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垃圾分类主要靠法律强制

落实垃圾分类主要靠教育引导

　　尊敬的评委，各方辩友，大家好！今天我方立场非常明确：落实垃圾分类主要靠教育引导，而非法律强制。

　　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我方观点。第一，基于行为驱动的逻辑，垃圾分类的本质需求源于内在认同，而非外在威慑。据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报道，上海虽已初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居民长期形成的混合投放习惯和怕麻烦的心理，仍导致装修垃圾被随意拖放路边。这表明，居民意识薄弱才是当前垃圾分类最难攻克的一关。法律强制能创立一种外部驱动力，通过威慑来约束人的行为，促使其不随意扔垃圾，却无法直接培育内在驱动。教育引导通过知识传播与意识唤醒，使公众真正理解垃圾消费背后的环保价值，从而从内心认同垃圾分类，并最终转化为自觉持久的行动。因此，没有坚实的内在驱动，就不能为垃圾分类提供最根本、最可持续的行为保障。

　　第二，基于公众接受度的强大性与场景适配性，教育引导优于法律强制。法律强制依赖国家强制力，实施成本高昂，容易引起抵触情绪，其效果随着监管力度波动，稳定性不足。同时，法律的制裁速度永远比不上垃圾分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教育引导通过提升公众认知与认同，能从根源上降低执行阻力，形成自觉的行为模式，更易于在不同场景中灵活运用，实现广覆盖和长效治理，为垃圾分类提供一种更具韧性也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最重要的是，我方提出的教育引导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一套系统方法论。教育引导可通过定制化推进落实垃圾分类：首先可以进入校园，在中小学开设垃圾分类课程，让学生学习分类知识，参与家庭分类打卡。日本通过十年的教化培养习惯，从幼儿园开始教授分类流程并定期举办分类成果展，如今东京垃圾分类准确率超95%。其次，可通过城市宣传IP、制作短视频教程等方式贴近年轻人视角，依托现有社会资源推进，成本更低且更容易被接受。例如，深圳市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后，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2020年的35%提升至2024年的49.1%。最后，可以给老年人发放卡片、组织志愿者入户宣传等，实现精准覆盖。例如，杭州市某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垃圾投放点宣传，指导居民结合垃圾分类知识分类投放，该社区垃圾分类平均正确率达70%左右，许多老年人家庭的分类正确率几乎达到100%。

　　综上所述，法律强制是扬汤止沸，对教育引导才是釜底抽薪。我方并非否认法律强制在特定情况下的作用，但它只能是辅助性的治理手段，而教育引导才是激发内在动力的治本之策。要真正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走向持久，我们必须回归到人本身，用教育引导让公众形成公正精神、思想认同，进而产生集体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这才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最持久、最有效的途径。谢谢大家！

　　首先，我方观点认为，落实垃圾分类主要依靠法律强制。

　　首先，由于社会存在保持现有状态的惯性，导致人存在一种惰性倾向。环境生态部的数据表明，有82.5%的人有垃圾分类的意识，但只有13.5%的人会真正落实垃圾分类。这反映出教育引导在人的惰性面前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法律必须成为落实垃圾分类的主要手段。

　　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行为规范体系，而教育是一种通过软性引导和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手段。如果没有法律这个强制力的保障，人就会在自身惰性驱使下趋向于逃避非强制性的教育引导。落实垃圾分类意味着将政策理念转变为普遍、稳定、长期的社会实践，而垃圾分类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需要改变亿万人生活习惯的系统性工程。我方承认教育引导存在的必要性，但它无法承担主要责任。唯有法律强制才能为这种习惯革命提供最根本、最有效的保障。

　　理由如下：

　　第一个论点，从法律和教育的效率性来看，教育引导是一个缓慢低效的过程，而法律强制是一个集中力量的过程，能够使垃圾分类快速贯彻。以上海为例，在2019年之前，上海以教育引导为主，垃圾分类的正确率提升缓慢；但在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公布后，分类人数开始大幅增加，后续看似不进则退的效率反而达到最高。法律为公共环保体系奠定了坚实的规则基础，让文明成果得以巩固和延续。

　　从法律强制与教育引导的关系来看，法律程序具有基础性和主导性，能够使教育引导在制度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垃圾分类的法律程序和教育引导就像皮肤与毛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通过法律强制营造出必须分类的态势，教育才能在基础上进行如何分、分什么的深化。而对于垃圾分类这个具体问题，在整治初期以教育引导为主，在收效甚微后，通过法律强制才能得到快速高效的提升。法律强制是启动变革、打破固有习惯的最主要力量，它为建设文明社会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之后教育引导才能得以确立并焕发生机。

　　从社会的公平性来看，法律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有力保障。在公共事务领域，我们常面临“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的现象。如果仅凭自觉，就会出现人人都不愿承担责任、破坏环境的局面，这会让守法者寒心，让违规者得利，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通过国家强制力为社会所有成员设定行为底线，无论你是谁，身处何地，在垃圾分类的义务面前一律平等，通过明确的奖惩机制，确保了责任和义务的公平分配，防止了少数人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为实现全民参与奠定了最坚实的制度基础。

　　法律具有无可替代的普遍约束力、体系构建力和公平保障力，为垃圾分类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提供了最关键的制度保障。它不仅是推动垃圾分类的加速器，更是确保其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因此，我们坚定认为，落实垃圾分类主要依靠法律强制。

　　见证方一辩，下面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每次提问不得超过20秒，每次回答不得超过30秒，对答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质询总时间为两分钟，两分钟到后有5秒保护时间可用于完成提问，回答方所用时间不计入总时间。

　　首先我想问你们方认为目前垃圾分类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果想继续提问，我问你下一个问题。你刚提到了人人是有惰性的。但是我想问，是人人都有惰性吗？如果人人都有惰性，那怎么会有学历之分？有人能考上本科，有人只能上不了专科。我承认并不否认惰性的存在，但惰性对于人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问题在哪里呢？你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或正义感的人都能做到吗？

　　然后其次我想问，历史上有没有仅仅依靠法治法律强制性让人们形成长期习惯的案例？若我们认为除了垃圾分类能力外，仅依靠法律强制性能来实现落实垃圾分类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引导的必要性，但对方认为法律是主要手段，为什么你就可以这样认为？你没有提出过实例，那你就不能单单地说法律就是垃圾分类的主要手段。

　　其实我想说对方辩友，法律作为强制的一线工具，它难以像教育那样传授垃圾分类的具体方面、具体方法。人们又如何通过法律掌握分类知识并落实垃圾分类呢？教育可以教你垃圾分类分为湿垃圾、干垃圾或者什么，但法律它不可能条条来教你该怎么做。法律本身是一个法律体系，包含了社会机制。我们有立法，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法律细则。

　　对于法律是否作为主要手段，这恰恰是法律有稳定性和强制性，能为垃圾分类提供一个长期可靠的框架。但是法律制定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定，不可能落实到各个地方，也不能像地方性法规那样灵活调整。

　　其次，我想问对方辩友，法律强制能约束行为，却难改变观念。如果人们内心不认可垃圾分类的利益，仅因畏惧处罚而敷衍分类，如一阵风，表面分类，法律如何解决这种形式主义的分类和行为问题？

　　其四，你知道部分法律强制执行，一旦放松执法力度，分类达标率就大幅下滑，难道法律的强制性能保证环保长期落实吗？

　　下面在行政方报告这做这小结时间只有1分30秒。

　　首先，法律不只是一个软期建设的作用。我们可以见到日本、德国这些国家有非常完备的法律，即相关的垃圾分类体系。他们并不是因为个人国家素质高而导致的，而是因为国家有非常严肃的法律执行体系，从内而外规范行为，让这种思想转变为行为习惯。

　　其次，我们认为法律有非常高效的启动模式，它绕过了漫长期间的成本，直接推动了社会行动。在依法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前，2018年垃圾清运覆盖率只为23.6%，随着国家以各项条例工作落实，数据在几年内迅速升至92.6%。从23.6%到92.6%的期间，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短时间内极大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

　　其次，法律保障公平精神。如果有人因为侥幸心理而随意丢弃垃圾且无需承担任何后果，这本身就是对公共精神和公共积极性的极大伤害。法律在中国层面带有强制性约束，确保了围绕垃圾分类要求搭建的各项投资行为，为落实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随后，法律搭建了教育平台。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法规为基础，环保教育从学校延伸到社区，将环保理念转变为一切规则支撑的实践课程，社区志愿者也参与到全村的垃圾分类宣传中。

　　那接方一边，下面就是对方之前的方一边。规则是接图上，首先是否法律的成效更快。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上海在2019年，垃圾分类比2018年的项目更加明显吗？您知道上海在2019年颁布的关于垃圾分类场地的法律，通过强制这种手段能更快更有效地落实条例，让大家更好地履行垃圾分类的义务和行为吗？

　　但是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感个可味，而是根植于内心的长久习惯教育，这种办财权的更扎实不可靠。那您知道在这之前，上海已经持续十多年一直在宣传垃圾分类这种思想了，但为什么这个数据只有在颁布了这样条例之后，才从10%几提升到80%几？这种数字的增加，只是因为长达十几年的教育在这一年间突然间变得非常有效，让大家更落实所谓的效果吗？

　　但是对方提到的短期高效，我觉得它是特别高兴，因为它的持久性并不长。只能说它的持久性不足。难道这套法律出台之后，只是因为它列出来了，随着监管的松懈就很容易反弹吗？没有人强调说法律落实只是一时的，法律是随着社会发展进行动态调整的。如果像现代社会这么发达，有很多学会不采取政府行为的话，那么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他们会开会去调整法律，然后来执行。那法律不一定需要一直持续监管，那法律要是一直不监管是长久的，那为什么我们义务教育法出来了这么多年，我们却都在盯着一个教育的问题？如果它不长久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量子一学语教育。

　　义务教育属于教育领导方面，那它是否需要现在依靠法律来落实？这方面教育法律是否要滞后一些，平均落后于预期，然后对此功能是否在法律有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做教育调查，作为孵化的基础、普法的基础？是通过教育法让国家人们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吗？是否先明确法律才有现有途径，才有法律？

　　那么说你们为什么就是那好，那我们家庭能这个，那为什么我们最近突然要推行垃圾分类呢？这是不是我们国家当前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的，但是做成垃圾分类，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居民意识薄弱。居民意识薄弱，那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引导。

　　对方辩友的质询存在问题。首先，你方对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无法准确阐述，还如何谈论“十代这些类”呢？

　　其次，你方提出教育相比于法律见效慢，但“慢”的前提是“假教育”。上海实施的相关制度数据显示46%的成效，证明教育能快速落地；而深圳的罚款措施下，三个月的反弹率高达65%，60%的返弹率难道不是更浪费前期成本？这种快速见效的方式难道不是昙花一现吗？

　　然后，你方又提出教育依靠自觉不如法律有刚性，但刚性并不等于有效。法律的刚性无法解决夜间投放、楼道投放的监管盲区问题，而教育通过培养基本习惯，从根本上减少监管压力，这才是真正的刚性约束。

　　其四，法律具有强制力，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数据显示92%的稳定率证明多数人能通过教育形成习惯。对于少数不配合的分子，仅靠教育的复杂性难以改变，难道靠罚款能让他们从内心认同，实现短期服从到长期配合的转变吗？这算什么有效措施？

　　最后，对方将法律的短期威慑当作长期保障，完全忽视了垃圾分类的民生属性。只有深度教育才能破解“不会分、没扣分”的难题，只有内在认同才能摆脱对监管的依赖，唯有教育才能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真的。时间到，感谢双方选手的精彩对辩。下面进入盘问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向反方的一、二、四辩进行提问。提问方每次提问不得超过15秒，回答方再次回答不得超过10秒。回答方的总时间，我这里进入计时，总时间为1分30秒。

　　首先我想针对一辩的观点进行一个调整。你方强调教育能培养自觉分类的习惯，但很多地方表明，老年群体操作不便，租户流动性强，他们也成为了违规的高发群体。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分类困难。你方论点中第三点提到给老年人发行卡片、组织宣传，这些是精准覆盖的措施。而数据也表明，该社区的垃圾分类准确率达70%，其中老年人分类正确率达到百分之百。那你是否承认教育引导具有局限性，存在现实困境？你是否承认教育引导具有局限性和现实困境？你先承不承认？

　　我再问你，你方也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但《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明确教育部门需将分类知识纳入教学，这种教育职责的三性要求，其本质是否依赖法律授权？是否依赖法律程序？

　　不，因为教育主要是通过人的教育，而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制度，教育是通过人来实施的。那我现在问你，你认为法律是教育的补充，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表示，教育是确立分类制度的强制性框架。教育本身是帮助公众理解法律和履行公共责任，而法律是教育的保障，首先是因为法律给教育提供了强制性的手段，但是如果没有教育的配合，可能难以让村民们长久地、自觉地遵守。

　　我再问你，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分好类的垃圾，垃圾车却将所有垃圾混装清运”的现象？你方认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方认为主要是监管不到位。

　　双方选手下面将进行短音相接的对辩环节，对辩环节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对手无权中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双方将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完毕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言，直到剩余时间结束为止。有请双方四辩进行对辩，每次发言不超过20秒，时间为1分30秒，由正方四辩开始。

　　对方是否承认，我方认为这个记录，因为当时刚才你们正方二辩说的，日本和德国出台了法律，从而落实了垃圾分类。但是，你们不管是否知道，在日本和德国出台法律之前，尤其日本曾经进行了10年的垃圾分类教育普及，才让垃圾分类在各方面得以推进。这表明，不是因为日本当时教育的不足，导致垃圾分类落实迟缓，而是教育充分后才能更好地落实，从而提高了分类效率。如果没有前期的教育普及，法律不可能被完全接受。那我想问正方，法律是一个补偿而非预防机制，而教育是预防机制，你方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我方觉得教育是一个保护机制。

　　正方认为教育是落实而非预防是吗？

　　当然认为是预防。我刚才说的是，法律一般是因为垃圾分类措施不到位而进行处罚，它解决的是事情发生后的问题，是一种补偿性措施，并不能真正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我请问，你方对于“落实”的定义是什么？

　　落实如果是一种形式上的落实，那我觉得这个落实其实只是数据上的变好。如果落实真正做不到完全有效，那我觉得它的落实不能仅靠数据来判断，而是凭着所谓的内心是否认可。而你方提到的可怜的百分之二三十的垃圾分类率，请问这个率从何而来？

　　嗯，上海在2018年没有出台法律之前，垃圾分出率只有百分之十，后来通过教育和宣传，情况有所改善。但高成本低效果的法律可能不如教育引导有效。我们对方认为，中国社会的人力资源其实更庞大，但是你方认为垃圾分类过程中，有法律就足够了，而教育课程这些只是辅助？

　　由0到1之后的就是0到就算到第二。

　　对刚刚的讨论，时长为1分30秒。刚刚我不是问了几个问题嘛？然后对方都说不认同、不接受。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的是，教育引导具有局限性，还存在分辨能力的限制。教育效果也需要依赖于法律的基础，以及教育落地的保障。最后也需要法律能够起到支撑的作用，并且教育与法律相比，法律的功能边界与优先级更高更强。如果执行力度散了，那么法律才是能够落实垃圾分类的主要途径。你只有通过法律的落实，以法律为基础和支撑，才能够支撑教育引导。还有垃圾分类，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嗯，所以，教育引导或许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垃圾分类主要还是需要靠法律强制。具体我们可以再补充。

　　据统计，农村地区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水平至少低于城市居民的50%，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分类准确率仅占39.2%，远低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68.7%。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对方辩友认为垃圾分类推行中，因居民意识薄弱引发抵触情绪，导致实际处罚力度寥寥无几，法律行动难以推行。对于这种观点，您有什么看法？

　　对方二辩认为法律具有威慑力。那请问，纽约市推行垃圾分类时，最高违规处罚达300元，但街头仍存在垃圾乱扔现象。对于这种因不知规定而产生的行为，约束如何奏效？

　　政府通过法律进行管控。而且，美国与我国的政策体制不同，他们政府的管控形式与我们不一样。我国是中央集权，在中央统一法律框架下，各地可以具体实施；而美国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法律，无法通过统一标准落实。

　　关于法律强制力，有观点认为，在新会成埃市场，现执法法院对经营社会违规行为的查处率较低，垃圾分类设点和执法巡查的历史水平较高，但撤离后执行力度降低。这是否说明法律只能起到短期约束作用，根本无法形成长期引导？

　　我们认为落实垃圾分类一定要靠法律强制。法律具有权威和制裁优势，教育或企业宣传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法律是基础和保障。我们的法律不仅存在于条文内，更是一个全面的落实监督职权治理体系。中央提出相关规定，地方政府相应落实，通过法律条款的实施来规范不同群体的行为，以此达到垃圾分类真正有效的目标。

　　对方辩友如果只靠法律常规针对特殊群体，该如何适用？比如说老人和儿童。如果对老人从轻处罚，对儿童不予处罚，那这两个群体的分类行为应该如何引导呢？

　　我们强调教育引导要从小抓起，并没有年龄限制。但教育引导制度需要完善。我们对于儿童的垃圾分类教育是否到位？

　　下面请反方三辩针对讨论环节进行小结，同样有1分30秒时间。感谢对方辩友刚才的长论，围绕垃圾分类落实的核心驱动展开。我方通过行动追问，以信息验证教育引导在垃圾分类长效落实中的不可替代性。

　　首先，从成效程度来看，对方已经间接承认了教育引导对垃圾分类的根本性作用。其一，无法否认我方提出的垃圾分类需要提升居民的正确投放率，这是有依据的。珠海市开展的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供了明确的参照。当地通过现场讲解、模拟投放、一对一入户指导的训练模式，使参与居民的初始分类率有71.25%显著提升。

　　第二，面对法律强制难以覆盖家庭分类细节，比如说厨余垃圾分类、可回收物清洁等，对方并没有拿出具体可操作的监管方案。

　　其次，针对你方的逻辑漏洞，我方还是会进行明确。刚才我方已经问过了，仅靠法律强制，为何部分地区会出现执法人员处理困难、分类效果不佳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法律强制缺乏长效性，它只能通过威慑手段约束行动，缺乏对分类主体的持续激励。而我方提出的垃圾分类教育引导，是有数据支撑的。浙江某区的幼儿园相关数据显示，小班学生运用垃圾分类知识时正确率为24.7%，到大班时数据提升至93.7%，垃圾分类的准确率最终达到97%以上。

　　综上，对方的论点中证明，若不通过教育引导提升居民认知和分类意识，法律在细节落地和长效维持方面就会存在空白。政府的实践也说明，唯有以教育引导为核心，才能让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的生活习惯。

　　接下来，我方进一步强调，调研和引导是关键价值所在。

　　作为发言结束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计时标志，一方辩手必须紧接着发言，未有间隙且即时照常进行。同一方辩手的发言次数不限，如果一方时间已经用完，第一方可以继续发言，也是将主席示意后发言。对于双方共计时4分钟，首先由双方四辩同学开始。

　　对方一直在说我方法律的效率很高，但是你们举的例子都是什么？一对一志愿者能够拿到这样的时间成本，成本率会更高。关于成本，我们刚才计算过，法律强制意味着需要强大的执法队伍、监督体系和执法系统，这才是持续性高昂的社会成本。而教育一旦投入进社区，社会规范及效果会自主传承和扩散。比如一个社会垃圾分类教育的孩子可以影响整个家庭，这种社会效率使得教育的长期边际成本实际上是不断降低的，所以教育的一次投入与长期收益是成正比的。对方认为教育有被破坏性，请问您指的“被破坏性”是什么意思？

　　我方认为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教育有时候它会被环境影响，可能就算你现在完成了教育，环境的改变也可能会影响其效果。但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意识，如果你从内心认可垃圾分类，就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首先，对方既然承认我们的法律论，其次，我再问你，是否存在一些所谓的“破窗效应”，到最后其被什么传播，这是否是一个教育的薄弱部分？他们从来是被动去学，主要问题就在这里，教育被环境影响。我觉得这方面一个漏洞就是你刚才说的古代相关法律的问题。古代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要求官员要遵守，同样，我想问对方，法律到了现代社会，为什么在垃圾分类方面还需要强制？法律是有其限度的，如果太严苛都会被推翻，但是现在的垃圾分类法律，它并不是很严苛的，而就是只进行一个罚款的约束，为什么法律规范仅靠罚款就可以？如果对方认为法律有人情味，那如果我违反法律，说自己是不小心或非出于个人主观原因，法律怎么解决呢？所以对方认为最终靠教育引导，让人们自发进行，那这样的法律可能形同虚设，法律的公平性何在？如果处罚力度不一样，法律的公平性就没了。

　　你没有达到任何的控制性，这是任何人来说，不管按什么法律扣的钱都是有相关规定的。我只是说在这里，你就算你发错了，那这里小的违规可能会更加有印象，更加促使你去节省。前提是否是因为只是丢了少量垃圾，没有进行分类？刚才提的问题是来源于是的，我错的这个如果，我有什么兴趣，那这是我们教育的作用，但是你们教育的培养是需要周期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会面临着垃圾分类这个严峻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就需要垃圾分类，那么现在的教育我们就需要时效性，而法律就是保证这个时效性啊。就比如你们之前说的一些先进的城市，他们之前也在进行教育，但是垃圾分类问题是法律出来之后他们才真正落实的。你如果连短期的垃圾分类都做不到，你如何采取更长期的路？我们刚刚提到的幼儿园例子，小学时进行垃圾分类教育，26.7%的孩子能做到，到大班的时候数据到了93.6%，他们所在社区的垃圾分类总率在90%以上。你平常会垃圾分类吗？我会将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那你们方会垃圾分类吗？能提出一些垃圾分类的主要方法吗？我平常做不到很细致的垃圾分类，但是如果法律强制我做的话，我就会做。就好比这样，那现在法律已经提出了强制要求，为什么还没有落实呢？那你们教育这么多年为什么也没有落实呢？

　　对方辩友说，酒驾入刑多年，真是让喝酒不开车的观念扎根人心，这是持续的安全教育，而非单纯的罚款。同理，如果垃圾分类依靠法律强制，一旦处罚松动就会反弹，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连短期的垃圾分类都做不到，如何谈能做好长期的垃圾分类？

　　我方认为教育的作用更显著。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垃圾分类可以从小教育引导，一个孩子会影响一整个家庭，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你说从小开始教育需要周期，但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垃圾分类的问题，正是因为教育的落实不到位。我方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意识薄弱，你问我20个人里有多少人知道垃圾分类？大家都知道，但他们为什么不做，因为法律没有强制。他知道，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分类，这属于教育的范畴。法律强制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垃圾怎么分类，什么垃圾是什么类别的，如何分入相应类别，所以这并不是法律的范畴，而属于教育的范畴。

　　你刚才说没有法律规定，但《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已经明确，教育部门需要将分类知识纳入教学，这样法律已经规定要在教育中纳入垃圾分类知识了，比如法律规定。那你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有实例吗？而且你方一直说法律是短期的，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短期的，它包含于长期。你认为是从没有做到做起来更难，还是从做到一半到完全做好更难？

　　我刚也提到问我会不会垃圾分类，我会，但做不到很细致。

　　我方坚定认为，落实垃圾分类主要靠教育引导，而非法律强制。

　　教育引导和法律强制的本质区别在于自律意识的培育。落实垃圾分类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将其外化于行的前提是内化于心，这正是教育引导成为主要手段的原因。

　　对方辩友首先没有明确当前落实垃圾分类的主要问题，也未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论，其举例存在片面性。对方称教育成本高于法律强制，但法律强制需要长期监管，其执法成本同样高昂。同时，对方未正面回应法律强制可能引发居民抵触的“一刀切”问题。此外，对方前后观点存在矛盾：既以日本、德国的法律实践为例，又以“国情不同”为由否定其参考价值，这显然站不住脚。我方从主要问题、方法论及法律强制可能导致的反弹效应等方面进行论证，而教育引导对儿童、老人等群体具有更强的覆盖性。

　　我方从行为动机、公众接受度等角度，对教育引导的核心优势进行全面阐述： 　　首先，教育引导能形成自我规范的内驱动力。从长远来看，它可以避免法律强制带来的立法、执法成本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垃圾分类效果的最大化，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意识，树立良好习惯，形成内心认同，确保落实的持久有效。 　　其次，教育引导实施灵活性强，可根据不同垃圾分类问题精准施策，针对性极强。 　　最后，落实垃圾分类的主体是居民。由于居民是垃圾分类的直接参与者，其分类意识和行为规范性直接决定了整体效果。

　　针对当下问题，我方提出具体方法论： 　　第一，通过进校园活动，从学生开始培养垃圾分类意识，普及分类知识； 　　第二，运用城市宣讲、短视频宣传等高接受度手段，使垃圾分类进入大众视野，扩大群众基础，实现意识内化； 　　第三，以社区为依托，组织志愿者实现垃圾分类指导全覆盖，通过教育引导的传导性，提升社会整体分类水平。

　　对方辩友并未给出法律强制的具体措施，其所谓“利用法律强制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观点，缺乏实际指导意义，有纸上谈兵之嫌。对于基层居民而言，教育引导的接受度远高于法律强制，而执法并非最终目的，提升居民分类认知、实现全民参与才是关键。

　　首先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错误：中国是“中国”，并非“中日国”，这是严重的概念混淆，必须纠正为“中国”以符合事实。以下是修正后的文本：

　　人们常有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美国的法律意识其实很弱，特别是黑人的法律意识更是如此。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法律体系中，专业法律人士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法律认可性、许可性和对法律的尊敬程度其实很高，人们比较注重法律。

　　第二，对方提到人们没有完全的环保意识，但其实在环保宣传中提到，有83%的人认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当然，只有10%左右的人在实际行动上能做到。

　　对方辩友始终在强调教育的前景，但我们不得不面临现实意义。教育能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有很多案例表明，教育能唤醒一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却无法让千万家庭都克服垃圾分类的麻烦。垃圾分类需要面对复杂的系统，大多数人面对多样化的垃圾分类时，只会有无限制的要求，而选择敷衍。教育能唤醒一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却无法让千万家庭都克服垃圾分类的麻烦。多花一分钟的时间和精力在垃圾分类上，对很多人来说是额外的负担，无法让所有人在没人监督的场景下长期执行。

　　反观法律，它能解决落实的关键短板。法律是社会行为的最低准则，能大规模推广公共事务。比如，前期规范带头作用，没有法律常识的人，很多时候会抱着偶尔一次没关系的侥幸心理。但当法规明确不再对头盔佩戴罚款时，全国合规佩戴率在半年内提升到23%。法律的刚性约束正是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垃圾分类更是如此，它的意图是长期有效而可以体现落实的提高自觉。分类的侥幸心理更不可取。

　　以北京2020年推行的不分类拒收并罚款200元的政策后，社区分类达标率在一年内从11%提升到87%。日本提高垃圾分类效率也是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之后，垃圾分类从倡议变成了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效率和稳定性是教育单独引导无法比拟的，也是法律监管的优势所在。

　　杭州通过智能垃圾桶加监控溯源技术，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了人工投放的有效监督，监督成本仅为人工监督成本的1/3。通过垃圾处理分类效果挂钩的法律设计，让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成为可能。

　　垃圾分类的核心是明确预期而不是全身性，它用制度规则进行持续规范，而且更加稳定。从现实来看，这正是法律的作用，而且更能确保垃圾分类的落实。教育是观念层面，观念不同，比如普及专业知识，而法律是底线，它划定必须做的，不能做的行为。

　　从“九大入刑”到相关立法的治理经验都是正常的。公共事务从来都需要法律化的体系，毕竟能让大多数人克服惰性，坚持做正确的事。靠的不是少数人的自觉，而是法律带来的明确预期和刚性约束，这不仅是法律的关系，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

　　法律可以通过结果直接倒逼过程，让人们主动去学习法律，理解相关知识。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让人们学会在垃圾分类中遵守规则，形成良好的习惯。

　　垃圾分类主要靠法律强制，因为法律的刚性约束、明确预期和强制力，能够有效解决教育引导在落实过程中面临的动力不足、难以持续等问题，通过制度规则保障垃圾分类的长期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