相同，但认为法律后续追责力或事中介入力的诚挚度不够，所以法律无用。但法律在后续追责后，是否可以形成更强大的警示，对补偿而言是否比教育更有用？

　　对方称已提到家长配合率提升意味着霸凌被制止的数据，但家长本身法律意识淡薄、教育手段不足，让其参与能起到什么作用？让门外汉管理专业事务，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因此更需要法律介入。

　　法律惩戒是事后追责，必须等伤害发生才能介入，学生长期遭受霸凌后自杀，法律追责却无法挽回生命。对方如何解决法律无法预防首次伤害的天然局限？

　　对方问了两个问题，首先，家校合作提高家长配合度后，校园霸凌的情况和频率是否下降，需要数据或论证。其次，法律和教育在事中能否直接介入，后续追责是否可以引起整体警示？

　　反方三辩：请正方派出除三辩以外的辩手接盘。能听见吗？

　　正方：可以听到。

　　反方三辩：对方同学刚才提到数据称27%的家长漠视校园霸凌，是否意味着73%的家长重视或不漠视校园霸凌？

　　正方：不好意思，这个数据不能这样推导。根据调查研究显示，28.7%被欺凌者家长表示……

　　反方三辩：打断一下，27%的比例似乎不高。回到您方论点，论一称在法律审视下才能重视校园霸凌，能否举例说明相关法案如何体现这种重视？您方发言似乎存在矛盾。

　　正方：我国向来坚持对青少年以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理念，因此之前的法律草案存在不足。但2022年……

　　反方三辩：请问法律草案属于法律范畴还是教育范畴？

　　正方：法律教案当然属于法律范畴。

　　反方三辩：那您方论一称法律审视下才能重视，论二又说法律不够被重视，这两者是否矛盾？

　　正方：不要打断，我会解释清楚。2021至2023年，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才真正受到重视。此前因坚持教育优先理念，幼儿园就开始教导不要打人，但2021年发现教育效果有限，因此将未成年人处罚年龄从16岁降至12岁。我方论一与论二是递进关系：在教育无效后，国家通过法律审视，强制学校建立暴力预防机制，这是教育无法实现的。

　　反方三辩：好的，不打断您。第二个问题：数据显示2017至2022年未成年人涉欺凌和暴力犯罪呈递减趋势，若如您方所说法律从2021年才受重视，那么此前的下降趋势由何因素导致？

　　正方：2021年受重视不代表之前没有相关措施。此前法律课、心理课常被语文课、数学课占用，现在这种情况已改变。

　　反方三辩：请明确回答。有调查显示，56.4%受访者认为学校不重视中小学安全艺术类课程，43.6%表示没有接触机会；43.4%的学校将其设为选修课，13.5%的学校从未开设。此外，排名制度会刺激学生，增加挫败感和易怒情绪，可能引发校园霸凌。

　　反方三辩：这个数据的研究对象是中小学安全艺术类课程，其中是否包含校园霸凌内容？您想通过该数据说明什么？

　　正方：……

　　反方三辩：此问题暂不追问，进入第三个问题。拥有100元与1万元都可称为有钱，但您方为何认为双方的"前置力"可以等同？100元能等于1万元吗？

　　正方：不等于。

　　反方三辩：既然不等同，那教育的前置力与法律的前置力也无法扯平。您方刚才提到学校开展德育教育课，对吗？

　　正方：不好意思，您的类比不恰当。法律明确规定动手欺凌需承担家庭、学校及个人责任，而教育仅告知"不能打人，打人是坏孩子"。这种教育方式未免过于幼稚和低智，请问您方认为教育应呈现何种样态？

　　反方三辩：时间到，后续再向您方论证。

　　任行进行质询，反方三辩小结。

　　我可以发现，刚刚对方辩友说我的例子不合理，我来解释为何要做这样的类比。对方辩友认为法律有前瞻力，我方则认为教育同样具有前瞻力。但对方辩友提出100块与1万块不能类比，对此我方认为教育的前瞻力实际上更高，这正是我方强调从小开始教育的原因。然而对方辩友却认为我们的教育是没有用的，甚至提出从小到大其实都不需要进行德化教育，我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观点，对方辩友这是在否定教育的意义。

　　对方辩友始终在强调法律的作用，我方并非否认法律的价值，而是认为教育比法律更有用、更实际，能带来更高的效益，因为教育能够从人们的心理深处产生改变，从而减少校园霸凌的发生。这就是我方要阐述的前瞻性——教育能够从根本上预防校园霸凌。而对方辩友所说的法律前瞻性，仅仅是通过法律的监视来约束行为，警告人们"不要这么干"。但在法律监视不到的地方，对方辩友无法举证说明法律如何更有效，这也是对方辩友一直回避我方问题的关键。对方辩友试图将双方的前瞻性拉平，但事实上这是无法拉平的。

　　很简单的例子：在监控覆盖区域，法律或许能发挥作用，但如果在没有监控的厕所里发生全班同学霸凌某人的情况，受害者该如何举证自己遭受了校园霸凌？或者假设某人比较歹毒，与他人结怨后在厕所自伤，然后诬告他人对其实施霸凌以寻求制裁，这种情况下的制裁能算是真正的正义吗？

　　对方辩友刚才提到"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被错误关押20年，出狱后才被改判无罪，这20年的冤狱时光，迟来的正义能弥补吗？显然不能。对方辩友始终用正义和法律的效力来反驳我方观点，我方可以承认法律有效力，也承认法律代表正义，但法律实现正义往往具有滞后性。而教育则不同，教育可以在24小时内发挥作用，及时解决问题。

　　对方辩友认为德育教育课没有用，这一点我感到奇怪。如果德育教育真的没有作用，那么现在很多人的三观为何依然保持良好？难道全靠法律来维持我们的三观吗？显然不是。同时我方也能举出实例说明，通过其他形式的德育教育，同样能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首先对方辩友，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辩题所讨论的范围。我们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展望未来。在资源有限、情况紧急的霸凌事件中，法律手段应当具有优先性、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

　　对方提到"从小教育"的观点，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家长都能做到这一点。既然教育存在缺失，法律就必须作为底线发挥兜底作用。首先，教育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它是长期过程，而霸凌伤害却在实时累积。例如，我的高中同桌曾被室友殴打致轻微脑震荡和鼻骨骨折，此前老师多次教育但施暴者屡教不改。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认为是法律惩戒更有效，还是所谓的教化更有用？

　　我方认为，法律本身就是最具强制力的教化。当施暴者看到违法将面临法律后果时，即使不认同自身错误，也会因畏惧而停止行为。法律的公开性和强制性能够对整个校园乃至社会形成普遍威慑，有效预防潜在霸凌发生，这远比单纯的"从小教育"更具实效。

　　我们始终强调"遵纪守法"，正是因为法律明确界定了行为边界，而教育效果具有个体差异性，无法形成稳定预期。违法行为必然带来法律后果，而教育效果却可能不可控、无效甚至被曲解。

　　只有通过法律手段遏制霸凌，才能营造基本安全的校园环境，为开展教化工作奠定基础。因此，法律手段必须优先使用。谢谢。

　　好，首先对方辩友，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教育手段，从来没有否认过，请对方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一直认为教化和法律手段应该共同起作用，只是在某些紧急的霸凌情况下，应该优先使用法律手段，它具有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

　　对方辩友，您刚刚所说的"被关了20年出来发现无罪"的案例，这是法律公正度的问题，而非法律手段应不应该使用的问题。首先请您论证，教育和教化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您方需要明确的论证义务，您方此前并未充分论证。我方认为，教育和教化不同：教化是固化人的思维，而教育是通过建立校园霸凌快速响应小组，联合老师、家长及同伴介入调解，从而降低校园霸凌发生率。

　　其次，您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当证据不足时，法律如何维持其威慑力？对方辩友，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另外，您方提到的响应机制和调解小组，正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建议设立的，这本身就是法律手段的体现，怎能说没有优先使用法律手段？您方混淆了"优先使用"与"主要手段"的概念，优先使用法律手段不等于将法律作为唯一手段。

　　再者，法律手段包含多种形式，为何您方只聚焦于判刑这一种？对方辩友，我方并非针对判刑讨论，而是想请问：在不适用判刑的情况下，如何用法律手段惩戒霸凌行为？例如遭遇辱骂时，应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现在需要明确的是，法律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而您方主张的教育手段如何实施惩戒，请给出具体论证。

　　对方辩友，您方称教育具有前瞻性且前瞻性大于法律，这点我方不能认同。您方需要正面回答：在轻微霸凌案件中，如全班辱骂、孤立某同学时，法律应如何应对？请完成您方的论证义务，说明为何教育的前瞻性比法律更强？

　　您方认为法律只能在伤害发生后制止，而教育可在伤害未发生前干预。但法律同样具有预防性威慑力，而教化的威慑力何在？您方称法律执行存在困难，难道所有执行有困难的法律都应被摒弃吗？这一逻辑显然不成立。您方反复提及错判、漏判问题，这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否定法律手段的理由。今天讨论的核心是：面对即时伤害，教化如何及时制止？如何通过教化构建安全的校园环境？

　　对方辩友，安全的校园环境需要学校与法律共同维护，校训校规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请您正面回答：在轻微霸凌案件中，如全班辱骂、孤立同学时，法律应如何应对？

　　您方需要论证教育的前瞻性为何比法律更强。法律在伤害发生后介入，而教育可在伤害发生前干预——这一说法缺乏依据。请您具体说明教育的前瞻性如何体现？

　　对方辩友，法律对强奸罪、杀人罪的刑罚很重，但仍有人实施此类犯罪，这如何解释？同学，应对比法案出台前后的犯罪率变化，例如美国恢复死刑后犯罪率显著下降，这说明法律具有明确的威慑作用。因此我方认为应比较法律与教育的威慑力大小，对吗？

　　没错，那请您解释为何法律的威慑力更大？我方有数据表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显示，单纯惩戒会提高再犯率，只有通过教育使霸凌者真正认识错误，才能降低再犯率。您方如何解决再犯率问题？对方辩友，没有初犯何来再犯？初犯的根源正是教育缺失。教育的前瞻性体现在通过提前教育让学生认识错误，从源头上预防霸凌。

　　您方称教育的核心是"遵纪守法"，最终仍回归到法律层面，这恰恰说明法律是教育的基础。对方辩友，您方始终回避再犯率问题，而我方数据已明确证明教育在降低再犯率上的优势。请您正面回应：法律手段如何解决校园霸凌的再犯率问题？

　　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您好。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法律是否必要，而是在面对校园霸凌时，何者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对方辩友始终强调法律的威慑力和底线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个孩子举起拳头时，他需要的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而是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当一个孩子在角落哭泣时，他需要的不是事后追责，而是有人教会他如何反抗、如何站起来；当一群孩子沉默旁观时，他们需要的不是事后的道德审判，而是有人点燃他们挺身而出的勇气。这一切，只有教育才能实现。

　　首先，教育是霸凌的源头治理，而法律只是末端拦截。对方辩友反复提及法律的及时性，却避而不谈一个事实：70%的校园霸凌是隐性的孤立、谣言、网络攻击，这些行为因未造成显著伤害而难以被法律规制，最终导致霸凌从显性转为更隐蔽。教育却能通过同理心培养、情绪管理课程、社交技能训练，从根源上瓦解霸凌滋生的土壤。我们并非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是教育失效后的最后保障，而非解决问题的第一道闸门。正如医学不能只医已病、不医未病，社会治理也不能只靠惩戒而放弃预防。

　　其次，教育是未成年人的成长导师，而法律不应是人生的判决书。对方辩友主张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却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大脑发育规律——前额叶皮层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具有高度可塑性。数据显示，接受教育矫正的青少年犯再犯率仅为20%，而单纯监禁的再犯率高达60%。教育的价值在于相信每个孩子都能被挽救：那个因模仿家暴而霸凌同学的孩子，需要的是家庭治疗与创伤修复；那个因缺乏关注而用暴力吸引眼球的少年，需要的是归属感的重建与价值认同。法律可以惩罚行为，但教育才能改变人生。

　　最后，教育是校园生态的修复者，而法律可能导致关系割裂。对方辩友强调法律的责任划分，却未考虑对校园关系的破坏。当学校为规避风险而劝退问题学生，当家长因恐惧追责而隐瞒霸凌事件，当同学因害怕作证而相互猜忌，我们得到的不是正义，而是充满隔阂与恐惧的校园。教育通过修复性司法、同伴调解、班级公约共建，能让施暴者学会道歉、受害者获得力量、旁观者敢于发声，最终重建信任的校园共同体。这不是绥靖，而是用文明的方式解决文明的问题。

　　首先感谢双方今天的辩论。在此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些共识，并指出对方在这些共识下不断推翻自己原先的口径。

　　第一个共识是，校园霸凌现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但可以通过法律与教育手段的结合来降低发生率。因此，法律和教育都是必要的，并非如对方所说，在处理未成年人暴力行为时一味用法律条文进行威慑，而是要分情况处理。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可以秉持"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采用和风细雨式的教育引导其改正行为；但如果恶行持续发展，从小恶长成大恶，就需要法律介入。因此，法律与教育同样重要，且两者都在不断进步，这是我方确立的第一个共识。

　　其次，关于校园霸凌事件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法律与教育手段分别发挥不同作用。

　　在事前阶段，法律和教育虽都具有防御和前置性作用，但法律的作用更胜一筹。对方认为教育传递的同理心价值观比法律更优，然而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教导孩子守法。从这一点来讲，法律手段更为重要且应优先考虑。

　　在事中阶段，对方认为法律具有滞后性，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主张全部采用教育手段。但现实中存在教师倦怠失职、甚至参与校园霸凌，更有甚者实施性侵等严重行为。在教育者本身监守自盗的情况下，仅靠教育显然不足，必须通过法律介入来规范行为。此外，对方质疑法律如何应对全班孤立或证据不足等情况，我方已明确法律与教育应并行：若法律暂无法覆盖，教育可优先发挥作用，但法律是不断进步的，我们不能只看现在而忽视未来发展。

　　在事后阶段，法律的威慑力比教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一个孩子犯错时，告知其砸破他人头部需赔偿200万医疗费，这样的威慑力远胜于简单的"今天没有饭吃"的惩罚。

　　最后从历史维度看，公元前2000年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中国的成文法则始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的"铸刑书"。尽管教育伴随人类诞生，但校园霸凌仍层出不穷且呈现低龄化趋势，这说明法律是最低限度的教育，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法律。法律负责保底线，教育负责守上限，二者缺一不可，但在解决校园霸凌问题上，法律手段显然更加优先和重要。

　　金云，你好像是反方一辩吧？Three忘记改了。老师，我们反方应该是需要三百一百，一二。

　　好像没声音，是我的问题吗？能听到我声音吗？可以了。都来齐了吗？我们要不要现在开始？因为我听说是魔变，可以是模变，现在应该可以开始了。咱们反方已经准备完毕，正方呢？

　　正方已准备完毕，需要试一下提示音能否听见吗？30秒。5秒内听不到，后面也不用试了，直接计时开始吧，大家自己看时间即可，你告知我一声就行。

　　那我直接开始介绍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