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依靠法律

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依靠伦理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我方的观点是，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依靠法律。

　　人工智能是指由人制造出来的，可以表现出智能，主要指逻辑能力、计算能力，但没有主观情感的机器。法律是立法机关和国家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具备规范性、普遍性、概括性、严谨性；而伦理则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时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发展的目的是使用，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困境在于责任追溯机制缺位和正当训练数据获取的边界模糊这两大问题。因此，判断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应该主要靠法律还是靠伦理，就要看何者更能够解决人工智能行业责任和数据标准模糊的问题。

　　首先，从研发角度看，法律是科学研究的刚性基石，是人工智能规范发展所需要的必要前提。人工智能的研发本质还是科学研究，其对象是逻辑与计算的机器，而非具有社会性的生物。科学研究需要清晰、强制的边界。伦理作为道德准则，其应当的约束力缺乏强制保障，难以有效防止研究滑向危险领域。例如，曾经电动自行车改装现象泛滥，时速飙至100公里，即便发布文明驾驶倡议书，厂商依旧改装，用户照旧飙车；直到《电动自行车安全条例》出台，通过没收改装车、惩治车主等强制措施，才让飙车现象销声匿迹。法律作为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以其规范性和严谨性为研发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果没有法律的刚性约束，仅靠伦理的自觉，高风险研究的防范将失去根基。

　　从应用角度而言，人工智能作为强大的工具，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伦理固然维系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其道德劝导在面对工具的强大效能和潜在利益诱惑时，约束力往往不足。允许以伦理为准则，就像允许街头商家自行保证环境整洁以逃避卫生检查一样不可靠。而法律则不同，它通过设定具体、清晰、可执行的行为规则和对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为工具的使用划定了清晰边界。法律能够明确规定什么行为是允许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以及违法的后果是什么，从而有效锁住工具滥用的闸门。工具的使用规范更需要法律来设定刚性底线。正如考前人人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但作弊现象仍有发生，而相比承诺书，学校处分显然更具约束力。

　　最后，当前数据的法律边界模糊阻碍了人工智能前进的脚步，只有法律的明确界定才能为其保驾护航。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调研显示，82%的人工智能企业遭遇过数据版权纠纷。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提出，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使用已突破传统合理使用范畴，必须建立新的授权机制。可见法律模糊是版权纠纷频发的根源，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指出，法律模糊导致34%的创新项目进展受阻。为解决此类问题，《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实施算法备案和内容标识的双轨制，从数据海关白名单制度到通信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标注规范，我国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体系逐步完善。国家网信办数据显示，相关办法实施后，人工智能侵权投诉下降了67%，数据合规率从2023年的47%提升至2025年的78%。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依靠法律。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开宗明义，伦理是指人们心中普遍认可、能形成统一标准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行业标准、业内共识。需要明确的是，在行为实施中，法律和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既需要法律赋予我们定罪量刑的判断，也需要人们是非对错的良善认知，二者关系密切，在实际作用上难以区分，但在未来发展趋势上，何者更应被关注、更应被重视——是加强法律的入罪定责，还是强化内心的认知和判断，这是今天正反方比较的核心。今天我方认为，在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伦理比法律更需要我们重点关注。论证如下：

　　第一，现状下人们对AI及相关问题认知不足，甚至难以判断是非对错，而伦理能划定对错标准，破解人工智能规则难题。伦理规定了谁对谁错，法律针对如何定则、定多少责任。前提是，如果我们连对错都不能划分，那么法律的规范还有意义吗？2018年，某自动驾驶测试车在夜间撞死一名行人，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出现严重故障，以及安全驾驶员在行驶途中失职，共同导致了案件的发生。但最后地方检察官判定相关公司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却认定安全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这个判决反映出法官对于该公司人工智能系统了解不深，进而导致模糊了对错的划分。

　　再比如，IBM Watson被引入印度多家顶级癌症医院，旨在为医生提供基于全球数据的治疗建议。然而，多项报告和研究指出其建议存在偏差和不适用性，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分医生可能不了解训练数据的来源和局限性，过度迷信AI的全球权威性；一方面不清楚AI在特定病例中的建议权重是参考还是指导；另一方面，对于与本地实践相悖的建议，医生可能在压力下采纳不合适的方案。这些案例都显示出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不足，导致难以确定其在现实中行为的是非，也无法确定使用AI时的态度与方式。因此，现状之下，正是因为伦理认知不足，我们才更需要重点关注伦理，先行建立对于人工智能的伦理认知。

　　第二，伦理依靠行业共识规范人工智能发展，弥补法律滞后性。国际医疗器械监管机构论坛联合FDA、欧盟EMA等达成共识，并于2021年发布AIML医疗软件行动计划，致使美国AI影像产品审批速度下降40%，召回率下降75%。这些行业标准与共识源于最熟悉各自领域与人工智能的专业人士，他们所形成的行业共识本质上是伦理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一方面，行业共识能够在法律滞后时形成及时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行业共识为立法提供可供参考的蓝本。这足以证明在当今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当法律滞后于人工智能发展时，伦理能够依靠行业共识规范人工智能发展。

　　最后，我方不否认法律对于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在人们缺乏对于人工智能伦理认识的现状下，我们应当更关注伦理的发展，以不断跟进的伦理认知形成行业共识，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以上感谢。

　　正方四辩：对方辩友，当前人工智能因缺乏规范发展产生的问题，您认为是否需要解决？

　　反方一辩：需要解决。

　　正方四辩：既然双方都认同需解决问题，那么核心比较标准应是法律与伦理何者解决效率更高、更能解决规范性问题。如果法律解决率更高则我方观点成立，若伦理解决率更高则对方观点成立，对吗？

　　反方一辩：我方判准是伦理与法律在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方面都具有作用，关键在于何者更需要重点关注。

　　正方四辩：是现在更需要关注，还是未来更需要关注？

　　反方一辩：都需要。

　　正方四辩：第二个问题，您方认为很多法律起源于伦理，伦理是法律的前提，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伦理优于法律，对吗？

　　反方一辩：您是问伦理现在优于法律吗？

　　正方四辩：对，因为您方提到法律有滞后性，认为现在只有伦理没有法律，对吗？

　　反方一辩：不对，我方认为在部分领域法律确实存在不足，所以需要用伦理补足。

　　正方四辩：哪些部分是不需要补足的？

　　反方一辩：这方面应该由您方论证，而非我方。

　　正方四辩：我方认为从未来角度看，需要更加关注法律，您方是否认同？

　　反方一辩：我方认为目前法律存在不足，既然存在不足就需要伦理来规范人工智能发展。

　　正方四辩：您方刚才说未来需要更关注伦理，但现在法律不足，未来也需要法律，为何未来要关注伦理而非法律？

　　反方一辩：我方刚才回答的是现在和未来都需要更关注伦理。

　　正方四辩：我方认为应站在未来角度比较两者谁更能促进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发展。如果法律有缺失就补法律，哪里缺乏规范就完善规范，这是同样的逻辑。正如呼吸空气是活着的前提，但不能说一切人类文明成就都是由氧气构成的。关注伦理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实际实施。

　　谢谢主席。对方辩友认为依靠伦理就能管好人工智能，可无数案例却在告诉我们，伦理不仅无法引导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甚至会使其偏离预期方向。

　　首先，伦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众所周知，伦理仅对自觉遵守者有效。当骗子利用AI换脸技术冒充家人进行视频通话，10分钟即可骗取百万存款时，伦理组织即便发表"请勿滥用技术"的声明，也无法阻止犯罪率暴涨300%。直到法律强制要求AI生成内容全网标注数字指纹，深圳警方才得以端掉整个诈骗窝点。

　　其次，伦理不具有普适性。当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在十字路口面临撞向老人还是儿童的抉择时，德国伦理委员会主张优先保护年轻人，而伊朗宗教领袖则认为任何选择都是对生命的亵渎。难道要让同一套AI系统在柏林街头选择撞向老人，到德黑兰就选择撞向儿童吗？伦理引发的文化冲突，正在将人命变成地理选择题。

　　再者，伦理标准具有模糊性和易篡改性。今天被视为符合伦理的行为，明天可能因新的解释而发生质变。脸书在非洲推行免费网络时，打着"数字扶贫"的伦理旗号，却暗中窃取用户生物信息，最终被法院依据数据保护法规处以百亿欧元罚款。某些企业将996工作制包装成"福报伦理"，让员工签署奋斗者协议，甚至导致过劳猝死事件。试问，谁也不希望毕业后进入一家疯狂压榨员工、强制免费加班的公司，却发现只能依靠伦理与企业对垒，而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维权吧？

　　更值得警惕的是，伦理常被资本操控成为双重标准的工具。谷歌曾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Project Maven项目，协助美军用AI识别轰炸目标，转头又宣布"AI不用于军事"；大企业将伦理作为镀金外衣，而小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被迫为血汗工厂安装智能监控系统，伦理反而成了催命符。

　　相比之下，法律展现出明确的规制力。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直接将四类高危AI系统全面禁用，违者将面临全球收入7%的罚款；亚马逊招聘AI因给女性和黑人简历打低分，被美国劳工部依据《民权法》第七章判定违法，最终被迫罚款赔偿并修改算法。当伦理还在争论"公平"的定义时，法律已经通过赔偿为受害者带来了实际正义。

　　在人工智能的规制修罗场中，伦理如同飘在街上的热气球，看似美好却难以落地；法律才是扎入现实的钢板，能够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需要的不是跨国企业官网的道德宣言，而是能让违法者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制裁；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伦理扯皮，而是全球统一的技术戒律。谢谢。

　　感谢双方辩手。首先，对方提出的比较标准是"谁的解决率高就依靠谁"，但这一标准本身存在逻辑缺陷。对方将法律的效果建立在"实行法律后可以减少案件"的预设上，却要求伦理单独证明效果——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不公平。请问对方能否举出任何"只执行法律而完全排除伦理"的实例？当法律剥离伦理内核，就只剩下强制力的外壳，失去了对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基础。

　　其次，对方对伦理的认知存在根本误差。对方将伦理简单等同于"指责"或"非强制性规范"，但伦理的核心从来不是指责，而是建立对事物对错的判断标准。在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的时代，正是清晰的道德伦理告诉我们抢劫、伤人、盗窃是错误的。我方承认，当伦理标准明确后，应当加强法律完善——但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问题，恰恰是我们连最基础的对错标准都尚未建立。

　　以自动驾驶为例，2023年L2、L3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同案不同判率高达75%。这种混乱源于我们缺乏基本判断标准：何时需人工接管、何时系统负责？这些标准需要最了解AI的主体制定，而伦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何种情况下操作是对的，何种情况下是错的"。法律的功能则是在确定错误后进行定罪量刑，两者逻辑顺序截然不同。在对错标准尚未明确的现状下，发展伦理判断体系才是当务之急。

　　第三，法律的滞后性在AI高速发展背景下尤为突出。AI大语言模型的智能水平每7个月翻一番，自2010年以来AI算力年均增长10倍。在这种发展速度下，试图依靠法律不断修订来追赶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期待。我方认为，完善的伦理体系可以填补法律滞后的空缺——通过司法解释和法律适用的弹性空间，伦理认知能够为法律滞后提供缓冲。2019年司法实践中将虚拟货币认定为个人财产，而直到2020年《民法典》才正式纳入这一规定，正是伦理认知先行于法律条文的典型例证。因此，在人工智能规范发展中，应当优先发展伦理体系。

　　首先问一个问题，您方应该认为判断主要依靠何者，是看要关注何者，对不对？没问题。那如果一项方案没有解决力，关注它的意义在哪里？关注之后更能帮助问题的实行吗？看实际效果，您方所说的解决力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但我方认为更应关注谁更能解决AI发展过程中已出现的问题。您方一直未给出明确例子说明伦理如何解决问题，仅强调要关注伦理，为何要将宝贵的公众关注力放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事物上？您方这是为了关注而关注，而非不敢与我方比较法律和伦理的解决力高低。

　　接下来问第二个问题，AI造假是否属于AI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方认为关注后才能解决该问题，那么请问伦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具体说明是哪种造假，比如大家都知道某些AI生成论文时会编造数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

　　如果仅是使用时造假，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错误；若造假涉及重大事件，现行法律应可直接追责至公司，因为这属于公司对AI的监管责任。所以伦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对吗？您能否直接说明伦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对方称伦理是判断是非的能力，需要明确公司与AI的关系，但始终未给出伦理如何实际解决问题的例子。对方提到用法律监察、监管，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依靠法律。那么如果AI造假传播虚假信息，传播者或发明者不知道传播虚假信息是错误的吗？

　　同学，我有伦理可以解决的例子，你想听吗？我方认为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能明确大方向的对错，比如主观犯错需承担责任，但现状为何会同案不同判？为何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争议问题？因为伦理判断出现了问题。所以伦理判断出现问题，最终还是只有大方向，即伦理告诉我们对错，却没有具体解决方案。

　　接下来还是那个问题，AI创作出虚假内容，发明者知道传播虚假内容是错误的吗？对方称伦理到位后法律会自行变好，这是我方要证明的。问题在于伦理层面上，发明者是否知道传播虚假内容是错的？或者伦理上是否普遍认为这件事是错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是错的，为何AI造假仍会出现？因为伦理无法规制AI，它本身只是工具，不能用伦理去规避工具的运行方式。所以我们要用法律规范使用者，用明确法条规定行为边界及后果，这正是法律优于伦理的地方——法律强调如何规定、为何规定。

　　AI的发明者知道传播虚假内容是错误的吗？伦理到了之后，法律会自行变好，这是我方的证明，问题就在伦理层面上，这个发明者知道传播虚假内容是错的吗？或者是在伦理上面普遍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错的？

　　知道，但是我们接下来梳理，所以大家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AI造假的事情出现了，就是因为伦理没有办法去规制AI，它本身还是一个工具，你不能用伦理去规避一个工具，它怎样的方法去进行，所以我们要干嘛，我们要用法律去规范使用的人，我们要有明确的法条告诉你，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如果做错了会有什么后果，这才是法律优于伦理的地方，法律强调如何规定、为何规定。

　　谢谢主席，感谢对方辩友的精彩发言。

　　首先需要明确，今天我们讨论的并非是否需要规范人工智能发展，而是规范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业特性与规范逻辑，我方坚定认为：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主要依靠伦理。

　　### 一、从行业特性看伦理的适配性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领域具有两大核心特征：其一，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行业，算法自主学习能力使其功能边界持续突破；其二，当前监管体系存在显著滞后性，算法黑箱、数据伦理等问题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框架。在此背景下，法律的刚性约束难以覆盖快速变化的技术场景——当法律条文滞后于技术创新时，唯有伦理能够提供动态的价值指引。正如5岁孩童无需背诵法条便知"不可说谎"，未接受法律教育的老人懂得"不可盗抢"，这种植根于人类共识的伦理判断，恰恰能填补法律空白地带的规范需求。

　　### 二、从规范逻辑看伦理的基础性 　　对方强调法律的强制力，但混淆了"规范"与"惩罚"的本质区别。规范的终极目标是引导行为向善，而非单纯施加惩戒。家庭中子女孝顺父母，并非畏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追责，而是源于血脉相连的伦理自觉；社会成员遵守公序良俗，更多依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自律，而非时刻忌惮法律制裁。法律本质上是伦理的外化与固化——正当防卫之所以免责，正是因为其符合"制止不法侵害"的伦理共识；恶法之所以丧失权威，根源在于其背离社会基本道德准则。这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伦理自觉，比外在强制力更具持久规范效能。

　　### 三、从发展导向看伦理的前瞻性 　　法律通过划定禁区告诉行业"不能做什么"，而伦理通过价值引领指明"应该做什么"。人工智能恰似成长中的孩童，若仅以惩罚性思维进行规训，可能扼杀其创新活力；唯有将人类共通的伦理共识植入技术发展基因，才能使其在未知领域自主判断是非。当算法设计遵循"不伤害人类"的伦理准则，当数据应用恪守"尊重隐私"的道德底线，即便在法律尚未覆盖的创新领域，行业也能自发遵循社会期待。这种内生性的伦理规范，比外部强制的法律约束更能适应技术变革的速度，更能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充满未知的创新领域，法律的滞后性使其难以应对技术迭代，而伦理的普适性、基础性与前瞻性，使其成为规范发展的根本依托。唯有将人类文明积淀的伦理智慧注入技术创新，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始终行走在造福人类的正确轨道上。谢谢大家！

　　请问对方辩友，法律是否一定都具备强制性？

　　强制性是法律的一种属性。

　　所以不具有强制性的，比如国际法、公司内部规章和一些判例都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法律范畴？

　　我们是否可以用美国的法律来制裁中国企业？

　　法律都不通用。

　　我们没有说过依靠法律就是要靠国外的法律来判定本国的行为，对方辩友刚才提到法律不通用，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国家的法律来衡量另一个国家的标准，法律规定也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法律不能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

　　现在想请问对方辩友，法律的强制力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法律具有强制力并不代表不具有强制力的就不是法律，希望您方明确这一逻辑。其次，法律强制力体现在能用明确可实施的规范告知人们应当如何行为，以及违反后的后果。

　　对方辩友认为法律可以不具有强制力，那请举例说明一个没有强制力的法律。

　　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如何对行为进行约束？

　　通过明确的条规。

　　若违反国际公法会有什么惩罚？

　　所以您方承认国际公法无法进行实质性惩罚，因此法律必须具有强制力。

　　请问对方辩友，如果我是素食主义者，认为吃肉是邪恶的，能否将不吃肉定义为一种伦理规范？

　　我方认为伦理和道德应当分开，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伦理是符合大部分人内心道德判断的社会标准。

　　请问对方辩友，您知道抢夺罪的刑期吗？

　　不知道。

　　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问题。请问对方辩友，您会去抢夺别人的财物吗？

　　因为不知道刑期，所以不会去抢。

　　所以我们作为有基本道德的人，不会去犯罪并非因为害怕刑期，而是内心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法律为什么规定了诈骗罪？

　　为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以及做了之后的后果和惩罚。

　　我们为什么知道诈骗是错误的？是因为法律规定吗？

　　那些三岁的小孩子知道不能骗人，难道是因为他们知道法律规定吗？

　　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给大家普法。

　　所以这种认知并非源于法律规定，而是父母的教导形成的内心伦理道德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在与对方二辩的讨论过程中，我发现对方辩友始终回避核心问题。对方强调不应进行比较，但判断两个选择的优劣、确定优先顺序，比较是必要环节。

　　对方辩友试图偷换概念，声称因需关注伦理就应主要依靠伦理，这一逻辑转换缺乏论证支持。同时，对方始终未能明确说明为何要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伦理上，也无法举例说明伦理在具体事件中起到的实际作用。

　　公众关注力是宝贵资源，舆论监督至关重要，不应将其投向无法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方辩友混淆了道德与伦理的概念，称道德是个人观念、伦理是社会共识。然而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伦理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如西方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与我国强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差异，这表明伦理无法涵盖所有是非判断。正如经典电车问题所示，不同国家的人工智能会因伦理差异给出不同答案，因此试图用单一伦理体系解决所有问题的主张难以成立。

　　我方坚持认为，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最主要应依靠法律。

　　接下来是双方辩手充分施展的自由辩论环节。自由辩论阶段共10分钟，正反双方各5分钟。双方4位辩手的发言次数、时间及发言顺序均无限制。在某一方辩手发言结束后，在对方发言前，这一方任意辩手不得再次发言。当一方时间已到而另一方时间尚有剩余时，该方仍可继续发言。首先有请正方进行发言。

　　对方辩友你好，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具体例子，明确伦理如何解决问题。现状之下，加强大家对伦理的认知，是让大家了解在AI的每个环节谁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AI应该如何具体使用。请问对方辩友，更依靠法律落到实处的方法论是什么？也就是出现问题之后靠谁来解决，这必然要依靠法律，可是问题在于法律是通过什么方式制定的？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未来发展的种种困境，是加强伦理认知，还是不断严管、加强法律规范？对方辩友如何加强法律建设？

　　也就是说您方根本无法比较伦理与法律在解决问题上的效力，所以您方没有打算与我们比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因为法律比伦理更强吗？那么我们进行下一步，伦理和法律具有不同本质。如果没有判断对错的标准，请问德国法律、法国法律、美国历史上的种族隔离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等，这些法律是由什么伦理支持产生的？伦理是否支持它们？

　　对方辩友，首先我们不是无法比较，而是您对伦理和法律的规定存在错误认识。我们不能因为微波炉不能像冰箱一样制冷，就说微波炉没有价值——微波炉根本不需要制冷功能。伦理道德并非为强制惩罚而存在，而是为了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请问对方辩友，二战时期德国有法律允许屠杀关押犹太人，那这个法律是不是法律？

　　您方已经明确我们现在面临社会问题，都需要解决问题，伦理要解决问题，法律也要解决问题，但您现在又说不比解决力，这不就说明您方比不过吗？关于恶法的问题，恶法的判断标准是由伦理解决还是法律解决？是从效果解决还是预防角度解决？您方对"解决"的理解存在错误，您将解决力解释为出现问题后谁能解决，比如AI带来问题后谁来处理，但今天我们应探讨的是在AI规范发展过程中，以何种态度让问题得到更好解决，这才是真实比较方式。仅通过法律有强制力就论证更有解决力，这是不合理的路径。所以我问的是，法律究竟以什么方式制定？如何制定法律？解决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是态度？如果将宝贵的关注度放在没有解决力的事物上，能有什么成果？就像我态度上想高考考750分，但若不学习，仅靠态度能实现吗？

　　请问您方如何论证法律的解决力？很简单，就是避免问题再出现。您方认为将关注度放在什么上才能避免问题？您方说要解决问题，难道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我方认为伦理才是从源头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国信通院2024年报告显示，《深圳市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AI内容造假成本提升80%，虚假信息传播同比下降35%，这是因为法律强制要求AI内容添加水印。所以伦理解决不了的问题，法律能够解决，法律解决力更强，为何不将关注度放在法律上？

　　国际顶级公司包括OpenAI，在实行共同内部伦理条约后，AI违规率、收回率下降75%，这证明伦理也有效果。您所有比较都在说缺少法律的伦理没有强制约束所以不好，敢不敢说任何法律在缺少伦理道德认知后依然是好的？

　　所以您方想说法律也等于伦理，想包辩题对吗？您方提到的公司伦理标准规范，究竟对应哪一条法律？我方之前已论证，不同地域、区域、时段的伦理标准不同，难道要在德国柏林撞老人，在慕尼黑撞小孩？

　　同学你没听懂没关系，我可以解释：这是几家公司内部形成的行业共识，是互相约束，不叫法律，但这是单靠伦理降低事件发生率的数据。您所有数据举证都将法律和伦理混为一谈，因为伦理和法律永远相辅相成——基于伦理认知判断错误行为，再通过法律规定是否处罚、如何处罚。您的所有举证都将法律和伦理视为同一事物。我接着问，对未来发展的态度总该有期许和方法，您方认为未来如何制定法律？

　　混为一谈的是你们，您方一辩说伦理是一切的前提，法律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您方一直试图将法律包括在伦理范围内。我方明确区分法律与伦理，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暂行办法》这类法规。您方只有大方向大态度，没有具体事例，甚至数据都是法规成果，没有说明伦理如何具体解决造假问题。回到问题：当两种伦理认知冲突时听谁的？请不要说大方向，举具体例子。

　　您说的伦理冲突我没听懂，因为伦理本身是共性化认知。比如我们认为杀人不对，这是道德认知；但杀人定什么罪，是法律规定。现状下大家不知道AI行为的对错，是否应先加强对错认知？

　　杀人不对是共识，但极端分子或极端宗教认为杀人没错，这也是伦理一部分，那是否要听他们的？如果伦理作为前提能解决一切，为何会有伦理冲突？您方听不懂不同地区伦理差异，我可以再解释：自动驾驶在面临撞人时，德国认知是优先保护年轻人，伊斯兰认知是生命平等，难道要在不同地区执行不同标准？

　　法律是在地区内形成共性伦理后制定的，您凭什么保证所有地方的法律都像您说的那样完善？

　　伦理是法律的前提，就像呼吸是生存的前提，但您不能拿法律的成果来否定伦理的重要性。我方已证明单独实行伦理形成共识后，同样具有约束力，数据也已给出。您抨击伦理因差异产生不同认知，但法律基于伦理，同样存在地域差异问题，这并不构成反方弊端。我真正好奇的是，在未来发展态度上，您方如何加强法律建设？

　　对方说法律都由伦理产生，那交通规则、税收规则、公司法规定的股份结构，是由什么伦理发展来的？

　　比如交通法规：我们先形成"违反规则不对""撞人不对"的伦理认知，才制定惩罚措施及标准，这是伦理与法律的关系——相辅相成，不能用法律成果否定伦理重要性。请回答我的问题：未来如何依靠法律规范AI发展？

　　很简单，出现问题就解决，解决切实问题。您方一直说伦理是基础，但只听到伦理判断对错。伦理成本很高，让所有人遵循普遍伦理不可能——人不可能都高道德，一旦出现坏人，伦理体系就会崩塌，这时需要法律介入，以强制性让所有人遵循同样规则，这才是有解决力的约束。

　　我方态度从来不是单靠伦理，而是当伦理认知形成后，法律会自发跟上。大家都有基本是非判断，不了解的是AI带来的新型伦理问题，这正是伦理只能判断对错、法律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证明。孰优孰劣已经很明显。

　　首先明确伦理的定义：伦理是指人们心中普遍认可能形成统一标准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白纸黑字的行业准则及核心共识。

　　解决问题不一定必须依靠法律，最终的纠纷解决不一定需要在法院的法庭上进行，也不一定通过刑罚手段解决。对方未能举出更多例证说明为何法律能比伦理解决更多问题。

　　第三，伦理规范具有追溯性和强制性，其白纸黑字的具体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责任追溯方面，2024年算法伦理追溯标准已建立完整体系，2023年亚马逊招聘AI因违反该伦理规范被暂停认证，直接导致其HR系统停用。在强制实施层面，行业自治的绩效机制效果显著，2024年某AI客服公司因违反伦理标准，三天内流失了72%大客户。在具体问题的精确治理方面，采用ACM伦理标准的推荐系统，其信息茧房效应显著降低。

　　正如2024年ACM伦理指数显示，当法律还在定义算法透明度时，伦理标准已经在审计每一层隐藏层的权重分布。这不是理想状态，而是既成事实。

　　你好，正方二辩听得见我讲话吗？可以，好的，开始提问。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还记得我方在一辩中对伦理的定义是什么吗？不记得。我方在一辩中明确，伦理是人们心中普遍认可、可能形成统一标准的社会行为规范，包括行业准则、行业内行为规范及公约等。

　　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判断辩题的判准是什么？更应该依靠谁的判准？我方判准是更应该推进对谁的认识，因为认识可以决定行为。MIT实验显示，经过伦理培训的研发团队能够提前识别83%的其他风险，认知能够决定治理效率。深度伪造技术认知在伦理确认6个月内就形成了应对方案，而法律响应耗时3年。认知广度决定规范范围，认知深度决定规范质量，这是认知对于规范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您方一直在说追责，请问为什么要追责？出事了不追责要做什么？进行心理安抚吗？追责是因为出事者存在过错。

　　第四个问题，您是否承认现在AI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是的，发展非常快速，但当前问题在于人们对发展的认知跟不上技术发展速度。例如智能驾驶汽车，设计虽完善，但一旦出事，驾驶人责任与设计人责任孰大孰小，人们的认知仍是空白。因此现在主要应填补这一认识空白，需要伦理提供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谁对谁错、谁错更多、谁错更少。这正是认知的重要性，也是伦理对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更重要的作用。